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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新闻报道应该是最公正、最客观的，新闻语篇的翻译也因此要坚持“忠实”“对等”的翻译标准，尽可能地为目的语读者呈现源语文本的信息内容和文化意义，但事实上情况却并非如此。意识形态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新闻语篇的翻译时时刻刻都受到它的操控。本文以《今日中国》英汉文版为例，从勒弗菲尔的操控论出发，探讨意识形态对新闻语篇的翻译目的、文本选取和翻译策略的影响。
关键词：操控 意识形态 新闻语篇翻译 翻译策略
一、引言
自有翻译研究以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静止的语言层面的分析，他们注重译文和原文的对等关系，尽管对于翻译标准的描述各种各样，不胜枚举，但不外“忠实”“对等”。例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道，译事有三难：信、达、雅；鲁迅更是强调“直译”“宁信而不顺”，尽量忠实于原文；林语堂则指出“翻译的标准有三：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等等。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之后，翻译研究开始走上“文化转向”道路，“忠实”“对等”的传统翻译标准的统治地位受到颠覆和震撼（蒋骁华，2003：24～29），翻译研究的焦点开始从静止的语言层面分析转向动态的文化层面，不再只关注译文和原文的表面对等，而是将研究放置于历史、文化、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注重传达出原文深层次的意识形态。80年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在《文学的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研究模式——操控论。他在书中写到“从目标文学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控”（Hermans，1989：214）。90年代，以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为代表的文学翻译“操控学派”完全跳出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框囿，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有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控。（Bassnett & Levefere，1990：13）
社会和文化产生之际，意识形态即应运而生，而翻译作为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行为，其实质是向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的文化意识形态（王东风，2003：16～23），因此，翻译活动很难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新闻报道不仅是一种大众传媒，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治文体，报道者和译者都会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或掩盖事实真相，或美化丑恶事实，或对对立阶级进行虚假揭露和讽刺性批判，把一定的意识形态传递甚至是强加给读者。本文以《今日中国》英汉文版为例，进行对比分析，重点从翻译目的、文本选取和翻译策略这三个角度展开讨论，深入揭示在新闻语篇翻译伊始直至终结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探究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主观创造性的夹缝中，如何采取恰当策略，以使最终呈现出的译语文本既符合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能满足目的语读者获取足够信息的愿望。
二、勒菲弗尔及其操控论
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是操控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赫曼斯观点的基础上，他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展和阐述了操控理论。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105～113）中，他认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的诸多因素之一。总而言之，所有翻译都是译者在其特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下对原著的操控性改写。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受到三要素的影响，所以译文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这三要素是：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观（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Lefevere，2004：7）。译者等专业人士多数时候会避免翻译非正统的亦或离经叛道的作品，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将它们改写成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作品。
如果说专业人士关心较多的是诗学观，那么赞助人则更关心意识形态的问题。赞助人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大体而言，赞助人负责管制意识形态，译者负责掌控诗学观，因此可以说，制约翻译过程的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意识形态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归根结底来源于一切社会存在，所以，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一开始就被深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本文也将主要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中各个方面的操控。
三、意识形态的概念
18世纪末，法国唯理哲学家德斯特·图·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将希腊语中的“idea”和“logos”相结合，首次提出“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他认为意识形态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现代汉语词典》（1996：1495）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体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形式和规范的格架，支配着我们行为和信仰的格架”。（芒迪，2007：181）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是某一阶级、政党和集团的人们对世界、对社会比较系统的认识和看法。意识形态可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二者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社会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想法”或共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的思想特征，在社会意识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个体意识形态在本文中主要是指译者的意识形态，虽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是支配，为统治阶级服务，屈服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操控，但译者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会有自己的思维和看法。译者作为上层精英，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已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这样，译文也会在无形中融入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 四、意识形态对翻译目的的操控
关于翻译的目的，广义上，曹明伦认为，翻译就是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曹明伦，2003：92）；狭义上，相对于新闻语篇翻译，其主要目的是向译语读者传输源语社会文化，以及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在内的意识形态，以求达到预期宣传效果。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史，翻译往往不是统治者用以维护统治的手段，就是文人学者用以表达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翻译时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考虑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适当地对原文做出“策略性叛逆”（孙志礼，2003：133～134）。因此，所有的翻译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翻译动机，所有的翻译都会结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反映统治阶级的中心思想，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
例如唐朝高僧玄奘（600～664），他长途跋涉，矢志不渝，历时十七年，一路经历万千磨难，前往印度求学，最终取得真经而返，复又历经十九年，带领22名弟子从事佛经翻译活动，先后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写下划时代的辉煌一页，不仅促进了宗教的传播，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佛经翻译活动盛况空前绝后，盛极一时，先后直接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由政府提供一切条件，“公给资什”，这主要是因为隋朝末年的动乱刚刚结束，社会还不稳定，民生疾苦，百废待兴，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佛教来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玄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殚精竭虑从事佛经翻译事业，立志解救广大贫苦百姓，强化封建主义国家政权，既取得了皇帝及大臣信任，迎合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又实现了自己求法弘教的宗教情怀。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的日益深入，新闻这种传媒方式已经成为世界文化、时事、信息等交流的重要途径，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由于大众对于外语新闻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这就要求译者进行大量的新闻语篇翻译。1952年，由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是中国的主流媒体之一和国家对外宣传的重点刊物。中国政府（即勒菲弗尔所说的赞助人）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将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译介给各国读者，为他们真实生动地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具体看来，《今日中国》中文版栏目众多，上至国家政治决策、外交事务、经济合作与发展，下至社会百态、人物杂记、天文地理，可以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英文版中，中国政府希望从宏观方面向目的语读者展示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新面貌，还有目的语读者十分重视与倡导的自由平等观念也在中国生根发芽。所以，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今日中国》英文版可谓是应时应势而生，顺应了中国人民期望在目的语读者中树立一个热爱自由与和平，日益发展壮大的国家形象的心声，而且实现了目的语读者最大的阅读兴趣和期待。
五、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选取的操控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对于所要翻译的内容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会依据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选择翻译的文本，也只有这样，翻译活动才能得到统治阶级的首肯，译者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译者会选取不同的翻译文本。
例如“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处于极度腐败和黑暗的社会状态中，一批有觉悟又富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扬弃和比较，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其中，瞿秋白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选译了马列文论与进步的苏俄主义文学作品，如《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等，期冀通过这些译作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作为武装仁人志士头脑的思想武器，改造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在适应了时代要求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以《今日中国》2014年10月第10期的英汉版本为例，我们可以发现，选取的翻译文本主要有关于中国发展、世界和平以及中国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如：《中国搭了谁的“便车”》（China，Free Rider or Contributor）、《二战的启示》（Lessons From WWII）、《历史不能忘记》（Never Forget）、《公祭全国死难同胞》（Memorialize the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共赢的方式推动积极变革》（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Promoting perform with an All- Win Strategy）等，文本类型丰富多彩。总的来说，中国想通过这些译文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为中国不赞同美国的世界观和干涉性的国际主义，就给中国扣上“搭便车”的帽子，是很不恰当的。中国曾在二战和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仍是中国人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通过这些惨痛的教训，中国人更知道和平来之不易，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倍加珍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注入新鲜的血液，中国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与世界国家开展友好合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汉语版“直通港澳侨”这个栏目下的所有文章都没有进行英译，这与中国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港澳台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外人无权干涉”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六、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
近年来，译者的地位不断上升，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有创造性，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为使译作既反映源语文化环境的意识形态，又符合目的语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译者在翻译时会采取诸如减译、增译和改译等不同的翻译策略，以使源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进入目的语社会，春风化雨般地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需要注意地是，以上所提到的翻译策略并不仅仅是从全文出发，根据逻辑、句法、修辞的需要在译文中删减、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语言单位，或者是适当地调整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是译者在意识形态地操控下，大刀阔斧地对原文进行砍斫，这种砍斫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更多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下面，本文将通过《今日中国》英汉文版中的几个实例加以具体说明。 （一）减译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虽然传统的翻译观一般都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全面完整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由于意识形态在起着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作用，翻译中常有删改的现象出现（许钧，2009：144）。对于中外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差异中容易造成误解、对抗的部分，忠实对等翻译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并且这些部分通常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特点，所以，译者要对这些内容作减译处理。
（1）捍卫和平（Defense of Peace）
原文：2014年9月3日，中国人民度过了第一个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申张了抗日战争的正义，表达了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世界和平的正义立场。在这场决定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20多亿人口，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约5500-7000万人。中国本土作为东方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战场，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译文：China commemorated on September 3， 2014 the first official memorial da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anti-fascist war victory.The occasion affirmed the justic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China’s firm stance in safe-guar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WWII and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原文的第二和第三句都是关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具体描述，从战争范围波及之广，到战争造成的伤亡之惨重，再到具体的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无不给人以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巨大震撼。因为原文想要表达的主旨是战争是残酷的，而和平来之不易，所以珍惜和平捍卫和平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译文对这两句话进行了减译处理，既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中心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同时，译文读者在阅读时，也不会感觉到战争的压抑，不会产生负罪感，而能更好地响应中国人民的号召。
（二）增译
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要把原文中明显地由语句表达出来的意思转换成译文外，还必须把原文中的“内隐成分”表达出来（谭载喜，1984：177），这些“内隐成分”通常是语言结构上的、语气修辞上的，当然更多的是语义上的以及文化背景上的。新闻语篇翻译中，译者有必要将涉及国家之间的历史渊源、意识形态差异的因果联系和原作者主观目的与愿望等隐含内容展现出来，从而让目的语读者对整个事件有全面深入地了解。
（2）菲律宾仲裁案无助于南海主权争议的缓解（The Philippines’Arbitration Pleading Bodes Ill for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原文：依据中国和东盟邻国之间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精神处理南海领土争议，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2012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67亿美元。
译文：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dealt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the spirit of good-neighborly friendship，mutual benefit，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neighboring ASEAN countries. In the early 1990s，Deng Xiaoping laid down the principles of“grasping sovereignty，shelving disputes and co-developing the resources.”Since 2000，China has emphasized the goal of creating an amicable，prosperous，and peaceful neighborly environment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ASEAN.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January 2012，and in 2013，bilateral trade of the two economies surpassed US$443.6 billion，up 10.9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 2012，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reached a record US$36.7 billion.
从例（2）可以看出，译文增加了原文中没有的内容，即“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三大原则。自2000年起，中国一直重视与东盟邻国建立友好、繁荣、和平的睦邻关系……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超过了4436亿美元”。这段增译的内容详细介绍了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始终坚持的原则，中国和东盟、菲律宾睦邻友好关系的开端，但是菲律宾却不顾历史和事实，一心想要单方面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实现菲律宾自己在南海岛屿的主张，这些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译者在表达中国不能容忍的态度时，有必要清楚阐释中国不能容忍的原因，这样，目的语读者才不会落入菲律宾博取同情的圈套，从而支持中国对南海岛屿和相关海域的合法主权。 （三）改译
由于社会习俗、文化、语言间的差异，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有时很难顺利进行，因而在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字表达上的调整，这种调整是表述上的灵活性而不是表达上的随意性。随意的表达指任意组合概念，任意添枝加叶，任意删减原文中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改译过程中也会出现增、删的情况，但更主要的，它是一种分割、打散、再重组的翻译方法，最后呈现的译文结构上和形式上可能与原文相距甚远，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效果上必然是无悖于源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无碍于目的语读者的心理接受能力与阅读和审美习惯。其实重写也好，改写也罢，原则上也应如瓶罐之碎片粘合：尽管有时碎片可能大些，可能小些或少一些，粘合也可能粗疏一些等等，但粘合以后的“瓶罐”也必须与“原物基本相似”。（刘宓庆，2003：330～331）
（3）依法治国：中国前行的基石（Rule of Law Takes Center Stage）
原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坚定的决心。习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情况向全会作出说明。他从全会起草背景和过程、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以及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等，对依法治国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1978年，“法治”的种子已经埋下，如今中国的法制建设在走过了35个春秋之后，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译文：The focus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held in October 2014，was on major issues related to the rule of law.The plenum conveyed the ruling party’s determination to build a nation of laws through its unique legal system，and roll out strategic policies guiding the process.This is an extension of and significant advance on policies stating that‘the rule of law is the basic way to administer a country’announced by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its report in 2012，and of the proposal‘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through the law’by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2013. Now that China has a basically complete system of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it must enforce these legal provisions and make rule of law the top administrative priority.
例（3）中，译文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度修改。首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传达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决心；其次，指出了《决定》的继承与发展，从十八大报告“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法律促进中国建设”；最后，必须将依法治国放在工作的重中之重。整个译文一脉相承，读来如行云流水，既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观，又不至于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反感。克服了原文冗杂繁复，内容空洞的缺点，达到了将中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系统全面地介绍给目的语读者，展示中国政府较高水平的治理方略的目的。
七、结语
意识形态是无形的，但却具有强大的力量，从翻译目的、翻译文本的选取，到翻译策略的决定，通过译者操控着整个翻译过程。新闻报道向人们提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信息，本身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人们的生活和交流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一味追求译文对原文的绝对忠实，反而会造成硬译、死译的现象，导致信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丧失。本文例（1）～（3）有力地证明了译者要有目的、有策略、有针对性地对原文或增、或减、或改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译文要传达出源语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更多地凸显译者的创造性和主观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目的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观，从而使译文自然地融入目的语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目的语读者。
参考文献：
[1]Bassnett，S.&Levefere，A.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
London：London Printer，1990.
[2]Hermans，T.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London：Croom Helm，1989.
[3]Lefever，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曹明伦.译者应该始终牢记翻译的目的[J].中国翻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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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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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德凤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7]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2003.
[8]孙志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9]谭载喜.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10]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2003，（5）：16～23.
[11]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6.
（余超 唐韧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关键词：操控 意识形态 新闻语篇翻译 翻译策略
一、引言
自有翻译研究以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静止的语言层面的分析，他们注重译文和原文的对等关系，尽管对于翻译标准的描述各种各样，不胜枚举，但不外“忠实”“对等”。例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道，译事有三难：信、达、雅；鲁迅更是强调“直译”“宁信而不顺”，尽量忠实于原文；林语堂则指出“翻译的标准有三：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等等。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之后，翻译研究开始走上“文化转向”道路，“忠实”“对等”的传统翻译标准的统治地位受到颠覆和震撼（蒋骁华，2003：24～29），翻译研究的焦点开始从静止的语言层面分析转向动态的文化层面，不再只关注译文和原文的表面对等，而是将研究放置于历史、文化、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注重传达出原文深层次的意识形态。80年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在《文学的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研究模式——操控论。他在书中写到“从目标文学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控”（Hermans，1989：214）。90年代，以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为代表的文学翻译“操控学派”完全跳出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框囿，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有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控。（Bassnett & Levefere，1990：13）
社会和文化产生之际，意识形态即应运而生，而翻译作为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行为，其实质是向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的文化意识形态（王东风，2003：16～23），因此，翻译活动很难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新闻报道不仅是一种大众传媒，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治文体，报道者和译者都会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或掩盖事实真相，或美化丑恶事实，或对对立阶级进行虚假揭露和讽刺性批判，把一定的意识形态传递甚至是强加给读者。本文以《今日中国》英汉文版为例，进行对比分析，重点从翻译目的、文本选取和翻译策略这三个角度展开讨论，深入揭示在新闻语篇翻译伊始直至终结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探究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主观创造性的夹缝中，如何采取恰当策略，以使最终呈现出的译语文本既符合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能满足目的语读者获取足够信息的愿望。
二、勒菲弗尔及其操控论
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是操控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赫曼斯观点的基础上，他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展和阐述了操控理论。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105～113）中，他认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的诸多因素之一。总而言之，所有翻译都是译者在其特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下对原著的操控性改写。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受到三要素的影响，所以译文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这三要素是：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观（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Lefevere，2004：7）。译者等专业人士多数时候会避免翻译非正统的亦或离经叛道的作品，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将它们改写成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作品。
如果说专业人士关心较多的是诗学观，那么赞助人则更关心意识形态的问题。赞助人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大体而言，赞助人负责管制意识形态，译者负责掌控诗学观，因此可以说，制约翻译过程的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意识形态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归根结底来源于一切社会存在，所以，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一开始就被深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本文也将主要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中各个方面的操控。
三、意识形态的概念
18世纪末，法国唯理哲学家德斯特·图·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将希腊语中的“idea”和“logos”相结合，首次提出“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他认为意识形态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现代汉语词典》（1996：1495）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体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形式和规范的格架，支配着我们行为和信仰的格架”。（芒迪，2007：181）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是某一阶级、政党和集团的人们对世界、对社会比较系统的认识和看法。意识形态可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二者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社会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想法”或共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的思想特征，在社会意识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个体意识形态在本文中主要是指译者的意识形态，虽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是支配，为统治阶级服务，屈服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操控，但译者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会有自己的思维和看法。译者作为上层精英，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已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这样，译文也会在无形中融入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 四、意识形态对翻译目的的操控
关于翻译的目的，广义上，曹明伦认为，翻译就是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曹明伦，2003：92）；狭义上，相对于新闻语篇翻译，其主要目的是向译语读者传输源语社会文化，以及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在内的意识形态，以求达到预期宣传效果。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史，翻译往往不是统治者用以维护统治的手段，就是文人学者用以表达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翻译时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考虑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适当地对原文做出“策略性叛逆”（孙志礼，2003：133～134）。因此，所有的翻译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翻译动机，所有的翻译都会结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反映统治阶级的中心思想，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
例如唐朝高僧玄奘（600～664），他长途跋涉，矢志不渝，历时十七年，一路经历万千磨难，前往印度求学，最终取得真经而返，复又历经十九年，带领22名弟子从事佛经翻译活动，先后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写下划时代的辉煌一页，不仅促进了宗教的传播，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佛经翻译活动盛况空前绝后，盛极一时，先后直接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由政府提供一切条件，“公给资什”，这主要是因为隋朝末年的动乱刚刚结束，社会还不稳定，民生疾苦，百废待兴，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佛教来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玄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殚精竭虑从事佛经翻译事业，立志解救广大贫苦百姓，强化封建主义国家政权，既取得了皇帝及大臣信任，迎合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又实现了自己求法弘教的宗教情怀。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的日益深入，新闻这种传媒方式已经成为世界文化、时事、信息等交流的重要途径，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由于大众对于外语新闻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这就要求译者进行大量的新闻语篇翻译。1952年，由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是中国的主流媒体之一和国家对外宣传的重点刊物。中国政府（即勒菲弗尔所说的赞助人）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将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译介给各国读者，为他们真实生动地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具体看来，《今日中国》中文版栏目众多，上至国家政治决策、外交事务、经济合作与发展，下至社会百态、人物杂记、天文地理，可以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英文版中，中国政府希望从宏观方面向目的语读者展示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新面貌，还有目的语读者十分重视与倡导的自由平等观念也在中国生根发芽。所以，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今日中国》英文版可谓是应时应势而生，顺应了中国人民期望在目的语读者中树立一个热爱自由与和平，日益发展壮大的国家形象的心声，而且实现了目的语读者最大的阅读兴趣和期待。
五、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选取的操控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对于所要翻译的内容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会依据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选择翻译的文本，也只有这样，翻译活动才能得到统治阶级的首肯，译者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译者会选取不同的翻译文本。
例如“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处于极度腐败和黑暗的社会状态中，一批有觉悟又富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扬弃和比较，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其中，瞿秋白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选译了马列文论与进步的苏俄主义文学作品，如《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等，期冀通过这些译作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作为武装仁人志士头脑的思想武器，改造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在适应了时代要求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以《今日中国》2014年10月第10期的英汉版本为例，我们可以发现，选取的翻译文本主要有关于中国发展、世界和平以及中国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如：《中国搭了谁的“便车”》（China，Free Rider or Contributor）、《二战的启示》（Lessons From WWII）、《历史不能忘记》（Never Forget）、《公祭全国死难同胞》（Memorialize the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共赢的方式推动积极变革》（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Promoting perform with an All- Win Strategy）等，文本类型丰富多彩。总的来说，中国想通过这些译文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为中国不赞同美国的世界观和干涉性的国际主义，就给中国扣上“搭便车”的帽子，是很不恰当的。中国曾在二战和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仍是中国人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通过这些惨痛的教训，中国人更知道和平来之不易，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倍加珍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注入新鲜的血液，中国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与世界国家开展友好合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汉语版“直通港澳侨”这个栏目下的所有文章都没有进行英译，这与中国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港澳台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外人无权干涉”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六、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
近年来，译者的地位不断上升，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有创造性，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为使译作既反映源语文化环境的意识形态，又符合目的语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译者在翻译时会采取诸如减译、增译和改译等不同的翻译策略，以使源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进入目的语社会，春风化雨般地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需要注意地是，以上所提到的翻译策略并不仅仅是从全文出发，根据逻辑、句法、修辞的需要在译文中删减、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语言单位，或者是适当地调整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是译者在意识形态地操控下，大刀阔斧地对原文进行砍斫，这种砍斫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更多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下面，本文将通过《今日中国》英汉文版中的几个实例加以具体说明。 （一）减译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虽然传统的翻译观一般都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全面完整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由于意识形态在起着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作用，翻译中常有删改的现象出现（许钧，2009：144）。对于中外文化、道德、价值观的差异中容易造成误解、对抗的部分，忠实对等翻译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并且这些部分通常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特点，所以，译者要对这些内容作减译处理。
（1）捍卫和平（Defense of Peace）
原文：2014年9月3日，中国人民度过了第一个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申张了抗日战争的正义，表达了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世界和平的正义立场。在这场决定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20多亿人口，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约5500-7000万人。中国本土作为东方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战场，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译文：China commemorated on September 3， 2014 the first official memorial da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anti-fascist war victory.The occasion affirmed the justic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China’s firm stance in safe-guar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WWII and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原文的第二和第三句都是关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具体描述，从战争范围波及之广，到战争造成的伤亡之惨重，再到具体的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无不给人以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巨大震撼。因为原文想要表达的主旨是战争是残酷的，而和平来之不易，所以珍惜和平捍卫和平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译文对这两句话进行了减译处理，既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中心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同时，译文读者在阅读时，也不会感觉到战争的压抑，不会产生负罪感，而能更好地响应中国人民的号召。
（二）增译
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要把原文中明显地由语句表达出来的意思转换成译文外，还必须把原文中的“内隐成分”表达出来（谭载喜，1984：177），这些“内隐成分”通常是语言结构上的、语气修辞上的，当然更多的是语义上的以及文化背景上的。新闻语篇翻译中，译者有必要将涉及国家之间的历史渊源、意识形态差异的因果联系和原作者主观目的与愿望等隐含内容展现出来，从而让目的语读者对整个事件有全面深入地了解。
（2）菲律宾仲裁案无助于南海主权争议的缓解（The Philippines’Arbitration Pleading Bodes Ill for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原文：依据中国和东盟邻国之间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精神处理南海领土争议，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2012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67亿美元。
译文：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dealt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the spirit of good-neighborly friendship，mutual benefit，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neighboring ASEAN countries. In the early 1990s，Deng Xiaoping laid down the principles of“grasping sovereignty，shelving disputes and co-developing the resources.”Since 2000，China has emphasized the goal of creating an amicable，prosperous，and peaceful neighborly environment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ASEAN.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January 2012，and in 2013，bilateral trade of the two economies surpassed US$443.6 billion，up 10.9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 2012，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reached a record US$36.7 billion.
从例（2）可以看出，译文增加了原文中没有的内容，即“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三大原则。自2000年起，中国一直重视与东盟邻国建立友好、繁荣、和平的睦邻关系……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超过了4436亿美元”。这段增译的内容详细介绍了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始终坚持的原则，中国和东盟、菲律宾睦邻友好关系的开端，但是菲律宾却不顾历史和事实，一心想要单方面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实现菲律宾自己在南海岛屿的主张，这些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译者在表达中国不能容忍的态度时，有必要清楚阐释中国不能容忍的原因，这样，目的语读者才不会落入菲律宾博取同情的圈套，从而支持中国对南海岛屿和相关海域的合法主权。 （三）改译
由于社会习俗、文化、语言间的差异，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有时很难顺利进行，因而在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字表达上的调整，这种调整是表述上的灵活性而不是表达上的随意性。随意的表达指任意组合概念，任意添枝加叶，任意删减原文中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改译过程中也会出现增、删的情况，但更主要的，它是一种分割、打散、再重组的翻译方法，最后呈现的译文结构上和形式上可能与原文相距甚远，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效果上必然是无悖于源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无碍于目的语读者的心理接受能力与阅读和审美习惯。其实重写也好，改写也罢，原则上也应如瓶罐之碎片粘合：尽管有时碎片可能大些，可能小些或少一些，粘合也可能粗疏一些等等，但粘合以后的“瓶罐”也必须与“原物基本相似”。（刘宓庆，2003：330～331）
（3）依法治国：中国前行的基石（Rule of Law Takes Center Stage）
原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坚定的决心。习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情况向全会作出说明。他从全会起草背景和过程、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以及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等，对依法治国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1978年，“法治”的种子已经埋下，如今中国的法制建设在走过了35个春秋之后，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译文：The focus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held in October 2014，was on major issues related to the rule of law.The plenum conveyed the ruling party’s determination to build a nation of laws through its unique legal system，and roll out strategic policies guiding the process.This is an extension of and significant advance on policies stating that‘the rule of law is the basic way to administer a country’announced by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its report in 2012，and of the proposal‘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through the law’by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2013. Now that China has a basically complete system of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it must enforce these legal provisions and make rule of law the top administrative priority.
例（3）中，译文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度修改。首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传达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决心；其次，指出了《决定》的继承与发展，从十八大报告“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法律促进中国建设”；最后，必须将依法治国放在工作的重中之重。整个译文一脉相承，读来如行云流水，既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观，又不至于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反感。克服了原文冗杂繁复，内容空洞的缺点，达到了将中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系统全面地介绍给目的语读者，展示中国政府较高水平的治理方略的目的。
七、结语
意识形态是无形的，但却具有强大的力量，从翻译目的、翻译文本的选取，到翻译策略的决定，通过译者操控着整个翻译过程。新闻报道向人们提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信息，本身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人们的生活和交流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一味追求译文对原文的绝对忠实，反而会造成硬译、死译的现象，导致信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丧失。本文例（1）～（3）有力地证明了译者要有目的、有策略、有针对性地对原文或增、或减、或改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译文要传达出源语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更多地凸显译者的创造性和主观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目的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观，从而使译文自然地融入目的语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目的语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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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超 唐韧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