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改革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两个“两难”：一是效益与整体风险的两难，二是改革紧迫性和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难。外资对于解决这两个“两难”有着特殊关键的作用，是银行业整体改革三个步骤中关键的第一步
　　两位旅美华人经济学家——德州农工大学田国强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王一江教授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十分关注。他们认为，时下流行的几种银行业改革思路并不能解决中国银行业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们建议，应该换一种思路，加快利用外资来改造国有银行。
　　
　　银行改革面临两个“两难”
　　
　　《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相比，银行业改革有什么样的技术特点？
　　田国强：银行天然具有三大风险：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危害风险。银行业的技术特点所造成的高风险，决定了银行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的高度依赖性。一个健康、高效运行的银行业，一定需要一个完善有效的外部制度环境。就中国而言，由于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阶段，法规不完善，社会信用机制薄弱，银行业的风险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完善有效的外部制度环境对于改革中国银行业显得尤为迫切。
　　《经济》：当前中国银行业改革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王一江：中国的银行业改革进程中遇到了两个“两难”——效益与风险、快与慢。
　　银行业对内开放，因道德风险问题和制度的不完善，银行业整体风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加大。但如果银行业不开放，则又无法形成竞争的市场，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造，提高效益。银行业不开放所形成的低效益与开放后可能造成的整体风险构成了银行业改革的第一个“两难”：效益与整体风险的矛盾。
　　银行业问题严重，改革要求紧迫，需要尽快解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银行业改革拖的时间越长，改革成本越高；另一方面，根据WTO的有关协议，自2006年起，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但是银行业的改革无法脱离现有的制度环境而进行空中楼阁式的改造。制度能很快完善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转型。因此，银行业改革的迫切性与其制度环境建设的长期性构成了银行业改革的第二个“两难”：快与慢的矛盾。
　　目前的几种思路能否行得通？
　　《经济》：目前中国政府已提出一项计划，拟用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按“三步走”战略——商业化经营、公司化和上市，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这种思路有问题吗？
　　王一江：我们认为对国有银行进行内部改造的愿望是良好的，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它不能解决以上提到的两个“两难”。
　　首先，即使国有银行实现了公司化改革，能够顺利上市，但由于原有企业机制并未改变，上市银行的控股股东和董事会主要成员仍摆脱不掉政府行政干预的框架，其行为模式也依然故我，终不能解决效益问题。另外，众所周知，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公司化改革已经提出将近十年，但是似乎未见有很大收效。整体内部改造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为了改造而需创建的制度环境也非朝夕可就，那么相对于迫切需要改造的中国银行业而言，又如何解决这快与慢的第二个难题呢？
　　《经济》：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对78个国家958个上市银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银行的改革与产权无关。他统计全世界仅有8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国有银行。他还认为，影响银行坏账率的是一个经济环境下的信托责任，与产权无关。而信托责任一方面需要社会中每个人信用观念的长期积累，另一方面更需要的是有效的监管。郎的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田国强：郎咸平提出的银行产权无关论存在着几个理论与实践上的误区：首先，郎咸平认为，在国家控股的银行中存在高资金回报率的，而在民间控股和国外金融机构控股的银行中同样也有资金回报率低的。其实，资金回报率高与高效率是两个概念。国有银行可能会因其政府垄断性而具有高的资金回报率，但是这种垄断利润对整个经济而言是没有效率的。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企业的利润趋近于零，但是整个经济来讲却是有效率的。
　　其次，找出几个国有银行信托良好的管理者并没有普遍意义，几个雷锋式的管理者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要求所有的管理者都具有雷锋的精神显然是不大现实的。
　　至于全世界仅有8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国有银行，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产权与银行改革无关。首先我们要看国有银行在各个国家银行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我们知道，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成分，只是比重的大小不同，比如美国的国有经济占10%左右、法国的国有经济比例近20%，但是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中的国有经济成分在整个经济中只是起辅助而非主导作用。尽管产权明晰不是经济效率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条件。从而，我们不能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国有银行就推导出我们无须对中国国有银行业的产权进行改革。
　　对比外资银行、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在中国的实际经营业绩，也可看出产权明晰的外资银行要比产权不明晰的国有银行利润率高25倍之多！其实，郎咸平所引用的统计数字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他所讨论的国有银行股权比重只占整体股权的27.8%。
　　《经济》：香港科技大学的李稻葵教授近几年来一直鼓吹分拆国有大银行以加强竞争。他主张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方案是：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每一家银行拆小，拆成5家到10家资产规模相同、资产在各个地区分布均匀的，完全类似的小规模的商业银行来进行竞争。花旗环球金融的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必须将国有商业银行拆分成几个较小的单元，以便启动银行业的改革。对于分拆方案有什么看法？
　　田国强：引入竞争只是一个经济体制有效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明晰产权、完善制度及满足一些规范性经济制度环境条件，才能保证竞争、导致效率。如果简单地认为将大银行分拆成小银行就能加强竞争、提高效益的话，那么为何在国企成群的很多行业，会出现行业整体效益低下的问题呢？如果分拆后各个小银行的产权结构仍没有什么变化，产权依旧不明晰，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仍维持原有的状况，如何谈得上加强竞争、提高效益呢？
　　《经济》：近年来，不少官员与学者提出对城市商业银行进行1995年以来的“第二次革命”：按市场或自愿原则进行体制联合，部分经营业绩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尝试逐步走向全国的跨区域发展。这种建议有没有可行性？
　　王一江：关于发展地方政府银行的思路，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弊病类似于国有银行，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严重。2000年末城市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到30.96%，虽然到2003年6月末，这个比率降到了16.53%，但主要是靠扩大总体规模和增发大量贷款进行稀释分母而达到的。
　　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不明晰产权的情况下即使进行联合、重组，或跨区域发展都不能解决其效益低下的根本问题。当初由城市信用社改变成了城市商业银行，变了形式和规模，却没有明晰产权，结果增加效益了吗？
　　《经济》：徐滇庆教授提出开放民营银行，逐步消化吸收金融系统内的风险，促进竞争，减缓国有银行垄断局面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对这一建议有什么评价？
　　田国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同徐滇庆有过很多交流。我们认为，尽快发展国内民营银行的思路也同样无法解决两个“两难”。
　　民营银行产权非常清晰，不存在国有银行具有的那些弊端，因而易于达到经营的高效益。但是民营银行同时又有着很强的利益驱动机制，甚至追逐暴利的心态。高回报意味着高经营风险，而银行恰恰需要的是稳健经营。
　　除此以外银行业还有道德风险。徐滇庆说民营企业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关门，只要明确监管，损失的是私营企业的钱，不是国家的钱。这个说法的最大不准确在于，银行关门损失的主要是居民的存款，而不是银行所有者个人的钱。银行不同于其他企业，它的风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稍有疏忽，便会酿成大祸，造成社会不稳，甚至社会动乱。由此可见，民营银行的思路无法解决第一个难题：效益与风险的难题。
　　那么发展民营银行能不能解决快与慢这个两难呢？徐滇庆说，有了法规和试点的经验才能够全面开放金融领域。这是否在说，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不能将银行业总体开放，而只能进行试点工作？那么这一思路就无法解决第二个难题：当前金融改革的迫切性与外部环境制度建设持久性的矛盾。
　　
　　外资空降解决“两难”
　　
　　《经济》：既然以上各种关于银行业改革的建议都不能解决这两个“两难”。你们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解决这个“两难”？
　　王一江：我们希望寻找一种银行，它有着良好的盈利动机，坚持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即使在中国这样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短期行为和骗钱行为的冲动也比较弱。通过这种银行的进入，强化中国银行业的竞争，降低风险，从而走出银行业改革的困境，推动银行业的改革进程。我们认为外资银行恰恰最符合上述盈利动机和非短期行为这两个条件。通过外资银行的参股、合资及独资，可走出银行业改革的困境，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效率，降低体系转型的风险，加速银行业的改革进程。从而，中国银行业向外资开放是克服两个“两难”的一个有效手段。
　　《经济》：为什么这样说？
　　田国强：首先，外资银行的盈利动机强，政府行为弱,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如果这些外资银行来自制度成熟和健全的国家，自身历史悠久，并以全球为经营范围，则其行为会受到母国的制度约束、全球利益的约束以及长期利益的约束，这就决定了他们出于自身长远利益，在中国的行为会受到自我约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因而，外资银行并不是狼，它们是当前条件下中国银行业改革最需要的那一类银行，外资的进入将给中国银行业改革带来新的机遇。
　　《经济》：你们的方案是什么样的框架？
　　王一江：我们提出如下三个改革步骤建议。
　　第一，首先积极鼓励外资参股、合资, 进而按WTO协定向独资的外资银行开放, 形成银行业竞争；
　　第二，在竞争的环境中改造国有银行，同时建立内资民营银行试点；
　　第三，待制度成熟后全面开放内资民营与外资银行。
　　这个整体思路包括两个目标：一个是短期目标,是要减小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冲击，同时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提高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效益，应对2006年按WTO协定对外资银行开放的冲击；另一个是长远目标，也就是最终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使得整个银行业达到产权明晰，商业化经营的目的。
　　《经济》：为什么说这个建议能解决两个“两难”？
　　王一江：通过外资的参股与合资，国有银行的产权形式将发生改变，其管理水平、行为规范、融资机制等等都能够得到改善或健全，从而提高经营效益。同时，外资银行参股国有银行不但拥有国有银行现有的经营网点、客户和人力资源，还承担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及其他经营风险，这样便降低了银行业改革的整体风险。这样，通过对外资出让产权便解决了我们在上文所提出的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第一个“两难”——效益与风险的两难。
　　对外资出让股权的方案可以在现有的金融体制框架内实行，即可以先制度而行，并不受金融制度建设长期性的约束；同时这一方案又可使得国内的银行尽早适应外资进入的影响，有利于推动和加快银行业改革的进程，为WTO协议的接轨做好准备，适应金融改革迫切性的需要。这样便又解决了银行改革的第二个“两难”：快与慢的两难。
　　
　　外资会威胁中国金融命脉吗？
　　
　　《经济》：提前让外资银行进来，是不是留给中资银行自身加快改革的时间太少了，也许没有等到2006年有些国内银行就顶不住了？
　　田国强：恰恰相反，我们提出的改革顺序——参股、合资先行的改革思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2006年全面开放对国有银行可能造成的冲击。
　　合资后存款还在原有的银行内，不会分流，也不会导致信用危机；优质客户也不会改换门庭，相反，外资股份还会利用更多的资源为合资银行争取新的优质客户；中间结算、批发业务不仅不会大量丧失，反而会因为外资先进技术、先进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加入而不断扩大；业务骨干更不会大量流失，反而会在外资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水平下得到迅速成长与扩大。
　　《经济》：允许外来资本进入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成为股东会不会导致所有权的外国化，这种改造后的商业银行，已经不再是我们国家或民族的银行？
　　王一江：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的。首先，在外资参股和合资的过程中，股份的比例是需要双方共同决定的，中方总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掌握，比如在关键的参股和合资项目中保持大股东的地位。其次，大家可以看看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外资的进入持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结果不是民族银行被挤垮，而是当地银行和外资银行共同发展，平分秋色。实践也已经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基本国策，是正确的。
　　田国强：WTO协议的开放顺序并非是针对改善中国银行业整体水平的改革策略，仅仅是一种时间限定。我们不应被动地等待外资从2006开始进入中国，与中国的银行业竞争，而是主张从现在开始，应主动利用外资，将利用外资看成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积极因素，提高银行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和效益水平，那么到了2006年，全面开放对整个银行业的影响也会比什么都不做、静等外资上门要小得多。
　　其次，在形式上，我们不是简单地将外资和中国银行业看成对立和竞争的关系，而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更加有效地应对2006年外资的进入和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 最终形成健康发展的中国银行业。
　　
　　田国强
　　湖北公安县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在北美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家，目前是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是最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王一江
　　湖南嘉禾县人，目前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转轨和劳动力经济学，在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