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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是海子忌日。2019年是海子弃世30周年，也是我和海子相识的第36年。
关于海子，当然可说的很多。虽然时光像功力强大的橡皮擦，但记忆中的很多细节则更加顽强。因此，海子的形象在我心中，依然是新鲜活潑的，那么年轻，洋溢着纯真的笑容……但，有记忆未必就一定可以率性直书。
作为戴望舒最熟悉和最好的朋友，施蛰存曾在《诗人身后事》一文中写道：“关于望舒的事，我知道，别人也知道的，让别人写，比我写好些。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我不写更好些。”施蛰存的结论是：“正因为是最亲密的朋友，反而无法写回忆记。”
海子去世之后，被塑金身，受尽香火，作为故友我乐观其成。但也看到在熙熙攘攘的热闹文字中，并不乏随心所欲的臆造和不负责任的涂脂抹粉。比如，有一本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海子文集，由仍在法大工作的一个熟人所编，居然在书的封面，把海子头像也弄错了（把一个女孩子当成海子），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错误！我不禁在想，那不是真实的海子，也不是海子会喜欢的样子，作为故友，我似乎应该再写一写我认识的那个海子！
从熟悉的写起，只写点滴，无须全面，也不负盖棺定论的责任。只要是真实的，就会有真实的价值，哪怕那小事很琐碎，且絮叨……
法大诗集中的海子
1983年夏天，我从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位于学院路41号（如今，校园犹在，但路名以及门牌号已然广陵散）的中国政法大学。该校原名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与中央政法干校合并、改名。该校简称有二，一种叫中政大，另一种叫法大，前一种较为官方，后一种则约定俗成，被师生广泛运用。从1984年开始，我先后主编过两本诗集。是法大历史上第一、第二本诗集。这两本诗集是《青铜浮雕·狂欢节·我》（1984年6月）和《草绿色的节日》（1985年5月）。
1984年5月，我以《请加入我们的合唱队》为标题，在学院路41号大院的布告栏里贴出了诗集征稿启事，如果不看内容，会误以为是合唱团在招生。因为事先已经有过定向的组稿准备，所以，征稿非常顺利。6月初，《青铜浮雕·狂欢节·我》就编成印出了。诗集汇集了30位作者的70首诗歌，作者中只有两位是校外特邀的，那是我特别向雷抒雁和顾城的约稿（根据我的组稿请求，他们寄来的，都是未曾公开发表的作品）。其余的作者，全部是法大的师生。
这本诗集由本校打印社打印，封面有米黄和淡蓝两种颜色，总共有56页。最后，我以“江南”笔名撰写了以《青春的歌声》为题的后记，也算是对征稿启事《请加入我们的合唱队》有了呼应。
诗集共印刷了200本，费用由校团委出，共花了100多元。除了作者每人2册样书外，一部分寄校外交流，余下不多的部分，号称3角一本。之所以说“号称”，也并不是真想卖钱，只是为了防止并不真正喜欢诗歌的人乱拿浪费。
诗集的出版，在校内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在校外也颇多好评。顾城来信说，这是他收到的打印诗集中最好的一种。给校外寄出交流的，也陆续有了反馈，并有多首作品被文学报刊选用。
虽然作者有30位，但海子无疑是诗集重要和主要供稿者之一。他后来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如长诗《北方》（节选）和短诗《女孩子》《海上婚礼》都是首发在这本诗集上的。
为了丰富内容，我还设计了一个《译风》的栏目，海子翻译的四首美国现代诗作为栏目头条，分别是郎斯顿·休斯的《佛罗里达筑路工》和《鼓声》，兰达尔·贾瑞尔的《变形》，西尔维娅·帕拉斯的《言语》。
关于这本诗集，根据我1984年8月28日的日记，海子曾写过评论，准备发在《法大短波》（法大校内杂志）上，因手头无此杂志，故无法回忆起海子当年对此诗集的书面评价了。
法大校团委原有本团刊，在我去团委兼职后，将团刊改名为《我们》，而1985年5月出版的诗集《草绿色的节日》，正是以《我们》编辑部名义编印的。主编仍是我，编辑寇峰、美编丁元力都是81级的在校学生。
这本诗集里，收入了海子以《感觉》为总题的九首诗，分别是《想起了64年的夏天》《无题l》《无题2》《以生日》《预言》《一间房》《牧梦》《死者》《二子乘舟》。这批诗，据我所知，为目前海子各种公开出版的诗集所失收。
这两本编印于30多年前的诗集，我保存了《青铜浮雕·狂欢节·我》蓝色和米黄封面各一册。这两册中，在海子诗歌作品部分，可以看到海子对三处的打印误植都做了亲笔订正，一本是用圆珠笔，一本是用铅笔，显然是在两个时段分别所为。他的笔迹，我很熟悉。
至于《草绿色的节日》，我已暌违多年，还是在当年的一位作者处，才得以找到，并承赠一本复印件。时隔多年，翻看当年自己所编的刊物，看到海子等一个个熟稔的名字、一篇篇饱含青春心血的诗作次第奔来，仿佛在时光机中倏忽回到了一九八零年代。
旧日记中的海子
小查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日记中，是1983年8月31日，星期四。这应该是我们俩正式认识的一天。
那一天，我们这一批从各院校毕业分至法大的人，由校人事处正式宣布分配去向。其实大家事先均已被告知结果，那天只是走个形式，并由各部门的人将新人领走。那天日记中，我写道：“和我一起分到校刊的，是北大法律系的，年纪特小，才十九岁，是他们学校毕业时年纪最小的同学。也喜欢写诗，还出过油印刊物，自己班出的。他和骆一禾也挺熟的。以后能成为诗友吗？和新来的，那个叫查海生的。’
在我们之前，校刊已有两人，一位是负责人徐晶石（北京师范大学六二届中文系），另一位是张尧天（北京政法学院六四届政教系）。如此，加上新加入的我和小查，正好每人负责一个版面。还有一位苗彦得，记不清是当时已在，或稍后才来的，为专职校对，是一位聋哑人，较为特殊，平时不用坐班，出报时才来。
对我们新人，一般以“小”相称，既自然，也亲切，对查海生，就称呼“小查”，对我，自然就是“小吴”。我对查海生一直以“小查”称呼，直至1989年。这里以叙述方便计，我也以海子相称。在之前，似乎法大师生中无人在平常生活中称呼他为“海子”的，正像在当时，并无人直呼我“江南”一样。
关于海子，当然可说的很多。虽然时光像功力强大的橡皮擦，但记忆中的很多细节则更加顽强。因此，海子的形象在我心中，依然是新鲜活潑的，那么年轻，洋溢着纯真的笑容……但，有记忆未必就一定可以率性直书。
作为戴望舒最熟悉和最好的朋友，施蛰存曾在《诗人身后事》一文中写道：“关于望舒的事，我知道，别人也知道的，让别人写，比我写好些。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我不写更好些。”施蛰存的结论是：“正因为是最亲密的朋友，反而无法写回忆记。”
海子去世之后，被塑金身，受尽香火，作为故友我乐观其成。但也看到在熙熙攘攘的热闹文字中，并不乏随心所欲的臆造和不负责任的涂脂抹粉。比如，有一本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海子文集，由仍在法大工作的一个熟人所编，居然在书的封面，把海子头像也弄错了（把一个女孩子当成海子），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错误！我不禁在想，那不是真实的海子，也不是海子会喜欢的样子，作为故友，我似乎应该再写一写我认识的那个海子！
从熟悉的写起，只写点滴，无须全面，也不负盖棺定论的责任。只要是真实的，就会有真实的价值，哪怕那小事很琐碎，且絮叨……
法大诗集中的海子
1983年夏天，我从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位于学院路41号（如今，校园犹在，但路名以及门牌号已然广陵散）的中国政法大学。该校原名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与中央政法干校合并、改名。该校简称有二，一种叫中政大，另一种叫法大，前一种较为官方，后一种则约定俗成，被师生广泛运用。从1984年开始，我先后主编过两本诗集。是法大历史上第一、第二本诗集。这两本诗集是《青铜浮雕·狂欢节·我》（1984年6月）和《草绿色的节日》（1985年5月）。
1984年5月，我以《请加入我们的合唱队》为标题，在学院路41号大院的布告栏里贴出了诗集征稿启事，如果不看内容，会误以为是合唱团在招生。因为事先已经有过定向的组稿准备，所以，征稿非常顺利。6月初，《青铜浮雕·狂欢节·我》就编成印出了。诗集汇集了30位作者的70首诗歌，作者中只有两位是校外特邀的，那是我特别向雷抒雁和顾城的约稿（根据我的组稿请求，他们寄来的，都是未曾公开发表的作品）。其余的作者，全部是法大的师生。
这本诗集由本校打印社打印，封面有米黄和淡蓝两种颜色，总共有56页。最后，我以“江南”笔名撰写了以《青春的歌声》为题的后记，也算是对征稿启事《请加入我们的合唱队》有了呼应。
诗集共印刷了200本，费用由校团委出，共花了100多元。除了作者每人2册样书外，一部分寄校外交流，余下不多的部分，号称3角一本。之所以说“号称”，也并不是真想卖钱，只是为了防止并不真正喜欢诗歌的人乱拿浪费。
诗集的出版，在校内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在校外也颇多好评。顾城来信说，这是他收到的打印诗集中最好的一种。给校外寄出交流的，也陆续有了反馈，并有多首作品被文学报刊选用。
虽然作者有30位，但海子无疑是诗集重要和主要供稿者之一。他后来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如长诗《北方》（节选）和短诗《女孩子》《海上婚礼》都是首发在这本诗集上的。
为了丰富内容，我还设计了一个《译风》的栏目，海子翻译的四首美国现代诗作为栏目头条，分别是郎斯顿·休斯的《佛罗里达筑路工》和《鼓声》，兰达尔·贾瑞尔的《变形》，西尔维娅·帕拉斯的《言语》。
关于这本诗集，根据我1984年8月28日的日记，海子曾写过评论，准备发在《法大短波》（法大校内杂志）上，因手头无此杂志，故无法回忆起海子当年对此诗集的书面评价了。
法大校团委原有本团刊，在我去团委兼职后，将团刊改名为《我们》，而1985年5月出版的诗集《草绿色的节日》，正是以《我们》编辑部名义编印的。主编仍是我，编辑寇峰、美编丁元力都是81级的在校学生。
这本诗集里，收入了海子以《感觉》为总题的九首诗，分别是《想起了64年的夏天》《无题l》《无题2》《以生日》《预言》《一间房》《牧梦》《死者》《二子乘舟》。这批诗，据我所知，为目前海子各种公开出版的诗集所失收。
这两本编印于30多年前的诗集，我保存了《青铜浮雕·狂欢节·我》蓝色和米黄封面各一册。这两册中，在海子诗歌作品部分，可以看到海子对三处的打印误植都做了亲笔订正，一本是用圆珠笔，一本是用铅笔，显然是在两个时段分别所为。他的笔迹，我很熟悉。
至于《草绿色的节日》，我已暌违多年，还是在当年的一位作者处，才得以找到，并承赠一本复印件。时隔多年，翻看当年自己所编的刊物，看到海子等一个个熟稔的名字、一篇篇饱含青春心血的诗作次第奔来，仿佛在时光机中倏忽回到了一九八零年代。
旧日记中的海子
小查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日记中，是1983年8月31日，星期四。这应该是我们俩正式认识的一天。
那一天，我们这一批从各院校毕业分至法大的人，由校人事处正式宣布分配去向。其实大家事先均已被告知结果，那天只是走个形式，并由各部门的人将新人领走。那天日记中，我写道：“和我一起分到校刊的，是北大法律系的，年纪特小，才十九岁，是他们学校毕业时年纪最小的同学。也喜欢写诗，还出过油印刊物，自己班出的。他和骆一禾也挺熟的。以后能成为诗友吗？和新来的，那个叫查海生的。’
在我们之前，校刊已有两人，一位是负责人徐晶石（北京师范大学六二届中文系），另一位是张尧天（北京政法学院六四届政教系）。如此，加上新加入的我和小查，正好每人负责一个版面。还有一位苗彦得，记不清是当时已在，或稍后才来的，为专职校对，是一位聋哑人，较为特殊，平时不用坐班，出报时才来。
对我们新人，一般以“小”相称，既自然，也亲切，对查海生，就称呼“小查”，对我，自然就是“小吴”。我对查海生一直以“小查”称呼，直至1989年。这里以叙述方便计，我也以海子相称。在之前，似乎法大师生中无人在平常生活中称呼他为“海子”的，正像在当时，并无人直呼我“江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