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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刚刚走过的20世纪,流亡与流浪的冲击波在小说家及其作品中蔓延,产生了一个群星灿烂的流浪者群体。高行健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主要分析了高行健作品《灵山》中的政治流亡话语。
关键词:汉语文学政治流亡话语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7(b)-0180-01
在刚刚走过的20世纪,流亡与流浪的冲击波在小说家及其作品中蔓延,产生了一个群星灿烂的流浪者群体。海德格尔曾用“无家可归”的彷徨来标识这个世纪的存在症状。高行健的人生是一次次不断走向超越的人生,高行健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灵山》是高行健所有作品中最难读的一部。这里主要以《灵山》为例,阐述汉语文学中的政治流亡话语。
1 自由精神下的流亡逃逸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从自由走进人类的视野那天起,她引導人类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同时,她存在被滥用而带给人类痛苦和灾难的危险。在政治权力话语中,自由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高行健,许多论者评价是“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勇者和斗士。高行健在主观上向来不承认自己作为“救世主”和“代言人”身份。他不认为文学应当负载更多的社会意义和义务,他认为文学是非功利的。他没有目标也没有行动,他只是从个体生存困境的角度去努力实现个人的那份“自由”。被很多人所忽略的精神自由、思想自由以及自由表述的文学的自由。
自由与逃亡是一对共生关系组合,在权力结构中通常处于被支配的受动地位。自由的获取必须以权力机制的正常存在和运作为前提,流亡是自由未能实现而又必须寻求实现的一个结果。“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高行健因为其“个体生存哲学”最终走上了流亡之路。沉默对于作家而言如同自杀,于是高行健选择了逃亡。小说中的“我”似乎是一个以漂泊为业的人,流浪在中国的大地上,寻找着“灵山”。“灵山”却是个虚无缥缈的存在,这个存在使流浪失去强有力的依托,变成一种本身存在状态。正如赵毅衡灵山所说,“生命的永恒归宿,不在追求的终端,而在追寻本身之中。”高行健的逃,不但是地理意义上的逃,更是精神意义上的逃。逃往精神的自由地。尽管高行健后来强调自己“没有主义”,但他实际上是个“自由主义者”。逃亡给高行健带来了什么呢？逃亡是高行健的自主行为,他并不指望别人来拯救自己。高行健在《自述》中提到:“流亡是我创造力的再生”,逃亡正是坚持与维护最积极的文学状态乃至整个生命状态。对于高行健来说,“流亡”已演化成一种象征,象征一种对主流社会的拒绝姿态,他要获得自己心中向往的那份自由就必须逃离权力结构的控制。
2 归宿寻找和身份模糊
《灵山》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寻找”的圈套。主人公究竟在寻找什么呢？“灵山”又到底是什么呢？直到小说的最后一行字,我们也不知道主人公是否已经如愿以偿。高行健最首要的是找回他自己,至少能确认自己眼下的存在是否具有意义。作品的叙述沿着“我”和“你”两条不同的旅行线展开。前一条线索中的“我”的行程是现实之旅,考察曾经被忽略了的长江文化之源和拾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传说故事,将千百年的历史到现实的演变结果全部塞进了“我”的经验视界。后一条线索里“你”的视界是精神漫游,搜寻记忆和想象中的对话来填充心理空间,得到的是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永无止境的追寻。通过对同行者“她”的参照与反思,将一个异化了的“你”,经过“她”的异性重塑以及旅途中自然生态的净化返回到“我” 的本体。“她”就是“你”目标定位的坐标。作品的叙述先从“我”派生出“你”,再从“你”分离出“她”,形成同一主体三个位相式的“三位一体”的叙事结构。在作品中,通过模糊的身份充分了表现了对归宿的寻求。
3 逃向边缘的民间情结
《灵山》的主人公从北京逃离出来,自我放逐到了西南边缘地域,在人类原始文明的民间寻找我们的原生状态。高行健自我标榜的“个人化写作”,其作品《灵山》最具真实的意味,也最有“寻根”价值。高行健的民间情结从骨子里透出的是对主流政治话语的反叛,这种反感无疑来自个体经验中政治生活留下的创伤。20年中国的知识阶层在极权专制的长期压制中,大部分人保持沉默,另一部分人在无奈中选择逃亡。想来标榜自由、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群体从国家权力的主流中心剥离出去,推向社会边缘。像高行健这样的人只好避开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区。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人文传统岂能是“你放下,也就放下了”。
4 精神追寻中的宗教取向
《灵山》被国内文学界视为“朝圣小说”。“灵山”一词想是取义于佛教圣地灵鹫山,作为一个象征体,“灵山”具有丰富的心理的、宗教的、文化的内涵,带有明显的宗教价值取向。虚无的世界、无根的漂泊,使高行健需要极力寻找到某种依托。他找到了佛教,找到了禅宗,他以文人的情结和方式来体悟和寄语禅宗。禅宗从诞生开始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高行健正是在禅宗对文人的这种磁力的强烈吸引下,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和情愫走向了禅宗。高行健曾说:“人们老说道教对我的影响,实际上佛家对我影响很深,我对禅宗尤其倾心。”评论者把《灵山》视为高行健的一部“性灵”之作,高行健也力求将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宗教的、民间的、空灵的、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在作品中展示出来。“我”所去的地方,大多是偏远落后的村野,在一个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望的人的眼里,才是最淳朴最净化最能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的所在。主人公的行为也许并不符合宗教戒律,但那份恣意潇洒超凡显示了中国文人历来称道的人生境界。
5 结语
高行健秉承中国文人的遁世传统,走向流浪之路,随之因意识形态关系成为诺贝尔文学获奖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语言是文化之根、民族之母,用汉语写作的高行健即便有法国国籍,仍然是西方中心之外的“他者”。鉴于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性和排他性,他只能生活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不可能与移居地社会同质化,也注定了他的流亡—漂泊状态。
参考文献
[1] 邢向辉.心灵的飞翔—— 读高行健的《灵山》[J].新世纪文学选刊(上半月),2008,(11).
[2] 王京钰.解读《灵山》中的“你”、“我”、“她”[J].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3] 范福潮.隐瞒的也许比说出的还要多 重读高行健札记[J].上海文化,2010(5).
关键词:汉语文学政治流亡话语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7(b)-0180-01
在刚刚走过的20世纪,流亡与流浪的冲击波在小说家及其作品中蔓延,产生了一个群星灿烂的流浪者群体。海德格尔曾用“无家可归”的彷徨来标识这个世纪的存在症状。高行健的人生是一次次不断走向超越的人生,高行健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灵山》是高行健所有作品中最难读的一部。这里主要以《灵山》为例,阐述汉语文学中的政治流亡话语。
1 自由精神下的流亡逃逸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从自由走进人类的视野那天起,她引導人类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同时,她存在被滥用而带给人类痛苦和灾难的危险。在政治权力话语中,自由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高行健,许多论者评价是“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勇者和斗士。高行健在主观上向来不承认自己作为“救世主”和“代言人”身份。他不认为文学应当负载更多的社会意义和义务,他认为文学是非功利的。他没有目标也没有行动,他只是从个体生存困境的角度去努力实现个人的那份“自由”。被很多人所忽略的精神自由、思想自由以及自由表述的文学的自由。
自由与逃亡是一对共生关系组合,在权力结构中通常处于被支配的受动地位。自由的获取必须以权力机制的正常存在和运作为前提,流亡是自由未能实现而又必须寻求实现的一个结果。“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高行健因为其“个体生存哲学”最终走上了流亡之路。沉默对于作家而言如同自杀,于是高行健选择了逃亡。小说中的“我”似乎是一个以漂泊为业的人,流浪在中国的大地上,寻找着“灵山”。“灵山”却是个虚无缥缈的存在,这个存在使流浪失去强有力的依托,变成一种本身存在状态。正如赵毅衡灵山所说,“生命的永恒归宿,不在追求的终端,而在追寻本身之中。”高行健的逃,不但是地理意义上的逃,更是精神意义上的逃。逃往精神的自由地。尽管高行健后来强调自己“没有主义”,但他实际上是个“自由主义者”。逃亡给高行健带来了什么呢？逃亡是高行健的自主行为,他并不指望别人来拯救自己。高行健在《自述》中提到:“流亡是我创造力的再生”,逃亡正是坚持与维护最积极的文学状态乃至整个生命状态。对于高行健来说,“流亡”已演化成一种象征,象征一种对主流社会的拒绝姿态,他要获得自己心中向往的那份自由就必须逃离权力结构的控制。
2 归宿寻找和身份模糊
《灵山》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寻找”的圈套。主人公究竟在寻找什么呢？“灵山”又到底是什么呢？直到小说的最后一行字,我们也不知道主人公是否已经如愿以偿。高行健最首要的是找回他自己,至少能确认自己眼下的存在是否具有意义。作品的叙述沿着“我”和“你”两条不同的旅行线展开。前一条线索中的“我”的行程是现实之旅,考察曾经被忽略了的长江文化之源和拾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传说故事,将千百年的历史到现实的演变结果全部塞进了“我”的经验视界。后一条线索里“你”的视界是精神漫游,搜寻记忆和想象中的对话来填充心理空间,得到的是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永无止境的追寻。通过对同行者“她”的参照与反思,将一个异化了的“你”,经过“她”的异性重塑以及旅途中自然生态的净化返回到“我” 的本体。“她”就是“你”目标定位的坐标。作品的叙述先从“我”派生出“你”,再从“你”分离出“她”,形成同一主体三个位相式的“三位一体”的叙事结构。在作品中,通过模糊的身份充分了表现了对归宿的寻求。
3 逃向边缘的民间情结
《灵山》的主人公从北京逃离出来,自我放逐到了西南边缘地域,在人类原始文明的民间寻找我们的原生状态。高行健自我标榜的“个人化写作”,其作品《灵山》最具真实的意味,也最有“寻根”价值。高行健的民间情结从骨子里透出的是对主流政治话语的反叛,这种反感无疑来自个体经验中政治生活留下的创伤。20年中国的知识阶层在极权专制的长期压制中,大部分人保持沉默,另一部分人在无奈中选择逃亡。想来标榜自由、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群体从国家权力的主流中心剥离出去,推向社会边缘。像高行健这样的人只好避开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区。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人文传统岂能是“你放下,也就放下了”。
4 精神追寻中的宗教取向
《灵山》被国内文学界视为“朝圣小说”。“灵山”一词想是取义于佛教圣地灵鹫山,作为一个象征体,“灵山”具有丰富的心理的、宗教的、文化的内涵,带有明显的宗教价值取向。虚无的世界、无根的漂泊,使高行健需要极力寻找到某种依托。他找到了佛教,找到了禅宗,他以文人的情结和方式来体悟和寄语禅宗。禅宗从诞生开始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高行健正是在禅宗对文人的这种磁力的强烈吸引下,以文人特有的敏感和情愫走向了禅宗。高行健曾说:“人们老说道教对我的影响,实际上佛家对我影响很深,我对禅宗尤其倾心。”评论者把《灵山》视为高行健的一部“性灵”之作,高行健也力求将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宗教的、民间的、空灵的、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在作品中展示出来。“我”所去的地方,大多是偏远落后的村野,在一个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望的人的眼里,才是最淳朴最净化最能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的所在。主人公的行为也许并不符合宗教戒律,但那份恣意潇洒超凡显示了中国文人历来称道的人生境界。
5 结语
高行健秉承中国文人的遁世传统,走向流浪之路,随之因意识形态关系成为诺贝尔文学获奖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语言是文化之根、民族之母,用汉语写作的高行健即便有法国国籍,仍然是西方中心之外的“他者”。鉴于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性和排他性,他只能生活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不可能与移居地社会同质化,也注定了他的流亡—漂泊状态。
参考文献
[1] 邢向辉.心灵的飞翔—— 读高行健的《灵山》[J].新世纪文学选刊(上半月),2008,(11).
[2] 王京钰.解读《灵山》中的“你”、“我”、“她”[J].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3] 范福潮.隐瞒的也许比说出的还要多 重读高行健札记[J].上海文化,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