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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阎连科是当代具有创作活力的作家，《日光流年》是其代表作之一。《日光流年》透露出作者对个体生命、个体存在的深刻思考。小说以倒叙的方式串联起“三姓村”几代人的艰难生活，以回环节奏反映了大时代下的群体命运的多舛、个体生命的挣扎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其间，民间话语的渗透与宗教情怀的嵌入十分耐人寻味。此外，丰富的隐喻与荒诞表达将其生命意识完整地表达出来。
关键词：阎连科；日光流年；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4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3010904
《日光流年》以三姓村为“活过四十岁”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主线，以小说主人公司马蓝的成长为副线，反映了人们对生的渴望。三姓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偏远山村，由司马、蓝、杜三种姓氏的村民组成。这里已被世界遗忘，或者从来没有被记住。村民们自从出生就面临了一个魔咒——活不过四十岁，且死于喉堵症。三姓村的几任村长——杜桑、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等人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打破魔咒，活过四十岁。然而，其总是无功而返，人们依旧活不过四十岁。日光之下，不断有人死去，不断有人出生。在这么一个悲剧的循环当中，作家阎连科将村民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留恋表现得格外有力。综观整部小说，它满蕴着悲伤氛围与死亡气息，但字里行间又分明透露出对生命的敬畏与希望，这恰恰是作者极力表达的生命观。
一、叙述时间与回环节奏
小说的叙述特征之一是采用了回环式的节奏。《日光流年》一共分为五卷，每一卷中，三家村都遭受了不同的苦难。在叙述顺序上，作者选择了倒叙，而倒叙又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倒叙司马蓝短暂的一生，从他的死亡写到他的出生；另一条线是从三姓村现任村长司马蓝向前追溯，写到了包括蓝百岁、司马笑笑、以及杜桑等村长的领导经历，一位村长代表了一代村民，也就代表着三姓村历史中的一个时代。这种以“代际”划分小说内在結构的方式，增强了小说的历史延展性，作者的生命意识也在这份回环节奏中体现出来。
三姓村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存在。三姓村有一个魔咒——“活不过四十岁”，在四十岁之前他们无一例外地因喉堵症死去。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躲在偏僻遥远的山村，被命运欺凌而无法逃生。作者以一种平静的姿态，描写了三姓村每一任村长带领村民抵抗命运的活动。由生至死，有死有生，在三姓村这篇贫瘠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村民都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正如巴赫金所言：“世代生活地点的统一，冲淡了不同个人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生活不同阶段之间一切的时间界线。”[1]103三姓村的村民是一个整体，他们因为共同的命运而彼此紧紧相依，他们的生存方式相同、抗争相同、不同的个人与不同的时期也面对相同的生存困境。在对抗“短命魔咒”的过程中，这个整体以“代际”的方式循环演绎相似的人生，最终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回环。
《日光流年》的回环节奏具体模式体现为：“计划—失败—再计划”。在这样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中，作者的叙述质朴平静，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悲剧式陷阱。为了活过四十岁，村长司马蓝带领村民历经千辛万苦把灵隐水引入三姓村，就在村民们兴奋之时，却发现灵隐水流入村庄后，已浑浊不堪，且毫无治病之功效。为了活过四十岁，村长蓝百岁带领全村实行翻地换土计划，认为把下层的土翻上来，种出的粮食就能使他们长寿，但是目标依旧落空。非常讽刺但却悲凉的是，每一任村长都曾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自己可以带领村民脱离苦海，然而，在经过一番剧烈折腾后，作为村长的他们，也都死于四十岁之前的喉堵症。所有的计划到最后无一例外是失败，失败后的他们又提出新的方式，但命运却从来没有眷顾他们。
作者采用回环式叙事节奏，进一步加剧了故事的悲剧性，反映了沧桑历史中的群体命运。小说以司马蓝的一生为暗线贯穿故事的始终，三姓村的村民却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一直在重复、循环，没有发展也没有进步。他们的祖上为了筹钱而“卖冤皮”，到了司马蓝这一代仍然在采取这样古老而可怕的方式。《日光流年》可归于乡土小说，住在三姓村的农民们有着最基本的对生的渴望，作者以大时代下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都有所回溯，每一代村民都经历不同的历史，每一段时期都有其特征，但对于三姓村的村民来说，历史对他们的影响或产生的悲剧结果却大同小异，也即是说，这依旧是一个“回环”，村民们就像是笼子里的小白鼠，即使在不断地奔跑，也还是停留在原地。在此，作者借助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同的生活状况，更加表现出人类生存的艰辛。
二、民间话语与宗教嵌入
小说《日光流年》的故事发生在乡村，作者从一开始就已经奠定了小说的乡土基调。在小说的叙述场中，作者作为事件的局外人，以客观冷静的语言表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真正的“发声者”，是三姓村的一群人，即民众。由此可见，《日光流年》的民间立场是确定的，作者利用民间话语表达了他对于生存、生活、生命的思考。
“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1]180同理，民间话语则是相对于官方话语的一种边缘话语形态。《日光流年》反映了时代的历史变迁，但又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历史，作者阎连科致力于从历史的无常中探索生命存在的真正内涵。为此，他选择了民间话语的视角。小说非常巧妙地虚构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这里的一切不为人知，同样，外面的一切也不为村民所知。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三姓村为世所抛弃，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三姓村抛弃了外面的世界。村民们不允许村里的女子嫁出去，男人们自身也从没有背井离乡、打开视野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人民公社、“大跃进”，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关心社会的建设、经济的发展、阶级的斗争。在三姓村人的眼中，没有什么事情大于活过四十岁。
民间话语以民众的视角表达喜怒哀乐，以民众的立场表达对历史、对生存的观念与理解。作者在《日光流年》中，借助民间话语，表达的是其自身对于生命意识的理解与考量。当司马蓝的母亲上吊以后，司马蓝想：“活着是多实在的一件事，多具体的一件事，迈腿了就能从这儿到那儿，说话了就有声发出来，饿了能吃饭，种地有粮打，身子破了有疼感，有血流，然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像云彩一样飘逝了，再有云彩也不是生前那块了。”作者正是通过司马蓝对生命的理解，传达了他的生命意识。司马蓝是小说的主人公，从小的愿望就是当村长，他的一生都在为活过四十岁而努力。包括司马蓝在内，三姓村的所有村长都没有远大的、诸如带领村人致富一类的梦想，终其一生都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奋斗。对于常人而言，活过四十岁实在是件普通的事情，但是假设人的生命一旦被固定的数值所限制，那么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便成了一个不可触碰的火焰。正如当代作家阎真的小说《活着之上》中所写：“人得活着，好好活着，活着就是硬道理，好好活着更是硬道理。”[3]354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当代作家似乎更倾向于回归最本质的探寻。在《日光流年》中，相比于建功立业、名流千古之类的主流价值观，作者从民间话语的角度阐释并强调了“活着即是意义”的生命意识。 《日光流年》是一部多达四十六万字的长篇巨作，全书分为五卷，在情节设计上起伏紧凑，在艺术表达上也是独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第四卷采用了宗教嵌入的方式，在每一章节之前，插入了一小段《圣经》故事，与小说情节并行。小说第四卷每章开头部分插入的《圣经》内容是《出埃及记》，其主旨之一便是“描述上帝怎样通过摩西而领导其选民战胜法老、离开埃及，把古希伯来人从埃及人中解救出来”[4]73。作者选取了《出埃及记》故事的一部分情节，与《日光流年》形成了内容及内涵上的对应关系。
《圣经》中的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逃离苦海的领导者，他在小说《日光流年》中的对应人则是三姓村的村长，此时的村长是司马蓝的父亲司马笑笑。起初他以种油菜的方式对抗“活不过四十岁”的魔咒，而后将精力完全投放到对饥荒的对抗中。在特殊时期，作為领导者，自然比其他村民多了一份责任，他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带领村民们向着“生”的道路行进。在这条路上，死者不计其数。以色列人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历经了无数险阻，重重灾难，而三姓村的村民们，相对于以色列人的苦难之路丝毫不逊色，他们都遭受了蝗灾与饥荒。而蝗灾与饥荒是小说第五卷的关键背景，在一个蝗虫成灾、颗粒无收的时节，三姓村的百姓几乎是遭受了最严峻的考验。相比于活不过四十岁，挨饿似乎又将死亡赤裸裸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作者对蝗灾和饥荒的描写十分具体，深入骨髓地刻画出人们在极度饥饿时的状态。没有粮食，他们吃蝗虫；养不活孩子，就把村里的残娃儿丢弃到山沟，任乌鸦啄食；最后，他们把乌鸦也吃了。书中写到“开始有乌鸦从山崖上叫着落下来，先是几只，后是十几只，最后就有成百上千只”，这个画面与《出埃及记》中耶和华赐予百姓食物的场景也是相似的：“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地四维”[5]180。只不过在小说中，从天而降的鹌鹑换成了乌鸦。
宗教的嵌入丰富了小说的生命意识内涵。《日光流年》本身并没有直接地为读者呈现一个超验世界或某种绝对精神，但是作者选取了圣经中《出埃及记》这一部分作为小说叙事的平行内容，一方面对小说的情节是一种暗喻，同时也是从侧面表达对生命的思考。这些嵌入的宗教故事看似与小说内容并无关联，然而深入来看，又确有其纹理。为了逃离苦海，以色列人历经千难万险，在上帝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流奶与蜜之地，即“丰饶之国”“鱼米之乡”。同样，三姓村的村民，经历了重重磨难，他们的结果是终于走出了饥荒。小说反映的生命意识体现在人为了求生存，必须不断地自我拯救、寻求生路，才有活下去的可能。这与《出埃及记》又有所差别，《圣经》里的上帝出于怜悯与慈悲，从来不会放弃、抛弃他的子民。然而，在三姓村，从来就没有上帝，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上帝，因为没有外在的神力解救他们。甚至当村民们决定背井离乡以乞讨为生时，他们更绝望地发现——“满世界”都在闹饥荒。因此，人们除了自救，别无他法。
小说的“民间话语”与“宗教嵌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宗教本身也基于民间话语，作者阎连科很好地将二者进行了外在与内在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生命意识内涵。
三、丰富隐喻与荒诞表达
许多人把阎连科的作品称为“荒诞的现实主义”，因为作家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兼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小说《日光流年》中穿插了许多内涵丰富的隐喻与荒诞表达，作家通过艺术上的假定性达到了表现客观现实的强烈效果，显露出独特的生命意识。
“日光”是小说的中心意象。概括而言，日光即“生命”。具体而言，又有三方面内涵。首先，“日光”隐喻“生的短暂与苦难”。三姓村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到四十年的光阴里，他们还要应对种种苦难，而“日光”作为所有事情发生的背景而存在。“村头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头顶上的日光落地如锄耙相碰撞样闪闪烁烁叮当响”，村里总是接连不断地遭受失败或灾难，“日光”又似乎同这些困境相互关联。“日光从窗里迈着剧烈的快步走进来，时间就像鹰一样飞走了。”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对于那些疲于应付生存困境的三姓村民而言，日光飞逝，“像流水一样响亮”。其次，“日光”隐喻“生的漫长与平庸”。虽然生命短暂，但把时间落实到苦难的生命中，又显得尤其漫长。三姓村的村民对于命的痛苦，对于运的失望，对于他们，“时间慢如老牛拉车在昏黄的日光下，有一脚没一脚地起落走动着”。生命又的确是如此的平庸，在缓慢的滴答声中渐渐流走。三姓村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日光下进行，他们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中挣扎地活着，而活着所经历的一切又是那样的无聊而缺乏生机。再者，“日光”隐喻“生的希望与慰藉”。《日光流年》写的是一个村庄的苦难史，甚至隐喻了一个民族的波折往事，虽然全文充斥着“死”的气息，但小说的基调却是积极的，小说中的日光是金灿灿的、辣花花的、黄朗朗的，字里行间依旧渗透出对生的向往与热爱。在种种苦难面前，人们从未放弃过求生。日光总那么温暖，三姓村从来都是一片被日光笼罩的地区。为了求生，三姓村的年轻人去“买皮”，拿到钱后，“人物在橘黄的日光里，灼灼发光，笑得银格朗朗”。这日光就如同“生的慰藉”，在明亮阳光的映射下，人们对生命又充满了希望。
《日光流年》又是一部浸染着荒诞色彩的作品，三姓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的人“活不过四十岁”，作者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将人的生命具体量化到“四十”这个数字。所谓“四十而不惑”，一个本该从此对人生、对世界有清晰认识的年纪，三姓村的人却要直接面对死亡。同时，小说还涉及“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如司马蓝深夜去坟地，与其死去的父亲司马笑笑进行了一段对话，活人与死人碰面，拥抱并恸哭。通过加工、变形后的艺术世界，提升了小说审美乐趣，同时，更为直观地激发读者对生命的思考，给人以“恍惚”的审美体验。此外，小说多次写到的场景还有“买冤皮”，即通过卖大腿皮的方式挣钱。这也是一种虚构，作者通过这些近乎荒诞的表达，将人生之不易与艰辛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的生命意识渗透在书中的各个角落，从隐喻到荒诞，每一卷、每一章节都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追问与对生命的理解。“日光”即生命，人们在日光之下行走着自己的道路，或挣扎或迷惘，总归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不经意间，辗转回眸处，人生叩问也成了多此一举。
四、结语
作家在叙事时间、结构、艺术手法等方面都独具匠心，表露出对生命的思考。阎连科在《日光流年》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世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6]2三姓村人的生命只有四十年，甚至更短，但是，人的最终归宿是相同的，四十年与四百年难道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终归是艰辛，但是艰苦岁月里又总有日光作伴。“生命中最可贵的是对生命的不明；最可悲的，是对生命的明透。”[6]501何必要一直拘泥于目的与意义，毕竟呼吸本身就值得敬畏。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石家庄出版社，1998.
[2]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上海文学，1994，（1）.
[3]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4]卓新平.圣经鉴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5][美]米耶斯.《出埃及记》释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7]钱中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阎连科；日光流年；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4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3010904
《日光流年》以三姓村为“活过四十岁”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主线，以小说主人公司马蓝的成长为副线，反映了人们对生的渴望。三姓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偏远山村，由司马、蓝、杜三种姓氏的村民组成。这里已被世界遗忘，或者从来没有被记住。村民们自从出生就面临了一个魔咒——活不过四十岁，且死于喉堵症。三姓村的几任村长——杜桑、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等人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打破魔咒，活过四十岁。然而，其总是无功而返，人们依旧活不过四十岁。日光之下，不断有人死去，不断有人出生。在这么一个悲剧的循环当中，作家阎连科将村民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留恋表现得格外有力。综观整部小说，它满蕴着悲伤氛围与死亡气息，但字里行间又分明透露出对生命的敬畏与希望，这恰恰是作者极力表达的生命观。
一、叙述时间与回环节奏
小说的叙述特征之一是采用了回环式的节奏。《日光流年》一共分为五卷，每一卷中，三家村都遭受了不同的苦难。在叙述顺序上，作者选择了倒叙，而倒叙又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倒叙司马蓝短暂的一生，从他的死亡写到他的出生；另一条线是从三姓村现任村长司马蓝向前追溯，写到了包括蓝百岁、司马笑笑、以及杜桑等村长的领导经历，一位村长代表了一代村民，也就代表着三姓村历史中的一个时代。这种以“代际”划分小说内在結构的方式，增强了小说的历史延展性，作者的生命意识也在这份回环节奏中体现出来。
三姓村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存在。三姓村有一个魔咒——“活不过四十岁”，在四十岁之前他们无一例外地因喉堵症死去。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躲在偏僻遥远的山村，被命运欺凌而无法逃生。作者以一种平静的姿态，描写了三姓村每一任村长带领村民抵抗命运的活动。由生至死，有死有生，在三姓村这篇贫瘠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村民都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正如巴赫金所言：“世代生活地点的统一，冲淡了不同个人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生活不同阶段之间一切的时间界线。”[1]103三姓村的村民是一个整体，他们因为共同的命运而彼此紧紧相依，他们的生存方式相同、抗争相同、不同的个人与不同的时期也面对相同的生存困境。在对抗“短命魔咒”的过程中，这个整体以“代际”的方式循环演绎相似的人生，最终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回环。
《日光流年》的回环节奏具体模式体现为：“计划—失败—再计划”。在这样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中，作者的叙述质朴平静，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悲剧式陷阱。为了活过四十岁，村长司马蓝带领村民历经千辛万苦把灵隐水引入三姓村，就在村民们兴奋之时，却发现灵隐水流入村庄后，已浑浊不堪，且毫无治病之功效。为了活过四十岁，村长蓝百岁带领全村实行翻地换土计划，认为把下层的土翻上来，种出的粮食就能使他们长寿，但是目标依旧落空。非常讽刺但却悲凉的是，每一任村长都曾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自己可以带领村民脱离苦海，然而，在经过一番剧烈折腾后，作为村长的他们，也都死于四十岁之前的喉堵症。所有的计划到最后无一例外是失败，失败后的他们又提出新的方式，但命运却从来没有眷顾他们。
作者采用回环式叙事节奏，进一步加剧了故事的悲剧性，反映了沧桑历史中的群体命运。小说以司马蓝的一生为暗线贯穿故事的始终，三姓村的村民却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一直在重复、循环，没有发展也没有进步。他们的祖上为了筹钱而“卖冤皮”，到了司马蓝这一代仍然在采取这样古老而可怕的方式。《日光流年》可归于乡土小说，住在三姓村的农民们有着最基本的对生的渴望，作者以大时代下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都有所回溯，每一代村民都经历不同的历史，每一段时期都有其特征，但对于三姓村的村民来说，历史对他们的影响或产生的悲剧结果却大同小异，也即是说，这依旧是一个“回环”，村民们就像是笼子里的小白鼠，即使在不断地奔跑，也还是停留在原地。在此，作者借助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同的生活状况，更加表现出人类生存的艰辛。
二、民间话语与宗教嵌入
小说《日光流年》的故事发生在乡村，作者从一开始就已经奠定了小说的乡土基调。在小说的叙述场中，作者作为事件的局外人，以客观冷静的语言表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真正的“发声者”，是三姓村的一群人，即民众。由此可见，《日光流年》的民间立场是确定的，作者利用民间话语表达了他对于生存、生活、生命的思考。
“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1]180同理，民间话语则是相对于官方话语的一种边缘话语形态。《日光流年》反映了时代的历史变迁，但又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历史，作者阎连科致力于从历史的无常中探索生命存在的真正内涵。为此，他选择了民间话语的视角。小说非常巧妙地虚构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这里的一切不为人知，同样，外面的一切也不为村民所知。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三姓村为世所抛弃，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三姓村抛弃了外面的世界。村民们不允许村里的女子嫁出去，男人们自身也从没有背井离乡、打开视野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人民公社、“大跃进”，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关心社会的建设、经济的发展、阶级的斗争。在三姓村人的眼中，没有什么事情大于活过四十岁。
民间话语以民众的视角表达喜怒哀乐，以民众的立场表达对历史、对生存的观念与理解。作者在《日光流年》中，借助民间话语，表达的是其自身对于生命意识的理解与考量。当司马蓝的母亲上吊以后，司马蓝想：“活着是多实在的一件事，多具体的一件事，迈腿了就能从这儿到那儿，说话了就有声发出来，饿了能吃饭，种地有粮打，身子破了有疼感，有血流，然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像云彩一样飘逝了，再有云彩也不是生前那块了。”作者正是通过司马蓝对生命的理解，传达了他的生命意识。司马蓝是小说的主人公，从小的愿望就是当村长，他的一生都在为活过四十岁而努力。包括司马蓝在内，三姓村的所有村长都没有远大的、诸如带领村人致富一类的梦想，终其一生都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奋斗。对于常人而言，活过四十岁实在是件普通的事情，但是假设人的生命一旦被固定的数值所限制，那么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便成了一个不可触碰的火焰。正如当代作家阎真的小说《活着之上》中所写：“人得活着，好好活着，活着就是硬道理，好好活着更是硬道理。”[3]354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当代作家似乎更倾向于回归最本质的探寻。在《日光流年》中，相比于建功立业、名流千古之类的主流价值观，作者从民间话语的角度阐释并强调了“活着即是意义”的生命意识。 《日光流年》是一部多达四十六万字的长篇巨作，全书分为五卷，在情节设计上起伏紧凑，在艺术表达上也是独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第四卷采用了宗教嵌入的方式，在每一章节之前，插入了一小段《圣经》故事，与小说情节并行。小说第四卷每章开头部分插入的《圣经》内容是《出埃及记》，其主旨之一便是“描述上帝怎样通过摩西而领导其选民战胜法老、离开埃及，把古希伯来人从埃及人中解救出来”[4]73。作者选取了《出埃及记》故事的一部分情节，与《日光流年》形成了内容及内涵上的对应关系。
《圣经》中的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逃离苦海的领导者，他在小说《日光流年》中的对应人则是三姓村的村长，此时的村长是司马蓝的父亲司马笑笑。起初他以种油菜的方式对抗“活不过四十岁”的魔咒，而后将精力完全投放到对饥荒的对抗中。在特殊时期，作為领导者，自然比其他村民多了一份责任，他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带领村民们向着“生”的道路行进。在这条路上，死者不计其数。以色列人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历经了无数险阻，重重灾难，而三姓村的村民们，相对于以色列人的苦难之路丝毫不逊色，他们都遭受了蝗灾与饥荒。而蝗灾与饥荒是小说第五卷的关键背景，在一个蝗虫成灾、颗粒无收的时节，三姓村的百姓几乎是遭受了最严峻的考验。相比于活不过四十岁，挨饿似乎又将死亡赤裸裸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作者对蝗灾和饥荒的描写十分具体，深入骨髓地刻画出人们在极度饥饿时的状态。没有粮食，他们吃蝗虫；养不活孩子，就把村里的残娃儿丢弃到山沟，任乌鸦啄食；最后，他们把乌鸦也吃了。书中写到“开始有乌鸦从山崖上叫着落下来，先是几只，后是十几只，最后就有成百上千只”，这个画面与《出埃及记》中耶和华赐予百姓食物的场景也是相似的：“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地四维”[5]180。只不过在小说中，从天而降的鹌鹑换成了乌鸦。
宗教的嵌入丰富了小说的生命意识内涵。《日光流年》本身并没有直接地为读者呈现一个超验世界或某种绝对精神，但是作者选取了圣经中《出埃及记》这一部分作为小说叙事的平行内容，一方面对小说的情节是一种暗喻，同时也是从侧面表达对生命的思考。这些嵌入的宗教故事看似与小说内容并无关联，然而深入来看，又确有其纹理。为了逃离苦海，以色列人历经千难万险，在上帝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流奶与蜜之地，即“丰饶之国”“鱼米之乡”。同样，三姓村的村民，经历了重重磨难，他们的结果是终于走出了饥荒。小说反映的生命意识体现在人为了求生存，必须不断地自我拯救、寻求生路，才有活下去的可能。这与《出埃及记》又有所差别，《圣经》里的上帝出于怜悯与慈悲，从来不会放弃、抛弃他的子民。然而，在三姓村，从来就没有上帝，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上帝，因为没有外在的神力解救他们。甚至当村民们决定背井离乡以乞讨为生时，他们更绝望地发现——“满世界”都在闹饥荒。因此，人们除了自救，别无他法。
小说的“民间话语”与“宗教嵌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宗教本身也基于民间话语，作者阎连科很好地将二者进行了外在与内在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生命意识内涵。
三、丰富隐喻与荒诞表达
许多人把阎连科的作品称为“荒诞的现实主义”，因为作家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兼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小说《日光流年》中穿插了许多内涵丰富的隐喻与荒诞表达，作家通过艺术上的假定性达到了表现客观现实的强烈效果，显露出独特的生命意识。
“日光”是小说的中心意象。概括而言，日光即“生命”。具体而言，又有三方面内涵。首先，“日光”隐喻“生的短暂与苦难”。三姓村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到四十年的光阴里，他们还要应对种种苦难，而“日光”作为所有事情发生的背景而存在。“村头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头顶上的日光落地如锄耙相碰撞样闪闪烁烁叮当响”，村里总是接连不断地遭受失败或灾难，“日光”又似乎同这些困境相互关联。“日光从窗里迈着剧烈的快步走进来，时间就像鹰一样飞走了。”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对于那些疲于应付生存困境的三姓村民而言，日光飞逝，“像流水一样响亮”。其次，“日光”隐喻“生的漫长与平庸”。虽然生命短暂，但把时间落实到苦难的生命中，又显得尤其漫长。三姓村的村民对于命的痛苦，对于运的失望，对于他们，“时间慢如老牛拉车在昏黄的日光下，有一脚没一脚地起落走动着”。生命又的确是如此的平庸，在缓慢的滴答声中渐渐流走。三姓村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日光下进行，他们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中挣扎地活着，而活着所经历的一切又是那样的无聊而缺乏生机。再者，“日光”隐喻“生的希望与慰藉”。《日光流年》写的是一个村庄的苦难史，甚至隐喻了一个民族的波折往事，虽然全文充斥着“死”的气息，但小说的基调却是积极的，小说中的日光是金灿灿的、辣花花的、黄朗朗的，字里行间依旧渗透出对生的向往与热爱。在种种苦难面前，人们从未放弃过求生。日光总那么温暖，三姓村从来都是一片被日光笼罩的地区。为了求生，三姓村的年轻人去“买皮”，拿到钱后，“人物在橘黄的日光里，灼灼发光，笑得银格朗朗”。这日光就如同“生的慰藉”，在明亮阳光的映射下，人们对生命又充满了希望。
《日光流年》又是一部浸染着荒诞色彩的作品，三姓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的人“活不过四十岁”，作者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将人的生命具体量化到“四十”这个数字。所谓“四十而不惑”，一个本该从此对人生、对世界有清晰认识的年纪，三姓村的人却要直接面对死亡。同时，小说还涉及“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如司马蓝深夜去坟地，与其死去的父亲司马笑笑进行了一段对话，活人与死人碰面，拥抱并恸哭。通过加工、变形后的艺术世界，提升了小说审美乐趣，同时，更为直观地激发读者对生命的思考，给人以“恍惚”的审美体验。此外，小说多次写到的场景还有“买冤皮”，即通过卖大腿皮的方式挣钱。这也是一种虚构，作者通过这些近乎荒诞的表达，将人生之不易与艰辛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的生命意识渗透在书中的各个角落，从隐喻到荒诞，每一卷、每一章节都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追问与对生命的理解。“日光”即生命，人们在日光之下行走着自己的道路，或挣扎或迷惘，总归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不经意间，辗转回眸处，人生叩问也成了多此一举。
四、结语
作家在叙事时间、结构、艺术手法等方面都独具匠心，表露出对生命的思考。阎连科在《日光流年》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世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6]2三姓村人的生命只有四十年，甚至更短，但是，人的最终归宿是相同的，四十年与四百年难道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终归是艰辛，但是艰苦岁月里又总有日光作伴。“生命中最可贵的是对生命的不明；最可悲的，是对生命的明透。”[6]501何必要一直拘泥于目的与意义，毕竟呼吸本身就值得敬畏。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石家庄出版社，1998.
[2]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上海文学，1994，（1）.
[3]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4]卓新平.圣经鉴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5][美]米耶斯.《出埃及记》释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7]钱中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