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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画画面里出现的颜色，绝不是偶然而为之，每一种颜色的背后都是需要对这些颜色进行过深入的了解之后才会出现在画面里。本文以传统色彩“朱红色”为例来进行探究，选择此颜色是由于人们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历史原因而决定的。以此得到关于中国画色彩的一些认知。之后，总结其在当下具有的时代意义以及对绘画者创作的启示。
关键词：朱红色 花鸟画 探微
朱红色在中国绘画作品中几乎不可或缺。其特点艳丽、寓意吉祥，充满富贵之气。无论石窟造像壁画，五代宋元绘画，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红色都是无处不在。以院体花鸟画为例，历代传承作品中，”朱红色都是会出现在画面中的，时而作为翎羽，时而作为点睛之笔。可见其重要性。当代学习工笔画的同时，必须要了解画面中为什么会出现此颜色，以及它出现的意义。
一、宗教哲学——理学主导
宋代“理学”兴起。“程朱学派”由程颐（公元一〇三三至一一〇八年）创立，朱熹（公元一一三〇至一一〇八年）集大成。程朱的“理”的观念来源于“易传”，“易传”中所讲的“道”是世间万物中所蕴含的原理，二人所讲的“理”便是从“易传”中的“道”里发展出来的。他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有它们各自的“理”。“理”即“道”，是“形而上”的。朱熹更是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性”即“理”也。因此，“理学”家认为要想对永恒之理有认识高度，必须先要了解外部事物，“格物致知”。“即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以及‘用敬'，即专心致志，心不旁骛。”[1]“格物”以“穷理”，因此既能体会到世间万物永恒的“理”，又能体悟到自己的心性。
基于此，笔者认为，这就是宋代以来画家们注重写生，随类赋彩的原因。这也是“格物”精神所提倡的，尊重客观事实，“格物”以“穷理”。
由于程朱理学的主导下，在绘画方面，画家们一直秉持着这种原理。因此，注重写生，随类赋彩，师法自然也是画家们的共同追求。《图绘宝鉴续纂》记载：“边景昭善翎毛花果，花之娇笑，鸟之飞鸣，叶之正反，色之蕴藉，不但勾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宋元之后，殆其人矣。”[2]
宋代“理学”要求人们“格物致知”，必定要尊重自然万物的真实状态，悉心观察，讲究用色也是为了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实物。例如牡丹为大红色、锦鸡的红色翎羽、仙鹤的鹤顶红等等。所以，画家们忠于实物的用色其实就是写生的一个方面。私以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轻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正是此意。例如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山鹧的翎毛用石青色，嘴爪用朱红色，全因自然中的山鹧本身就是青色的羽毛，红色的喙和爪。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画面中出现大量的朱红、石青、石绿等颜色。这些颜色构成了富贵吉祥的画面。
在这种“格物”以“穷理”的思想指导下，尊重自然万物的真实状态、真实颜色。
二、社会原因——历史传承
朱红色又叫“中国红”，象征吉祥喜乐。宋齐邱《玉管照神局》卷上记载：“照神之法，说相之宗，看青黄赤白黑而定吉凶，察金木水火土而知贵贱……聪明须得眼如点漆，口如四字，唇似朱红。”[3]由此得知，古人用色与“五行说”密切相关，聪明人必须嘴唇是朱红色，这种颜色在古代的受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而将朱红色运用到绘画上，见于宋邓椿《画继》：“先施五藏于画背，及涂五彩于画面，以金或朱红作地。”[4]据邓椿记载，绘制佛、菩萨、罗汉像时，用金粉或朱红作底子。
此外，宋代统治者对“朱红色”也非常重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巳亥禁民间造朱红器”[5]的记载。明代郭正域《皇明典礼志》中规定庶民“棺所用坚木，杉为上，柏次之，不得用朱红冥器一事。”[6]“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乙未诏定官民居室之制……凡门窗户牗不用朱红油漆。”[7]
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朱红是帝王的御用色，也是众多宫殿、庙宇墙壁的上使用的颜色。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说，朱红象征着威严，因此古代很多官员的朝服为朱红色；对于普通人来说，朱红象征着喜庆、热烈、吉祥，在古代传统婚嫁习俗中，婚服为红色，装饰物品也为红色，中国传统新年里更有张挂红灯笼、贴对联的习俗。因此，宫廷花鸟画家多用朱红色彩入画，为绘画赋予特殊含义。
综上所述，使用这些颜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在“理学”指导下的古人，尊重客观物象的本質，根据不同种类的物象使用不同的色彩；其二是自古以来，这些颜色就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使颜色具有了象征性。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该种结果。懂得颜色背后的含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两方面是朱红色出现在绘画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人既有对色彩的客观认识，又具有对色彩象征性的把握。同时隋春艳在《中国画色彩探研》[8]一文中总结，中国画色彩的形成发展，既有“哲学原因”，又有“社会存在原因”。
三、“朱红色”具有的时代意义
当今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碰撞强烈，中西融合。社会风气浮躁不安，我们急需要恢复“文化自信”。本文以“画”谈“话”来解读色彩背后的意义。通过继承、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来增强“文化自信”。作为一个绘画工作者，也应该时刻保持警醒，绘制出更多带有“富贵气”的“正能量”的作品。而作为色彩中的“朱红色”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颜色。
笔者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与古为徒”写生与创作相结合的学习理念。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有了一些粗略的认识。继而，本人创作了一系列花鸟作品（图1、2）。
此两幅作品从立意上还是秉承了“黄筌富贵”的一路画风，画中仙鹤、孔雀、朱墙、青砖、黄瓦等都是花鸟绘画中较为常见的绘画题材。禽鸟花卉都是写生而来，之后对“不美”的造型进行了“梳理”。在构图上则较之前人稍作创新，增强了画面的构成形式感。在赋色上学习了敦煌壁画的配色，运用了大面积的朱红色。使画面鲜艳富丽，体现出宫苑深深的富贵气息。
综上所述，画面里色彩的运用，是结合了社会和宗教哲学等因素。它是当代工笔花家创作作品的根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最终以作品形式呈现出来，“借花鸟以写我性”这一中国画创作的本质特征。只有理解了它们背后的特殊意义，结合当下的审美需求，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创造出既有内涵又有时代气息的工笔花鸟作品。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501页。
[2]康熙《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
[3]【五代·宋】齐邱《玉管照神局》卷上·神垕杨先生神部论，清十万卷楼丛书本，第6页。
[4]【宋】郭若虚 邓椿，《图画见闻志·画继》，米田水译注，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424页。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仁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2页。
[6]【明】郭正域《皇明典礼制》卷十·庶人丧礼，明万历四十一年刘汝康刻本，第99页。
[7]同上，卷十九·官民居室，明万历四十一年刘汝康刻本，第169页。
[8]隋春艳《中国画色彩探研》：“在现象的背后一定有本质的原因，影响中国画色彩形成发展既有哲学原因，即五行、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也有社会存在原因，即经济政治、绘画理论、绘画技法对色彩的影响……中国画色彩观是哲学色彩观，西方色彩是科学色彩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0页。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杭州）
关键词：朱红色 花鸟画 探微
朱红色在中国绘画作品中几乎不可或缺。其特点艳丽、寓意吉祥，充满富贵之气。无论石窟造像壁画，五代宋元绘画，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红色都是无处不在。以院体花鸟画为例，历代传承作品中，”朱红色都是会出现在画面中的，时而作为翎羽，时而作为点睛之笔。可见其重要性。当代学习工笔画的同时，必须要了解画面中为什么会出现此颜色，以及它出现的意义。
一、宗教哲学——理学主导
宋代“理学”兴起。“程朱学派”由程颐（公元一〇三三至一一〇八年）创立，朱熹（公元一一三〇至一一〇八年）集大成。程朱的“理”的观念来源于“易传”，“易传”中所讲的“道”是世间万物中所蕴含的原理，二人所讲的“理”便是从“易传”中的“道”里发展出来的。他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有它们各自的“理”。“理”即“道”，是“形而上”的。朱熹更是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性”即“理”也。因此，“理学”家认为要想对永恒之理有认识高度，必须先要了解外部事物，“格物致知”。“即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以及‘用敬'，即专心致志，心不旁骛。”[1]“格物”以“穷理”，因此既能体会到世间万物永恒的“理”，又能体悟到自己的心性。
基于此，笔者认为，这就是宋代以来画家们注重写生，随类赋彩的原因。这也是“格物”精神所提倡的，尊重客观事实，“格物”以“穷理”。
由于程朱理学的主导下，在绘画方面，画家们一直秉持着这种原理。因此，注重写生，随类赋彩，师法自然也是画家们的共同追求。《图绘宝鉴续纂》记载：“边景昭善翎毛花果，花之娇笑，鸟之飞鸣，叶之正反，色之蕴藉，不但勾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宋元之后，殆其人矣。”[2]
宋代“理学”要求人们“格物致知”，必定要尊重自然万物的真实状态，悉心观察，讲究用色也是为了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实物。例如牡丹为大红色、锦鸡的红色翎羽、仙鹤的鹤顶红等等。所以，画家们忠于实物的用色其实就是写生的一个方面。私以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轻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正是此意。例如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山鹧的翎毛用石青色，嘴爪用朱红色，全因自然中的山鹧本身就是青色的羽毛，红色的喙和爪。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画面中出现大量的朱红、石青、石绿等颜色。这些颜色构成了富贵吉祥的画面。
在这种“格物”以“穷理”的思想指导下，尊重自然万物的真实状态、真实颜色。
二、社会原因——历史传承
朱红色又叫“中国红”，象征吉祥喜乐。宋齐邱《玉管照神局》卷上记载：“照神之法，说相之宗，看青黄赤白黑而定吉凶，察金木水火土而知贵贱……聪明须得眼如点漆，口如四字，唇似朱红。”[3]由此得知，古人用色与“五行说”密切相关，聪明人必须嘴唇是朱红色，这种颜色在古代的受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而将朱红色运用到绘画上，见于宋邓椿《画继》：“先施五藏于画背，及涂五彩于画面，以金或朱红作地。”[4]据邓椿记载，绘制佛、菩萨、罗汉像时，用金粉或朱红作底子。
此外，宋代统治者对“朱红色”也非常重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巳亥禁民间造朱红器”[5]的记载。明代郭正域《皇明典礼志》中规定庶民“棺所用坚木，杉为上，柏次之，不得用朱红冥器一事。”[6]“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乙未诏定官民居室之制……凡门窗户牗不用朱红油漆。”[7]
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朱红是帝王的御用色，也是众多宫殿、庙宇墙壁的上使用的颜色。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说，朱红象征着威严，因此古代很多官员的朝服为朱红色；对于普通人来说，朱红象征着喜庆、热烈、吉祥，在古代传统婚嫁习俗中，婚服为红色，装饰物品也为红色，中国传统新年里更有张挂红灯笼、贴对联的习俗。因此，宫廷花鸟画家多用朱红色彩入画，为绘画赋予特殊含义。
综上所述，使用这些颜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在“理学”指导下的古人，尊重客观物象的本質，根据不同种类的物象使用不同的色彩；其二是自古以来，这些颜色就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使颜色具有了象征性。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该种结果。懂得颜色背后的含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两方面是朱红色出现在绘画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人既有对色彩的客观认识，又具有对色彩象征性的把握。同时隋春艳在《中国画色彩探研》[8]一文中总结，中国画色彩的形成发展，既有“哲学原因”，又有“社会存在原因”。
三、“朱红色”具有的时代意义
当今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碰撞强烈，中西融合。社会风气浮躁不安，我们急需要恢复“文化自信”。本文以“画”谈“话”来解读色彩背后的意义。通过继承、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来增强“文化自信”。作为一个绘画工作者，也应该时刻保持警醒，绘制出更多带有“富贵气”的“正能量”的作品。而作为色彩中的“朱红色”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颜色。
笔者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与古为徒”写生与创作相结合的学习理念。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有了一些粗略的认识。继而，本人创作了一系列花鸟作品（图1、2）。
此两幅作品从立意上还是秉承了“黄筌富贵”的一路画风，画中仙鹤、孔雀、朱墙、青砖、黄瓦等都是花鸟绘画中较为常见的绘画题材。禽鸟花卉都是写生而来，之后对“不美”的造型进行了“梳理”。在构图上则较之前人稍作创新，增强了画面的构成形式感。在赋色上学习了敦煌壁画的配色，运用了大面积的朱红色。使画面鲜艳富丽，体现出宫苑深深的富贵气息。
综上所述，画面里色彩的运用，是结合了社会和宗教哲学等因素。它是当代工笔花家创作作品的根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最终以作品形式呈现出来，“借花鸟以写我性”这一中国画创作的本质特征。只有理解了它们背后的特殊意义，结合当下的审美需求，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创造出既有内涵又有时代气息的工笔花鸟作品。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501页。
[2]康熙《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
[3]【五代·宋】齐邱《玉管照神局》卷上·神垕杨先生神部论，清十万卷楼丛书本，第6页。
[4]【宋】郭若虚 邓椿，《图画见闻志·画继》，米田水译注，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424页。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仁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2页。
[6]【明】郭正域《皇明典礼制》卷十·庶人丧礼，明万历四十一年刘汝康刻本，第99页。
[7]同上，卷十九·官民居室，明万历四十一年刘汝康刻本，第169页。
[8]隋春艳《中国画色彩探研》：“在现象的背后一定有本质的原因，影响中国画色彩形成发展既有哲学原因，即五行、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也有社会存在原因，即经济政治、绘画理论、绘画技法对色彩的影响……中国画色彩观是哲学色彩观，西方色彩是科学色彩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0页。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