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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不懂中文的徐善曾，这次回国，坚持要和一位中文系老先生“对话”——北京大学教授、现代文学史专家严家炎。因为他得知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祖父徐志摩的文学地位评价很高，希望能当面拜谢。在严家炎家中，徐善曾惊讶地发现，严家炎的夫人卢晓蓉也与自己有些渊源。她的祖父是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与张幼仪的哥哥张公权是好友。卢晓蓉告诉徐善曾：“当年张公权任职中国银行总经理时，曾去北碚我祖父经办的民生公司实地考察。张公权为民生职工的吃苦耐劳所感动，以个人名义捐赠了2000元，由此与我祖父惺惺相惜。”徐善曾忍不住感慨，此次故国、故土之行，处处都有“故人”。临别时，他拿出一个笔记本——里面是这些年他拜访过的与祖父有关的故旧、学者们的留言，请严家炎题词。严家炎写道：“徐志摩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和作家，永远值得纪念。”
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前后，新诗正是其中一支。当新的时代浩浩汤汤地展开，旧诗的平仄、用典显得格格不入。1917年，26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38首白话新诗，令人耳目一新。但仅是白话入诗，难免粗率。1921年，29岁的郭沫若写下《女神》，形式、艺术、精神皆自由，堪称新诗奠基之作。
彼时，24岁的徐志摩首次踏足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灵魂港湾——剑桥。次年归国后，他扛起了新诗的大旗，以泰戈尔的诗集《新月》为名，开启了新月派的征程。这便有了世人所熟悉的徐志摩的一面：活泼潇洒的诗人，飞动飘逸的诗。在严家炎眼里，也看到了徐志摩诗中玫瑰色的一面：
从性灵深处来的诗句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节选自徐志摩《再别康橋》
《环球人物》：您认为徐志摩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严家炎：在我看来，他的诗以抒写“性灵”为最大特色。他在散文《迎上前去》中说：“我要的是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中，那么喜欢谈论“性灵”的，除周作人之外，恐怕就只有徐志摩了。
《环球人物》：“抒写性灵”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首倡的，“性灵”，是不是一种倒退呢？
严家炎：我以为不能作这么简单的判断。徐志摩的“性灵”，实际上是与封建社会中的叛逆性格，与现代的个性自由相联系的。他的诗作袒露作者的内心世界，热情地表现他的个性和追求。
《环球人物》：同为“性灵”的拥护者，周作人觉得徐志摩轻浮空，“飘来飘去到处只看到红的花，圆的月，树林中夜叫的发痴的鸟”。
严家炎：我们可以责备徐志摩天真朦胧，耽于幻想，但毫无疑问，他追求自由、童真、理想，追求大自然的美景和本民族的精神，并力图在诗作中本色地表现这一切。他的诗，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狂言大话，有的只是诗人赤裸的心胸。
《环球人物》：最能体现这种“性灵”的诗，大概就是《再别康桥》了吧。
严家炎：这确实是徐志摩的得意之作。在《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文章中，他反复谈到剑桥生活对于他的“性灵”的培育：“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诗人热烈、真挚、轻柔、细腻又略带飘逸的浪漫个性，全部融汇在一首抒情短诗中，这一点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是不多见的。
假若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节选自徐志摩《雪花的快乐》
《环球人物》：即便是那些容易“矫揉造作”“狂言大话”的爱情诗，徐志摩也能写出热烈的精神追求吗？
严家炎：徐志摩的爱情诗同样袒露着作者的性灵。这些诗感情真挚，表现细腻。比如《山中》，“化一阵清风”问候恋人，吹松针落到窗前，“不惊你安眠”。美妙的景色、美妙的想象与美妙的情思，三者溶而为一，确实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
《环球人物》：也有一些批评家指责这些爱情诗“充满了黄色的色情描写”。
严家炎：这完全是误解。比如《雪花的快乐》，表现的是热烈专一的恋情，希望能溶入对方心中的诗化幻想。古今中外的作品都有这类想象。陶渊明的《闲情赋》中，有“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的内心独白；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有“但愿我是那一只手上的手套，好让我亲一亲她脸上的香泽”这样的台词。将爱情混同于色情的指责是简单而不近情理的。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偶然》
《环球人物》：为什么徐志摩的诗歌能够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性灵呢？
严家炎：这涉及徐志摩和他所代表的新月派诗歌的艺术特色，一是对诗歌意象的锤炼，二是对诗歌音韵的讲究。
《环球人物》：请您具体谈谈他对诗歌意象的营造和锤炼。
严家炎：徐志摩诗中的形象，并不是用快镜头摄下的生活实景，而是有实有虚、虚实结合的意象。《黄鹂》一诗塑造的形象是这样可爱：“一掠颜色飞上了树/‘看，一只黄鹂！’有人说/翘着尾尖，它不作声/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这样的黄鹂是经过诗人心灵孕育的带着独特意趣的意象。 《环球人物》：古典诗歌的特色是易于诵读，而新诗的缺憾正在于此。徐志摩的诗歌却是富于韵律的。您怎么看待其诗歌的“音乐美”？
严家炎：他的诗大部分都是经过反复吟诵、精心锤炼的，比如《偶然》，卞之琳先生说这首诗是徐志摩作品中“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全诗的音律轻快、活泼。徐志摩对音节的讲究，并不是表面的生硬剪裁，而是随着作品的感情基调而不断变化。像《沙扬娜拉》《再别康桥》等，简直都可以作为抒情歌曲来演唱。
《环球人物》：您如何评价徐志摩的诗歌成就？
严家炎：他的诗歌尽管在内容上受到过非议，但有一点却为许多人所承认：他是一位在新诗史上具有独特色调并提供了新东西的人物。正像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徐志摩的诗“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
新月也曾照人间
离开北京后，徐善曾又去了杭州，参加“徐志摩诞辰120周年国际纪念会”。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吴思敬作了一个演讲，揭开了徐志摩的另一面：忧患的诗人，写枪炮下的鲜血和凄厉冷风中的贫穷。这个崭新的观点激起热情回应，徐善曾也频频询问翻译。
一片，一片，半空里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
那边松林里，山脚下，
有一只小木箧，
装着我的宝贝，我的心，
三岁儿的嫩骨！
昨夜我梦见我的儿
叫一声“娘呀---
天冷了，天冷了，天冷了，
儿的亲娘呀！”
……
我在冷冰冰的被窝里摸---
摸我的宝宝.
方才我买来几张油纸，
盖在儿的床上；
……
——节选自徐志摩《盖上几张油纸》
《环球人物》：因为“性灵”，因为浪漫，很多学者把徐志摩归为唯美主义诗人。您贊同这个看法吗？
吴思敬：我觉得唯美主义这个帽子给徐志摩戴并不合适。如果按照唯美主义写美而不真的事物的定义，徐志摩写诗应该只写高于现实的、美的东西，要为美而美。但他没有，他写《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都是写内心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这份感情，并非只是对林徽因、陆小曼的爱，他胸中还有一种作为诗人的博大的爱。他对弱者、对社会底层的人民怀有一颗爱心。
《环球人物》：这份感情在他的诗作中有体现吗？
吴思敬：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有一篇散文诗名篇《乞丐》，写了他路遇一个乞丐，因未带钱就紧握乞丐的手表示歉意。徐志摩也有过类似情况。1931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和女子大学授课期间，住在胡适家中。有一次他去北海公园散步，“游罢出了后门。有个叫花子老妇向他乞讨。他站住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两人絮絮谈话，恳切有如亲人。随后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沉思迟迟不走，连回家吃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这件事被当时同去北海散步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写了下来。而这种对底层人民悲惨处境的同情，记录在诗歌中，就是《盖上几张油纸》这首诗。
《环球人物》：这很新鲜。我们好像很少读到他这类诗。
吴思敬：他这类诗其实不少。比如他写《先生！先生！》，讲冬日里“一个单布褂的女孩颤动着呼声”“破烂的孩子追着铄亮的车轮”；写《一条金色的光痕》，是一位老太婆用乡野俚语恳求“徐家格位太太”，为“冷冰冰欧滚在到草里”的老阿太，求“一具棺材”，“顶好有旧衣裳本格件吧”；写《叫化活该》，出现了“赏给我一点你们吃剩的油水吧”和“叫化活该”的尖锐又讽刺的对答。一个真正唯美的人，不会在作品当中直接把自己看到的苦难写进去。徐志摩并非一个只在象牙塔中过着不食人间烟火日子的诗人。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徐志摩《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环球人物》：除了同情疾苦，徐志摩的诗中，对社会现实还有更强烈的表达吗？
吴思敬：徐志摩是相信“愤怒出诗人”的。但是他并不认为，把愤怒的情绪无节制地倾泻出来就是好诗。他主张产生创作冲动的时候，先要熔化在心里；直至忍无可忍，觉得几乎要迸出心腔的时候，才把它写出来，那才能算一首真的诗。
《环球人物》：什么时候才是“忍无可忍”？
吴思敬：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有5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要求段祺瑞政府拒绝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结果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了47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引起国内外极大反应，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为此而写。徐志摩也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这首《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残忍行径。
《环球人物》：您觉得这首诗的特点在哪里？
吴思敬：徐志摩把“三一八”被枪杀的13岁少年的鲜血，比喻为与白雪争春的梅花，“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这里的春既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暗示着诗人理想的社会。这才是徐志摩，让愤怒的情感在心中郁积、发酵，然后用诗的语言，诗人的想象力，发而为诗。这首诗在纪念“三一八”惨案的作品中，非常具有特色，后来还有人为之谱了曲。
《环球人物》：这类诗和他的抒情诗相比，成就如何？
吴思敬：我不能说这类诗代表了他诗歌的最高成就，在批判社会的深度上来说，比不上鲁迅的《野草》集，及后来的艾青等人。徐志摩的这种局限性，有他的人生太过短暂的原因，但他从未回避一位诗人的社会责任。他在《诗刊弁言》中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他把诗歌与民族精神的解放联系起来了。
《环球人物》：您如何评价徐志摩的诗歌成就？
吴思敬：我认为客观的说法是：徐志摩是任何想要研究这一领域的人都绕不过的一位诗人，并且至今影响很大。因为某些原因，徐志摩的诗曾一度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直至1979年9月《诗刊》发表了卞之琳的《徐志摩诗重读志感》，才赢得了解放。在这篇文章中，卞之琳先生写道：“他的诗，不论写爱情也罢，写景也罢，写人间疾苦也罢，总还有三条积极的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这三条不是什么‘先进’思想。但这讲起来似乎显得陈腐的三条，在我们的今日和今日的世界，实际上还是可贵的东西。”
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前后，新诗正是其中一支。当新的时代浩浩汤汤地展开，旧诗的平仄、用典显得格格不入。1917年，26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38首白话新诗，令人耳目一新。但仅是白话入诗，难免粗率。1921年，29岁的郭沫若写下《女神》，形式、艺术、精神皆自由，堪称新诗奠基之作。
彼时，24岁的徐志摩首次踏足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灵魂港湾——剑桥。次年归国后，他扛起了新诗的大旗，以泰戈尔的诗集《新月》为名，开启了新月派的征程。这便有了世人所熟悉的徐志摩的一面：活泼潇洒的诗人，飞动飘逸的诗。在严家炎眼里，也看到了徐志摩诗中玫瑰色的一面：
从性灵深处来的诗句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节选自徐志摩《再别康橋》
《环球人物》：您认为徐志摩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严家炎：在我看来，他的诗以抒写“性灵”为最大特色。他在散文《迎上前去》中说：“我要的是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中，那么喜欢谈论“性灵”的，除周作人之外，恐怕就只有徐志摩了。
《环球人物》：“抒写性灵”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首倡的，“性灵”，是不是一种倒退呢？
严家炎：我以为不能作这么简单的判断。徐志摩的“性灵”，实际上是与封建社会中的叛逆性格，与现代的个性自由相联系的。他的诗作袒露作者的内心世界，热情地表现他的个性和追求。
《环球人物》：同为“性灵”的拥护者，周作人觉得徐志摩轻浮空，“飘来飘去到处只看到红的花，圆的月，树林中夜叫的发痴的鸟”。
严家炎：我们可以责备徐志摩天真朦胧，耽于幻想，但毫无疑问，他追求自由、童真、理想，追求大自然的美景和本民族的精神，并力图在诗作中本色地表现这一切。他的诗，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狂言大话，有的只是诗人赤裸的心胸。
《环球人物》：最能体现这种“性灵”的诗，大概就是《再别康桥》了吧。
严家炎：这确实是徐志摩的得意之作。在《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文章中，他反复谈到剑桥生活对于他的“性灵”的培育：“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诗人热烈、真挚、轻柔、细腻又略带飘逸的浪漫个性，全部融汇在一首抒情短诗中，这一点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是不多见的。
假若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节选自徐志摩《雪花的快乐》
《环球人物》：即便是那些容易“矫揉造作”“狂言大话”的爱情诗，徐志摩也能写出热烈的精神追求吗？
严家炎：徐志摩的爱情诗同样袒露着作者的性灵。这些诗感情真挚，表现细腻。比如《山中》，“化一阵清风”问候恋人，吹松针落到窗前，“不惊你安眠”。美妙的景色、美妙的想象与美妙的情思，三者溶而为一，确实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
《环球人物》：也有一些批评家指责这些爱情诗“充满了黄色的色情描写”。
严家炎：这完全是误解。比如《雪花的快乐》，表现的是热烈专一的恋情，希望能溶入对方心中的诗化幻想。古今中外的作品都有这类想象。陶渊明的《闲情赋》中，有“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的内心独白；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有“但愿我是那一只手上的手套，好让我亲一亲她脸上的香泽”这样的台词。将爱情混同于色情的指责是简单而不近情理的。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偶然》
《环球人物》：为什么徐志摩的诗歌能够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性灵呢？
严家炎：这涉及徐志摩和他所代表的新月派诗歌的艺术特色，一是对诗歌意象的锤炼，二是对诗歌音韵的讲究。
《环球人物》：请您具体谈谈他对诗歌意象的营造和锤炼。
严家炎：徐志摩诗中的形象，并不是用快镜头摄下的生活实景，而是有实有虚、虚实结合的意象。《黄鹂》一诗塑造的形象是这样可爱：“一掠颜色飞上了树/‘看，一只黄鹂！’有人说/翘着尾尖，它不作声/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这样的黄鹂是经过诗人心灵孕育的带着独特意趣的意象。 《环球人物》：古典诗歌的特色是易于诵读，而新诗的缺憾正在于此。徐志摩的诗歌却是富于韵律的。您怎么看待其诗歌的“音乐美”？
严家炎：他的诗大部分都是经过反复吟诵、精心锤炼的，比如《偶然》，卞之琳先生说这首诗是徐志摩作品中“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全诗的音律轻快、活泼。徐志摩对音节的讲究，并不是表面的生硬剪裁，而是随着作品的感情基调而不断变化。像《沙扬娜拉》《再别康桥》等，简直都可以作为抒情歌曲来演唱。
《环球人物》：您如何评价徐志摩的诗歌成就？
严家炎：他的诗歌尽管在内容上受到过非议，但有一点却为许多人所承认：他是一位在新诗史上具有独特色调并提供了新东西的人物。正像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徐志摩的诗“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
新月也曾照人间
离开北京后，徐善曾又去了杭州，参加“徐志摩诞辰120周年国际纪念会”。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吴思敬作了一个演讲，揭开了徐志摩的另一面：忧患的诗人，写枪炮下的鲜血和凄厉冷风中的贫穷。这个崭新的观点激起热情回应，徐善曾也频频询问翻译。
一片，一片，半空里掉下雪片；
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独坐在阶沿。
……
那边松林里，山脚下，
有一只小木箧，
装着我的宝贝，我的心，
三岁儿的嫩骨！
昨夜我梦见我的儿
叫一声“娘呀---
天冷了，天冷了，天冷了，
儿的亲娘呀！”
……
我在冷冰冰的被窝里摸---
摸我的宝宝.
方才我买来几张油纸，
盖在儿的床上；
……
——节选自徐志摩《盖上几张油纸》
《环球人物》：因为“性灵”，因为浪漫，很多学者把徐志摩归为唯美主义诗人。您贊同这个看法吗？
吴思敬：我觉得唯美主义这个帽子给徐志摩戴并不合适。如果按照唯美主义写美而不真的事物的定义，徐志摩写诗应该只写高于现实的、美的东西，要为美而美。但他没有，他写《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都是写内心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这份感情，并非只是对林徽因、陆小曼的爱，他胸中还有一种作为诗人的博大的爱。他对弱者、对社会底层的人民怀有一颗爱心。
《环球人物》：这份感情在他的诗作中有体现吗？
吴思敬：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有一篇散文诗名篇《乞丐》，写了他路遇一个乞丐，因未带钱就紧握乞丐的手表示歉意。徐志摩也有过类似情况。1931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和女子大学授课期间，住在胡适家中。有一次他去北海公园散步，“游罢出了后门。有个叫花子老妇向他乞讨。他站住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两人絮絮谈话，恳切有如亲人。随后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沉思迟迟不走，连回家吃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这件事被当时同去北海散步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写了下来。而这种对底层人民悲惨处境的同情，记录在诗歌中，就是《盖上几张油纸》这首诗。
《环球人物》：这很新鲜。我们好像很少读到他这类诗。
吴思敬：他这类诗其实不少。比如他写《先生！先生！》，讲冬日里“一个单布褂的女孩颤动着呼声”“破烂的孩子追着铄亮的车轮”；写《一条金色的光痕》，是一位老太婆用乡野俚语恳求“徐家格位太太”，为“冷冰冰欧滚在到草里”的老阿太，求“一具棺材”，“顶好有旧衣裳本格件吧”；写《叫化活该》，出现了“赏给我一点你们吃剩的油水吧”和“叫化活该”的尖锐又讽刺的对答。一个真正唯美的人，不会在作品当中直接把自己看到的苦难写进去。徐志摩并非一个只在象牙塔中过着不食人间烟火日子的诗人。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徐志摩《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
《环球人物》：除了同情疾苦，徐志摩的诗中，对社会现实还有更强烈的表达吗？
吴思敬：徐志摩是相信“愤怒出诗人”的。但是他并不认为，把愤怒的情绪无节制地倾泻出来就是好诗。他主张产生创作冲动的时候，先要熔化在心里；直至忍无可忍，觉得几乎要迸出心腔的时候，才把它写出来，那才能算一首真的诗。
《环球人物》：什么时候才是“忍无可忍”？
吴思敬：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有5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要求段祺瑞政府拒绝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结果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了47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引起国内外极大反应，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为此而写。徐志摩也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这首《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残忍行径。
《环球人物》：您觉得这首诗的特点在哪里？
吴思敬：徐志摩把“三一八”被枪杀的13岁少年的鲜血，比喻为与白雪争春的梅花，“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这里的春既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暗示着诗人理想的社会。这才是徐志摩，让愤怒的情感在心中郁积、发酵，然后用诗的语言，诗人的想象力，发而为诗。这首诗在纪念“三一八”惨案的作品中，非常具有特色，后来还有人为之谱了曲。
《环球人物》：这类诗和他的抒情诗相比，成就如何？
吴思敬：我不能说这类诗代表了他诗歌的最高成就，在批判社会的深度上来说，比不上鲁迅的《野草》集，及后来的艾青等人。徐志摩的这种局限性，有他的人生太过短暂的原因，但他从未回避一位诗人的社会责任。他在《诗刊弁言》中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他把诗歌与民族精神的解放联系起来了。
《环球人物》：您如何评价徐志摩的诗歌成就？
吴思敬：我认为客观的说法是：徐志摩是任何想要研究这一领域的人都绕不过的一位诗人，并且至今影响很大。因为某些原因，徐志摩的诗曾一度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直至1979年9月《诗刊》发表了卞之琳的《徐志摩诗重读志感》，才赢得了解放。在这篇文章中，卞之琳先生写道：“他的诗，不论写爱情也罢，写景也罢，写人间疾苦也罢，总还有三条积极的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这三条不是什么‘先进’思想。但这讲起来似乎显得陈腐的三条，在我们的今日和今日的世界，实际上还是可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