长安，一个光耀古典的地名，一个中华民族在复兴的过程中必须屡屡念及的“音符”，一个意象万千的城市，一个历史的最宏大的存在，一个盛世情结的绝佳参照物，一个色彩斑斓、狂飙突进的动感时代。是的，今天的西安，隋唐的长安城，其风物景色究竟什么模样，且看唐代那些诗歌大佬们留下的“第一手资料”。
　　初唐卢照邻有一首《长安古意》，起首就把人镇住：长安的“帝国”大道与“狭斜”的胡同纵横交错，青牛、白马、七香车塞满街衢，几乎要采取限行的措施。李白有“五花马”，这五花马拖着七香车，该是何等豪驾。
　　“开车”游城：到处有集生态之大成的嘉木，树身上，“百尺游丝”争相裹绕，如藏地的哈达一样妥帖；悠闲的白鸟纷至沓来，在万花丛中疯狂鸣啼；蜜蜂与蝴蝶也不甘示弱，如缠绵的情人一般，嬉闹于千家万户、门前屋侧。反正，绿油油的树枝，银晃晃的高台——整个长安城如一幅“印象画”，流光溢彩，处处浓抹。
　　同列“唐初四杰”，王勃的长安名句就没有卢照邻这般“微观”，这般“形而下”——王勃大气，香车宝马、“碧树银台”皆不提，一上来便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那般爽快大气：“城阙辅三秦”——三秦乃沃野千里、函谷把守的关中平原，而长安城，正结结实实地被这等天上人间的家园拱卫着——前不知多少年，后亦不知多少年。
　　那时候，王勃恐怕二十岁不到，他从长安遥望大西南岷江的“五津”——五个大渡口：友人“杜少府”正要迁官此地，王勃却有“火眼金睛”，早已穿越“风烟”，窥见了千里之外的蜀地。或日，只有身在长安，才可感知到如此浓烈的“风烟”——长达71华里的帝都城墙，文物古迹“充斥”其问的“三秦”宝地——仅此两项叠加，便足矣：历史的烽火与现实的烟云相互交织，在长安的城楼上空熠熠生辉。
　　甚至，只要是身在长安，不管远眺的是蜀地，还是任何一方大唐帝国的疆土，都会有或奔放或惆怅的滚滚风烟升起。
　　如果说王勃的长安太过于“意识流”，那么中唐诗人李益就很写实，也深谙“以小见大”的道理——“柿叶翻红霜景秋，碧天如水倚红楼”。长安城的东北角，有一個叫起来怪吉祥怪舒服的好地方：长乐坊。“坊间”有一巍峨富丽的“红楼”，乃武则天之子李旦的“潜邸”，后成为安国寺的“主打”建筑。这安国寺目今只可寻觅遗址，但它也有过显赫至极了不得的“当年”，尤其是在唐代中晚期、宪宗与穆宗父子两朝，安国寺里有一位名叫“广宣”的住持，为皇家所供养，可谓获“政府特殊津贴”的高僧。更为重要的是，广宣还善诗。刘禹锡、白居易、韩愈、李益等一众文化名流皆为其座上宾。
　　一个天气爽朗的秋日，李益来红楼拜访广宣，可主人不知去向。李益不来则已，来了就要有所“纪念”：红楼院墙内，一片柿子林“翻红”，好一番“霜景”；蓝天如水洗过一般，将红楼装点衬托得更为高大华美。
　　接下来更有趣，也似乎更“小”：此时此刻，隔窗都能窥见的小竹林，尤叫人爱——虽然院门紧闭，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赶紧叫随从找开门的家伙什，然后冲进去，细品这片幽静苍凉的竹。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小”。比李益早出生30多年的岑参，乃盛唐边塞诗大家，他除了在苦寒之地吟咏“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大气”之外，还对大雁塔情有独钟。天宝十一年（752）的秋天，岑参、高适、薛据、储光羲、杜甫五位大诗人，约好了，齐齐迈人大慈恩寺，一道立于大雁塔下——岑参忍不住了：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这五个坐在家里就能气象奔腾、诗绪井喷的天才，登上大雁塔后定要大浇心中之块磊。还是看岑参：他在塔内的阶梯上盘桓，攀援到塔巅后，尘世远离，心超脱，如升天宫一般；没有其他可以多想，只能俯瞰、问候空中翱翔的飞鸟，倾听狂风擦过塔身的怒吼与嘶鸣；远方，群山起伏，如波涛向东流去；稍近一些，长安的城楼宫阙全都大比例缩小，显得格外玲珑精致。
　　岑参被折服，他继续叹道：秋色从西弥漫到东，关中平原一片苍茫；不管历史如何灰飞烟灭，不管时光如何剧烈蹿变，只见长安北城外、汉代皇家的“五陵原”上，还是“万古青蒙蒙”一片。
　　相对于岑参，诗圣杜甫在大雁塔上就显得有些“虚无”——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高处南望，终南山和秦岭错落有致，弄得大地仿佛被肆意切割了一般，显得破碎不堪，而另一厢，长安以北的泾渭两河，浑与浊不再分明；再从近处着眼，发现那座“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长安城，居然也缥缈恍惚，可有可无。
　　杜甫表面虚无，实则忧愤：“开元盛世”没持续多久，唐玄宗就已然开始怠政——他的杨贵妃，逐步“成长”为大唐帝国的第一女偶像。
　　位于长安城东南晋昌坊的大慈恩寺与大雁塔，几乎与东北方向长乐坊的安国寺纵向呼应。有趣的是，安国寺早已成为历史，而在其“红楼”不遇诗僧的李益，后来的诗名自比不过杜甫与岑参；反之，杜、岑登上的大雁塔，生命力如“万古青蒙蒙”的“五陵原”一样，顽强挺立于西安城南，而“岑嘉州”本人，也因送“武判官”回“长安”，暴得大名。杜甫更不用说，未来的诗坛领袖——值得玩味的是，他鸟瞰到的“忽破碎”，从某种意义上早早预言了三年后爆发的“安史之乱”。
　　杜甫还算好的，他的“本家”后辈杜牧，连“预言”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在路过长安东郊的华清宫时，感伤末世，谱写哀歌：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抵达长安，向东回望，眼见那骊山如锦绣堆成的一般，而那山巅的华清官，则似有一千扇华美的大门次第洞开。
　　华清宫，唐代皇室的避“寒”胜地，以“长汤十六所”诸位嫔妃的“体丰怕热”，引发无数骚人墨客的遐想，更以“御汤”与“妃子汤”的滚烫爱情响彻古今。华清宫本名“汤泉宫”、“温泉宫”，但李隆基觉得这样的叫法不过瘾，遂改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华清宫的泉池与泉水，乃“开元盛世”最柔软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应该为长安城墙中最薄弱的一块砖，甚至是大唐帝国或“不教胡马度阴山”、或“云想衣裳花想容”的一个坎——命中注定，帝王与诗哲们皆无可奈何。
　　骊山，挺立于长安城外东北约70华里处。1500多年前，周幽王与褒姒在此大玩“烽火戏诸侯”的“游戏”。1500多年后，同样的江山同样的山，杨玉环与李隆基携手等来南方的荔枝——吃水果的代价不亚于老祖宗周幽王：安禄山的“渔阳鼙鼓”，旋即“动地来”。
　　倒是便宜了杜牧——他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已遁去近半个世纪，但不要紧，骊山行宫的“霓裳一曲”与灼灼月光，见证了这一切，多少后，杜牧依旧看得见听得着感得到。其实不独杜牧，不独唐人，只要想起大唐帝国的长安城，便有无穷无尽的“长恨歌”响起——从长乐坊到晋昌坊，从五陵原到终南山，从大明宫到红楼院，皆有后人痴然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