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判断文化垃圾的标准在于它对社会是否有害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第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提出，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宽容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提倡高品位的文化创意和创新，但应反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最近以来，文艺界自曝色情内幕、文化产品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戏说、文化领域大量炒作等现象不断出现，文化是严肃的思维创造。对传统文化和经典著作进行随意解释，把历史已有结论的东西赋予一些不适合的内容，把正常的学术活动歪曲成商业投机行为，将对文化的传承产生不良后果。判断文化作品或行为是否是文化垃圾，标准在于它对社会和子孙是否有害。文化有娱乐的功能，尤其是大众消费，但它不代表文化的前进方向。
　　
　　桂晓风：出版社要积极创造和积累自主知识产权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在“新形势下编辑工作特点与创新”研讨会上说：在新的环境中工作，不仅要尊重和依法维护作者的知识产权，维护出版单位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和对出版物版式设计的产权，还要积极探索创造和积累出版社的自主知识产权。当代出版业中编辑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是以处理来稿为主，现在有一部分工作转变为由出版社对作品的立意、角度、结构等要素提出创意，进行总体设计，然后遴选、聘请作者按照出版社的意图写作、加工。对于这样的作品，出版社应该在更大程度上拥有知识产权。编辑工作正在向两头延伸，不仅通过营销、组织读书活动等手段在向下游即出版物的使用环节延伸，而且正在向精神生产的上游即创作环境延伸。出版社要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中把握更多主动权，就不能满足于知识获得使用与一定时间和地域的专有出版权以及版式设计权，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创造和积累自主知识产权，这是出版社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王一方：未来阅读将分众化
　　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一方在《市场报》上撰文说：图书市场总体来说偏冷，这两年阅读者整体的主动购买和主动阅读的行为还在滑坡。整个书业和阅读界之间似乎有种共谋，这种共谋好像逐渐轻飘起来。现在每个人都在盘算自己能不能“多收三五斗”，但与此同时，当今书业对于从业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策划和编辑要做很多的事，要参与很多的营销，而且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营销点似乎已变成了炒作点，就是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书产生一个新的话题，然后为公众制造一些谈资。未来的阅读将是一个分众市场，可能坚定的更坚定、茫然的更茫然。
　　
　　周立伟：销售等于N个商品到M个读者的有效影射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伟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采访时说：对于图书这种商品，长期以来是买书难与卖书难并存的。是什么原因?是书店的陈列品种还远远满足不了人们不断增长的对图书的需求!人们发现，买不到的通常都是小众一点的图书，畅销书的需求基本能满足。这是因为图书的生命周期短，也有不可替代性，有的品种读者几乎见不到就已经退出市场了。销售是什么?销售等于N个商品到M个读者的有效影射，是海量的商品与海量的读者摩擦，摩擦系数越高就越容易销售。我认为，专业类图书小众网站不属于长尾现象，是专业化分工，因为它的特点还是少品种多复本。我理解的长尾现象只能出现在综合性的卖场或网站，品种数量大，才能形成长尾。
　　
　　马 民：推进体制创新，构建大学专业出版的微观基础
　　河海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民在《科技与出版》上发表文章说：专业性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必须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运行，采用公司制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结构、法人治理结构。为此，首先要明晰出版社的产权关系，对出版社资产进行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然后由学校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其次要确保出版社的法人地位，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社长作为出版社法人代表，独立行使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权，并且要相对稳定。学校应委派具有较强专业背景、学识和经营能力的专业人员作为出版社的经营者，并弱化以及取消其行政身份和行政级别，使其最终成为职业经理人。再者要科学设置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学校作为出资人之一，可以对出版社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并允许经营者和管理层、职工持股，有条件的出版社还可以考虑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以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样既可以筹措更多资金，分散风险，还可以引进先进管理和稀缺资源。
　　
　　王海兰：女性读者更忠实于读物品牌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王海兰在《中国编辑》上发表文章：随着社会文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女性对于出版物内涵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她们会相互传达彼此的阅读信息，评价出版物的品位和质量，不断比较和筛选读物，并最终忠实于自己满意的读物品牌，成为该品牌的读者，甚至积极的作者，直接促进女性出版物的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