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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0多年前，亨廷顿针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开创性地提出了政治稳定理论，这一理论虽然具有一些缺陷和局限，但是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今天仍然是十分巨大的。本文拟从这一理论入手，同时部分借鉴其他学派的观点，来分析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危机及其诱因，从而为当前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提出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现代化；发展中政治危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发展
2005年开始的“郁金香革命”，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直至近来的叙利亚乱局，由此再推及被誉为后发国家民主化典范的菲律宾之前的政治乱象，这些无疑不搅动着世界关爱和平和发展的每一个人的敏感神经，人们不禁要问：世界到底怎么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到底怎么了？诚然，这些国家变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都能从中寻找出一些普遍的东西。其实，40多年前的亨廷顿以他独到的眼光，深邃的思考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些独到的见解，并提出他石破天惊的政治稳定理论。基于这一理论，笔者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分析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危机及其根源，并分析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
二战后，亚非拉地区一大批新独立国家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纷纷开始了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冷战的到来和两极格局的确立，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孤立苏联和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需要，极力争取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其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并依照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模式来改造这些国家，希望这些国家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拥有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和援助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下问题：（1）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政局动荡（2）各种骚乱和暴力事件频发，社会秩序混乱（3）军事政变、领导人更替频繁，政局不稳（4）政党分裂、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剧烈甚至解体（5）政府权威丧失，政治合法性受到威胁。这些国家掉进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再者，一些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分裂解体，有的改旗易帜走上“第三条道路”，但是无论是前述国家还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中举步维艰，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现代化的挫折”（艾森斯塔德语）。
这些移植了西方民主制的国家为什么政治危机频发，甚至出现政治衰朽？又该如何摆脱政治危机顺利实现现代化？这些疑问和出于现实的考量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研究的现实内容和推动力。
政治学家往往从政治变迁、政治发展、政治革命和政治稳定角度来研究政治危机。所谓政治危机，就是就是政治系统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使系统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甚至威胁到系统的存在的突发性事件或者情境。政治危机在任何政治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发展中国家更为典型和普遍。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五个方面的危机：民族（或国家）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政令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派伊用整合（或一体化）危机加以概括。①亨廷顿认为，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不断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克服这些危机，才能克服社会动荡，推进政治稳定和发展，最终顺利实现现代化。
二 、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的诱因
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的诱因，不同的学者或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则从国际层面寻找原因。通过分析，他们认为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危机频发，经济社会危机又进而导致了政治危机。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迁后果，直接导致社会政治冲突，从而构成了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或内在原因”③“当现代化冲击和颠覆传统社会时，暴力最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社会已经脱离了一个具有传统稳定性的世界，但尚未达到具有现代稳定性的新世界。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件事都在变化……使人们焦虑、困惑，并寻求动用暴力的时机”④
亨廷顿以其丰富的扎实的历史知识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亚非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他的政治稳定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高频率、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要求和渴望，当这种过高的要求和渴望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社会挫败感，而发展中国家社会缺乏流动，民众只能诉诸于政治，进行政治参与，当高频率和高负荷的政治参与遭遇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普遍不高的政治制度，并超出了其承载限度的时候必然产生政治动荡和政治危机。对此，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或者政治秩序。可以说克服政治危机实现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克服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不平衡，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过程。因此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实现政治组织和秩序的制度化。
按照亨廷顿的这政治稳定理论的逻辑，我们可以分析出造成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的过程，即现代化（社会动员） →过高的期望→社会挫败感 （高期望，低增长）→政治参与（社会流动机会缺乏）→政治危机（政治制度化水平低）。因此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的诱因，必须从现代化这个大前提和大背景下进行。对此，亨廷顿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⑤
（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导致政治危机的经济根源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现代化进程必然涉及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和政治参与多方面的内容，对此亨廷顿指出“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努力”。⑥基于这种认識， 亨廷顿提出了导致政治不稳定的著名公式：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 社会颓丧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 政治参与⑦ 发展中国家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要求经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动员的广泛进行，城市化的推进，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传媒的迅速发展急剧地提高了人们的要求和渴望，经济的发展本应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日益增长的期求，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普遍比较低，其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产生不安定的过程；为满足期望所需要的变革，实际上恰恰会提高人们的期望。”⑧转型社会中满足期求的能力的增速比期求本身的增速要慢，这样在渴望和指望之间， 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造成了差距。根据戴维斯等人的“J型曲线”理论，当这种期求差距得不到缓解就会造成社会衰颓。如果这些国家能提供广泛有效的流动机会，自然有助于缓和社会衰颓，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缺乏有效的流动机会，人们就会诉诸政治体系，进行政治参与，以期影响政府政策和行为来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渴望。可以说，经济增长越快，政治就越不稳定，就越容易产生政治危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发展中一切变革的经济根源，也是引发政治动荡和政治危机的经济根源。
（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政治危机的政治根源
亨廷顿曾提出一个重要公式，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⑨来解释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变革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势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绝大多数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发展经济开始。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过渡中，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革，必然要求对上层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进行变革。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以社会动员打破原有体制推进的，而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制度建设，制度化进程受阻，这样，旧有的政治制度已被打破或是不合时宜，新的制度又没有有效的建立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制度缺陷甚至真空。
再者，发展中国家的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社会动员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当大量的，来势凶猛的政治参与与这种制度缺陷甚至真空相遇，发展中国家就会遇到一个普遍性的、关键性的矛盾，这就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超出了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现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将政治参与纳入有序的制度化轨道，就会造成政治不稳和政治危机。由此，亨廷顿指出：“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⑩因此，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
（三）财富分配不均、城乡分化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的社会诱因
在亨廷顿看来，财富分配不均对政治动乱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会动摇原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同时还通过给动员起来的人们指明了更均衡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这样就加剧了人们对原有的收入分配方式的不满和对更均衡的分配方式上的渴望和预期；第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往往通过牺牲公平来获得经济发展的效率，这意味着要在一定时期通过打破公平，牺牲某部分人的利益来尽快实现现代化，这样看来经济快速增长，往往带来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多数人却蒙受损失，这会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当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的抱怨和不满、要求变革现有财富分配方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加之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等不利因素的催化作用，会对政府乃至整个政治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影响政治局势的稳定，造成政治危机。
城乡分化则是政治稳定造成政治危机的另一大社会因素。因现代化而带来的城乡差距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亨廷顿语），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作为充满活力的新兴的经济體，与保守的传统的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大，特别现代化造成城市对农村的索取和某种剥削，加之日渐城市化的政治，愈加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之间的平衡关系。人们特别是乡村的农民渴望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无法提供大量的流动机会，于是人们只有付诸政治参与，这就会将农民引入国家政治，这种乡村动员或是“绿色起义”（亨廷顿语）所引发的无序政治参与甚至是民众暴、起义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造成极大压力，易引发政治危机。
（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冲突是造成政治危机的心理因素
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现代化也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带来巨大的变革。阿尔蒙德指出，源自人们心里层面的文化危机是引发政治不稳定现象的潜在基础。由于经济发展、扫盲、教育、更大范围的交际、大众传媒和都市化的结果，旧的社会、经济和心里信条、权威基础和价值认同会被变革、瓦解甚至是放弃。同时，又会演变出或是新产生出许多新的价值观念、权威和认同基础。同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会产生许多建立在这些新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权威和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群体，这些组织的共同意识、内聚力和行动行动都在日益增长。这些新的社会利益集团或是组织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会推进现代化进程，但是同时这种集团意识也会是创建一种代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主要障碍。而且不同的集团之间的频繁交流和接触，集团偏见也会伴随着集团意识而发展。而集团偏见一出现，集团冲突也会随之而来。因此，现代化增加了传统集团之间、现代集团之间、传统集团和现代集团之间以及现代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些集团偏见或是差别无疑会给国家整合、建立统一、稳定的的政治制度带来阻碍，而且这些集团之间的冲突会酿成暴力行动，从而会危害政治稳定，造成政治危机。
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固然有其糟粕与局限，但是他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政治稳定理论和对发展中国家许多具体问题的见解无疑是十分具有价值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期间各种不安定因素日益凸显，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能正视并有效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危害国家稳定和现代化建设。对此，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应广泛吸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稳定和发展，防止政治危机的爆发。 第一，应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改革和发展是解决好当今中国一切重大问题的关键，只有经济真正发展了，并且使广大劳动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才能不断增强我国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要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制度化建设，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通过不断地制度化建设，将改革的较好的的方式、方法和路径依赖纳入制度化轨道加以保障，同时在制度范围内有序扩大民主，保证人们当家做主的地位，确实维护我国的稳定和发展。
第三，在现代化建设中要大力注重文化建设，不断用先进文化引领时代发展，教育人民，同时不断推进教育的均衡化发展，防止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大力推进社会建设，防止社会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健全的社会建设，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
注释：
①Gabriel A.Almond， /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 ed. ） ，Under 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at 442- 443； 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 第148 —149 页； 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 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 （ 第1 辑） ， 第79 —80 页.
② 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33—135页。
③ 参阅格林斯坦、波尔比斯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0 —239页.又可参见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④[5][ 美] 迈克·罗尔斯金等著：《政治科学》[M].林震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408页。
⑤[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31页.
⑥[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32页.
⑦[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紀出版社，2008 年第42页.
⑧[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42页.
⑨[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42页.
⑩[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42页.
参考文献：
[1][美]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 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8.
[2]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3]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M].林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5]陈英.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的两个视角[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05.
[6]赵海立.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简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7]刘泉日.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5）.
（作者简介：韦泽秦（1989-），男，壮族，广西百色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执政党建设。）
关键词：现代化；发展中政治危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发展
2005年开始的“郁金香革命”，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直至近来的叙利亚乱局，由此再推及被誉为后发国家民主化典范的菲律宾之前的政治乱象，这些无疑不搅动着世界关爱和平和发展的每一个人的敏感神经，人们不禁要问：世界到底怎么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到底怎么了？诚然，这些国家变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都能从中寻找出一些普遍的东西。其实，40多年前的亨廷顿以他独到的眼光，深邃的思考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些独到的见解，并提出他石破天惊的政治稳定理论。基于这一理论，笔者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分析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危机及其根源，并分析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
二战后，亚非拉地区一大批新独立国家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纷纷开始了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冷战的到来和两极格局的确立，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孤立苏联和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需要，极力争取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其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并依照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模式来改造这些国家，希望这些国家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拥有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和援助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下问题：（1）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政局动荡（2）各种骚乱和暴力事件频发，社会秩序混乱（3）军事政变、领导人更替频繁，政局不稳（4）政党分裂、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剧烈甚至解体（5）政府权威丧失，政治合法性受到威胁。这些国家掉进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再者，一些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分裂解体，有的改旗易帜走上“第三条道路”，但是无论是前述国家还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中举步维艰，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现代化的挫折”（艾森斯塔德语）。
这些移植了西方民主制的国家为什么政治危机频发，甚至出现政治衰朽？又该如何摆脱政治危机顺利实现现代化？这些疑问和出于现实的考量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研究的现实内容和推动力。
政治学家往往从政治变迁、政治发展、政治革命和政治稳定角度来研究政治危机。所谓政治危机，就是就是政治系统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使系统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甚至威胁到系统的存在的突发性事件或者情境。政治危机在任何政治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发展中国家更为典型和普遍。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五个方面的危机：民族（或国家）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政令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派伊用整合（或一体化）危机加以概括。①亨廷顿认为，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不断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克服这些危机，才能克服社会动荡，推进政治稳定和发展，最终顺利实现现代化。
二 、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的诱因
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的诱因，不同的学者或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则从国际层面寻找原因。通过分析，他们认为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危机频发，经济社会危机又进而导致了政治危机。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迁后果，直接导致社会政治冲突，从而构成了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或内在原因”③“当现代化冲击和颠覆传统社会时，暴力最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社会已经脱离了一个具有传统稳定性的世界，但尚未达到具有现代稳定性的新世界。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件事都在变化……使人们焦虑、困惑，并寻求动用暴力的时机”④
亨廷顿以其丰富的扎实的历史知识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亚非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他的政治稳定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高频率、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要求和渴望，当这种过高的要求和渴望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社会挫败感，而发展中国家社会缺乏流动，民众只能诉诸于政治，进行政治参与，当高频率和高负荷的政治参与遭遇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普遍不高的政治制度，并超出了其承载限度的时候必然产生政治动荡和政治危机。对此，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或者政治秩序。可以说克服政治危机实现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克服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不平衡，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过程。因此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实现政治组织和秩序的制度化。
按照亨廷顿的这政治稳定理论的逻辑，我们可以分析出造成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的过程，即现代化（社会动员） →过高的期望→社会挫败感 （高期望，低增长）→政治参与（社会流动机会缺乏）→政治危机（政治制度化水平低）。因此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的诱因，必须从现代化这个大前提和大背景下进行。对此，亨廷顿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⑤
（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导致政治危机的经济根源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现代化进程必然涉及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和政治参与多方面的内容，对此亨廷顿指出“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努力”。⑥基于这种认識， 亨廷顿提出了导致政治不稳定的著名公式：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 社会颓丧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 政治参与⑦ 发展中国家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要求经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动员的广泛进行，城市化的推进，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传媒的迅速发展急剧地提高了人们的要求和渴望，经济的发展本应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日益增长的期求，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普遍比较低，其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产生不安定的过程；为满足期望所需要的变革，实际上恰恰会提高人们的期望。”⑧转型社会中满足期求的能力的增速比期求本身的增速要慢，这样在渴望和指望之间， 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造成了差距。根据戴维斯等人的“J型曲线”理论，当这种期求差距得不到缓解就会造成社会衰颓。如果这些国家能提供广泛有效的流动机会，自然有助于缓和社会衰颓，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缺乏有效的流动机会，人们就会诉诸政治体系，进行政治参与，以期影响政府政策和行为来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渴望。可以说，经济增长越快，政治就越不稳定，就越容易产生政治危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发展中一切变革的经济根源，也是引发政治动荡和政治危机的经济根源。
（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政治危机的政治根源
亨廷顿曾提出一个重要公式，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⑨来解释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变革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势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绝大多数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发展经济开始。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过渡中，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革，必然要求对上层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进行变革。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以社会动员打破原有体制推进的，而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制度建设，制度化进程受阻，这样，旧有的政治制度已被打破或是不合时宜，新的制度又没有有效的建立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制度缺陷甚至真空。
再者，发展中国家的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社会动员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当大量的，来势凶猛的政治参与与这种制度缺陷甚至真空相遇，发展中国家就会遇到一个普遍性的、关键性的矛盾，这就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超出了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现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将政治参与纳入有序的制度化轨道，就会造成政治不稳和政治危机。由此，亨廷顿指出：“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⑩因此，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
（三）财富分配不均、城乡分化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的社会诱因
在亨廷顿看来，财富分配不均对政治动乱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会动摇原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同时还通过给动员起来的人们指明了更均衡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这样就加剧了人们对原有的收入分配方式的不满和对更均衡的分配方式上的渴望和预期；第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往往通过牺牲公平来获得经济发展的效率，这意味着要在一定时期通过打破公平，牺牲某部分人的利益来尽快实现现代化，这样看来经济快速增长，往往带来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多数人却蒙受损失，这会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当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的抱怨和不满、要求变革现有财富分配方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加之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等不利因素的催化作用，会对政府乃至整个政治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影响政治局势的稳定，造成政治危机。
城乡分化则是政治稳定造成政治危机的另一大社会因素。因现代化而带来的城乡差距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亨廷顿语），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作为充满活力的新兴的经济體，与保守的传统的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大，特别现代化造成城市对农村的索取和某种剥削，加之日渐城市化的政治，愈加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之间的平衡关系。人们特别是乡村的农民渴望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无法提供大量的流动机会，于是人们只有付诸政治参与，这就会将农民引入国家政治，这种乡村动员或是“绿色起义”（亨廷顿语）所引发的无序政治参与甚至是民众暴、起义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造成极大压力，易引发政治危机。
（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冲突是造成政治危机的心理因素
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现代化也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带来巨大的变革。阿尔蒙德指出，源自人们心里层面的文化危机是引发政治不稳定现象的潜在基础。由于经济发展、扫盲、教育、更大范围的交际、大众传媒和都市化的结果，旧的社会、经济和心里信条、权威基础和价值认同会被变革、瓦解甚至是放弃。同时，又会演变出或是新产生出许多新的价值观念、权威和认同基础。同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会产生许多建立在这些新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权威和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群体，这些组织的共同意识、内聚力和行动行动都在日益增长。这些新的社会利益集团或是组织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会推进现代化进程，但是同时这种集团意识也会是创建一种代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主要障碍。而且不同的集团之间的频繁交流和接触，集团偏见也会伴随着集团意识而发展。而集团偏见一出现，集团冲突也会随之而来。因此，现代化增加了传统集团之间、现代集团之间、传统集团和现代集团之间以及现代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些集团偏见或是差别无疑会给国家整合、建立统一、稳定的的政治制度带来阻碍，而且这些集团之间的冲突会酿成暴力行动，从而会危害政治稳定，造成政治危机。
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固然有其糟粕与局限，但是他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政治稳定理论和对发展中国家许多具体问题的见解无疑是十分具有价值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期间各种不安定因素日益凸显，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能正视并有效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危害国家稳定和现代化建设。对此，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应广泛吸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稳定和发展，防止政治危机的爆发。 第一，应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改革和发展是解决好当今中国一切重大问题的关键，只有经济真正发展了，并且使广大劳动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才能不断增强我国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要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制度化建设，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通过不断地制度化建设，将改革的较好的的方式、方法和路径依赖纳入制度化轨道加以保障，同时在制度范围内有序扩大民主，保证人们当家做主的地位，确实维护我国的稳定和发展。
第三，在现代化建设中要大力注重文化建设，不断用先进文化引领时代发展，教育人民，同时不断推进教育的均衡化发展，防止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大力推进社会建设，防止社会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健全的社会建设，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
注释：
①Gabriel A.Almond， /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 ed. ） ，Under 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at 442- 443； 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 第148 —149 页； 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 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 （ 第1 辑） ， 第79 —80 页.
② 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33—135页。
③ 参阅格林斯坦、波尔比斯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0 —239页.又可参见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④[5][ 美] 迈克·罗尔斯金等著：《政治科学》[M].林震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408页。
⑤[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31页.
⑥[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32页.
⑦[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紀出版社，2008 年第42页.
⑧[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42页.
⑨[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42页.
⑩[美]塞缪尔·P.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42页.
参考文献：
[1][美]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 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8.
[2]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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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泉日.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5）.
（作者简介：韦泽秦（1989-），男，壮族，广西百色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执政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