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某集团公司因发展需要。诚聘部门经理一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谁都可以看到，在竞争部门经理这个高薪职位时，没有本科文凭的人连门都没有，不管他有多少本事。在公平地竞争这个职位的机会面前，他被根本性地排斥了。不能说公司的这种“文凭偏好”有什么问题，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却很大，因为它涉及了一个社会的人们在博取社会资源时玩的游戏规则是否公平的问题。“部门经理”这个职位并非“私有财产”，而是一种“社会资源”，从正义上讲，理应对所有的人平等地开放，就是让大家公平地竞争，看谁最适合干。但游戏都还没有开局，问也不问一声，就不允许一些人参与。
　　在这个例子中，不允许本科以下学历的人参与游戏，叫作“社会排斥”。他们因被加诸了“学历”这个限制性条件，而被排出局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就叫作“排斥准则”，它是一种文凭主义的排斥。
　　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于1974年提出，但社会排斥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在古希腊，奴隶被剥夺了“公民资格”。在欧洲中世纪，教育资源几乎都被贵族和僧侣阶层所垄断，不允许穷人染指。美国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穷人、黑人、妇女没有选举权。这些社会排斥乃是身份、血统、阶层排斥，无理可讲。
　　为什么社会排斥那么让人难以容忍?因为从政治正义的角度上讲，职位、地位、教育资源、收入、权力等社会稀缺资源，是很多人所追求的，他们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这些东西的权利，不能天然地由某些人垄断并关闭另一些人的获取途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穷人和富人，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也就是说社会是“分层”的，社会的不同阶层按“高低”从结构上看，就像是一个具有明显等级色彩的金字塔那样，有的人可能位于金字塔顶，而有的人却只是金字塔下面一块垫底的砖。没有人甘于做一块社会金字塔下垫底的砖，都想往上爬，进行“社会流动”。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必须给“社会流动”开放足够的通道，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即使一个人现在是穷光蛋，但也有成为总统的机会。
　　现在，身份、血统、阶层等的社会排斥因和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基本上已被唾弃。但教育排斥的问题却越来越凸显。由于教育既能让人掌握对应于收入水平、地位高低的知识和技能，又能让一个人获得某种荣誉，所以它从来就是一条穷人子弟往上“社会流动”，改变命运的途径，同时也是上等阶层的人让自己的子弟“接班”。进行自己阶层的“再生产”的途径。教育公平的意义可见一斑。但是，即使现代社会早破除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也不意味着教育上的社会排斥得到了消除。事实上，由于高昂的学费等排斥性因素，等级较高的教育资源多由社会等级较高的人的子弟所占有。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教育等级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这个教育的“文凭”等级，大致就对应于一个人的地位、职业、收入、荣誉等社会等级。像中专、技校、职高等属于典型的“生存教育”，即只是让人掌握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技能，它对应的社会等级比大学所对应的要低。大学以上则主要是一种“地位教育”，是进入“上层社会”的通行证，对应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和成功的机会。所以，原来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毫不过分。而谁也都看得到：又有多少上层社会的子弟会去读中专、技校、职高，甚至大学里的三流院校呢?
　　恰恰是这种教育等级和社会等级的对应关系，要求教育必须公平，不能用金钱等排斥性因素把成绩好的穷人的子弟拦在大学的门外，或即使他们上了大学也没钱读下去，否则，即构成了社会排斥，等于把这些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公平地参与博取社会资源的人排出局外，堵塞了社会流动，使阶层得到固化。在现在，“教育产业化”早遭到千夫所指。学费高得出奇，迫使一些成绩优秀的穷人子弟不得不选择读中专或高职，或考上大学了而无钱就读。国家已重视这个问题，正在采取种种措施，比如搞助学贷款等来保证贫困生完成学业。
　　现代政治文明要求政府对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关切，从而，破除各种社会排斥，消除社会不平等，是政治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很多欧美国家，一个穷人的子弟可以毫不困难地读大学，就在于他们认识到：高昂的学费会把穷人驱逐出大学之门，这样，稀缺的社会资源就主要是被上层社会所窃取，他们的成员的“再生产”也就只是从自己的阶层那儿找人。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险的。
　　
　　编辑　姚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