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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表达的感情评价色彩，《金瓶梅》中的称谓语可分为礼貌性称谓和非礼貌性称谓，是明代文化的一个镜像。文章考察了“趋亲、趋长、趋官”等礼貌性称谓的实现途径，分析了“傲称、蔑称、詈称”等非礼貌性称谓的多样性及其修辞功能。小说中称谓语的严肃把握和恰当选用，对营造场面气氛、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礼貌性称谓 非礼貌性称谓 修辞功能
“称呼”具有两种交际功能：“呼唤、招呼”功能和“评价描述”功能。这两种功能往往同时体现在一个称谓语上。不同的称呼，既反映了交际双方的角色身份、社会地位、亲疏程度，也蕴涵着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情感评价。
称谓文化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紧密关联。在它的身上，人们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投影。现实主义长篇巨著《金瓶梅》，以其对人际交往中称谓语的严肃把握和恰当选用，为我们真实地展示了一幅明代中后期市民生活的精彩画卷。下面分别从各类称谓语的实现途径及其修辞功能来说明。
一、称谓语——时代文化的一个镜像
根据所表达的感情评价色彩，称谓语有礼貌性称谓和非礼貌性称谓之分。礼貌性称谓是感情因素的正极，包括“尊称、敬称、昵称”等；非礼貌性称谓是感情因素的负极，包括“傲称、蔑称、詈称”等。居于二者之间的谐称，属于中间态，或近于昵称，或近于蔑称、詈称。在《金瓶梅》里，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作家认真地为各色人等拟出了恰如其分的“自称、他称、面称、背称”。上述《金瓶梅》中各类称谓，具有很强的人际修辞功能，侧面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等级、社会关系、社会伦理。
传统礼仪在称谓上的体现。《金瓶梅》中的人物，特别在意称谓，这一点给读者的印象十分深刻。比如第六十三回，西门庆的第六妾李瓶儿病死，西门庆让温秀才写孝帖，叫他写“荆妇奄逝”。（“荆妇”是一个谦称，用来对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讲究礼仪的温秀才以为这个称谓不妥，就找应伯爵商量。应伯爵十分赞同他的见解，说：“这个理上说不通。见有如今吴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这一个出去，不被人议论？”他说的“吴家嫂子”是指西门庆的妻子（正室）吴月娘。后来，杜中书来题写“名旌”（写有亡者身份姓名的长条绛帛，用竹竿挑起，竖在灵柩前方的右侧），西门庆要求写上“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应伯爵又再三不赞同，理由是：“见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最后讲了半日，众人达成了一致意见——把“恭人”改成“室人”。温秀才解释道：“恭人系命妇有爵，室人乃室内之人，只是个浑然通常之称。”应伯爵、温秀才固然不是什么君子之辈，但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称谓的重视。“恭人”是正室夫人的专用语，西门庆的正室是吴月娘，李瓶儿只是一个小妾而已，按照当时规范的礼俗，只能用一个“浑然通常之称”的“室人”来称谓她。这正是传统礼仪在称谓上的体现。
称谓是社会等级的体现。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又是一个以家庭亲情为轴心纽带的社会，严格执行着上下尊卑、血缘亲疏的社会体制。不同的称谓，其功能首先是区分个人的社会等级。“凡有亲属关系的一般都按亲属称谓来招呼……除了亲属称谓之外，社会成员之间的称呼，无论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都是颇为讲究的。这套称呼牵涉到等级制度，也许是从原始社会的亲属称谓（辈分称谓）演变而来的。”[1]《金瓶梅》中，不同称谓的使用，正体现出明确的等级差异。比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称蔡御史、宋巡按“老先生”，自称“学生”“仆”。第五十五回，西门庆拜见蔡太师，称太师“爷爷”，自称“孩子”——这是官吏之间等级的体现。西门庆的众妾，称呼上房吴月娘“大娘”“娘”“大姐姐”“姐姐”；而吴月娘则多以“（姓+）在娘家的排行+姐”的方式称呼西门庆的众妾，比如称潘金莲“六姐”，称李瓶儿“李大姐”，但从不称她们“娘”或“排行+娘”——这是妻妾之间等级的体现。家仆、伙计称呼西门庆及其众妻妾，使用的是类亲属称谓或敬称，如称西门庆“爹”，称吴月娘“娘”，自称则用谦称“小人”“小的”“奴”等；主子对家仆、伙计的称呼则比较随便，包括姓名称谓、代词称谓、类亲属称谓，甚至詈称，比如，孟玉楼称呼贲四娘子“嫂子”，称呼媒婆冯妈妈“老冯”，李瓶儿称呼老冯“妈妈子”——这是主仆之间等级的表现。
传统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言语交际中讲究谦让，抑己尊人。于是，在称谓上又出现一系列的谦称、敬称，以救济等级称谓的生硬。比如第四十九回，在蔡御史的一再邀请下，宋巡按来到西门庆家吃酒，见面时递与的拜帖上自称“侍生宋乔年”，当西门庆的面自称“学生”。这里用的显然是谦辞。“侍生”，明代官场中后辈对前辈的自称。一般用于名帖。明代翰林后三科入馆者，自称“侍生”。平辈之间，或地方官员拜访乡绅，亦有谦称“侍生”的。明王世贞《觚不觚录》：“相传，司礼首监与内阁刺用单红纸，而内阁用双红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称‘侍生’，无他异也。”明代的巡按御史，职权颇重，知府以下均奉其命。《明史·职官志二》上说，巡按“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宋乔年是堂堂的巡按御史，不可谓不尊，他与西门庆地位悬殊。西门庆当时只是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副千户而已。明朝的千户是武官，字面理解就是掌管约一千户军户的武官，比现在军队里的营长大一点。千户分正、副，正千户为正五品，副千户为从五品。宋乔年的谦称，虽是俗套，但也反映了当时的一般官场文化。
二、趋亲、趋长、趋官：礼貌性称谓的实现途径
《金瓶梅》中的礼貌性称呼，从修辞角度来看，主要有“趋亲、趋长、趋官”等三个途径。
（一）趋亲
趋亲，是指亲属称谓的泛化，借以表示礼貌和客气。在人际交往时，无论是近亲还是远亲，亲属还是非亲属，言说者通过采用最近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对方，就可以达成礼貌的表达效果。
第一，称呼远亲。比如，在媒婆的游说下，寡居的孟玉楼改嫁西门庆，作了一个小妾。其先夫的姑姑杨姑娘，转身一变成了西门庆家的亲戚，众人皆尊称她“杨姑娘”。花子由是李瓶儿先夫花子虚的堂哥。花子虚被气死后，经过一番周折，西门庆终于谋娶到了李瓶儿，也让她作了小妾。和杨姑娘一样，西门庆家与花子由本没有太近的亲属关系，但是西门庆家却按最近的亲属关系待遇他，尊称他“大舅”“花大舅”，俨然与“吴大舅”“吴二舅”同一序列了。 第二，称呼主子及其亲属。《金瓶梅》中，家仆、伙计们称西门庆为“爹” 或“爷”，称吴月娘等为“娘”或“奶奶”，对主子的亲属们也多采用亲属称谓，且均降称，形式多为“从儿称”（按照主子儿女的身份去称呼），如称潘金莲的母亲为“姥姥”，称吴月娘的大哥、大嫂为“大舅”“大妗子”。
第三，称呼非亲属。如，潘金莲称王婆“王干娘”（第一回）；西门庆为了让王婆帮忙结识潘金莲，亲切地称王婆“干娘”（第二回）；仆妇宋惠莲开口闭口称呼陈经济“姑父”（第二十四回）；武松复仇，开始为了迷惑王婆，见面时尊称王婆“王妈妈”，王婆则称呼武松“武二哥”（第八十七回）等等。
趋亲性是封建宗法制度在称谓上的反映。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这一制度按照血缘远近以区别亲疏，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扩大，突出地表现了对血缘关系及其亲疏远近的高度重视。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一张以亲情为纽带、从亲属关系向外扩张的关系网。血缘关系的远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人交往的疏密。这是《金瓶梅》中称谓语趋亲性的文化底色。
（二）趋长
传统中国讲究辈分，论资排辈，长者多受尊重。在言语交际时，交际双方有意任意改变长幼关系称呼对方，以适应表情达意的需要。这种趋长的方式，是实现礼貌性称谓的又一途径。
比如，西门庆年龄不过三十一二岁，但人们对他的敬称却都冠以“老”字，像“你老人家”“老翁”“老大人”“老丈”等。妓女李桂姐成了西门庆的干女儿后，在西门庆家的一些仆人口里，称谓就发生了变化。第五十一回，李桂姐在西门庆家避难，西门庆打发来保去往东京替李桂姐疏通官府。来保的年龄比李桂姐大，却尊称她“桂姨”；而李桂姐为了表示感激，却与来保称兄道妹，亲密地称来保“保哥”。二十来岁的庞春梅被赶出西门庆家，孰料因祸得福，成了守备夫人，被称为“老夫人”。不过，过分的敬称，往往显示出奉承的意味。
（三）趋官
称谓语中的“趋官”，是官名的泛化，指对没有官职的人称以官名。比如，“官人”一词，在唐代唯有官者方可称“官人”；宋元之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官人”的使用开始泛化。在《金瓶梅》中，“官人”已成为一个对成年男性的泛称、尊称，与“官家”“官客”“大官儿”一样，不仅仅指有官职的男性。小说开始时，西门庆只是一个开着生药铺子的破落户财主，并无一官半职，但是“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为西门大官人”。一日，潘金莲在楼上失手掉下叉竿，正好打在西门庆头上。她情知不是，连忙赔礼：“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又如，“员外”本是官职称谓，原指正员以外的官员，后世因此类官职可以捐买，故富豪皆称“员外”。元李行道《灰阑记》第二折：“不是什么员外，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做员外，无过是个土财主，没品职的。”《金瓶梅》第三十回，伙计来保替西门庆押送生辰纲到东京，在蔡太师门前自报家门时，称自己是“山东清河县西门员外家人”，结果被守门官吏一顿臭骂：“贼少死野囚军！你那里便兴你东门员外、西门员外。俺老爷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论三台八位，不论公子王孙，谁敢在老爷府前这等称呼！趁早靠后！”可见当时“员外”之泛滥。第一百回，遭遇天下大乱之后，外出避难的吴月娘返回清河县，“后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呼为西门小员外”。玳安本是西门庆的小厮，承继西门庆家业后，人们就尊称他“小员外”了。
官名的滥称，其实是尊官心理的泛化。传统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尊官尚权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在众多的社交场合，人们不仅对有官职的人称以官名，对身份不明或根本没有官职的人也往往称以官名。这样，官名在很多场合被虚化，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敬称。
在《金瓶梅》描写的众多言语交际场合中，礼貌语言被各式人等轻松自如地运用。这实质上也是古代中国社会风俗的一个镜像。不难发觉，古代汉语里有着复杂的礼貌语系统。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礼貌是一种交际策略，而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礼貌是一种规矩、一种程式。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仅要体现在行动上，也要体现在言语上”。[2]礼貌性称谓的自然运用，在言语交际者个体往往是不自觉的，不会在交际语境中进行策略性创新，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教条在潜移默化地使令着他照着程式去说。
三、傲称、蔑称、詈称：非礼貌性称谓的多样性
《金瓶梅》中的非礼貌性称呼，其更突出，种类更多、数量更大。按照冒犯礼貌的程度，由轻到重，大体上可分为傲称、蔑称、詈称。傲称是一种出言不逊的自称，一副自高自大、居高临下的口吻，有轻视听话人的意味；蔑称，就是鄙视听话人的称谓；詈称，则是侮辱、谩骂式的称谓。在《金瓶梅》中，傲称（比如潘金莲当着武松的面，对丈夫武大自称“老娘”）最少，蔑称（比如吴月娘当众称呼心高气傲的丫头春梅“奴才”）次之，詈称最多。
《金瓶梅》中的詈称可谓花样百出，有的是着眼于性器官、性事，有的着眼于非人类的动物，有的着眼于死亡、病患，有的着眼于卑贱的社会身份、恶劣的品行。比如第四回，郓哥与王婆相争对骂，骂她是“马伯六”（撮合男女奸情者）“做牵头的老狗肉”“贼老咬虫”“老咬虫”（老咬虫，似今日之骂语“老屄”）。第五回，郓哥对武大说：“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边的（隐指男根）来。”他跟武大的交谈中，不断出现“王婆那老猪狗”“王婆老狗”。郓哥和武大一起去捉奸，见到王婆，直呼“老猪狗”。第二十五回，伙计来旺儿发现家中箱子里有一匹“花样奇异”的蓝缎子，质问妻子宋惠莲是哪儿来的。争吵中，来旺儿詈称宋惠莲是“贼淫妇”；宋惠莲回敬来旺儿是“怪囚根子”“贼不逢好死的囚根子”，傲称“老娘”。来旺儿提到主子西门庆时，称他“没人伦的猪狗”；后来吃醉了，詈称潘金莲“潘家那淫妇”。同一回中，潘金莲与孟玉楼说话时，詈称宋惠莲“没廉耻的货”“好娇态的奴才淫妇”，称来旺儿“奴才”“贼万杀的奴才”，称西门庆“贼强人”；孟玉楼称替西门庆、宋惠莲通奸时望风的丫环玉箫“贼狗肉”，称宋惠莲“贼臭肉”。 论者以为，《金瓶梅》中的“这些粗鄙的脏话，叫人读了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感到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大玷污了语言艺术所应给人的美感”[3]这一评语可能并不准确。笔者以为，《金瓶梅》中大量的非礼貌性称呼，是特定语境中的“市井之常谈”，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难以避免的。这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艺术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不必苛责。若一味以“粗鄙”论之，似有失公道。这是生活的原汁原味，是艺术上的质朴之美。西门家的大宅门内外，生活着的本不是《红楼梦》里的公侯巨族、才情男女，大都是普通的市井小民，这些普通市民的日常口语中本就充斥着粗野的詈词，以宣泄他们在气恼时的情绪。
四、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
非礼貌性称谓，除了一般的骂詈功能外，还有戏谑功能。《金瓶梅》中非礼貌性称谓的运用，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同一称谓语，因情境、修辞意图的不同，表达效果可能迥然有别。这是称谓语动态的活用。从修辞方式上看，叫“易色”，即变易词语的感情色彩，或褒词贬用，或贬词褒用。在《金瓶梅》中，主要是贬斥性称谓语的“去贬化”，以表达戏谑、亲昵的感情色彩。
比如第三十二回，西门庆在家里请客。席间，郑爱香儿、吴银儿、韩玉钏儿弹唱曲儿助兴，应伯爵建议不要让她们再唱了，“教他与列位递酒，倒还强似唱”。西门庆说：“你这狗才，就这等摇席破坐的。”郑爱香儿说：“应花子，你门背后放花子——等不到晚了！”应伯爵骂道：“怪小淫妇儿，什么晚不晚？”原本伤害性的非礼貌性称谓语，变成了打情骂俏的好帮手。第六十八回，西门庆和应伯爵等人，在熟识的妓女郑爱月儿家饮酒玩耍。郑爱月儿称呼应伯爵“花子”“贼花子”“怪花子”“怪刀攮的”“好个不得人意怪讪脸花子”；应伯爵称郑爱月儿“怪小淫妇儿”“好个没仁义的小淫妇儿”；西门庆称呼应伯爵“怪狗才”。第七十六回，西门庆邀请应伯爵等人来家里喝酒，说及先前吴月娘等人前往应伯爵家做客一事。“西门庆笑骂道：‘贼天杀的狗材，你打窗户眼儿内偷瞧的你娘们好！’伯爵道：‘你休听人胡说，岂有此理。’”西门庆、应伯爵、郑爱月儿是相互熟悉、亲近的人，互相以詈语称呼对方，脏话谐用，打趣搞笑，活跃了现场气氛，使原本的蔑称、詈称，临时变成了昵称、谐称。
有时，非礼貌性称谓的连续使用，还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比如第二十八回，陈经济借还鞋之机，撩逗潘金莲，与她尽情地调了一回情。其间，潘金莲对陈经济先后使用了八个不同的称谓（其中五个是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称谓的不断变异，逐步引发调情故事情节的展开。（先前，潘金莲与西门庆在葡萄架下淫耍，弄丢了一只红绣鞋。这一回，潘金莲正在为找不到鞋子责罚丫头秋菊。）陈经济拿着从小铁棍那儿哄骗来的一只绣花鞋，来到潘金莲的房前。听到陈经济在楼下说话，潘金莲急不可待地叫道：“陈姐夫，楼上没人，你上来不是。”当着众人的面，潘金莲不敢放肆，“陈姐夫”的称谓堂而皇之，吻合她作为丈母娘的身份。陈经济于是“扒步撩衣上的楼来”，看到潘金莲正在梳妆打扮，他“只是笑，不做声”，潘金莲因问：“姐夫笑甚么？”一声“姐夫”，巧妙地淡化了辈分上女婿与丈母娘的隔阂，消解了伦理上的障碍。陈经济答道：“我笑你管情不见了些甚么儿。”丢失的这只绣花鞋，是潘金莲与西门庆淫乐的一个证物。可见，陈经济的笑，是一种性挑逗的暗示，充满着猥亵之意。潘金莲自然心领神会，于是骂道：“贼短命，我不见了关你甚事？你怎的晓得？”真叫打是疼骂是爱，“贼短命”三个字的称呼显得很暧昧。到了这儿，潘金莲对陈经济的称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陈姐夫”是尊称，“姐夫”是敬称，“贼短命”则是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变成了昵称。这时，陈经济假装生气往楼下走，潘金莲一把手拉住他，讥讽道：“怪短命，会张致的！来旺儿媳妇子死了，没了想头了，却怎么还认的老娘？”这第四个称谓“怪短命”，争风吃醋，埋怨责备，也向陈经济暗示了调情的可能性，俨然是情人之间打闹时的口吻了。陈经济这时才从袖子内取出那只绣花鞋。潘金莲见了，惊叫道：“好短命，原来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头，绕地里寻。”这第五个称谓“好短命”，含有感激、欣喜、卖娇等意味。鞋子是陈经济从小铁棍那儿哄骗来的，不是偷拿的，他当然不服潘金莲的责备，说潘金莲“你老人家不害羞”。潘金莲则假意威胁说：“好贼短命，等我对你爹说。你到偷了我鞋，还说我不害羞！”这第六个称谓，表面是骂得更凶，其实是忸怩作态，更加肆无忌惮地调情。接着，陈经济要求潘金莲拿东西交换鞋子。潘金莲说：“好短命！我的鞋应当还我，教换甚物事儿与你？”陈经济淫邪而固执地提出要换潘金莲“袖的那方汗巾儿”。潘金莲无奈，笑道：“好个老成久惯的短命！我也没气力和你两个缠。”于是把袖子里的汗巾子给了陈经济，换回了绣花鞋。“好个老成久惯的短命”，一下子把赤裸裸的情人之间的打情骂俏推到了高潮。称谓的不断变化，生动、细致地展现了潘、陈二人你来我往的调情细节，使其轻薄无行的不堪情态跃然纸上。
可见，非礼貌性称谓的灵活运用，对营造场面气氛、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2]张秀松.传统汉语（不）礼貌语言的交际特征[J].修辞学习，
2009，（3）.
[3]周中明.青出于蓝，蝉蜕于秽——《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对《金
瓶梅》的继承与发展[A].红楼梦的语言艺术[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300.
（王召妍 江苏淮安 淮阴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223000）
关键词：礼貌性称谓 非礼貌性称谓 修辞功能
“称呼”具有两种交际功能：“呼唤、招呼”功能和“评价描述”功能。这两种功能往往同时体现在一个称谓语上。不同的称呼，既反映了交际双方的角色身份、社会地位、亲疏程度，也蕴涵着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情感评价。
称谓文化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紧密关联。在它的身上，人们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投影。现实主义长篇巨著《金瓶梅》，以其对人际交往中称谓语的严肃把握和恰当选用，为我们真实地展示了一幅明代中后期市民生活的精彩画卷。下面分别从各类称谓语的实现途径及其修辞功能来说明。
一、称谓语——时代文化的一个镜像
根据所表达的感情评价色彩，称谓语有礼貌性称谓和非礼貌性称谓之分。礼貌性称谓是感情因素的正极，包括“尊称、敬称、昵称”等；非礼貌性称谓是感情因素的负极，包括“傲称、蔑称、詈称”等。居于二者之间的谐称，属于中间态，或近于昵称，或近于蔑称、詈称。在《金瓶梅》里，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作家认真地为各色人等拟出了恰如其分的“自称、他称、面称、背称”。上述《金瓶梅》中各类称谓，具有很强的人际修辞功能，侧面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等级、社会关系、社会伦理。
传统礼仪在称谓上的体现。《金瓶梅》中的人物，特别在意称谓，这一点给读者的印象十分深刻。比如第六十三回，西门庆的第六妾李瓶儿病死，西门庆让温秀才写孝帖，叫他写“荆妇奄逝”。（“荆妇”是一个谦称，用来对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讲究礼仪的温秀才以为这个称谓不妥，就找应伯爵商量。应伯爵十分赞同他的见解，说：“这个理上说不通。见有如今吴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这一个出去，不被人议论？”他说的“吴家嫂子”是指西门庆的妻子（正室）吴月娘。后来，杜中书来题写“名旌”（写有亡者身份姓名的长条绛帛，用竹竿挑起，竖在灵柩前方的右侧），西门庆要求写上“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应伯爵又再三不赞同，理由是：“见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最后讲了半日，众人达成了一致意见——把“恭人”改成“室人”。温秀才解释道：“恭人系命妇有爵，室人乃室内之人，只是个浑然通常之称。”应伯爵、温秀才固然不是什么君子之辈，但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称谓的重视。“恭人”是正室夫人的专用语，西门庆的正室是吴月娘，李瓶儿只是一个小妾而已，按照当时规范的礼俗，只能用一个“浑然通常之称”的“室人”来称谓她。这正是传统礼仪在称谓上的体现。
称谓是社会等级的体现。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又是一个以家庭亲情为轴心纽带的社会，严格执行着上下尊卑、血缘亲疏的社会体制。不同的称谓，其功能首先是区分个人的社会等级。“凡有亲属关系的一般都按亲属称谓来招呼……除了亲属称谓之外，社会成员之间的称呼，无论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都是颇为讲究的。这套称呼牵涉到等级制度，也许是从原始社会的亲属称谓（辈分称谓）演变而来的。”[1]《金瓶梅》中，不同称谓的使用，正体现出明确的等级差异。比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称蔡御史、宋巡按“老先生”，自称“学生”“仆”。第五十五回，西门庆拜见蔡太师，称太师“爷爷”，自称“孩子”——这是官吏之间等级的体现。西门庆的众妾，称呼上房吴月娘“大娘”“娘”“大姐姐”“姐姐”；而吴月娘则多以“（姓+）在娘家的排行+姐”的方式称呼西门庆的众妾，比如称潘金莲“六姐”，称李瓶儿“李大姐”，但从不称她们“娘”或“排行+娘”——这是妻妾之间等级的体现。家仆、伙计称呼西门庆及其众妻妾，使用的是类亲属称谓或敬称，如称西门庆“爹”，称吴月娘“娘”，自称则用谦称“小人”“小的”“奴”等；主子对家仆、伙计的称呼则比较随便，包括姓名称谓、代词称谓、类亲属称谓，甚至詈称，比如，孟玉楼称呼贲四娘子“嫂子”，称呼媒婆冯妈妈“老冯”，李瓶儿称呼老冯“妈妈子”——这是主仆之间等级的表现。
传统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言语交际中讲究谦让，抑己尊人。于是，在称谓上又出现一系列的谦称、敬称，以救济等级称谓的生硬。比如第四十九回，在蔡御史的一再邀请下，宋巡按来到西门庆家吃酒，见面时递与的拜帖上自称“侍生宋乔年”，当西门庆的面自称“学生”。这里用的显然是谦辞。“侍生”，明代官场中后辈对前辈的自称。一般用于名帖。明代翰林后三科入馆者，自称“侍生”。平辈之间，或地方官员拜访乡绅，亦有谦称“侍生”的。明王世贞《觚不觚录》：“相传，司礼首监与内阁刺用单红纸，而内阁用双红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称‘侍生’，无他异也。”明代的巡按御史，职权颇重，知府以下均奉其命。《明史·职官志二》上说，巡按“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宋乔年是堂堂的巡按御史，不可谓不尊，他与西门庆地位悬殊。西门庆当时只是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副千户而已。明朝的千户是武官，字面理解就是掌管约一千户军户的武官，比现在军队里的营长大一点。千户分正、副，正千户为正五品，副千户为从五品。宋乔年的谦称，虽是俗套，但也反映了当时的一般官场文化。
二、趋亲、趋长、趋官：礼貌性称谓的实现途径
《金瓶梅》中的礼貌性称呼，从修辞角度来看，主要有“趋亲、趋长、趋官”等三个途径。
（一）趋亲
趋亲，是指亲属称谓的泛化，借以表示礼貌和客气。在人际交往时，无论是近亲还是远亲，亲属还是非亲属，言说者通过采用最近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对方，就可以达成礼貌的表达效果。
第一，称呼远亲。比如，在媒婆的游说下，寡居的孟玉楼改嫁西门庆，作了一个小妾。其先夫的姑姑杨姑娘，转身一变成了西门庆家的亲戚，众人皆尊称她“杨姑娘”。花子由是李瓶儿先夫花子虚的堂哥。花子虚被气死后，经过一番周折，西门庆终于谋娶到了李瓶儿，也让她作了小妾。和杨姑娘一样，西门庆家与花子由本没有太近的亲属关系，但是西门庆家却按最近的亲属关系待遇他，尊称他“大舅”“花大舅”，俨然与“吴大舅”“吴二舅”同一序列了。 第二，称呼主子及其亲属。《金瓶梅》中，家仆、伙计们称西门庆为“爹” 或“爷”，称吴月娘等为“娘”或“奶奶”，对主子的亲属们也多采用亲属称谓，且均降称，形式多为“从儿称”（按照主子儿女的身份去称呼），如称潘金莲的母亲为“姥姥”，称吴月娘的大哥、大嫂为“大舅”“大妗子”。
第三，称呼非亲属。如，潘金莲称王婆“王干娘”（第一回）；西门庆为了让王婆帮忙结识潘金莲，亲切地称王婆“干娘”（第二回）；仆妇宋惠莲开口闭口称呼陈经济“姑父”（第二十四回）；武松复仇，开始为了迷惑王婆，见面时尊称王婆“王妈妈”，王婆则称呼武松“武二哥”（第八十七回）等等。
趋亲性是封建宗法制度在称谓上的反映。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这一制度按照血缘远近以区别亲疏，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扩大，突出地表现了对血缘关系及其亲疏远近的高度重视。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一张以亲情为纽带、从亲属关系向外扩张的关系网。血缘关系的远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人交往的疏密。这是《金瓶梅》中称谓语趋亲性的文化底色。
（二）趋长
传统中国讲究辈分，论资排辈，长者多受尊重。在言语交际时，交际双方有意任意改变长幼关系称呼对方，以适应表情达意的需要。这种趋长的方式，是实现礼貌性称谓的又一途径。
比如，西门庆年龄不过三十一二岁，但人们对他的敬称却都冠以“老”字，像“你老人家”“老翁”“老大人”“老丈”等。妓女李桂姐成了西门庆的干女儿后，在西门庆家的一些仆人口里，称谓就发生了变化。第五十一回，李桂姐在西门庆家避难，西门庆打发来保去往东京替李桂姐疏通官府。来保的年龄比李桂姐大，却尊称她“桂姨”；而李桂姐为了表示感激，却与来保称兄道妹，亲密地称来保“保哥”。二十来岁的庞春梅被赶出西门庆家，孰料因祸得福，成了守备夫人，被称为“老夫人”。不过，过分的敬称，往往显示出奉承的意味。
（三）趋官
称谓语中的“趋官”，是官名的泛化，指对没有官职的人称以官名。比如，“官人”一词，在唐代唯有官者方可称“官人”；宋元之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官人”的使用开始泛化。在《金瓶梅》中，“官人”已成为一个对成年男性的泛称、尊称，与“官家”“官客”“大官儿”一样，不仅仅指有官职的男性。小说开始时，西门庆只是一个开着生药铺子的破落户财主，并无一官半职，但是“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为西门大官人”。一日，潘金莲在楼上失手掉下叉竿，正好打在西门庆头上。她情知不是，连忙赔礼：“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又如，“员外”本是官职称谓，原指正员以外的官员，后世因此类官职可以捐买，故富豪皆称“员外”。元李行道《灰阑记》第二折：“不是什么员外，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做员外，无过是个土财主，没品职的。”《金瓶梅》第三十回，伙计来保替西门庆押送生辰纲到东京，在蔡太师门前自报家门时，称自己是“山东清河县西门员外家人”，结果被守门官吏一顿臭骂：“贼少死野囚军！你那里便兴你东门员外、西门员外。俺老爷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论三台八位，不论公子王孙，谁敢在老爷府前这等称呼！趁早靠后！”可见当时“员外”之泛滥。第一百回，遭遇天下大乱之后，外出避难的吴月娘返回清河县，“后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呼为西门小员外”。玳安本是西门庆的小厮，承继西门庆家业后，人们就尊称他“小员外”了。
官名的滥称，其实是尊官心理的泛化。传统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尊官尚权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在众多的社交场合，人们不仅对有官职的人称以官名，对身份不明或根本没有官职的人也往往称以官名。这样，官名在很多场合被虚化，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敬称。
在《金瓶梅》描写的众多言语交际场合中，礼貌语言被各式人等轻松自如地运用。这实质上也是古代中国社会风俗的一个镜像。不难发觉，古代汉语里有着复杂的礼貌语系统。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礼貌是一种交际策略，而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礼貌是一种规矩、一种程式。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仅要体现在行动上，也要体现在言语上”。[2]礼貌性称谓的自然运用，在言语交际者个体往往是不自觉的，不会在交际语境中进行策略性创新，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教条在潜移默化地使令着他照着程式去说。
三、傲称、蔑称、詈称：非礼貌性称谓的多样性
《金瓶梅》中的非礼貌性称呼，其更突出，种类更多、数量更大。按照冒犯礼貌的程度，由轻到重，大体上可分为傲称、蔑称、詈称。傲称是一种出言不逊的自称，一副自高自大、居高临下的口吻，有轻视听话人的意味；蔑称，就是鄙视听话人的称谓；詈称，则是侮辱、谩骂式的称谓。在《金瓶梅》中，傲称（比如潘金莲当着武松的面，对丈夫武大自称“老娘”）最少，蔑称（比如吴月娘当众称呼心高气傲的丫头春梅“奴才”）次之，詈称最多。
《金瓶梅》中的詈称可谓花样百出，有的是着眼于性器官、性事，有的着眼于非人类的动物，有的着眼于死亡、病患，有的着眼于卑贱的社会身份、恶劣的品行。比如第四回，郓哥与王婆相争对骂，骂她是“马伯六”（撮合男女奸情者）“做牵头的老狗肉”“贼老咬虫”“老咬虫”（老咬虫，似今日之骂语“老屄”）。第五回，郓哥对武大说：“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边的（隐指男根）来。”他跟武大的交谈中，不断出现“王婆那老猪狗”“王婆老狗”。郓哥和武大一起去捉奸，见到王婆，直呼“老猪狗”。第二十五回，伙计来旺儿发现家中箱子里有一匹“花样奇异”的蓝缎子，质问妻子宋惠莲是哪儿来的。争吵中，来旺儿詈称宋惠莲是“贼淫妇”；宋惠莲回敬来旺儿是“怪囚根子”“贼不逢好死的囚根子”，傲称“老娘”。来旺儿提到主子西门庆时，称他“没人伦的猪狗”；后来吃醉了，詈称潘金莲“潘家那淫妇”。同一回中，潘金莲与孟玉楼说话时，詈称宋惠莲“没廉耻的货”“好娇态的奴才淫妇”，称来旺儿“奴才”“贼万杀的奴才”，称西门庆“贼强人”；孟玉楼称替西门庆、宋惠莲通奸时望风的丫环玉箫“贼狗肉”，称宋惠莲“贼臭肉”。 论者以为，《金瓶梅》中的“这些粗鄙的脏话，叫人读了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感到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大大玷污了语言艺术所应给人的美感”[3]这一评语可能并不准确。笔者以为，《金瓶梅》中大量的非礼貌性称呼，是特定语境中的“市井之常谈”，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难以避免的。这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艺术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不必苛责。若一味以“粗鄙”论之，似有失公道。这是生活的原汁原味，是艺术上的质朴之美。西门家的大宅门内外，生活着的本不是《红楼梦》里的公侯巨族、才情男女，大都是普通的市井小民，这些普通市民的日常口语中本就充斥着粗野的詈词，以宣泄他们在气恼时的情绪。
四、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
非礼貌性称谓，除了一般的骂詈功能外，还有戏谑功能。《金瓶梅》中非礼貌性称谓的运用，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同一称谓语，因情境、修辞意图的不同，表达效果可能迥然有别。这是称谓语动态的活用。从修辞方式上看，叫“易色”，即变易词语的感情色彩，或褒词贬用，或贬词褒用。在《金瓶梅》中，主要是贬斥性称谓语的“去贬化”，以表达戏谑、亲昵的感情色彩。
比如第三十二回，西门庆在家里请客。席间，郑爱香儿、吴银儿、韩玉钏儿弹唱曲儿助兴，应伯爵建议不要让她们再唱了，“教他与列位递酒，倒还强似唱”。西门庆说：“你这狗才，就这等摇席破坐的。”郑爱香儿说：“应花子，你门背后放花子——等不到晚了！”应伯爵骂道：“怪小淫妇儿，什么晚不晚？”原本伤害性的非礼貌性称谓语，变成了打情骂俏的好帮手。第六十八回，西门庆和应伯爵等人，在熟识的妓女郑爱月儿家饮酒玩耍。郑爱月儿称呼应伯爵“花子”“贼花子”“怪花子”“怪刀攮的”“好个不得人意怪讪脸花子”；应伯爵称郑爱月儿“怪小淫妇儿”“好个没仁义的小淫妇儿”；西门庆称呼应伯爵“怪狗才”。第七十六回，西门庆邀请应伯爵等人来家里喝酒，说及先前吴月娘等人前往应伯爵家做客一事。“西门庆笑骂道：‘贼天杀的狗材，你打窗户眼儿内偷瞧的你娘们好！’伯爵道：‘你休听人胡说，岂有此理。’”西门庆、应伯爵、郑爱月儿是相互熟悉、亲近的人，互相以詈语称呼对方，脏话谐用，打趣搞笑，活跃了现场气氛，使原本的蔑称、詈称，临时变成了昵称、谐称。
有时，非礼貌性称谓的连续使用，还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比如第二十八回，陈经济借还鞋之机，撩逗潘金莲，与她尽情地调了一回情。其间，潘金莲对陈经济先后使用了八个不同的称谓（其中五个是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称谓的不断变异，逐步引发调情故事情节的展开。（先前，潘金莲与西门庆在葡萄架下淫耍，弄丢了一只红绣鞋。这一回，潘金莲正在为找不到鞋子责罚丫头秋菊。）陈经济拿着从小铁棍那儿哄骗来的一只绣花鞋，来到潘金莲的房前。听到陈经济在楼下说话，潘金莲急不可待地叫道：“陈姐夫，楼上没人，你上来不是。”当着众人的面，潘金莲不敢放肆，“陈姐夫”的称谓堂而皇之，吻合她作为丈母娘的身份。陈经济于是“扒步撩衣上的楼来”，看到潘金莲正在梳妆打扮，他“只是笑，不做声”，潘金莲因问：“姐夫笑甚么？”一声“姐夫”，巧妙地淡化了辈分上女婿与丈母娘的隔阂，消解了伦理上的障碍。陈经济答道：“我笑你管情不见了些甚么儿。”丢失的这只绣花鞋，是潘金莲与西门庆淫乐的一个证物。可见，陈经济的笑，是一种性挑逗的暗示，充满着猥亵之意。潘金莲自然心领神会，于是骂道：“贼短命，我不见了关你甚事？你怎的晓得？”真叫打是疼骂是爱，“贼短命”三个字的称呼显得很暧昧。到了这儿，潘金莲对陈经济的称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陈姐夫”是尊称，“姐夫”是敬称，“贼短命”则是非礼貌性称谓的易色，变成了昵称。这时，陈经济假装生气往楼下走，潘金莲一把手拉住他，讥讽道：“怪短命，会张致的！来旺儿媳妇子死了，没了想头了，却怎么还认的老娘？”这第四个称谓“怪短命”，争风吃醋，埋怨责备，也向陈经济暗示了调情的可能性，俨然是情人之间打闹时的口吻了。陈经济这时才从袖子内取出那只绣花鞋。潘金莲见了，惊叫道：“好短命，原来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头，绕地里寻。”这第五个称谓“好短命”，含有感激、欣喜、卖娇等意味。鞋子是陈经济从小铁棍那儿哄骗来的，不是偷拿的，他当然不服潘金莲的责备，说潘金莲“你老人家不害羞”。潘金莲则假意威胁说：“好贼短命，等我对你爹说。你到偷了我鞋，还说我不害羞！”这第六个称谓，表面是骂得更凶，其实是忸怩作态，更加肆无忌惮地调情。接着，陈经济要求潘金莲拿东西交换鞋子。潘金莲说：“好短命！我的鞋应当还我，教换甚物事儿与你？”陈经济淫邪而固执地提出要换潘金莲“袖的那方汗巾儿”。潘金莲无奈，笑道：“好个老成久惯的短命！我也没气力和你两个缠。”于是把袖子里的汗巾子给了陈经济，换回了绣花鞋。“好个老成久惯的短命”，一下子把赤裸裸的情人之间的打情骂俏推到了高潮。称谓的不断变化，生动、细致地展现了潘、陈二人你来我往的调情细节，使其轻薄无行的不堪情态跃然纸上。
可见，非礼貌性称谓的灵活运用，对营造场面气氛、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2]张秀松.传统汉语（不）礼貌语言的交际特征[J].修辞学习，
2009，（3）.
[3]周中明.青出于蓝，蝉蜕于秽——《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对《金
瓶梅》的继承与发展[A].红楼梦的语言艺术[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300.
（王召妍 江苏淮安 淮阴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2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