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收缩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极易在舆论中形成热点，因此，不少存在人口流失现象的城市，唯恐被扣上“收缩城市”的帽子。其实，与国外城镇化高度发达后部分城市走向衰败不同，在中国，城镇化进程还在持续，某一时段内的人口流失对于部分城市来说还不是那么紧迫的问题，但是，收缩可能导致的发展停滞的潜在风险仍不能忽视。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收缩不等于衰败，不应只看到收缩给城市带来的挑战，而要理解收缩发生的机制，并看到收缩之中提升城市品质的机遇。

收缩不等于衰败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
　　张学良：城市收缩是个中性词，它并不可怕。城市收缩虽然可能意味着迟缓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包含着空间置换、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机遇。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之间不能画等号？
　　张学良：城市收缩不等于城市衰败。需要特别指出，中国的城市收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城市收缩，指的是城市整体层面的人口下降。出现这类收缩的部分城市，可能整体上人口下降了，但中心城区的人口反而在上升，这类城市的活力还是在增强的。
　　狭义的城市收缩则需引起重视——城市整体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中心城区和CBD的人口也在下降，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城市收缩的原因，如产业发展的情况、就业机会的多少、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教育资源的分配等，并据此给出有针对性对策。

向“适应人口减少”转型

　　《瞭望东方周刊》：《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你认为相关城市在落实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张学良：收缩城市的规划，要改变传统的以增长为主题的扩张型规划模式，向“适应人口减少”的方向转型，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收缩城市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可以借鉴“精明收缩”的理念——“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与其将重点放在存量人口的增长和持续扩张的土地利用上，不如通过提供更为宜居的环境、塑造更为精致的城市旅游文化、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流动人口和企业入驻，提升城市活力。
　　《瞭望东方周刊》：在政策应对上，国外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案例？
　　张学良：国外城市收缩主要是由去工业化、郊区化、人口结构变动以及政治变革等因素导致的，中国以人口流失为表征的城市收缩，则是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现象。
　　想找到一模一样的案例进行参考是不现实的，西方城市的一些做法我们只能部分地加以借鉴。

　　与其将重点放在存量人口的增長和持续扩张的土地利用上，不如通过提供更为宜居的环境、塑造更为精致的城市旅游文化、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流动人口和企业入驻，提升城市活力。

　　国外的案例中，城市转型与重新定位被认为是重新振兴城市的一个有效方法，英国曼彻斯特、利物浦、谢菲尔德等城市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此外，不同于政府主导的转型模式，西方部分城市还实施了公众广泛参与的“精明收缩”计划，部分城市则实施了弹性城市规划。

协同创造机遇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将城市收缩现象视为人口流动的一个结果，那么，跳出对单个城市的观察，从都市圈的层面来看城市收缩现象，有哪些发现值得注意？
　　张学良：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我认为都市圈也是研究城市收缩的重要空间尺度。我和我的团队在一项以全国33个都市圈为观察样本的研究中发现，2000年至2015年间，都市圈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增加超过1亿，外围区域常住人口增加3500万左右。只有重庆都市圈的人口是持续下降的，其他都市圈的人口都没有下降。这说明，如果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城市收缩现象并不是特别明显。
　　《瞭望东方周刊》：在发展势头强劲的区域中心城市周边，不少中小城市出现了收缩现象，成了“灯下黑”，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张学良：这种城市收缩是由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产生的。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虹吸效应”导致的城市收缩大致表现为人口等要素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由周边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中心城市通过发挥集聚效应，形成了空间增长极，又以较高的工资水平、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进一步吸引了劳动力等资源的流入，导致外围城市的人口呈现下降趋势，表现为收缩现象。
　　《瞭望东方周刊》：被中心城市“吸走”人口的中小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收缩？
　　张学良：中心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形成区域协同，此外，应注重错位发展，打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质。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点建议：
　　利用毗邻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主动与中心城市形成产业配套，通过合理的分工合作，享受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
　　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注重错位发展，因地制宜地推动特色产业的发展;
　　要注重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与中心城市衔接;
　　在制度建设上，外围城市要积极推动与中心城市的跨区域合作，弱化行政壁垒，致力于形成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行政协调机制，以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的生产活力与消费活力。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城市需要做什么？
　　张学良：中心城市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主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互动。我们认为，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升，需要突破单个城市的行政边界来进行思考。同时，部分中心城市“虹吸”了周边城市的人口与其他生产要素，那么在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也要考虑周边城市的诉求，从都市圈的整体视角进行统筹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