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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梳理著述的成书“因缘”、探讨热点、问题对策、学术价值及余论，可以看出全球性语境与地方性经验此对矛盾体是当下民歌传承、发展的问题所在，从而提出“面对多元文化，实施多元保护”的对策。此问题探讨，价值在于通过审美人类学使得美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摆脱美学的纯粹哲学思辨，触及鲜活的文化艺术，探讨隐藏在人类审美活动中的内在审美制度。因此，无论从学科理论和现实层面，审美人类学研究民歌成为可能，并且深度挖掘了民歌所蕴含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意识到无论从何种学术视野看待民歌文化的传承，都应当树立“文化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的理念。
[关键词]京族民歌;形态分析;词体阐述;旋律解析;词曲同步
廖国伟教授编著的《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于2014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自此，一本关于从审美人类学视角，运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美学理论相结合的专著问世，为学术研究发展增添了新的视野。笔者后知后觉，最近才看到此著述，并被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吸引——民歌文化的嬗变还可从审美意识变迁的视角予以研究。
一、因缘：学科视野转向与民歌现实遭遇
万事万物的发展须具备“因缘”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从成书的时代背景及学术发展来看，其与美学学科的转向和民歌现实的遭遇有密切的“因缘”关系。
传统学术研究中，“民歌”与“美学”是很难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美学通常不会以民歌作为研究对象;民歌也不会以美学的理念予以研究。民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传唱并不断流传而来，有其自身滋养土壤和文化語境。而美学“无论是18世纪确立的美学，还是其古典时代的知识先躯，全都主要对艺术、美和崇高的本质和条件进行思考”①。质言之，其是“以西方经典艺术形式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拒斥非西方艺术形式”②。因此，美学也被称为“哲学美学”或“艺术和审美哲学”。20世纪以降，随着美学学科的发展，学者们不再讨论“美的本质问题”，而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学理观念和田野调查方法，关注、阐释现实的文化现象，试图“揭开特定区域族群中被隐蔽的审美感知方式，激扬符合美的规律的文化创造原则，建构充溢审美氛围的生存环境”③。这种学科的融合与理念的贯穿，使得美学研究范畴转向多元、鲜活的现实文化现象。此学术观念转向中，从“美学”角度研究民歌，在学理上成为可能。
“在全球化迅速展开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地区可以幸免遭到工业文明和现代信息的浸染，所有地方的地域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联系起来。”①此现实性的遭遇，已是当下传统文化的普遍情形。因此，如何为传统文化在学理上寻找得以生存的突破口，是当下学者们的时代任务。可见，审美人类学也是在此现实情境和时代任务中产生的跨学科。正如作者所言：“从现实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语境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全球化的压力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使民歌等民族艺术的内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它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文明的冲突以及边缘化族群的审美抵抗，艺术的内容和意义方面的理论研究被推到了理论的前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人类学成为可能。”②《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即是具有审美人类学视野的学术群体，关注到广西壮族黑衣壮民歌的现实遭遇后，所作出的一些学术努力。其学术群体凭借深厚的美学专业素养，谋求在美学的学理观照下，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审美人类学”的视野跟踪和关注黑衣壮、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及其他少数民族民歌艺术的发展状况。并且在2000年11月伊始，广西师范大学依托审美人类学研究课题，组建以王杰教授和廖国伟教授为首的高校科研团队，对民歌文化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也取得较多阶段性成果。
因此，笔者以为，美学学科的转向以及当下黑衣壮民歌的现实遭遇，是《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能够成书、问世的“因缘”条件，也是审美人类学研究民歌成为可能的一个实践性成果。
二、热点：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推行地方经验
作为学科转向和现实遭遇催生的审美人类学，其“优势在于对日常美学的实证研究，这对于解释当前中国的审美现象，以及应对美学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性”③。因此，作者面对黑衣壮民歌的现实遭遇，从审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运用提出何种学理观念？
拿到作者的《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即对其提出的“全球化语境”与“地方性审美经验”思绪良久。全球化语境是当前学界不绝于耳的学术名词，在研究与考察各种社会事象时，热衷于把研究事象置于全球化的语境。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很难预测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但种种事实说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此保持乐观。它既不可能导致某种同质性文化的出现，也不可能导致人类彼此间构筑壁垒故步自封。它在推动多样化的文化繁荣的同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将更能彼此间宽容并相互理解。”④作者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歌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一节，对待全球化也正如上述所言，一方面客观对待，一方面又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土风与时尚的撞击是现当代民歌发展的现实境遇，提出民歌文化想要获得健康的发展，必须追踪溯源、重拾传统，充分理解其历时发展走向及显现出的发展规律，进而再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建构之路。此论断，不仅只是简单的把传统文化“嫁接”到现当代的传播媒体，而是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提出文化的发展是传统审美意识向现当代审美意识的转变，其表现内容可能换新装，但是民歌精髓依然保持。同样，此论断也部分贴切当下建构论的观点，即“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或必然如此地留给后人的，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使用传统的材料，进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传统。传统对今天的意义，就是根据当下的现实需要来建构一套复杂的话语和程序”①。因此，可看出，作者正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传统民歌的发展及传承问题产生精准的认识，从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同时，也正是具有全球视野，作者才可能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上，借鉴新的学科理念——地方性审美经验。作者认为，地方性审美经验是指“在全球化语境条件下非西方主流文化在审美维度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②。而“民歌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重要形态”③。以此为学理依据，阐述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广西黑衣壮民歌文化作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重要形态被撕裂的现象。对此，可以从作者的论断中继续反思，如地方性只是审美经验的一个方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其相对应的应是“大众化审美经验”。毕竟在当下社会语境中，人们对于美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地方性审美经验”与“大众化审美经验”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体。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正是此矛盾体的显现，其向我们提出一学术问题，即对于民族文化我们是以“地方性审美经验”为主，还是以“大众化审美经验”为主？如果以“地方性审美经验”为主，可能致使民歌文化难以走进大众的视野，如果以“大众化审美经验”为主，则又可能致使民歌文化难以保持民族特色。因此，如何平衡这一矛盾体，如何辩证的看待审美经验的两面性，是当前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需要衡量的问题。 三、对策：面对多元文化应实施多“源”保护
作者以“全球化语境”和“地方性审美经验”诠释了传统民歌文化所处的两难境遇。笔者则从“地方性审美经验”，引申出“大众化审美经验”的概念，以为两者的平衡是当下民歌发展需要衡量的问题。针对此问题，作者注意到在全球化语境中，由于音乐认同与主流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地方性审美经验被撕裂的现象。此审美经验的撕裂对少数民族文化造成创伤，进而动摇民族的文化认同。其次，作者也认为，正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撕裂，一定程度上形成促进文化前进的动力。因此，其提出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应当以“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完整性为前提，并且需要激发文化主体的自觉性。笔者以为，对于几千年来孕育而生的多元传统文化，在开发与保护时，应当树立一种多“源”的保护理念，仅激发文化主体的自觉性远远不够。并且参见赵书峰等人对“吵子会”研究的成果看：“‘吵子会’音乐的身份认同不但是丰宁满族长期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一个动态建构物，也是国家文化政治导向与‘地方性知识’相互作用下的一种主观话语建构，同时也是文化部门、学者、地方民间艺人三方‘共谋’的文化产物。”④受此观点启发，与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有所不同，由于南宁国际民歌节已走上国际化舞台，至少在此案例，可以看出其是政府、学者、商人以及地方民间艺人四方“共谋”之文化产物，多了商人此一“源”力量。因此，我们就可从文化主体（地方民间艺人）、政府、学者、商人的多“源”力量，考虑民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但是必须承认的现实是文化主体、政府、学者、商人等四方面的力量参杂在一起，其间各有其目的。文化主体想要得到文化认同，进而通过文化产业改善生活条件;政府为地方经济，打造文化品牌，提升知名度;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研究，提出传承、发展的可行性方案;而商人则是为经济利益，不顾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对其进行歪曲的现代化改造。但是，我们在发掘和保护传统文化之时，不可避免的要遇到这多“源”力量。所以多“源”力量如何有效的“参杂”，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则是至关重要，即文化主体的参与、政府的管理、学者的研究、商人的利益如何兼顾。从作者论述黑衣壮失败的例子可以肯定一点，即在文化主体没有充分的自觉之前，即使像“南宁模式”的做法也无济于事。南宁模式只是凸显政府的管理和商人的利益两“源”力量，而缺乏文化主体以及学者两“源”力量。对此，作者在理论上提出，如何运用审美价值、实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结合起来去保护的对策。笔者想要补充一点：“对于多‘源’力量的有序結合，在实践中是有必要的。”首先，学者在发掘与保护之前，应当注意文化主体的“审美价值”，对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原生态的考察与研究。其次，政府力量在学者的建议下，根据政府所想要的文化“实用价值”进行改造。再次，引进商人的资本力量，与其“使用价值”相结合，进行一个符合现代化审美价值的改造。如此，通过学者的研究，即保留当地原生态的文化资料。文化主体也从学者的讲解中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产生文化自觉。政府则根据文化的实用价值打造文化品牌，商人又根据其使用价值，进行现代化审美的改造。因此，上述可为当下传统文化发展与传承提供一项暂行之策。
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问题，但是，如何传承与发展则是必然中一个偶然的问题。上述所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提议，面对千百年来孕育而出的民歌文化，自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笔者的态度是应当把握民歌文化生存发展的规律，关注现代化发展语境，通过文化主体的自觉性，加之，学者、政府力量的引导以及商人资本的利用，使传统民歌文化既保持其民族特色又富有时代特征。
四、价值：学科融合是否会伤害民歌的艺术品格
上述所论可见，审美人类学以“全球化语境”与“地方性审美经验”等概念指出民歌传承的问题，并从其“审美价值”“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等角度提出对策，笔者也由此引申予以探讨。从现实层面看，审美人类学作为跨学科研究，为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可行之策。正如书中所言：“审美人类学特别关注本土问题，深入挖掘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用于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和建设，具有积极的民族化倾向和实践精神。”①此外，从学科理论看，审美人类学作为全新的学科视野，不仅仅是美学与人类学简单的结合，其有全新的学科理念和学术研究方法作为支撑。正如书中所言：“审美人类学试图穿透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边界，努力摆脱美学的纯粹哲学思辨性，而真正触及鲜活的民族文化艺术，探讨隐藏在人类审美活动中支配人类审美行为的内在审美制度。”②由此可见，审美意识虽然是主观的心理活动，是人们根据自身对某事物的要求，所作出的一种对事物的看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作者能以人们往往所忽视的、潜在的审美意识作为自己的学术视野，并运用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从审美的偶然性中探索出民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然性。对其本人与研究对象而言，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与探索。但是，作为人类学与美学的跨学科产物，审美人类学的此项研究可能会引起音乐学学者的质疑——一个新兴的跨学科，一次全新的尝试，并且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审美人类学，面对作为艺术的“民歌文化”，能否真正探索出其生存发展的规律，提出可行性的意见，是否会产生“两张皮”等音乐学领域的问题？正如音乐学领域中的民族音乐学，由于其跨学科理念，很多研究话题引起学界同仁们的质疑：民族音乐学的跨学科性质是否丢失音乐学本位;是否产生“两张皮”现象？关于此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非艺术学科加入对艺术的研究，并不会伤害艺术研究的品格，相反，只会不断扩展艺术研究的空间，以使其顺应社会与时代不断发展的学术需求。”③并且从后现代思潮看，“后现代主义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的‘建设性主张’，而在于它的启发性后果，……启发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身，而且启发我们不应在‘笼子’中谈论出路。只有走出自造的‘笼子’外面，才能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求精神与现实的和解”①。因此，笔者以为，审美人类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科理念，其介入非但不会影响、曲解民歌的艺术品格，反而会拓展民歌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彰显的不同功能意义和价值。同样，审美人类学的介入，改变以往音乐学学者从音乐的单一学科中拓展到外界，寻求社会科学方法以及人文思潮理念的被动状态，形成从审美人类学此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中，观照音乐事象以及音乐事象体现的传承与发展问题的主动状态。 五、余论：不断反思构建，勇于开拓创新
对于本书的内容都已在上述中作淺显论述，另小小疑惑在此提及。面对新的学科视野，作者在书中提出很多新奇见解和学术名词，且为让读者明白方法、概念，其以学富五车的专业素养大量引经据典。于初学者而言，面对往往成段的引言或引述数个观点，可能会对作者论述重心的把握有失偏颇;此外，对于全书布局，可能是因出自不同作者，很难于学术观点上形成统一。例如，本书前三章节从审美的视角对民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予以论述，后两章节又以南宁国际民歌节具体的民歌事象起源和内容予以论述，并提及两者的审美内涵。笔者以为，如果把后两章节置于前面，先对嘹歌和嘹歌歌圩以及刘三姐的文化起源、内容、审美内涵做介绍，然后，于后三章再对全球化语境下民歌艺术的审美内涵以及如何生存、发展等问题予以论述。如此，使得读者能够对嘹歌、嘹歌歌圩和刘三姐的现状以及传统的审美内涵有一定了解，而后才能更好对书中开篇提出的“民族艺术的审美意识变迁所传达的民族文化的嬗变，从中透视民歌是如何生存和延续的？它生存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之中”②等问题的理解。
最后，《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从审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认为民歌现当代传承的窘境是因为少数民族地方性审美经验已经被撕裂，而新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又未建立，导致少数民族人们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但是，笔者以为，地方性审美经验被“撕裂”同样也是被“建构”。无论是黑衣壮民歌文化走出大山的失败，还是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具有可行意义，民歌文化都不可能如我们所愿回到“倚歌择配”和“文化权利象征”的时代。因此，审美人类学研究民歌不仅在现实问题层面上成为可能，而且其提出的“全球化语境”及“地方性审美经验”等理念也让学术界意识到，无论从何种学术视野看待民歌文化的传承，都应当树立“文化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的理念。唯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此事象，才能准确把握民歌生存的发展规律，从而洞悉其发展与传承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2] 〔美〕布鲁诺·内特尔著，闻涵卿，王辉，刘勇译，汤亚汀校.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3] 〔荷〕范·丹姆著，向丽译.审美人类学导论[J].民族艺术，2013（3）.
[4]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5] 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现存的问题及出路[J].中国音乐学，1994（2）.
[关键词]京族民歌;形态分析;词体阐述;旋律解析;词曲同步
廖国伟教授编著的《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于2014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自此，一本关于从审美人类学视角，运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美学理论相结合的专著问世，为学术研究发展增添了新的视野。笔者后知后觉，最近才看到此著述，并被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吸引——民歌文化的嬗变还可从审美意识变迁的视角予以研究。
一、因缘：学科视野转向与民歌现实遭遇
万事万物的发展须具备“因缘”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从成书的时代背景及学术发展来看，其与美学学科的转向和民歌现实的遭遇有密切的“因缘”关系。
传统学术研究中，“民歌”与“美学”是很难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美学通常不会以民歌作为研究对象;民歌也不会以美学的理念予以研究。民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传唱并不断流传而来，有其自身滋养土壤和文化語境。而美学“无论是18世纪确立的美学，还是其古典时代的知识先躯，全都主要对艺术、美和崇高的本质和条件进行思考”①。质言之，其是“以西方经典艺术形式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拒斥非西方艺术形式”②。因此，美学也被称为“哲学美学”或“艺术和审美哲学”。20世纪以降，随着美学学科的发展，学者们不再讨论“美的本质问题”，而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学理观念和田野调查方法，关注、阐释现实的文化现象，试图“揭开特定区域族群中被隐蔽的审美感知方式，激扬符合美的规律的文化创造原则，建构充溢审美氛围的生存环境”③。这种学科的融合与理念的贯穿，使得美学研究范畴转向多元、鲜活的现实文化现象。此学术观念转向中，从“美学”角度研究民歌，在学理上成为可能。
“在全球化迅速展开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地区可以幸免遭到工业文明和现代信息的浸染，所有地方的地域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联系起来。”①此现实性的遭遇，已是当下传统文化的普遍情形。因此，如何为传统文化在学理上寻找得以生存的突破口，是当下学者们的时代任务。可见，审美人类学也是在此现实情境和时代任务中产生的跨学科。正如作者所言：“从现实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语境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全球化的压力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使民歌等民族艺术的内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它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文明的冲突以及边缘化族群的审美抵抗，艺术的内容和意义方面的理论研究被推到了理论的前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人类学成为可能。”②《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即是具有审美人类学视野的学术群体，关注到广西壮族黑衣壮民歌的现实遭遇后，所作出的一些学术努力。其学术群体凭借深厚的美学专业素养，谋求在美学的学理观照下，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审美人类学”的视野跟踪和关注黑衣壮、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及其他少数民族民歌艺术的发展状况。并且在2000年11月伊始，广西师范大学依托审美人类学研究课题，组建以王杰教授和廖国伟教授为首的高校科研团队，对民歌文化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也取得较多阶段性成果。
因此，笔者以为，美学学科的转向以及当下黑衣壮民歌的现实遭遇，是《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能够成书、问世的“因缘”条件，也是审美人类学研究民歌成为可能的一个实践性成果。
二、热点：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推行地方经验
作为学科转向和现实遭遇催生的审美人类学，其“优势在于对日常美学的实证研究，这对于解释当前中国的审美现象，以及应对美学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性”③。因此，作者面对黑衣壮民歌的现实遭遇，从审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运用提出何种学理观念？
拿到作者的《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即对其提出的“全球化语境”与“地方性审美经验”思绪良久。全球化语境是当前学界不绝于耳的学术名词，在研究与考察各种社会事象时，热衷于把研究事象置于全球化的语境。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很难预测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但种种事实说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此保持乐观。它既不可能导致某种同质性文化的出现，也不可能导致人类彼此间构筑壁垒故步自封。它在推动多样化的文化繁荣的同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将更能彼此间宽容并相互理解。”④作者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歌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一节，对待全球化也正如上述所言，一方面客观对待，一方面又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土风与时尚的撞击是现当代民歌发展的现实境遇，提出民歌文化想要获得健康的发展，必须追踪溯源、重拾传统，充分理解其历时发展走向及显现出的发展规律，进而再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建构之路。此论断，不仅只是简单的把传统文化“嫁接”到现当代的传播媒体，而是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提出文化的发展是传统审美意识向现当代审美意识的转变，其表现内容可能换新装，但是民歌精髓依然保持。同样，此论断也部分贴切当下建构论的观点，即“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或必然如此地留给后人的，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使用传统的材料，进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传统。传统对今天的意义，就是根据当下的现实需要来建构一套复杂的话语和程序”①。因此，可看出，作者正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传统民歌的发展及传承问题产生精准的认识，从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同时，也正是具有全球视野，作者才可能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上，借鉴新的学科理念——地方性审美经验。作者认为，地方性审美经验是指“在全球化语境条件下非西方主流文化在审美维度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②。而“民歌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重要形态”③。以此为学理依据，阐述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广西黑衣壮民歌文化作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重要形态被撕裂的现象。对此，可以从作者的论断中继续反思，如地方性只是审美经验的一个方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其相对应的应是“大众化审美经验”。毕竟在当下社会语境中，人们对于美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地方性审美经验”与“大众化审美经验”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体。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正是此矛盾体的显现，其向我们提出一学术问题，即对于民族文化我们是以“地方性审美经验”为主，还是以“大众化审美经验”为主？如果以“地方性审美经验”为主，可能致使民歌文化难以走进大众的视野，如果以“大众化审美经验”为主，则又可能致使民歌文化难以保持民族特色。因此，如何平衡这一矛盾体，如何辩证的看待审美经验的两面性，是当前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需要衡量的问题。 三、对策：面对多元文化应实施多“源”保护
作者以“全球化语境”和“地方性审美经验”诠释了传统民歌文化所处的两难境遇。笔者则从“地方性审美经验”，引申出“大众化审美经验”的概念，以为两者的平衡是当下民歌发展需要衡量的问题。针对此问题，作者注意到在全球化语境中，由于音乐认同与主流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地方性审美经验被撕裂的现象。此审美经验的撕裂对少数民族文化造成创伤，进而动摇民族的文化认同。其次，作者也认为，正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撕裂，一定程度上形成促进文化前进的动力。因此，其提出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应当以“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完整性为前提，并且需要激发文化主体的自觉性。笔者以为，对于几千年来孕育而生的多元传统文化，在开发与保护时，应当树立一种多“源”的保护理念，仅激发文化主体的自觉性远远不够。并且参见赵书峰等人对“吵子会”研究的成果看：“‘吵子会’音乐的身份认同不但是丰宁满族长期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一个动态建构物，也是国家文化政治导向与‘地方性知识’相互作用下的一种主观话语建构，同时也是文化部门、学者、地方民间艺人三方‘共谋’的文化产物。”④受此观点启发，与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有所不同，由于南宁国际民歌节已走上国际化舞台，至少在此案例，可以看出其是政府、学者、商人以及地方民间艺人四方“共谋”之文化产物，多了商人此一“源”力量。因此，我们就可从文化主体（地方民间艺人）、政府、学者、商人的多“源”力量，考虑民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但是必须承认的现实是文化主体、政府、学者、商人等四方面的力量参杂在一起，其间各有其目的。文化主体想要得到文化认同，进而通过文化产业改善生活条件;政府为地方经济，打造文化品牌，提升知名度;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研究，提出传承、发展的可行性方案;而商人则是为经济利益，不顾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对其进行歪曲的现代化改造。但是，我们在发掘和保护传统文化之时，不可避免的要遇到这多“源”力量。所以多“源”力量如何有效的“参杂”，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则是至关重要，即文化主体的参与、政府的管理、学者的研究、商人的利益如何兼顾。从作者论述黑衣壮失败的例子可以肯定一点，即在文化主体没有充分的自觉之前，即使像“南宁模式”的做法也无济于事。南宁模式只是凸显政府的管理和商人的利益两“源”力量，而缺乏文化主体以及学者两“源”力量。对此，作者在理论上提出，如何运用审美价值、实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结合起来去保护的对策。笔者想要补充一点：“对于多‘源’力量的有序結合，在实践中是有必要的。”首先，学者在发掘与保护之前，应当注意文化主体的“审美价值”，对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原生态的考察与研究。其次，政府力量在学者的建议下，根据政府所想要的文化“实用价值”进行改造。再次，引进商人的资本力量，与其“使用价值”相结合，进行一个符合现代化审美价值的改造。如此，通过学者的研究，即保留当地原生态的文化资料。文化主体也从学者的讲解中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产生文化自觉。政府则根据文化的实用价值打造文化品牌，商人又根据其使用价值，进行现代化审美的改造。因此，上述可为当下传统文化发展与传承提供一项暂行之策。
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问题，但是，如何传承与发展则是必然中一个偶然的问题。上述所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提议，面对千百年来孕育而出的民歌文化，自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笔者的态度是应当把握民歌文化生存发展的规律，关注现代化发展语境，通过文化主体的自觉性，加之，学者、政府力量的引导以及商人资本的利用，使传统民歌文化既保持其民族特色又富有时代特征。
四、价值：学科融合是否会伤害民歌的艺术品格
上述所论可见，审美人类学以“全球化语境”与“地方性审美经验”等概念指出民歌传承的问题，并从其“审美价值”“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等角度提出对策，笔者也由此引申予以探讨。从现实层面看，审美人类学作为跨学科研究，为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可行之策。正如书中所言：“审美人类学特别关注本土问题，深入挖掘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用于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和建设，具有积极的民族化倾向和实践精神。”①此外，从学科理论看，审美人类学作为全新的学科视野，不仅仅是美学与人类学简单的结合，其有全新的学科理念和学术研究方法作为支撑。正如书中所言：“审美人类学试图穿透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边界，努力摆脱美学的纯粹哲学思辨性，而真正触及鲜活的民族文化艺术，探讨隐藏在人类审美活动中支配人类审美行为的内在审美制度。”②由此可见，审美意识虽然是主观的心理活动，是人们根据自身对某事物的要求，所作出的一种对事物的看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作者能以人们往往所忽视的、潜在的审美意识作为自己的学术视野，并运用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从审美的偶然性中探索出民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然性。对其本人与研究对象而言，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与探索。但是，作为人类学与美学的跨学科产物，审美人类学的此项研究可能会引起音乐学学者的质疑——一个新兴的跨学科，一次全新的尝试，并且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审美人类学，面对作为艺术的“民歌文化”，能否真正探索出其生存发展的规律，提出可行性的意见，是否会产生“两张皮”等音乐学领域的问题？正如音乐学领域中的民族音乐学，由于其跨学科理念，很多研究话题引起学界同仁们的质疑：民族音乐学的跨学科性质是否丢失音乐学本位;是否产生“两张皮”现象？关于此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非艺术学科加入对艺术的研究，并不会伤害艺术研究的品格，相反，只会不断扩展艺术研究的空间，以使其顺应社会与时代不断发展的学术需求。”③并且从后现代思潮看，“后现代主义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的‘建设性主张’，而在于它的启发性后果，……启发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身，而且启发我们不应在‘笼子’中谈论出路。只有走出自造的‘笼子’外面，才能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求精神与现实的和解”①。因此，笔者以为，审美人类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科理念，其介入非但不会影响、曲解民歌的艺术品格，反而会拓展民歌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彰显的不同功能意义和价值。同样，审美人类学的介入，改变以往音乐学学者从音乐的单一学科中拓展到外界，寻求社会科学方法以及人文思潮理念的被动状态，形成从审美人类学此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中，观照音乐事象以及音乐事象体现的传承与发展问题的主动状态。 五、余论：不断反思构建，勇于开拓创新
对于本书的内容都已在上述中作淺显论述，另小小疑惑在此提及。面对新的学科视野，作者在书中提出很多新奇见解和学术名词，且为让读者明白方法、概念，其以学富五车的专业素养大量引经据典。于初学者而言，面对往往成段的引言或引述数个观点，可能会对作者论述重心的把握有失偏颇;此外，对于全书布局，可能是因出自不同作者，很难于学术观点上形成统一。例如，本书前三章节从审美的视角对民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予以论述，后两章节又以南宁国际民歌节具体的民歌事象起源和内容予以论述，并提及两者的审美内涵。笔者以为，如果把后两章节置于前面，先对嘹歌和嘹歌歌圩以及刘三姐的文化起源、内容、审美内涵做介绍，然后，于后三章再对全球化语境下民歌艺术的审美内涵以及如何生存、发展等问题予以论述。如此，使得读者能够对嘹歌、嘹歌歌圩和刘三姐的现状以及传统的审美内涵有一定了解，而后才能更好对书中开篇提出的“民族艺术的审美意识变迁所传达的民族文化的嬗变，从中透视民歌是如何生存和延续的？它生存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之中”②等问题的理解。
最后，《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一书，从审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认为民歌现当代传承的窘境是因为少数民族地方性审美经验已经被撕裂，而新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又未建立，导致少数民族人们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但是，笔者以为，地方性审美经验被“撕裂”同样也是被“建构”。无论是黑衣壮民歌文化走出大山的失败，还是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具有可行意义，民歌文化都不可能如我们所愿回到“倚歌择配”和“文化权利象征”的时代。因此，审美人类学研究民歌不仅在现实问题层面上成为可能，而且其提出的“全球化语境”及“地方性审美经验”等理念也让学术界意识到，无论从何种学术视野看待民歌文化的传承，都应当树立“文化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的理念。唯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此事象，才能准确把握民歌生存的发展规律，从而洞悉其发展与传承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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