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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是体现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因此，国外众多学者专家在这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公共物品供给一直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垄断供给。霍布斯（Hobbes.T，1651）的著作《利维坦》最早对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社会契约论指出“政府既是一种公共物品，又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休谟（Hume.D，1739）在《人性论》一书中认为人类是被利益所支配的，政府“借着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种发明，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了所有这些缺点的一个组织”。桥梁、海港、城墙、运河、舰队、军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都是由于政府的关怀。斯密（Smith，A，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那些对社会很有益处的公共设施须由君主为之”。穆勒（Mill.J.S，1848）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政府职能角度出发，用导航灯塔的实例来论证公共物品由政府供给的必要性。萨缪尔森（Samuelson.P.A，1956）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和《公共支出的理论图解》开创了现代经济学对公共物品的研究，提出了公共物品的严格定义，“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他对公共物品所作的定义成为经典定义，也是因为公共物品这两种属性导致市场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而由强制性的政府来干预，则会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由此得出了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主体。接着，经济学家以“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Truker.A，1950）、“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Hardin.G，1968）、“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Olson.M，1965）三个模型展示了公共物品的“市场失灵”，使人们长期陷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教条。
随着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深入研究，市场和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开始进入一些学者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以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主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公共物品多元化的供给模式，其目的是探求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及公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合理的角色定位及合作问题，开启了公共管理模式新的发展时代。
布坎南（Buchanan.J.M，1965）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提出“俱乐部物品”概念，认为“俱乐部物品是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即为“准公共物品”，后来他用“俱乐部产权制度”对具有相同个人偏好的俱乐部会员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当俱乐部产品不能满足会员的情况下，会员可自动离开，从而既能消除人们“搭便车”动机，改善公共物品的融资能力，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率供给同时也能规避“公地悲剧”。这些理论为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德姆塞茨（Demsetz.H，1970）在《公共物品的私人生产》中指出，“可以通过价格歧视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消费者收费，解决公共物品的收费问题”，这就为私人介入公共物品生产提供了可能性。
科斯（Coase.R.H，1974）以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为例，在《经济学中的灯塔》论文中通过对英国灯塔的历史考察，发现从17世纪起，英国的灯塔基本上是由私人供给的。“科斯的灯塔”表明，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物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经营。公共物品由私人供给不仅可能，而且更有效率，从而反驳了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垄断供给的传统经济学观点。
史蒂文斯（1999）从理论上说明利他主义道德观可以通过合作行为摆脱“囚徒困境”。威斯布罗德（1986）则以英国16世纪私人自愿组织的慈善机构提供了广泛的公共物品之实例说明利他主义由来已久。
这些理论都向人们展示：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已经使打破政府单一的供给模式成为可能。此外，亦有诸多学者在有关推行多元提供和治理等方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萨拉蒙（Salamon.L.M，1987）等认为应建立政府与第三部门功能互补的供给模式，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作用并提出了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四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伙伴模式。
奥斯特罗姆（Ostrom.E，1990）所著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指出，无论是利维坦式的国家干预模式还是市场供给模式都无法独立形成供给和治理的最优水平，而多元主体共存，多方向合作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和最优化治理则提供了可能性。
雷蒙特（1992）首创了公共物品PPP供给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模式。该模式支持政府与私营部门间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契约约束机制”督促私营部门按政府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政府则根据私营部门的供给质量分期支付服务费。私营部门根据公共项目的预期收益及政府的扶持力度进行融资和运营，而政府则依托私营部门的创业精神、民营资本及运作能力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萨瓦斯（1992）在其著作《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论述了民营化和公私部门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共物品供给不能单单只依靠政府扩宽其职能，市场、非营利组织等其他主体也可以通过一定制度约束来有效供给公共物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诸如“志愿服务、自由市场、特许经营、政府出售，合同承包”等十项公共物品供给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公共物品方面的学术理论研究，这对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改革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有从供给主体入手倡导多元供给模式的阮萌、吕普生、沈满洪和谢慧明。有从供给方式角度入手提倡灵活多层次供给方式的刘志铭、涂晓芳和黄新华。也有从供给问题原因角度入手倡导制度体制与政府自身管理改革的李珊珊、刘选会、侯宝柱和冯菊香等。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公共物品供给一直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垄断供给。霍布斯（Hobbes.T，1651）的著作《利维坦》最早对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社会契约论指出“政府既是一种公共物品，又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休谟（Hume.D，1739）在《人性论》一书中认为人类是被利益所支配的，政府“借着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种发明，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了所有这些缺点的一个组织”。桥梁、海港、城墙、运河、舰队、军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都是由于政府的关怀。斯密（Smith，A，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那些对社会很有益处的公共设施须由君主为之”。穆勒（Mill.J.S，1848）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政府职能角度出发，用导航灯塔的实例来论证公共物品由政府供给的必要性。萨缪尔森（Samuelson.P.A，1956）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和《公共支出的理论图解》开创了现代经济学对公共物品的研究，提出了公共物品的严格定义，“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他对公共物品所作的定义成为经典定义，也是因为公共物品这两种属性导致市场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而由强制性的政府来干预，则会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由此得出了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主体。接着，经济学家以“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Truker.A，1950）、“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Hardin.G，1968）、“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Olson.M，1965）三个模型展示了公共物品的“市场失灵”，使人们长期陷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教条。
随着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深入研究，市场和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开始进入一些学者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以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主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公共物品多元化的供给模式，其目的是探求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及公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合理的角色定位及合作问题，开启了公共管理模式新的发展时代。
布坎南（Buchanan.J.M，1965）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提出“俱乐部物品”概念，认为“俱乐部物品是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即为“准公共物品”，后来他用“俱乐部产权制度”对具有相同个人偏好的俱乐部会员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当俱乐部产品不能满足会员的情况下，会员可自动离开，从而既能消除人们“搭便车”动机，改善公共物品的融资能力，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率供给同时也能规避“公地悲剧”。这些理论为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德姆塞茨（Demsetz.H，1970）在《公共物品的私人生产》中指出，“可以通过价格歧视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消费者收费，解决公共物品的收费问题”，这就为私人介入公共物品生产提供了可能性。
科斯（Coase.R.H，1974）以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为例，在《经济学中的灯塔》论文中通过对英国灯塔的历史考察，发现从17世纪起，英国的灯塔基本上是由私人供给的。“科斯的灯塔”表明，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物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经营。公共物品由私人供给不仅可能，而且更有效率，从而反驳了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垄断供给的传统经济学观点。
史蒂文斯（1999）从理论上说明利他主义道德观可以通过合作行为摆脱“囚徒困境”。威斯布罗德（1986）则以英国16世纪私人自愿组织的慈善机构提供了广泛的公共物品之实例说明利他主义由来已久。
这些理论都向人们展示：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已经使打破政府单一的供给模式成为可能。此外，亦有诸多学者在有关推行多元提供和治理等方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萨拉蒙（Salamon.L.M，1987）等认为应建立政府与第三部门功能互补的供给模式，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作用并提出了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四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伙伴模式。
奥斯特罗姆（Ostrom.E，1990）所著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指出，无论是利维坦式的国家干预模式还是市场供给模式都无法独立形成供给和治理的最优水平，而多元主体共存，多方向合作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和最优化治理则提供了可能性。
雷蒙特（1992）首创了公共物品PPP供给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模式。该模式支持政府与私营部门间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契约约束机制”督促私营部门按政府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政府则根据私营部门的供给质量分期支付服务费。私营部门根据公共项目的预期收益及政府的扶持力度进行融资和运营，而政府则依托私营部门的创业精神、民营资本及运作能力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萨瓦斯（1992）在其著作《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论述了民营化和公私部门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共物品供给不能单单只依靠政府扩宽其职能，市场、非营利组织等其他主体也可以通过一定制度约束来有效供给公共物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诸如“志愿服务、自由市场、特许经营、政府出售，合同承包”等十项公共物品供给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公共物品方面的学术理论研究，这对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改革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有从供给主体入手倡导多元供给模式的阮萌、吕普生、沈满洪和谢慧明。有从供给方式角度入手提倡灵活多层次供给方式的刘志铭、涂晓芳和黄新华。也有从供给问题原因角度入手倡导制度体制与政府自身管理改革的李珊珊、刘选会、侯宝柱和冯菊香等。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