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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陷了民国首都南京，并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300000名军人和百姓惨遭杀害。
在此前五天，也就是12月8日，江苏省的省会镇江被从淞沪战场一路向西的日军占领，镇江沦陷。
日寇占领镇江后，疯狂地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无恶不作，“十万余人口的镇江，家家户户无家不破，无室不空；毁坏财物，不计其数；杀戮生命，无从统计……”面对这惨状，一位已经五十多岁不得不留在镇江守厂的企业家，强忍怒火，冒着生命危险，逐日记录下“身之所历、足之所至、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的日寇烧杀淫虐的罪行。
他就是张怿伯。
两个多月后，张怿伯逃离镇江，辗转回到苏北祖籍地。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他根据自己的记录写成4万多字的《镇江沦陷记》，内容包括“沦陷前之种种”“一二·八日寇陷镇江”“劫掠”“奸淫”“烧杀及伤害污辱”“其他种种”和“杂录”等八章。他先将书稿寄到陪都重庆，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公开出版，结果遭到拒绝。国民政府出版署认为，书中有关内容有损国军和国民政府的形象，要求他删改。张怿伯认为自己写的都是亲身经历、亲目所见的事实，只是为了揭露日寇的凶残，并非针对政府和军队，“唯一愿望，在将个人经历，忠实报道于社会，以求增强抗战意识，激发敌忾同仇”。他拒不删改，并决定自费出版，免费散发、寄送、赠阅。
1938年8月首次印刷的1000册《镇江沦陷记》，很快就被索要一空。张怿伯于次月再印1000册，还是供不应求。11月第三次印刷。这次印了2000册。就这样，三个月内，《镇江沦陷记》“三次刊印4000册，邮寄上海、苏北各地，并远至湘、鄂、川、滇、桂等省”，影响很大。
抗战胜利后，张怿伯从家乡的地窖里找到了当初留下作样本已经受潮泛黄的《镇江沦陷记》。年逾花甲的他又花了大量的时间，工工整整地将全书抄录下来，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他还在“卷首语”中补充说明了当年的出版过程。
1946年，这部108页的手抄本完成。张怿伯请友人题写了书名，装订成书。
时光荏苒。1964年12月，经历风雨饱受磨难的张怿伯走完了不平凡的80年人生旅程，在镇江家中病逝，而这部《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也悄然消失不见了。
（二）
日历翻到了1996年。“《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出现在上海朵云轩秋季拍卖会上。虽然底价不高，但却没有人举牌竞拍。流拍后的手抄本被退回了扬州某单位。
时隔不到半年，1997年春天，这部手抄本又被筹备“98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的北京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征集到了。巧的是，正当拍卖公司工作人员为难以确认其价值发愁时，经理彭震尧看到了《作家文摘》杂志上转载于《中华读书报》的一篇文章——《<镇江沦陷记>及其作者的故事》。该文介绍了张怿伯的生平，以及当年《镇江沦陷记》的写作、出版和发行情况。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拍卖公司多方探求的问题一下就得以解决。
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嵇钧生。他并非专业的文史学者，而是从事航空精密机械技术研究的专家，一位从镇江考上大学后长期在北京工作的镇江人。而他的这篇文章得以写作和发表，又和另外一名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镇江人——范用有关。
范用于1937年镇江沦陷前逃难到重庆，不久即以十四五岁的小小年纪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他在国统区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按照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开出的书单，购买图书，再设法通过交通线将这些图书送到延安。离休前，范用担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是新中国著名的出版家，出版界称“范老板”。
嵇钧生和范用都是镇江穆源小学的毕业生，是校友。不仅如此，他们还是镇江中学的校友。当年，范用考取了镇江中学，但因日寇的侵犯，不得不放弃学业逃离家乡；而年纪小13岁的嵇钧生是在镇江中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的……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
1997年6月的一天，嵇钧生去范用家看望学长。由于时值“七·七事变”60周年前，他们聊到了抗日话题。谈话间，范用去书房取出一本书交给嵇钧生。这本书正是张怿伯1938年自费出版的4000册《镇江沦陷记》中的一本。这本《镇江沦陷记》，是范用的好友、著名藏书家姜德明于五十年代在北京的书肆“淘”到的。因为范用是镇江人，姜德明就把书送给了他。
嵇钧生拿到范用给的这本《镇江沦陷记》后，连夜读完。他感受到这段历史的沉重，觉得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便去查找相关资料，再写成《<镇江沦陷记>及其作者的故事》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后由《作家文摘》转载的这篇文章，正好被彭震尧看到。
看到文章的彭震尧喜出望外。他设法找到了嵇钧生。他俩对范用给的“1938年版的印刷本”和征集到的“1946年手抄本”作了仔细的研究，从内容、写作风格、标点符号使用习惯以及纸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手抄本是真实和有价值的。嵇钧生据此又写成《<镇江沦陷记>手稿之发现》一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上。
（三）
1998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镇江电视台台长的孙永辉接到一封信件，信中介绍了有关《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的情况，以及即将在北京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98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公开拍卖的消息。孙永辉随即召集台领导讨论研究，并拍板作出了决定：设立竞买捐资账户，接受市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的捐款；台里按捐款的1：1比例筹集配套资金；参加拍卖，争取将《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留在镇江。
镇江电视台4月28日傍晚播出的新闻节目发出了设立该账户以及与此相关的消息。次日一早，一家私营企业的副总第一个赶到电视台捐出1000元。居住在医政路的钱姓市民，代表其兄弟三人捐款100元，并在留言本上写道：我们全家热爱家乡，更不忘国耻，希望这本警示后人的好教材留在镇江。穆源小学30日下午在操场上举行了捐款活动，360多名师生捐出1009.17元......短短的几天时间，捐到账户上的钱达到了超过了4万元。省、市媒体纷纷报道。捐款活动本身，成了一次生动的爱国爱家乡的教育活动。 5月8日下午1时30分，地处北京琉璃厂古文化街的中国书店三楼，海王村拍卖公司“98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开始了。镇江电视台派出了专人，准备用全部捐款和按1：1比例配套的资金参加竞拍。
《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是第221号拍品，底价8000元。
前220件拍品的拍卖耗时近两个小时，过程平淡，拍品大多以底价成交。偶尔一两件有竞争，也就经三五个回合便落槌成交。
拍卖第221号拍品，即《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时，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从底价开始，竞拍牌此起彼落，价格几乎没有停顿地急剧递增，8200，8500……1.2万，1.5万……2万……10万……现场惊叹声、鼓掌声持续不断。最后，随着拍卖师的一声槌响，价格定在了11.5万元。
遗憾的是，拍下《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的不是镇江人。由于金额超过原定的预算，镇江电视台的人没能举牌到最后。
用当时被认为的天价拍到这第221号拍品的人名叫宋京波，他是老一辈革命家宋任穷的儿子。宋京波时任香港某公司副董事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要花重金购买这件拍品，是因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铁证。他希望在适当时候，能够邀请国内著名的编剧和导演，拍出一部像《辛德勒名单》那样的电影，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讲述关于镇江沦陷期间发生的故事。
拍卖活动结束后，国家文物局获知了《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的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北京市文物局发出通知，指称该件拍品属革命文物，严禁出境。
一年后，宋京波应邀来到镇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后来，他和张怿伯的外孙女徐希嵋合作，拿出了一部以镇江沦陷为背景，表现镇江人民与日寇抗争故事的名为《龙脉》的电影文学剧本。可惜最终由于某些原因不了了之。
（四）
斗转星移，转眼又是9年。
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于2007年11月起，分别在上海大剧院和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等处举行的北京匡时拍卖公司“秋拍精品巡展”上公开亮相，并将于12月1日举行竞拍。消息一出，再次引发业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时任镇江市文化局局长的张兵得知消息后，感到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应该想方设法让《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回家。镇江民营企业家、宝华物流公司董事长童财宝闻讯后，主动与有关单位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政府解忧，为家乡争光，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件宝贝拍回。
镇江市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在作出具体指示的同时，拨出专项资金作为竞拍备用。
考虑到若以政府部门出面竞拍，可能会引发哄抬竞价，童财宝特请北京的朋友陈伟征以自然人身份参加竞拍，并立即将100万元汇入陈伟征的账户。
12月1日9时30分，拍卖会准时在北京亮马河饭店举行。
这次，《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被编为377号拍品，作为“压台戏”放在最后竞拍。
直到下午2时许，中午没有休会的拍卖会终于开始竞拍《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了。起拍价是8万元。
起初有八九个买家，同时还有场外电话委托竞拍的。持“108”号牌的陈伟征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掩盖好“必得”的心情，控制住叫价的节奏，一直等到叫价30万时，才不动声色地悄悄举牌。到50万时，全场仅剩陈伟征和另一位买家。此时竞拍进入白热化。拍到90万时，陈伟征发现对方开始沉不住气了，信心大增。
双方报价继续交错上升。当对方稍有犹豫地报出106万的天价时，陈伟征果断地报出107万。这时，拍卖师屏住了呼吸，放慢了语速，在三次报数后，敲响了成交的槌声。会场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经过86个回合的竞拍，镇江人终于让《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于镇江沦陷70周年前夕回了家！
《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的拍卖价格，创造了中国抗战史料拍卖的新高峰，是对其文物性、史料性和艺术性的最有力的认可。
2007年12月8日上午，镇江沦陷70周年警示教育大会在市烈士陵园警示碑广场隆重举行，同时举行的还有《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捐赠仪式。仪式上，童财宝亲手将7天前从北京拍回的《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捐赠给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人民政府向童财宝赠送了纪念牌。纪念牌上写着“万金存史襄义举，千载传世警后人”。
现在，《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珍藏在镇江博物馆，由馆方逢特定纪念日安排展出。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陷了民国首都南京，并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300000名军人和百姓惨遭杀害。
在此前五天，也就是12月8日，江苏省的省会镇江被从淞沪战场一路向西的日军占领，镇江沦陷。
日寇占领镇江后，疯狂地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无恶不作，“十万余人口的镇江，家家户户无家不破，无室不空；毁坏财物，不计其数；杀戮生命，无从统计……”面对这惨状，一位已经五十多岁不得不留在镇江守厂的企业家，强忍怒火，冒着生命危险，逐日记录下“身之所历、足之所至、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的日寇烧杀淫虐的罪行。
他就是张怿伯。
两个多月后，张怿伯逃离镇江，辗转回到苏北祖籍地。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他根据自己的记录写成4万多字的《镇江沦陷记》，内容包括“沦陷前之种种”“一二·八日寇陷镇江”“劫掠”“奸淫”“烧杀及伤害污辱”“其他种种”和“杂录”等八章。他先将书稿寄到陪都重庆，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公开出版，结果遭到拒绝。国民政府出版署认为，书中有关内容有损国军和国民政府的形象，要求他删改。张怿伯认为自己写的都是亲身经历、亲目所见的事实，只是为了揭露日寇的凶残，并非针对政府和军队，“唯一愿望，在将个人经历，忠实报道于社会，以求增强抗战意识，激发敌忾同仇”。他拒不删改，并决定自费出版，免费散发、寄送、赠阅。
1938年8月首次印刷的1000册《镇江沦陷记》，很快就被索要一空。张怿伯于次月再印1000册，还是供不应求。11月第三次印刷。这次印了2000册。就这样，三个月内，《镇江沦陷记》“三次刊印4000册，邮寄上海、苏北各地，并远至湘、鄂、川、滇、桂等省”，影响很大。
抗战胜利后，张怿伯从家乡的地窖里找到了当初留下作样本已经受潮泛黄的《镇江沦陷记》。年逾花甲的他又花了大量的时间，工工整整地将全书抄录下来，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他还在“卷首语”中补充说明了当年的出版过程。
1946年，这部108页的手抄本完成。张怿伯请友人题写了书名，装订成书。
时光荏苒。1964年12月，经历风雨饱受磨难的张怿伯走完了不平凡的80年人生旅程，在镇江家中病逝，而这部《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也悄然消失不见了。
（二）
日历翻到了1996年。“《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出现在上海朵云轩秋季拍卖会上。虽然底价不高，但却没有人举牌竞拍。流拍后的手抄本被退回了扬州某单位。
时隔不到半年，1997年春天，这部手抄本又被筹备“98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的北京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征集到了。巧的是，正当拍卖公司工作人员为难以确认其价值发愁时，经理彭震尧看到了《作家文摘》杂志上转载于《中华读书报》的一篇文章——《<镇江沦陷记>及其作者的故事》。该文介绍了张怿伯的生平，以及当年《镇江沦陷记》的写作、出版和发行情况。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拍卖公司多方探求的问题一下就得以解决。
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嵇钧生。他并非专业的文史学者，而是从事航空精密机械技术研究的专家，一位从镇江考上大学后长期在北京工作的镇江人。而他的这篇文章得以写作和发表，又和另外一名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镇江人——范用有关。
范用于1937年镇江沦陷前逃难到重庆，不久即以十四五岁的小小年纪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他在国统区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按照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开出的书单，购买图书，再设法通过交通线将这些图书送到延安。离休前，范用担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是新中国著名的出版家，出版界称“范老板”。
嵇钧生和范用都是镇江穆源小学的毕业生，是校友。不仅如此，他们还是镇江中学的校友。当年，范用考取了镇江中学，但因日寇的侵犯，不得不放弃学业逃离家乡；而年纪小13岁的嵇钧生是在镇江中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的……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
1997年6月的一天，嵇钧生去范用家看望学长。由于时值“七·七事变”60周年前，他们聊到了抗日话题。谈话间，范用去书房取出一本书交给嵇钧生。这本书正是张怿伯1938年自费出版的4000册《镇江沦陷记》中的一本。这本《镇江沦陷记》，是范用的好友、著名藏书家姜德明于五十年代在北京的书肆“淘”到的。因为范用是镇江人，姜德明就把书送给了他。
嵇钧生拿到范用给的这本《镇江沦陷记》后，连夜读完。他感受到这段历史的沉重，觉得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便去查找相关资料，再写成《<镇江沦陷记>及其作者的故事》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后由《作家文摘》转载的这篇文章，正好被彭震尧看到。
看到文章的彭震尧喜出望外。他设法找到了嵇钧生。他俩对范用给的“1938年版的印刷本”和征集到的“1946年手抄本”作了仔细的研究，从内容、写作风格、标点符号使用习惯以及纸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手抄本是真实和有价值的。嵇钧生据此又写成《<镇江沦陷记>手稿之发现》一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上。
（三）
1998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镇江电视台台长的孙永辉接到一封信件，信中介绍了有关《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的情况，以及即将在北京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98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公开拍卖的消息。孙永辉随即召集台领导讨论研究，并拍板作出了决定：设立竞买捐资账户，接受市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的捐款；台里按捐款的1：1比例筹集配套资金；参加拍卖，争取将《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留在镇江。
镇江电视台4月28日傍晚播出的新闻节目发出了设立该账户以及与此相关的消息。次日一早，一家私营企业的副总第一个赶到电视台捐出1000元。居住在医政路的钱姓市民，代表其兄弟三人捐款100元，并在留言本上写道：我们全家热爱家乡，更不忘国耻，希望这本警示后人的好教材留在镇江。穆源小学30日下午在操场上举行了捐款活动，360多名师生捐出1009.17元......短短的几天时间，捐到账户上的钱达到了超过了4万元。省、市媒体纷纷报道。捐款活动本身，成了一次生动的爱国爱家乡的教育活动。 5月8日下午1时30分，地处北京琉璃厂古文化街的中国书店三楼，海王村拍卖公司“98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开始了。镇江电视台派出了专人，准备用全部捐款和按1：1比例配套的资金参加竞拍。
《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是第221号拍品，底价8000元。
前220件拍品的拍卖耗时近两个小时，过程平淡，拍品大多以底价成交。偶尔一两件有竞争，也就经三五个回合便落槌成交。
拍卖第221号拍品，即《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时，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从底价开始，竞拍牌此起彼落，价格几乎没有停顿地急剧递增，8200，8500……1.2万，1.5万……2万……10万……现场惊叹声、鼓掌声持续不断。最后，随着拍卖师的一声槌响，价格定在了11.5万元。
遗憾的是，拍下《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的不是镇江人。由于金额超过原定的预算，镇江电视台的人没能举牌到最后。
用当时被认为的天价拍到这第221号拍品的人名叫宋京波，他是老一辈革命家宋任穷的儿子。宋京波时任香港某公司副董事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要花重金购买这件拍品，是因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铁证。他希望在适当时候，能够邀请国内著名的编剧和导演，拍出一部像《辛德勒名单》那样的电影，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讲述关于镇江沦陷期间发生的故事。
拍卖活动结束后，国家文物局获知了《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的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北京市文物局发出通知，指称该件拍品属革命文物，严禁出境。
一年后，宋京波应邀来到镇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后来，他和张怿伯的外孙女徐希嵋合作，拿出了一部以镇江沦陷为背景，表现镇江人民与日寇抗争故事的名为《龙脉》的电影文学剧本。可惜最终由于某些原因不了了之。
（四）
斗转星移，转眼又是9年。
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于2007年11月起，分别在上海大剧院和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等处举行的北京匡时拍卖公司“秋拍精品巡展”上公开亮相，并将于12月1日举行竞拍。消息一出，再次引发业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时任镇江市文化局局长的张兵得知消息后，感到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应该想方设法让《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回家。镇江民营企业家、宝华物流公司董事长童财宝闻讯后，主动与有关单位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政府解忧，为家乡争光，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件宝贝拍回。
镇江市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在作出具体指示的同时，拨出专项资金作为竞拍备用。
考虑到若以政府部门出面竞拍，可能会引发哄抬竞价，童财宝特请北京的朋友陈伟征以自然人身份参加竞拍，并立即将100万元汇入陈伟征的账户。
12月1日9时30分，拍卖会准时在北京亮马河饭店举行。
这次，《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被编为377号拍品，作为“压台戏”放在最后竞拍。
直到下午2时许，中午没有休会的拍卖会终于开始竞拍《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了。起拍价是8万元。
起初有八九个买家，同时还有场外电话委托竞拍的。持“108”号牌的陈伟征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掩盖好“必得”的心情，控制住叫价的节奏，一直等到叫价30万时，才不动声色地悄悄举牌。到50万时，全场仅剩陈伟征和另一位买家。此时竞拍进入白热化。拍到90万时，陈伟征发现对方开始沉不住气了，信心大增。
双方报价继续交错上升。当对方稍有犹豫地报出106万的天价时，陈伟征果断地报出107万。这时，拍卖师屏住了呼吸，放慢了语速，在三次报数后，敲响了成交的槌声。会场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经过86个回合的竞拍，镇江人终于让《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于镇江沦陷70周年前夕回了家！
《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的拍卖价格，创造了中国抗战史料拍卖的新高峰，是对其文物性、史料性和艺术性的最有力的认可。
2007年12月8日上午，镇江沦陷70周年警示教育大会在市烈士陵园警示碑广场隆重举行，同时举行的还有《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捐赠仪式。仪式上，童财宝亲手将7天前从北京拍回的《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捐赠给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人民政府向童财宝赠送了纪念牌。纪念牌上写着“万金存史襄义举，千载传世警后人”。
现在，《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抄本”珍藏在镇江博物馆，由馆方逢特定纪念日安排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