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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中国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中艰难前进，出版业也经历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传统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官书局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太平天国运动，迫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反省自身传统文化，主张经世致用的中国知识分子利用出版重建传统文化秩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曾国藩通过创设金陵书局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了大量的经史子集及西方声光化电与军工技术方面的书籍，在晚清出版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一 创设金陵书局，利用出版重建传统文化
1864年3月，曾国藩(1811-1872)在湘军与太平军决战的重要时刻授意在安庆创设书局，后移至南京，是为金陵书局。他亲自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整理出版了王船山的著作，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传统古籍，以重建传统文化秩序。
洪秀全等人把西方人的精神偶像“上帝”搬过来加以改造传播。刊印《太平诏书》《太平刑律》大力宣扬农民阶级的主张。明确反对儒家经典，设立“删书衙”。所行之处捣毁一切孔庙和寺庙。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数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从思想言行上控制广大农民群体，由此冲击了传统文化秩序。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对方在短时期内影响迅速扩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出版来传播其思想。曾国藩在研习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发现王船山的“气学”、《正蒙注》及全部的《船山遗书》这正是他所要寻找的精神武器。他决定重刻发行《船山遗书》，以道学的教义与对方的基督教教义对抗，夺回这一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曾国藩非常重视这首个举措。他亲自校阅了最重要的117卷，占了全书的1／3以上。从1862年11月至1866年10月，在转战各地处理繁杂军政事务之隙，他坚持校误勘讹，如他在《船山遗书序》一文中提到“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他认为王船山承继了孔孟正脉，其学说可以被用来“纲维万事，弭乱世于未形”。他在批示文牍的时候屡次引用其言论来身教部下学习船山，如1868年批杨德亨禀：“‘自靖自献’之箴，先正王船山亦以此四字，为人臣屋漏自课之道。”1871年批苏松太道禀：“近世儒者王船山，于社会义仓等事，皆反复讥议。乍见似骇听闻，深思乃有至理。”曾国藩聘请了当时饱学之士如刘毓嵩、张文虎、欧阳兆雄、莫友芝等人从事校雠工作，重视编校刊印的每一个环节，积累了大量的图书刊印、出版发行及管理经验。如他提出的改进刻书的“方粗清匀”四字原则及“以书养书”的经营理念，就是在提高书籍质量、扩大书籍销售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他设置专门化的机构负责管理，整体规划出版书目，培训刻印工人，明确规定责任制，按劳取酬。为金陵书局高质量运转奠定了基础，为后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成立积累了经验，也是清代出版业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
金陵书局刊印了一大批古籍和一些西方书籍，如根据汲古阁本刊刻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等史书；重新刊刻了《十三经》《四书集注》《元和姓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刊刻了一批诗文、医学、农学方面的书籍。西学书籍有《几何原本》《重学》《则古昔斋算学》《圆曲线说》等。金陵书局前后共刻印图书56种，共计2776卷，600册。
金陵书局的建立促使晚清官书局纷然兴起，相继有江楚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思贤书局、崇文书局等20多个官书局在全国创办，主要刊刻古典书籍，承担了当时传统文化的重建与传播的工作，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出版机构。
二 建立翻译馆，促进晚清西学东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与江南制造局有莫大的关系。晚清政府在太平军和英法联军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变革。1860年，清王朝的权贵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先向英法妥协，集中精力消灭心腹之患。1861年，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兴起。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亲身感受到洋枪的厉害，而武器的更新必须创办新式的机器工业、军火工业。1860年11月，曾国藩上奏皇帝提出自己造船，1865年令李鸿章到上海筹备江南制造局，曾国藩任江南制造局最高职位——督办。自此，以学习西方声光化电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运动随之而起。
早在1861年安庆军械所创办之时，曾国藩就注意罗致当时一些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解决晚清科技人才与技术的空白难题，如著名的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和数学家华蘅芳就被曾国藩称赞为“奇才异能”。1863年，徐寿父子、华蘅芳反复研究《博物新编》，在既无图纸又无模型更无技术的情况下，仿造了“蒸汽机”和“黄鹊”轮船，曾国藩亲自试航。在实际仿制坚船利炮的过程中，西学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突出。华蘅芳虽不懂外文但他深知翻译的重要，和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等人合译《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归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书籍，呈请曾国藩审阅，然后在南京印刷出版。在上海广方言馆徐寿和华蘅芳的努力下，曾国藩意识到必须建立翻译馆。1867年，曾国藩奏请设立翻译馆：“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原，特以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1868年6月，翻译馆开馆，附属于江南制造局。自此，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专门译书机构。
翻译馆由徐寿、华蘅芳等人主事，上海良好的翻译环境使徐、华决定迁居上海，“以便与西士考证西学，故请曾文正公派于江南新设制造局内，略于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到局”。当时上海聚集了一批通晓西学的中外知识分子如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自然科学家贾步纬、医学家赵元益，英国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翻译馆之前，上海已有墨海书馆、花华圣经书馆，后来又有点石斋石印书局(英商美查创设)、《格致汇编》期刊(傅兰雅创设)、晚清民族资本创办的同文书局、蜚英馆、鸿宝斋等石印局成立。上述西人传教士均任翻译馆译员，西译中述，出版了大量的书籍。1909年，翻译馆译员陈洙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共收录160种。翻译馆所出160种书籍，按种类从多到少，依次排列的顺序为兵学、工艺、兵制、医学、矿学、农学、化学、算学、交涉、史志、船政等。”’翻译活动完全针对晚清社会“自强”“求富”的总体趋势，凸显了曾国藩经世致用的目标，完全符合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历时40年，是晚清政府创办的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高质量译书的出版发行成为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先驱和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同时造就了一批中国最早的科学家与制造家，如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当时进步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因读到翻译馆的书，意识到西学的长处，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维新运动的到来。容闳曾受曾国藩委派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他在自传中说，这座机器厂应作为纪念曾国藩的纪念碑，纪念他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
在晚清这个社会秩序非常不稳定的时期，受经世致用影响的曾国藩等人目睹西方的富强和中国的落后，被迫思变，利用出版这个平台，重建国人的精神家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在晚清社会直至现在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太平天国印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464，
[2][3][4][5][7]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615，1360，1420，l 154，
[6]清代官书局刻书概况，国学论坛网，http：／／bbs，guoxue，eom。
[8]宋元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548。
[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00
一 创设金陵书局，利用出版重建传统文化
1864年3月，曾国藩(1811-1872)在湘军与太平军决战的重要时刻授意在安庆创设书局，后移至南京，是为金陵书局。他亲自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整理出版了王船山的著作，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传统古籍，以重建传统文化秩序。
洪秀全等人把西方人的精神偶像“上帝”搬过来加以改造传播。刊印《太平诏书》《太平刑律》大力宣扬农民阶级的主张。明确反对儒家经典，设立“删书衙”。所行之处捣毁一切孔庙和寺庙。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数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从思想言行上控制广大农民群体，由此冲击了传统文化秩序。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对方在短时期内影响迅速扩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出版来传播其思想。曾国藩在研习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发现王船山的“气学”、《正蒙注》及全部的《船山遗书》这正是他所要寻找的精神武器。他决定重刻发行《船山遗书》，以道学的教义与对方的基督教教义对抗，夺回这一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曾国藩非常重视这首个举措。他亲自校阅了最重要的117卷，占了全书的1／3以上。从1862年11月至1866年10月，在转战各地处理繁杂军政事务之隙，他坚持校误勘讹，如他在《船山遗书序》一文中提到“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他认为王船山承继了孔孟正脉，其学说可以被用来“纲维万事，弭乱世于未形”。他在批示文牍的时候屡次引用其言论来身教部下学习船山，如1868年批杨德亨禀：“‘自靖自献’之箴，先正王船山亦以此四字，为人臣屋漏自课之道。”1871年批苏松太道禀：“近世儒者王船山，于社会义仓等事，皆反复讥议。乍见似骇听闻，深思乃有至理。”曾国藩聘请了当时饱学之士如刘毓嵩、张文虎、欧阳兆雄、莫友芝等人从事校雠工作，重视编校刊印的每一个环节，积累了大量的图书刊印、出版发行及管理经验。如他提出的改进刻书的“方粗清匀”四字原则及“以书养书”的经营理念，就是在提高书籍质量、扩大书籍销售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他设置专门化的机构负责管理，整体规划出版书目，培训刻印工人，明确规定责任制，按劳取酬。为金陵书局高质量运转奠定了基础，为后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成立积累了经验，也是清代出版业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
金陵书局刊印了一大批古籍和一些西方书籍，如根据汲古阁本刊刻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等史书；重新刊刻了《十三经》《四书集注》《元和姓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刊刻了一批诗文、医学、农学方面的书籍。西学书籍有《几何原本》《重学》《则古昔斋算学》《圆曲线说》等。金陵书局前后共刻印图书56种，共计2776卷，600册。
金陵书局的建立促使晚清官书局纷然兴起，相继有江楚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思贤书局、崇文书局等20多个官书局在全国创办，主要刊刻古典书籍，承担了当时传统文化的重建与传播的工作，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出版机构。
二 建立翻译馆，促进晚清西学东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与江南制造局有莫大的关系。晚清政府在太平军和英法联军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变革。1860年，清王朝的权贵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先向英法妥协，集中精力消灭心腹之患。1861年，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兴起。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亲身感受到洋枪的厉害，而武器的更新必须创办新式的机器工业、军火工业。1860年11月，曾国藩上奏皇帝提出自己造船，1865年令李鸿章到上海筹备江南制造局，曾国藩任江南制造局最高职位——督办。自此，以学习西方声光化电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运动随之而起。
早在1861年安庆军械所创办之时，曾国藩就注意罗致当时一些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解决晚清科技人才与技术的空白难题，如著名的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和数学家华蘅芳就被曾国藩称赞为“奇才异能”。1863年，徐寿父子、华蘅芳反复研究《博物新编》，在既无图纸又无模型更无技术的情况下，仿造了“蒸汽机”和“黄鹊”轮船，曾国藩亲自试航。在实际仿制坚船利炮的过程中，西学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突出。华蘅芳虽不懂外文但他深知翻译的重要，和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等人合译《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归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书籍，呈请曾国藩审阅，然后在南京印刷出版。在上海广方言馆徐寿和华蘅芳的努力下，曾国藩意识到必须建立翻译馆。1867年，曾国藩奏请设立翻译馆：“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原，特以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1868年6月，翻译馆开馆，附属于江南制造局。自此，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专门译书机构。
翻译馆由徐寿、华蘅芳等人主事，上海良好的翻译环境使徐、华决定迁居上海，“以便与西士考证西学，故请曾文正公派于江南新设制造局内，略于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到局”。当时上海聚集了一批通晓西学的中外知识分子如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自然科学家贾步纬、医学家赵元益，英国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翻译馆之前，上海已有墨海书馆、花华圣经书馆，后来又有点石斋石印书局(英商美查创设)、《格致汇编》期刊(傅兰雅创设)、晚清民族资本创办的同文书局、蜚英馆、鸿宝斋等石印局成立。上述西人传教士均任翻译馆译员，西译中述，出版了大量的书籍。1909年，翻译馆译员陈洙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共收录160种。翻译馆所出160种书籍，按种类从多到少，依次排列的顺序为兵学、工艺、兵制、医学、矿学、农学、化学、算学、交涉、史志、船政等。”’翻译活动完全针对晚清社会“自强”“求富”的总体趋势，凸显了曾国藩经世致用的目标，完全符合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历时40年，是晚清政府创办的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高质量译书的出版发行成为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先驱和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同时造就了一批中国最早的科学家与制造家，如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当时进步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因读到翻译馆的书，意识到西学的长处，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维新运动的到来。容闳曾受曾国藩委派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他在自传中说，这座机器厂应作为纪念曾国藩的纪念碑，纪念他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
在晚清这个社会秩序非常不稳定的时期，受经世致用影响的曾国藩等人目睹西方的富强和中国的落后，被迫思变，利用出版这个平台，重建国人的精神家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在晚清社会直至现在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太平天国印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464，
[2][3][4][5][7]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615，1360，1420，l 154，
[6]清代官书局刻书概况，国学论坛网，http：／／bbs，guoxue，eom。
[8]宋元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548。
[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