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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
罕见的大雪厚厚地覆盖着辽南大地，凛冽的西北风卷起一阵阵白浪，肆虐地袭击着东倒西歪的高炉，似乎要把它们连根掀翻……这，就是辽沈战役后，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鞍钢。
孟泰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记得1926年他初到鞍山时，那时的鞍山制铁所已修起1号和2号两座高炉，28岁的孟泰经人介绍，很快进了炼铁厂，成为一名高炉配管工。那年月，工人不是职业，是為了填饱肚子不得已的选择。吃粮食实行配给制，发霉变质的高粱米、苞米和橡子面，这样的配给粮，只有一天工都不歇的工人才能在月底得到，还有3角3分的工钱。
后来“国军”来了，有人说，吃的穿的会有的。可事实却是卸马达、拆机床，不管是焦炭还是钢管、扁铁，只要能拉动的，不是卖了就是运走了。工人们只能回老家种地去。
转眼鞍山解放，党中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鞍钢生产。工人们听说后，从安东（现丹东）、通化、瓦房店等地陆续回厂，情绪高昂，带着一股憋不住的兴奋劲！
当时的鞍山火车站，候车室每天都挤满人，并不是为了坐火车。他们围在一张桌子前，想看清桌上招工50名的告示，哪怕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识字。
那年月，工厂还没有完善的招工考试制度，招工很难把握评判的标准，只能靠土法子，以鞍山站为起点，以立山火车站为终点，开始赛跑，取前50名。
吃不饱的年月，靠与火车赛跑赢得招工机会的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来到鞍钢，第一天就领到了高粱米和白菜。
怎能不兴奋？没有了颠沛流离，不必再靠一点点配给粮充饥，受尽打骂的“黑爪子”（旧时对工人的称呼）被尊称为工人师傅，“窑葫芦”（旧时对鞍钢的称呼）里的臭苦力变成“老大哥”，“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一切都变了！心潮澎湃的工人们摩拳擦掌，奔走相告，都准备玩命地干它一场。
可在一片废墟之上要想恢复，谈何容易？“日军和国民党撤退时，不甘心失败，炸高炉毁机器，妄图使工厂变成一片废墟，用经济卡我们的脖子。”
一个留用的日籍冶炼专家还断言，“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需要20年。”恢复高炉的材料、工具极度匮乏，老工人孟泰站了出来，带领工友刨开冰雪，搜集机器零件，献交器材，工人们共有一个执念——一定要尽快恢复生产。
短短半年多时间，这里就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和第一炉钢水。1949年7月9日，鞍钢大白楼前，2.5万钢铁工人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因为这一天，鞍钢举行开工典礼，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正式开工。在此之前，鞍钢已脱胎换骨，2座矿山、1座高炉、2座平炉、6个轧钢厂、2个金属制品厂及耐火材料厂全部复工投产，作为钢铁联合企业的整个生产体系已经初步完成，具备全面开工生产的条件。
工人们的劲头更足了，连轴忙生产，不计工时和报酬。不久，作家肖殷特地从北京来到鞍钢，采访后以“孟泰仓库”为题，写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通讯，铁皮房才有了名字，“孟泰精神”开始在全国亿万名职工中广为传颂，成为引领。
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行业的生产几乎都是空白。1949年，新中国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产值减少30%。据联合国统计数字显示，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当时整个亚洲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4美元。
经历百年战火，赢得解放后的新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国家工业和经济不强大，必然会受到外国的干涉甚至牵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没有经验，在工业化建设上只能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30多万产业工人的辽宁率先迈出工业化步伐。
辽宁成为“共和国长子”，是历史的选择。1953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背景下，作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毛泽东语）的东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担起共和国工业的半壁江山。
废墟上的崛起，不仅仅是改变世界产业格局的物质力量，更焕发了中国工人的奋斗精神。
1950年，恢复生产的鞍钢，生产情况简陋得超乎想象，更严峻的是，整个鞍钢的技术力量只有70多名工程师，还有60多名是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日本人，正在逐批回国。待他们全部遣返后，作为全国钢铁产业中心的东北，技术人员仅占全行业总人数的0.24%。
于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始在全国上演。1953年，新华社发表的《祖国建设的新气象》一文中显示：“全国各地派去参加鞍钢建设工作的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大学毕业生和军人等就有4万多人。”全国支援鞍钢开始了，其中，有5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人们形象地称为“500罗汉”。
他们级别高，职务却安排得低，地委级的多安排到基层主要厂矿及机关重要处室，如安徽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林云侠调任烧结总厂厂长，福建晋江地委书记高一清调任炼铁厂党委书记，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乔石调任基建处副处长等。
干部“降格”使用，其实意在将鞍钢“升格”。
这种特殊现象或缘于当时鞍山是新中国12个中央直辖市之一，但事实显示，这是出于党中央深谋远虑的一个战略构想。也正是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辽宁成了党中央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国家工业建设的“头号工程”。
就这样，中国工业化建设轰轰烈烈地拉开帷幕。创造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无数个“第一”的“三大工程”完成;中国第一枚国徽、第一台万能铣床、第一台18马力轮式蒸汽拖拉机、第一块电磁铁、第一块钢化玻璃、第一个万伏级高压线圈横空出世;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将生产效率提高6至7倍，一年完成4年多的工作量;由工人阶级探索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鞍钢宪法”，在全国工业企业甚至国外大面积推广、借鉴……一双双寻觅探究的眼神，锁定了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劳动号子下的铁锤叮当，焊花飞舞，依渐清晰的大工业龙门吊，被装备制造环抱的渤海湾，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 作为这一切的缔造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群体，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奉献，他们想的只有工厂、生产、新中国，还有未来不受制于人。与此同时，宿命也从这一刻起，被历史定格。
1978年，卓尔全家从湖北武汉，随工厂来到了本溪下马塘镇。
那一年，卓尔小学还没毕业。1964年起，由于国防需要，中西部三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工企业“三线厂”建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方针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号召下，数以万计的工人、技术人员、干部，满怀豪情，跋山涉水，支援三线建设。卓尔年轻的父母就这样从城市来到了偏远山区，走进了工友们在荒山野坳间、12座神秘山洞里建起的厂房和家属区，扎下了根。
三线厂（这里特指原641厂）与世隔绝，再加上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它在世代农耕的下马塘当地人心中是那么陌生与神秘。学校、医院、食堂、商店、电影院，一座小城市里有的，这里都有，宛若一个小社会。
“我们这些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的子弟，在工厂里度过了金色的童年时光。”大多子弟都没有读书的强烈欲望，对沾满机器油污的工人父辈反倒更加崇拜，父母也从不拿外面的世界做刺激，“高中毕业就进工厂”似乎成为所有子弟的宿命。“况且同学成为工友，邻居成为车间主任，生活和工作交织……并没有什么不好。”
20世纪70年代末，工人犹如种子，工业战略的春风往哪儿吹，他们就在哪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像那时的沈重，初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设计能力的国家大型主导企业后，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一重、二重、太重、洛矿、陕压、西安重机所等单位，输送2000多名技术工人和干部，其中，二重、陕压等企业从厂长到工段长，几乎全套人马都是沈重人。这里自然还少不了鞍钢，从建设新中国初期起，鞍钢先后输送工人和干部12.5万余人，还对口支援包建武钢、包钢等20多个大型钢厂……孕育一支产业工人大军，无私向全国播撒粒粒火种的沈重和鞍钢，必然不是孤本。
这也是那个时期赋予工人的人生定位和荣耀，从“中国第一村”的工人村开始催化，由“东方鲁尔”的沈阳推向巅峰，随着轰鸣马达声中诞生的产品，走向全国。
1978年，是一个如此安逸却又不甘于安逸的年份。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扩大企业自主权”信号，改革开放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一群从工厂、工人群体中走出的小人物，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试验厂，迎来了企业改革蓬勃发展的青春期。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家喻户晓的改革先锋竟是一位并不真实存在的乔厂长。1979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说他上任后开始“放火”，将全厂9000多名职工推上大考核，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民工搞基建和运输。
这预兆某一个新时代的赫然登场。
作为改革初期全国闻名的改革窗口（1984年沈阳被国务院确定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早醒的”辽宁工厂、工人开始先人一步，推出全国首份厂长承包经营“责任状”、全国首家破产企业“通告书”、全国最早赴纽约发行“美元股票”的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涌现了许多改革名人，如一厂创出两项改革之最的沈阳电缆厂徐有泮、全国首家签订承包合同的沈阳电工机械厂李正治……
那时东药也很牛。1985年，王健林还没从部队转业，更没建立万达集团时，东药就开启了与体育联姻的模式，成为全国第一个冠名足球的企业，头一年冠名就花了14万元，随着球队所向披靡，东药工人在全国风头一时无两。
“没钱能去打知名度吗？”改革初期，在别人搞一种改革都大说特说一番时，东药来了个改革大全，实行有承包、有租赁，还有学三资企业搞股份制的“一厂多制”，职工待遇开始千差万别，甚至天壤之别——高级工程师月工资由600元一下子提到1.5万元，最高科技贡献奖可得奖金200万元，当时在全国也是少见，这让企业内外“炸了锅”。东北制药集团前董事长陈钢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那时我看过省长的工资条，也才1000多元钱。”
这无疑是向全国释放了三个关键词：改革、技术和市场。
就这样，1985年的铁西似乎活出两个极端。
顶替父亲跨入工厂大门的贾东晨，在这一年成为令人羨慕的沈重一员。表面看与从前无异。每天下班，工厂门前万人汇集，好似汹涌的波涛瞬间涌出工厂东西两厂区的门，黑压压的一片，出了工厂大门，庞大的自行车队即刻塞满兴华街与北二路，并排而行的车流根本不分快车道与慢车道，前轱辘紧挨着后轱辘的大军挤在一起，起码要10多分钟才能疏散开来，奔向各自的职工生活区。
此时的铁西，有一种张力正在暗自牵引。许多国企、工厂像得了传染病一样，频发体力不支的症状，当年领先全国的生产线步入落伍行列，30多年的经营体制被市场经济的风浪无情地拍打。中国工业经济最早最彻底的地区，徘徊在风口，工人命运的改变从这一年埋下伏笔。
“听说国外十几家报纸发了新闻，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沈阳市五金铸造厂、防爆器械厂、第三农机厂收到了全国首份“破产警戒通告”，为起足球中黄牌警告之效，3份通告的封皮被印刷成了黄色。
五金铸造厂厂长周桂英现场崩溃。哭完，她回厂召开全厂大会，“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年之内要让咱厂复苏。”台上台下的工人都热泪盈眶。从那一天起，工人们加班加点没有抱怨，在警告期结束的最后关口，厂子扭亏为盈，破产警报解除了。
一年后的同一天，拥有70多名工人的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倒闭，成为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日本记者在报道中称：沈阳发生了超过8级的改革地震，中国的“铁饭碗”真的要被打碎了！
“越是如此，越逃不开宿命。”在国家工业化战略由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工业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坚守工人这份职业，成为一种必要，甚至上升为辽宁人的责无旁贷。 他们开始以崭新的身份——工人技术专家，阔步于历史舞台。
在沈阳手表厂，认为“外购模具是咱模具工人耻辱”的张绍阳利用业余时间攻关，3年后研制出的手表“整体小夹板”模具填补了国内空白;在鞍钢化工总厂炼焦车间，痴迷技术的钳工李晏家，源于摔跤受伤部位而产生的创意，竟获得国家级专利，仅备件费每年就能节约40万元;在中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厂，技术组学历最低的铸造工人毛正石自学技艺，练就成只看铁水花，就能精准地将1400度的铁水温差控制在10度以内的本领……
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此时工人技术革新出的“高精尖”不多，但他们身处生产第一线，每次技改都对症下药，解决了企业、行业发展的众多燃眉之急。
企业不是在单打独斗。早在1961年，由沈阳工人吴家柱和工友自发组织的技术协作活动成为全国首创，并推广至全国。20世纪60年代末，技协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至1978年开始复苏，它集中起能工巧匠、技术革新能手的群体优势，不仅解决了一个班组、车间或企业一时难以攻克的技术问题，还悄悄改变了辽宁产业工人队伍结构特点，即以老工人为主体，以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为骨干的“三结合”结构。
奉献也从那一刻起，由感性演化至理性的技术层面。
当市场的闸门被打开，自由的水流开始渗透进来，最先被淹没的就是铁西的北二路，那个曾经创造了无数个共和国第一，在中国大地找不出哪一条街道的经济指标能望其项背的地方。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从北二路传出的消息不再是清一色振奋人心的喜讯，而是如雷贯耳的亚洲第一大铸造企业沈阳铸造厂生产难以为继，沈阳冶炼厂、沈阳电缆厂这样的庞然大物相继轰然倒塌。
一位车间主任这样描绘工厂里的情景：曾经名声显赫的工厂里，“干活儿没手套，洗手没肥皂，开饷没有号。”工厂常常因无钱给工人开资，开资日一拖再拖，或者无法全额开，遑论奖金了。因欠水电费，被断水断电，甚至连电话费都交不起……80%以上的企业在停产半停产的泥潭里苦苦挣扎，亏损户与日俱增。
阵痛开始了。1991年8月24日，一则新华社记者刘欣欣采写的报道《金牌不是名牌》橫空出世，摆在世人眼前的，“几年前还为金牌大省而扬扬自得的辽宁人，如今却受到市场无情的嘲弄：辽宁产成品资金占用三角债全国第一……”
1992年，中国大型企业第一次打破铁饭碗——在媒体热烈鼓噪和“徐州经验”启发下，本溪钢铁厂宣布10.6万名职工实行全员合同制。
“关门一条街，停工一大片”的坊间民谣喧嚣尘上。一大片指沈阳铁西，一条街则指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两侧十几家国企和集团企业。
“船挺大，但拉的都是小破船。”沈阳变压器厂老工人王富新回忆，厂子把10多家大小工厂绑在一起，1万人才产出1360万千伏安。沈重则是典型大而全结构的国有企业，社会服务系统非常完备，每年光后勤服务补贴经费就高达两三千万元，人员更是只进不出，“改革开放前工厂职工1.2万人，20世纪80年代后，一度剧增了8000子弟兵。”人多了企业规模却没有变，还要给工人岗位、工资、福利和待遇，企业很难承受如此重负。有几组数据，把铁西推向了不改造不能为继的关口——技术改造的欠账，让正值壮年的企业显得体力不支，1949年建起的平炉还在1980年喘着粗气，关了火仍停不下来，炉顶塌落接连上演。
就连老牌航空工业企业黎明公司也难独善其身。改革开放后，黎明主动走向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初步架构稳定的民用产品体系，建立民品开发管理的新经营模式，也锻炼出一大批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职工队伍。兴旺局面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因民用产品更新换代和后续投入无力等原因，不得不退出市场，7000多名干部职工生活无着。”1992年成为车间主任贾东晨记忆里最特殊的时期。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应景似的歌声里弥漫着思考和求索，欲说还休。
1997年7月22日，时任副总理的朱[钻] [容]基来到国企较为集中的辽宁视察，要重点解决三角债和国企改革扭亏脱困的问题。他召集辽宁10家大型亏损企业领导干部座谈，深刻阐述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再就业”以及“三改一加强（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的重要意义，传达国务院关于3年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决定精神。
国企命题，这道横阻在改革路上的难解方程，答案呼之欲出。
1999年底，一部名为《铁西区》的纪录片引起轰动，镜头直面铁西，定格在这样的场景：生产间歇，车间里一个小班组在开会，班组长面对工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大家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注意安全问题。”
然后是最后一天上班的情况。明天，工厂会变成什么？工人们不知道，但他们知道截至2001年初，全区30万产业工人中，将有13万下岗工人涌入社会，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在全国，1998年至2000年，这一数据为2137万人。
2011年7月，作家吴晓波在仅有4个人的电影院放映厅里，看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它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档期上映，把下岗工人从那个时代拿了回来，摊到人们面前。当时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这便有了吴晓波《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文中的描写：丈夫用破自行车驮着妻子被迫去做皮肉生意，拿不出钱给儿子买球鞋的下岗父亲从窗户一跃而下……
也是那年月，教育好似一夜之间有了自费和公费之分，不少80后都经历过这样的浮沉起落：想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但中考分数不够，幸好父亲或母亲刚刚买断得来了2万元，填上了自费借读的档。
在世人眼中，沈阳已然变成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还记得，一种平静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遇到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的中年人，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他不是这座城的孤本，他们不该被遗忘。且平静与开脱，并不等于愚笨，无力向市场经济主动出击，更非懒惰，不愿靠双手再造温州的模式，而是和最开始一样，当国家工业化战略需要他们成为工人的那一刻起，像当年支援三线“春风吹到哪儿，工人就在哪儿”一样，拿起了扳手和钳子的双手便不愿再放下，这就是宿命。
于是，这些被称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必然反应，本应是弱势一方的群体，以平静的姿态默默承受了历史转型的阵痛，却为技术升级、国企改革和腾飞争取了时间。
2002年6月16日，胡锦涛来到铁西，提出改造铁西的明确指示和要求，及铁西企业需要发展的明确意见。两天后，改变命运的“东搬西建”决策出台。据统计，从2002年9月至2005年底，搬迁改造企业113户，搬迁前产值只有12.3亿元，搬迁后达到50亿元，同时也盘活了5000万平方米土地，土地毛收入达90亿元。紧接着，在2003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4周年纪念日当天，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决定，随后又率先把辽宁作为社会保障试点地区，由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优惠政策，一下子让铁西10万名职工转换了身份，仅沈重和沈阳电缆厂就合计并轨了1.5万名职工。
欠债还清了，包袱卸下了，宝马也来了。坦途铺就的同时，迫切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愿望被点燃，工人們也撕掉了“技术技能素质不高”的标签，变了模样。
2008年1月10 日下午，刚刚荣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载誉归来的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工人杨建华，获得了集团公司奖励的一台中华尊驰轿车。“一线工人获国家科技奖， 说明国家对技术工人高度重视，在尊重技能、尊重创造方面为工人提供更广阔的舞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第二位、辽宁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一线职工，时至今日，这份荣誉在李超、洪家光等辽宁工人身上得到延续。
“劳模评选的标准也有了微妙的转变。”鞍钢炼钢总厂电气点检员林学斌发现，他所负责的这条生产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一共成长起来8位劳模，不同的是，前7位均为保证设备不出事故的情况下，按生产量创新高来作为评选缘由，而第八位劳模，林学斌本人，则是通过技术手段——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以提高产量，为劳模评选做支撑的。
科技时代，奉献在隐忍和坚守、退出与创新中不断孕育出新内核，工人的职业荣耀也随之回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闪亮登场，攀登新的高峰。
在沈飞公司，35岁钳工出身的方文墨，自主研发3项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26岁时夺得全国钳工状元，29岁成为中航工业最年轻的首席技能专家;在沈阳造币有限公司，1991年生人的张文亮，从成为工人的第一天起，就毫不掩饰“想当大国工匠”的梦想，先后对企业设备技术改进数十项，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并在2015年当选全国青联委员……
由技能人才充盈的产业工人大军旌旗蔽空，向着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的金字塔型技术工人结构嬗变，而他们身上始终闪现的，是工业化战略的布局谋篇，是拉纤路上的滴滴热汗，更是辽宁工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历史中最珍贵的积淀。
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点，无论回眸还是展望，挑战总是大路上不熄的烽烟。我们回想到70年前迈出第一个脚步的那个地方，将足迹来一番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岁月的流痕总是不断修正前行的罗盘，一次次峰回路转，一束束光芒再现，就像张瑞敏为纪念创业10周年写的散文《海尔是海》那样：一旦汇入海的大家庭中，每一份子便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不分彼此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随着海的号令执着而又坚定不移地冲向同一个目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因此，才有了大海摧枯拉朽的神奇。
（感谢孟泰女儿孟庆珍一家、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田力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
罕见的大雪厚厚地覆盖着辽南大地，凛冽的西北风卷起一阵阵白浪，肆虐地袭击着东倒西歪的高炉，似乎要把它们连根掀翻……这，就是辽沈战役后，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鞍钢。
孟泰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记得1926年他初到鞍山时，那时的鞍山制铁所已修起1号和2号两座高炉，28岁的孟泰经人介绍，很快进了炼铁厂，成为一名高炉配管工。那年月，工人不是职业，是為了填饱肚子不得已的选择。吃粮食实行配给制，发霉变质的高粱米、苞米和橡子面，这样的配给粮，只有一天工都不歇的工人才能在月底得到，还有3角3分的工钱。
后来“国军”来了，有人说，吃的穿的会有的。可事实却是卸马达、拆机床，不管是焦炭还是钢管、扁铁，只要能拉动的，不是卖了就是运走了。工人们只能回老家种地去。
转眼鞍山解放，党中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鞍钢生产。工人们听说后，从安东（现丹东）、通化、瓦房店等地陆续回厂，情绪高昂，带着一股憋不住的兴奋劲！
当时的鞍山火车站，候车室每天都挤满人，并不是为了坐火车。他们围在一张桌子前，想看清桌上招工50名的告示，哪怕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识字。
那年月，工厂还没有完善的招工考试制度，招工很难把握评判的标准，只能靠土法子，以鞍山站为起点，以立山火车站为终点，开始赛跑，取前50名。
吃不饱的年月，靠与火车赛跑赢得招工机会的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来到鞍钢，第一天就领到了高粱米和白菜。
怎能不兴奋？没有了颠沛流离，不必再靠一点点配给粮充饥，受尽打骂的“黑爪子”（旧时对工人的称呼）被尊称为工人师傅，“窑葫芦”（旧时对鞍钢的称呼）里的臭苦力变成“老大哥”，“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一切都变了！心潮澎湃的工人们摩拳擦掌，奔走相告，都准备玩命地干它一场。
可在一片废墟之上要想恢复，谈何容易？“日军和国民党撤退时，不甘心失败，炸高炉毁机器，妄图使工厂变成一片废墟，用经济卡我们的脖子。”
一个留用的日籍冶炼专家还断言，“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需要20年。”恢复高炉的材料、工具极度匮乏，老工人孟泰站了出来，带领工友刨开冰雪，搜集机器零件，献交器材，工人们共有一个执念——一定要尽快恢复生产。
短短半年多时间，这里就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和第一炉钢水。1949年7月9日，鞍钢大白楼前，2.5万钢铁工人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因为这一天，鞍钢举行开工典礼，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正式开工。在此之前，鞍钢已脱胎换骨，2座矿山、1座高炉、2座平炉、6个轧钢厂、2个金属制品厂及耐火材料厂全部复工投产，作为钢铁联合企业的整个生产体系已经初步完成，具备全面开工生产的条件。
工人们的劲头更足了，连轴忙生产，不计工时和报酬。不久，作家肖殷特地从北京来到鞍钢，采访后以“孟泰仓库”为题，写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通讯，铁皮房才有了名字，“孟泰精神”开始在全国亿万名职工中广为传颂，成为引领。
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行业的生产几乎都是空白。1949年，新中国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产值减少30%。据联合国统计数字显示，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当时整个亚洲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4美元。
经历百年战火，赢得解放后的新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国家工业和经济不强大，必然会受到外国的干涉甚至牵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没有经验，在工业化建设上只能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30多万产业工人的辽宁率先迈出工业化步伐。
辽宁成为“共和国长子”，是历史的选择。1953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背景下，作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毛泽东语）的东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担起共和国工业的半壁江山。
废墟上的崛起，不仅仅是改变世界产业格局的物质力量，更焕发了中国工人的奋斗精神。
1950年，恢复生产的鞍钢，生产情况简陋得超乎想象，更严峻的是，整个鞍钢的技术力量只有70多名工程师，还有60多名是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日本人，正在逐批回国。待他们全部遣返后，作为全国钢铁产业中心的东北，技术人员仅占全行业总人数的0.24%。
于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始在全国上演。1953年，新华社发表的《祖国建设的新气象》一文中显示：“全国各地派去参加鞍钢建设工作的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大学毕业生和军人等就有4万多人。”全国支援鞍钢开始了，其中，有5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人们形象地称为“500罗汉”。
他们级别高，职务却安排得低，地委级的多安排到基层主要厂矿及机关重要处室，如安徽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林云侠调任烧结总厂厂长，福建晋江地委书记高一清调任炼铁厂党委书记，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乔石调任基建处副处长等。
干部“降格”使用，其实意在将鞍钢“升格”。
这种特殊现象或缘于当时鞍山是新中国12个中央直辖市之一，但事实显示，这是出于党中央深谋远虑的一个战略构想。也正是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辽宁成了党中央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国家工业建设的“头号工程”。
就这样，中国工业化建设轰轰烈烈地拉开帷幕。创造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无数个“第一”的“三大工程”完成;中国第一枚国徽、第一台万能铣床、第一台18马力轮式蒸汽拖拉机、第一块电磁铁、第一块钢化玻璃、第一个万伏级高压线圈横空出世;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将生产效率提高6至7倍，一年完成4年多的工作量;由工人阶级探索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鞍钢宪法”，在全国工业企业甚至国外大面积推广、借鉴……一双双寻觅探究的眼神，锁定了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劳动号子下的铁锤叮当，焊花飞舞，依渐清晰的大工业龙门吊，被装备制造环抱的渤海湾，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 作为这一切的缔造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群体，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奉献，他们想的只有工厂、生产、新中国，还有未来不受制于人。与此同时，宿命也从这一刻起，被历史定格。
1978年，卓尔全家从湖北武汉，随工厂来到了本溪下马塘镇。
那一年，卓尔小学还没毕业。1964年起，由于国防需要，中西部三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工企业“三线厂”建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方针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号召下，数以万计的工人、技术人员、干部，满怀豪情，跋山涉水，支援三线建设。卓尔年轻的父母就这样从城市来到了偏远山区，走进了工友们在荒山野坳间、12座神秘山洞里建起的厂房和家属区，扎下了根。
三线厂（这里特指原641厂）与世隔绝，再加上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它在世代农耕的下马塘当地人心中是那么陌生与神秘。学校、医院、食堂、商店、电影院，一座小城市里有的，这里都有，宛若一个小社会。
“我们这些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的子弟，在工厂里度过了金色的童年时光。”大多子弟都没有读书的强烈欲望，对沾满机器油污的工人父辈反倒更加崇拜，父母也从不拿外面的世界做刺激，“高中毕业就进工厂”似乎成为所有子弟的宿命。“况且同学成为工友，邻居成为车间主任，生活和工作交织……并没有什么不好。”
20世纪70年代末，工人犹如种子，工业战略的春风往哪儿吹，他们就在哪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像那时的沈重，初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设计能力的国家大型主导企业后，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一重、二重、太重、洛矿、陕压、西安重机所等单位，输送2000多名技术工人和干部，其中，二重、陕压等企业从厂长到工段长，几乎全套人马都是沈重人。这里自然还少不了鞍钢，从建设新中国初期起，鞍钢先后输送工人和干部12.5万余人，还对口支援包建武钢、包钢等20多个大型钢厂……孕育一支产业工人大军，无私向全国播撒粒粒火种的沈重和鞍钢，必然不是孤本。
这也是那个时期赋予工人的人生定位和荣耀，从“中国第一村”的工人村开始催化，由“东方鲁尔”的沈阳推向巅峰，随着轰鸣马达声中诞生的产品，走向全国。
1978年，是一个如此安逸却又不甘于安逸的年份。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扩大企业自主权”信号，改革开放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一群从工厂、工人群体中走出的小人物，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试验厂，迎来了企业改革蓬勃发展的青春期。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家喻户晓的改革先锋竟是一位并不真实存在的乔厂长。1979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说他上任后开始“放火”，将全厂9000多名职工推上大考核，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民工搞基建和运输。
这预兆某一个新时代的赫然登场。
作为改革初期全国闻名的改革窗口（1984年沈阳被国务院确定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早醒的”辽宁工厂、工人开始先人一步，推出全国首份厂长承包经营“责任状”、全国首家破产企业“通告书”、全国最早赴纽约发行“美元股票”的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涌现了许多改革名人，如一厂创出两项改革之最的沈阳电缆厂徐有泮、全国首家签订承包合同的沈阳电工机械厂李正治……
那时东药也很牛。1985年，王健林还没从部队转业，更没建立万达集团时，东药就开启了与体育联姻的模式，成为全国第一个冠名足球的企业，头一年冠名就花了14万元，随着球队所向披靡，东药工人在全国风头一时无两。
“没钱能去打知名度吗？”改革初期，在别人搞一种改革都大说特说一番时，东药来了个改革大全，实行有承包、有租赁，还有学三资企业搞股份制的“一厂多制”，职工待遇开始千差万别，甚至天壤之别——高级工程师月工资由600元一下子提到1.5万元，最高科技贡献奖可得奖金200万元，当时在全国也是少见，这让企业内外“炸了锅”。东北制药集团前董事长陈钢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那时我看过省长的工资条，也才1000多元钱。”
这无疑是向全国释放了三个关键词：改革、技术和市场。
就这样，1985年的铁西似乎活出两个极端。
顶替父亲跨入工厂大门的贾东晨，在这一年成为令人羨慕的沈重一员。表面看与从前无异。每天下班，工厂门前万人汇集，好似汹涌的波涛瞬间涌出工厂东西两厂区的门，黑压压的一片，出了工厂大门，庞大的自行车队即刻塞满兴华街与北二路，并排而行的车流根本不分快车道与慢车道，前轱辘紧挨着后轱辘的大军挤在一起，起码要10多分钟才能疏散开来，奔向各自的职工生活区。
此时的铁西，有一种张力正在暗自牵引。许多国企、工厂像得了传染病一样，频发体力不支的症状，当年领先全国的生产线步入落伍行列，30多年的经营体制被市场经济的风浪无情地拍打。中国工业经济最早最彻底的地区，徘徊在风口，工人命运的改变从这一年埋下伏笔。
“听说国外十几家报纸发了新闻，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沈阳市五金铸造厂、防爆器械厂、第三农机厂收到了全国首份“破产警戒通告”，为起足球中黄牌警告之效，3份通告的封皮被印刷成了黄色。
五金铸造厂厂长周桂英现场崩溃。哭完，她回厂召开全厂大会，“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年之内要让咱厂复苏。”台上台下的工人都热泪盈眶。从那一天起，工人们加班加点没有抱怨，在警告期结束的最后关口，厂子扭亏为盈，破产警报解除了。
一年后的同一天，拥有70多名工人的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倒闭，成为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日本记者在报道中称：沈阳发生了超过8级的改革地震，中国的“铁饭碗”真的要被打碎了！
“越是如此，越逃不开宿命。”在国家工业化战略由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工业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坚守工人这份职业，成为一种必要，甚至上升为辽宁人的责无旁贷。 他们开始以崭新的身份——工人技术专家，阔步于历史舞台。
在沈阳手表厂，认为“外购模具是咱模具工人耻辱”的张绍阳利用业余时间攻关，3年后研制出的手表“整体小夹板”模具填补了国内空白;在鞍钢化工总厂炼焦车间，痴迷技术的钳工李晏家，源于摔跤受伤部位而产生的创意，竟获得国家级专利，仅备件费每年就能节约40万元;在中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厂，技术组学历最低的铸造工人毛正石自学技艺，练就成只看铁水花，就能精准地将1400度的铁水温差控制在10度以内的本领……
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此时工人技术革新出的“高精尖”不多，但他们身处生产第一线，每次技改都对症下药，解决了企业、行业发展的众多燃眉之急。
企业不是在单打独斗。早在1961年，由沈阳工人吴家柱和工友自发组织的技术协作活动成为全国首创，并推广至全国。20世纪60年代末，技协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至1978年开始复苏，它集中起能工巧匠、技术革新能手的群体优势，不仅解决了一个班组、车间或企业一时难以攻克的技术问题，还悄悄改变了辽宁产业工人队伍结构特点，即以老工人为主体，以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为骨干的“三结合”结构。
奉献也从那一刻起，由感性演化至理性的技术层面。
当市场的闸门被打开，自由的水流开始渗透进来，最先被淹没的就是铁西的北二路，那个曾经创造了无数个共和国第一，在中国大地找不出哪一条街道的经济指标能望其项背的地方。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从北二路传出的消息不再是清一色振奋人心的喜讯，而是如雷贯耳的亚洲第一大铸造企业沈阳铸造厂生产难以为继，沈阳冶炼厂、沈阳电缆厂这样的庞然大物相继轰然倒塌。
一位车间主任这样描绘工厂里的情景：曾经名声显赫的工厂里，“干活儿没手套，洗手没肥皂，开饷没有号。”工厂常常因无钱给工人开资，开资日一拖再拖，或者无法全额开，遑论奖金了。因欠水电费，被断水断电，甚至连电话费都交不起……80%以上的企业在停产半停产的泥潭里苦苦挣扎，亏损户与日俱增。
阵痛开始了。1991年8月24日，一则新华社记者刘欣欣采写的报道《金牌不是名牌》橫空出世，摆在世人眼前的，“几年前还为金牌大省而扬扬自得的辽宁人，如今却受到市场无情的嘲弄：辽宁产成品资金占用三角债全国第一……”
1992年，中国大型企业第一次打破铁饭碗——在媒体热烈鼓噪和“徐州经验”启发下，本溪钢铁厂宣布10.6万名职工实行全员合同制。
“关门一条街，停工一大片”的坊间民谣喧嚣尘上。一大片指沈阳铁西，一条街则指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两侧十几家国企和集团企业。
“船挺大，但拉的都是小破船。”沈阳变压器厂老工人王富新回忆，厂子把10多家大小工厂绑在一起，1万人才产出1360万千伏安。沈重则是典型大而全结构的国有企业，社会服务系统非常完备，每年光后勤服务补贴经费就高达两三千万元，人员更是只进不出，“改革开放前工厂职工1.2万人，20世纪80年代后，一度剧增了8000子弟兵。”人多了企业规模却没有变，还要给工人岗位、工资、福利和待遇，企业很难承受如此重负。有几组数据，把铁西推向了不改造不能为继的关口——技术改造的欠账，让正值壮年的企业显得体力不支，1949年建起的平炉还在1980年喘着粗气，关了火仍停不下来，炉顶塌落接连上演。
就连老牌航空工业企业黎明公司也难独善其身。改革开放后，黎明主动走向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初步架构稳定的民用产品体系，建立民品开发管理的新经营模式，也锻炼出一大批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职工队伍。兴旺局面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因民用产品更新换代和后续投入无力等原因，不得不退出市场，7000多名干部职工生活无着。”1992年成为车间主任贾东晨记忆里最特殊的时期。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应景似的歌声里弥漫着思考和求索，欲说还休。
1997年7月22日，时任副总理的朱[钻] [容]基来到国企较为集中的辽宁视察，要重点解决三角债和国企改革扭亏脱困的问题。他召集辽宁10家大型亏损企业领导干部座谈，深刻阐述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再就业”以及“三改一加强（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的重要意义，传达国务院关于3年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决定精神。
国企命题，这道横阻在改革路上的难解方程，答案呼之欲出。
1999年底，一部名为《铁西区》的纪录片引起轰动，镜头直面铁西，定格在这样的场景：生产间歇，车间里一个小班组在开会，班组长面对工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大家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注意安全问题。”
然后是最后一天上班的情况。明天，工厂会变成什么？工人们不知道，但他们知道截至2001年初，全区30万产业工人中，将有13万下岗工人涌入社会，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在全国，1998年至2000年，这一数据为2137万人。
2011年7月，作家吴晓波在仅有4个人的电影院放映厅里，看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它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档期上映，把下岗工人从那个时代拿了回来，摊到人们面前。当时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这便有了吴晓波《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文中的描写：丈夫用破自行车驮着妻子被迫去做皮肉生意，拿不出钱给儿子买球鞋的下岗父亲从窗户一跃而下……
也是那年月，教育好似一夜之间有了自费和公费之分，不少80后都经历过这样的浮沉起落：想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但中考分数不够，幸好父亲或母亲刚刚买断得来了2万元，填上了自费借读的档。
在世人眼中，沈阳已然变成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还记得，一种平静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遇到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的中年人，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他不是这座城的孤本，他们不该被遗忘。且平静与开脱，并不等于愚笨，无力向市场经济主动出击，更非懒惰，不愿靠双手再造温州的模式，而是和最开始一样，当国家工业化战略需要他们成为工人的那一刻起，像当年支援三线“春风吹到哪儿，工人就在哪儿”一样，拿起了扳手和钳子的双手便不愿再放下，这就是宿命。
于是，这些被称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必然反应，本应是弱势一方的群体，以平静的姿态默默承受了历史转型的阵痛，却为技术升级、国企改革和腾飞争取了时间。
2002年6月16日，胡锦涛来到铁西，提出改造铁西的明确指示和要求，及铁西企业需要发展的明确意见。两天后，改变命运的“东搬西建”决策出台。据统计，从2002年9月至2005年底，搬迁改造企业113户，搬迁前产值只有12.3亿元，搬迁后达到50亿元，同时也盘活了5000万平方米土地，土地毛收入达90亿元。紧接着，在2003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4周年纪念日当天，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决定，随后又率先把辽宁作为社会保障试点地区，由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优惠政策，一下子让铁西10万名职工转换了身份，仅沈重和沈阳电缆厂就合计并轨了1.5万名职工。
欠债还清了，包袱卸下了，宝马也来了。坦途铺就的同时，迫切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愿望被点燃，工人們也撕掉了“技术技能素质不高”的标签，变了模样。
2008年1月10 日下午，刚刚荣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载誉归来的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工人杨建华，获得了集团公司奖励的一台中华尊驰轿车。“一线工人获国家科技奖， 说明国家对技术工人高度重视，在尊重技能、尊重创造方面为工人提供更广阔的舞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第二位、辽宁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一线职工，时至今日，这份荣誉在李超、洪家光等辽宁工人身上得到延续。
“劳模评选的标准也有了微妙的转变。”鞍钢炼钢总厂电气点检员林学斌发现，他所负责的这条生产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一共成长起来8位劳模，不同的是，前7位均为保证设备不出事故的情况下，按生产量创新高来作为评选缘由，而第八位劳模，林学斌本人，则是通过技术手段——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以提高产量，为劳模评选做支撑的。
科技时代，奉献在隐忍和坚守、退出与创新中不断孕育出新内核，工人的职业荣耀也随之回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闪亮登场，攀登新的高峰。
在沈飞公司，35岁钳工出身的方文墨，自主研发3项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26岁时夺得全国钳工状元，29岁成为中航工业最年轻的首席技能专家;在沈阳造币有限公司，1991年生人的张文亮，从成为工人的第一天起，就毫不掩饰“想当大国工匠”的梦想，先后对企业设备技术改进数十项，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并在2015年当选全国青联委员……
由技能人才充盈的产业工人大军旌旗蔽空，向着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的金字塔型技术工人结构嬗变，而他们身上始终闪现的，是工业化战略的布局谋篇，是拉纤路上的滴滴热汗，更是辽宁工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历史中最珍贵的积淀。
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点，无论回眸还是展望，挑战总是大路上不熄的烽烟。我们回想到70年前迈出第一个脚步的那个地方，将足迹来一番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岁月的流痕总是不断修正前行的罗盘，一次次峰回路转，一束束光芒再现，就像张瑞敏为纪念创业10周年写的散文《海尔是海》那样：一旦汇入海的大家庭中，每一份子便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不分彼此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随着海的号令执着而又坚定不移地冲向同一个目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因此，才有了大海摧枯拉朽的神奇。
（感谢孟泰女儿孟庆珍一家、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田力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