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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赞许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区深入开展群众工作，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根据地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陕甘根据地，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者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甘燃起“星星之火”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长征红军的新家园。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的，是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革命志士，陕北主要军事力量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刚过而立之年，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当年才20出头。
虽然年少，习仲勋已经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17岁时习仲勋就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并于1932年4月在甘肃领导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这位少年革命者经此一役崭露头角。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组建了陕甘游击队，从此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同年8月，习仲勋也在“两当兵变”后辗转来到照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志丹、谢子长。刘志丹安慰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的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与刘志丹的见面，使习仲勋受益很大，在认识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从此，根据地建设工作始终成为他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生涯的一条主旋律。
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习仲勋先后参与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从陕西照金到甘肃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过痛苦的失败，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胜利召开。大会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确立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一百多位工农兵代表，再由这些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层层选举建立的民主政权。
习仲勋在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主持制定并实施陕甘边苏区的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知识分子及各项社会政策和对民团、土匪、白军俘虏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颁布一系列法令，开办军政干部学校，发行货币，建立集市贸易，为巩固红色政权，促进边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历史证明，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和加强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南梁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明向上的良好局面，是贫苦农民群众向往的好地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下，陕甘边区军民众志成城，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多次“围剿”。习仲勋在一次次战斗中淬炼出钢铁般的意志。
在1935年的南梁突围斗争中，敌军在豹子川、白沙川的交界处张岔岭将习仲勋率领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包围，习仲勋在赤卫军的掩护下奋力拼杀。在危急关头，习仲勋等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政府保卫大队和赤卫军掩护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经过激烈战斗，赤卫军伤亡惨重，只剩下副总指挥梅生贵一人，英勇击退敌人数次冲锋后，他伤重被俘，最后壮烈牺牲。政府保卫大队第三中队长王殿斌率部苦战，掩护习仲勋等突出重围。突围后，习仲勋才发现，自己的双脚都被马镫磨出了两个血洞，所骑的白色战马也被条条鞭痕染得血红。
在一次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中，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在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相继失守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却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6月，已经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展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余万的红色区域。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迎接红军到达陕北
毛泽东赞许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区深入开展群众工作，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根据地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习仲勋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到南梁没多久，就对周围几十个村镇的情况了如指掌。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蔡子伟曾经回忆说，每逢集市，习仲勋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习仲勋发动根据地群众行动起来，家家户户磨面，碾小米，做豆腐，准备蔬菜，杀猪宰羊。男女老少人背、驴驮，川流不息地把军粮、羊肉、鸡蛋、蔬菜送到红军部队。干部、赤卫军、游击队和还分头给红军带路，侦察敌情。
南梁的老百姓真心拥护党的领导，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几次“围剿”中，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从群众口中得到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去向。敌人还到处张贴告示，悬赏银元3000块，马两匹，缉拿陕甘边区领导人习仲勋。南梁人民始终坚持革命的气节。敌人在坚强的人民面前终究还是一无所获。陕甘边区干部打下的坚实群众基础，为迎接长征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必备条件。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身处陕甘边区的习仲勋时刻关心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多种渠道了解中央的最新消息。据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回忆：“我们收到甘泉、延安、鄜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发出的‘八一宣言’材料，知道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号召组织地方抗战队等，也知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7月下旬，陕甘特委代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扩大会，由我起草决议案和形势报告以及动员1600人参加红军通知，经会议通过后印发各地。”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8月5日通过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且更顺利地向北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陕甘边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甘肃的工作，因为“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这次会议以后，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甘肃敌占区的工作，在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为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准备了群众基础。
据秦生的《西北红军长征史》记载，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后，当地群众因早就听说过红军的英名，所以一听来的部队是红军，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毛泽东称赞道：“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秘闻》一书中记叙了陕甘红军迎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动人情景：“10月14日或15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据陈说，他们是红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23岁的主席让毛泽东惊讶
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条“回家”的道路很曲折。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然而，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毛泽东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点名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的同时，着手研究和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曾考虑经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
就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得知在陕甘还有一颗革命火种。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进占哈达铺。毛泽东急切地需要了解西北的情况，他告诉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终于了解到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
除了国民党的报纸以外，另一个信源是陕甘红军的宣传材料。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甚至派人将西北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这些纸片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杨尚昆回忆录》记载了一个细节。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看见了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印着《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仔细看了内容后才知道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这大概算是当年的“标题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些材料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甘有红军、有根据地，就在瓦窑堡附近。
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我们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一支红军。随后中央制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方针。
中央红军的及时到来也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领导干部，他们被“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逮捕。习仲勋出狱后，毛泽东在“中心城市”瓦窑堡见到了这位宣传材料的发布者。毛泽东此前就已经知道习仲勋的名字，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以后，毛泽东在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看到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是“主席习仲勋”。但第一次见面让毛泽东十分讶异，这个主席竟这么年轻！当时习仲勋年仅23岁。
为了培养习仲勋，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回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本文部分参考自《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长征行》，特此鸣谢！）
陕甘根据地，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者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甘燃起“星星之火”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长征红军的新家园。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的，是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革命志士，陕北主要军事力量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刚过而立之年，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当年才20出头。
虽然年少，习仲勋已经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17岁时习仲勋就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并于1932年4月在甘肃领导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这位少年革命者经此一役崭露头角。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组建了陕甘游击队，从此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同年8月，习仲勋也在“两当兵变”后辗转来到照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志丹、谢子长。刘志丹安慰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的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与刘志丹的见面，使习仲勋受益很大，在认识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从此，根据地建设工作始终成为他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生涯的一条主旋律。
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习仲勋先后参与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从陕西照金到甘肃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过痛苦的失败，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胜利召开。大会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确立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一百多位工农兵代表，再由这些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层层选举建立的民主政权。
习仲勋在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主持制定并实施陕甘边苏区的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知识分子及各项社会政策和对民团、土匪、白军俘虏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颁布一系列法令，开办军政干部学校，发行货币，建立集市贸易，为巩固红色政权，促进边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历史证明，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和加强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南梁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明向上的良好局面，是贫苦农民群众向往的好地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下，陕甘边区军民众志成城，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多次“围剿”。习仲勋在一次次战斗中淬炼出钢铁般的意志。
在1935年的南梁突围斗争中，敌军在豹子川、白沙川的交界处张岔岭将习仲勋率领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包围，习仲勋在赤卫军的掩护下奋力拼杀。在危急关头，习仲勋等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政府保卫大队和赤卫军掩护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经过激烈战斗，赤卫军伤亡惨重，只剩下副总指挥梅生贵一人，英勇击退敌人数次冲锋后，他伤重被俘，最后壮烈牺牲。政府保卫大队第三中队长王殿斌率部苦战，掩护习仲勋等突出重围。突围后，习仲勋才发现，自己的双脚都被马镫磨出了两个血洞，所骑的白色战马也被条条鞭痕染得血红。
在一次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中，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在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相继失守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却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6月，已经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展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余万的红色区域。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迎接红军到达陕北
毛泽东赞许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区深入开展群众工作，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根据地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习仲勋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到南梁没多久，就对周围几十个村镇的情况了如指掌。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蔡子伟曾经回忆说，每逢集市，习仲勋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习仲勋发动根据地群众行动起来，家家户户磨面，碾小米，做豆腐，准备蔬菜，杀猪宰羊。男女老少人背、驴驮，川流不息地把军粮、羊肉、鸡蛋、蔬菜送到红军部队。干部、赤卫军、游击队和还分头给红军带路，侦察敌情。
南梁的老百姓真心拥护党的领导，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几次“围剿”中，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从群众口中得到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去向。敌人还到处张贴告示，悬赏银元3000块，马两匹，缉拿陕甘边区领导人习仲勋。南梁人民始终坚持革命的气节。敌人在坚强的人民面前终究还是一无所获。陕甘边区干部打下的坚实群众基础，为迎接长征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必备条件。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身处陕甘边区的习仲勋时刻关心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多种渠道了解中央的最新消息。据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回忆：“我们收到甘泉、延安、鄜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发出的‘八一宣言’材料，知道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号召组织地方抗战队等，也知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7月下旬，陕甘特委代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扩大会，由我起草决议案和形势报告以及动员1600人参加红军通知，经会议通过后印发各地。”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8月5日通过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且更顺利地向北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陕甘边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甘肃的工作，因为“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这次会议以后，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甘肃敌占区的工作，在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为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准备了群众基础。
据秦生的《西北红军长征史》记载，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后，当地群众因早就听说过红军的英名，所以一听来的部队是红军，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毛泽东称赞道：“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秘闻》一书中记叙了陕甘红军迎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动人情景：“10月14日或15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据陈说，他们是红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23岁的主席让毛泽东惊讶
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条“回家”的道路很曲折。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然而，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毛泽东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点名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的同时，着手研究和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曾考虑经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
就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得知在陕甘还有一颗革命火种。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进占哈达铺。毛泽东急切地需要了解西北的情况，他告诉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终于了解到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
除了国民党的报纸以外，另一个信源是陕甘红军的宣传材料。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甚至派人将西北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这些纸片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杨尚昆回忆录》记载了一个细节。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看见了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印着《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仔细看了内容后才知道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这大概算是当年的“标题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些材料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甘有红军、有根据地，就在瓦窑堡附近。
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我们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一支红军。随后中央制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方针。
中央红军的及时到来也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领导干部，他们被“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逮捕。习仲勋出狱后，毛泽东在“中心城市”瓦窑堡见到了这位宣传材料的发布者。毛泽东此前就已经知道习仲勋的名字，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以后，毛泽东在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看到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是“主席习仲勋”。但第一次见面让毛泽东十分讶异，这个主席竟这么年轻！当时习仲勋年仅23岁。
为了培养习仲勋，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回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本文部分参考自《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长征行》，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