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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消灭天花、结核、脊髓灰质炎等传统传染病得到控制，很多公共卫生官员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传染病不再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艾滋病的出现，这一希望破灭了。与此同时，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lyme病，汉他病毒肺炎、尼罗河病毒感染、埃博拉病毒出血热。2003年后，SARS、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频发，一时之间，新发突发传染病，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有鉴于此，2010年，北京市科委将禽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列入“首都十大危险疾病”进行科研攻关，从而提高呼吸道传染病的临床诊疗水平，为广大市民的健康生活提供安全保障。
记者：近年来，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禽流感、甲型H1N1等流行病给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些传染病为什么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王辰：进入21世纪以来，威胁人类健康的具有传染性的新型呼吸道感染不断增加，2003年全球暴发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2005～2008年出现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2009年全球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首都北京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大，容易受到暴发流行的威胁，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不管是SRAS，还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还是甲型H1N1流感，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成为重要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的原因是：这些病原体都可以引起以“病毒性肺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重症感染，进而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感染性休克，甚至死亡。SARS病死率14％～15％，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死率高达50％～60％，因此，研究“病毒性肺炎”的甄别、诊断和处理，提出科学的诊断方法和救治手段，可以有效提高对发热伴呼吸道感染患者的救治能力，对北京市新发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具有意义重大。
记者：除了突然性，新发突发传染病还有哪些主要特点?
王辰：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动物源性、急性起病、高病死率、针对性治疗手段有限、传染性等方面。
一是动物源性。过去40年中，60％的新发突发传染病是动物源性，意味着这些传染病可以从动物传播到人。全球化、都市化的进展，全球变暖、社会生活变化是新发传染病全球播散的重要原因，人类现在不得不为自己向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埋单。
二是急性起病。与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不同，新发传染病总是急性起病，而且在短时间内造成播散。而且与心脏病主要累及老年人不同，像SARS和甲型H1N1流感这些新发传染病更多累及从事积极地社会活动的青壮年。作为社会和家庭顶梁柱的年轻人因为感染而快速死亡，其造成的社会影响不言而喻。
三是高病死率。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死率高达50％～60％，SARS病死率14％～15％。甲型H1N1流感曾在短短半年时间内造成全国793例死亡。
四是针对性治疗手段有限。进入21世纪，新发传染病以病毒感染为主。SARS冠状病毒并没有特效药，主要依靠对症支持治疗。针对流感，虽然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等抗病毒药，但是疗效的证据主要来自对轻症病人的研究。无论是季节性流感、甲型H1N1流感，还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能否降低病死率，并没有直接证据。
五是传染性。新发传染病不仅病死率高，最可怕的还是传染性强。SRAS、甲型H1N1流感都可以经呼吸道人传人，即使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也存在有限的人传人。全世界都非常担心，一旦流感整合了季节性流感的高传染性和禽流感的高致病性，将是人类的大灾难。
记者：面对这些新发突发传染病，公众该如何应对呢?
王辰：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公众要有科学和清晰的思路。传染病的核心是“传染性”，在大的疫情面前，公众的社会行为要遵从政府的指挥和医学专家的要求。思想上既要高度重视，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应对。行为上要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减少感染机会。当发生感染时，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有效地隔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传染病的传播，同时也可以得到最佳的医疗救治。
记者：通过对禽流感、甲型H1N1等疾病的防治，目前北京市建立了哪些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机制?
王辰：综合医院是防治流感、SARS、人感染禽流感和应对未知呼吸道感染病的前哨阵地，在呼吸道感染病的防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2003年的SARS疫情，由于综合医院缺少呼吸道感染病的有效的防控体系和防控手段，造成了严重损失。因此，构建与完善综合医院呼吸道感染病的防控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防控手段，是北京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SARS以后，北京市虽然在综合医院中建立了发热门诊，以甄别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和规范标准，对呼吸道感(传)染病还做不到快速鉴别，因此，综合医院呼吸道感染病的诊断能力亟待提高。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综合医院呼吸道感染病的诊断能力呢?
王辰：目前发热门诊缺乏急性呼吸道感染病的诊治规范，发热门诊医生的工作习惯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要建立急性呼吸道感染病的防控体系并且不断完善，我们需要了解综合医院发热门诊的患者病情分布，我们还要了解哪些诊断技术可以在社区方便使用?哪些发热病人需要使用抗菌药物?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前瞻性研究，利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结合病原谱研究不同特征的呼吸道感染病病人的分层诊断规律，得出循证医学证据，然后再把符合循证医学规律的证据进行前瞻验证，最后形成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指导综合医院发热门诊临床工作的规范。
记者：目前，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方面还存在着哪些难点?
王辰：肺炎是重要的呼吸道感染，年患病率每千人约2.6～13.4，其中22％～51％肺炎患者需住院治疗，每年每千人大约有0.1～0.7个死于肺炎。在普通人群中，年患病率约为0.1％～1.16％：在大于65岁人群中，年患病率约2.5％～4.4％。肺炎由于发病人数众多，在死亡原因里排第5位。门诊治疗的肺炎患者病死率1％～5％，住院肺炎病死率12％，入住ICU的肺炎病死率约40％。
SARS、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致死的原因都主要与病毒性肺炎有关，但是，目前中国对肺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首先，新中国成立61年来，只有2003-2004年由中华医学呼吸分会牵头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流行病学调查，共有610例肺炎入组。研究结论为：肺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肺炎衣原体是主要的病原体。该研究对病毒性肺炎关注不多，只有184例患者进行了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发现乙型流感、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可能的病原体。
其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虽然有比较完备的呼吸道传染病(包括肺结核、麻疹、流感)的监测平台和哨点医院网络，但是没有针对“肺炎”的监测平台。中国CDC和卫生部虽然在2004年下发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但是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据国家CDC专家报告，全国每年报告的“不明原因肺炎”只有十几例，“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形同虚设。
再次，肺炎的病原学诊断落后，抗生素滥用现象严重。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已经是全球的公共健康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性就明显升高。我国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为20％N30％，而且多为多药耐药菌。越来越多的抗菌药物的使用导致越来越多的耐药菌产生。除耐药菌以外，广泛使用抗生素将带来诸多危害，比如变态反应、不良反应、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近期感染耐药肺炎球菌菌株的几率明显增加。除此之外，由于广泛使用抗生素，也降低了机体对病毒性肺炎等自限性疾病的抵抗力，从而导致原本不必要的就诊和开药。
记者：通过对禽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科技攻关，最终将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王辰：新发传染病以病毒性呼吸道感染为主，而监测是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要一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针对病毒性肺炎进行研究。最终建立和不断完善“北京市肺炎监测网”。与CDC的“传染病”和“不明原因肺炎”监测体系不同，该监测网是一个基于临床的多中心的监测网络，以解决一线临床医生困惑和为肺炎患者提供诊断和治疗帮助为主要目的，促进肺炎的合理化诊疗。在了解北京地区肺炎的病原体分布规律，了解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特点、病程和转归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病毒性肺炎甄别、诊断与处理”的实用技术，并推广到北京市各级综合医院临床应用。
记者：近年来，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禽流感、甲型H1N1等流行病给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些传染病为什么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王辰：进入21世纪以来，威胁人类健康的具有传染性的新型呼吸道感染不断增加，2003年全球暴发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2005～2008年出现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2009年全球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首都北京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大，容易受到暴发流行的威胁，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不管是SRAS，还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还是甲型H1N1流感，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成为重要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的原因是：这些病原体都可以引起以“病毒性肺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重症感染，进而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感染性休克，甚至死亡。SARS病死率14％～15％，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死率高达50％～60％，因此，研究“病毒性肺炎”的甄别、诊断和处理，提出科学的诊断方法和救治手段，可以有效提高对发热伴呼吸道感染患者的救治能力，对北京市新发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具有意义重大。
记者：除了突然性，新发突发传染病还有哪些主要特点?
王辰：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动物源性、急性起病、高病死率、针对性治疗手段有限、传染性等方面。
一是动物源性。过去40年中，60％的新发突发传染病是动物源性，意味着这些传染病可以从动物传播到人。全球化、都市化的进展，全球变暖、社会生活变化是新发传染病全球播散的重要原因，人类现在不得不为自己向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埋单。
二是急性起病。与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不同，新发传染病总是急性起病，而且在短时间内造成播散。而且与心脏病主要累及老年人不同，像SARS和甲型H1N1流感这些新发传染病更多累及从事积极地社会活动的青壮年。作为社会和家庭顶梁柱的年轻人因为感染而快速死亡，其造成的社会影响不言而喻。
三是高病死率。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死率高达50％～60％，SARS病死率14％～15％。甲型H1N1流感曾在短短半年时间内造成全国793例死亡。
四是针对性治疗手段有限。进入21世纪，新发传染病以病毒感染为主。SARS冠状病毒并没有特效药，主要依靠对症支持治疗。针对流感，虽然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等抗病毒药，但是疗效的证据主要来自对轻症病人的研究。无论是季节性流感、甲型H1N1流感，还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能否降低病死率，并没有直接证据。
五是传染性。新发传染病不仅病死率高，最可怕的还是传染性强。SRAS、甲型H1N1流感都可以经呼吸道人传人，即使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也存在有限的人传人。全世界都非常担心，一旦流感整合了季节性流感的高传染性和禽流感的高致病性，将是人类的大灾难。
记者：面对这些新发突发传染病，公众该如何应对呢?
王辰：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公众要有科学和清晰的思路。传染病的核心是“传染性”，在大的疫情面前，公众的社会行为要遵从政府的指挥和医学专家的要求。思想上既要高度重视，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应对。行为上要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减少感染机会。当发生感染时，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有效地隔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传染病的传播，同时也可以得到最佳的医疗救治。
记者：通过对禽流感、甲型H1N1等疾病的防治，目前北京市建立了哪些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机制?
王辰：综合医院是防治流感、SARS、人感染禽流感和应对未知呼吸道感染病的前哨阵地，在呼吸道感染病的防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2003年的SARS疫情，由于综合医院缺少呼吸道感染病的有效的防控体系和防控手段，造成了严重损失。因此，构建与完善综合医院呼吸道感染病的防控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防控手段，是北京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SARS以后，北京市虽然在综合医院中建立了发热门诊，以甄别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和规范标准，对呼吸道感(传)染病还做不到快速鉴别，因此，综合医院呼吸道感染病的诊断能力亟待提高。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综合医院呼吸道感染病的诊断能力呢?
王辰：目前发热门诊缺乏急性呼吸道感染病的诊治规范，发热门诊医生的工作习惯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要建立急性呼吸道感染病的防控体系并且不断完善，我们需要了解综合医院发热门诊的患者病情分布，我们还要了解哪些诊断技术可以在社区方便使用?哪些发热病人需要使用抗菌药物?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前瞻性研究，利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结合病原谱研究不同特征的呼吸道感染病病人的分层诊断规律，得出循证医学证据，然后再把符合循证医学规律的证据进行前瞻验证，最后形成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指导综合医院发热门诊临床工作的规范。
记者：目前，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方面还存在着哪些难点?
王辰：肺炎是重要的呼吸道感染，年患病率每千人约2.6～13.4，其中22％～51％肺炎患者需住院治疗，每年每千人大约有0.1～0.7个死于肺炎。在普通人群中，年患病率约为0.1％～1.16％：在大于65岁人群中，年患病率约2.5％～4.4％。肺炎由于发病人数众多，在死亡原因里排第5位。门诊治疗的肺炎患者病死率1％～5％，住院肺炎病死率12％，入住ICU的肺炎病死率约40％。
SARS、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致死的原因都主要与病毒性肺炎有关，但是，目前中国对肺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首先，新中国成立61年来，只有2003-2004年由中华医学呼吸分会牵头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流行病学调查，共有610例肺炎入组。研究结论为：肺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肺炎衣原体是主要的病原体。该研究对病毒性肺炎关注不多，只有184例患者进行了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发现乙型流感、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可能的病原体。
其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虽然有比较完备的呼吸道传染病(包括肺结核、麻疹、流感)的监测平台和哨点医院网络，但是没有针对“肺炎”的监测平台。中国CDC和卫生部虽然在2004年下发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但是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据国家CDC专家报告，全国每年报告的“不明原因肺炎”只有十几例，“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形同虚设。
再次，肺炎的病原学诊断落后，抗生素滥用现象严重。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已经是全球的公共健康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性就明显升高。我国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为20％N30％，而且多为多药耐药菌。越来越多的抗菌药物的使用导致越来越多的耐药菌产生。除耐药菌以外，广泛使用抗生素将带来诸多危害，比如变态反应、不良反应、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近期感染耐药肺炎球菌菌株的几率明显增加。除此之外，由于广泛使用抗生素，也降低了机体对病毒性肺炎等自限性疾病的抵抗力，从而导致原本不必要的就诊和开药。
记者：通过对禽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科技攻关，最终将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王辰：新发传染病以病毒性呼吸道感染为主，而监测是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要一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针对病毒性肺炎进行研究。最终建立和不断完善“北京市肺炎监测网”。与CDC的“传染病”和“不明原因肺炎”监测体系不同，该监测网是一个基于临床的多中心的监测网络，以解决一线临床医生困惑和为肺炎患者提供诊断和治疗帮助为主要目的，促进肺炎的合理化诊疗。在了解北京地区肺炎的病原体分布规律，了解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特点、病程和转归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病毒性肺炎甄别、诊断与处理”的实用技术，并推广到北京市各级综合医院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