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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在浩瀚的革命史料中游览之余，向大家介绍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革命先驱：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在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在东征杨希阂、刘震寰反革命武装叛乱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光荣负伤。作为黄埔军校创建者，他与黄埔军校的诸多学生有着师生关系。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积极推进国共合作。他受中共委托，参加莫斯科和彼得堡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为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镇压，他受党委托回家乡组建红十三军并任军长，在反击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斗争中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被国民党监狱关押数载，后在西安事变、保卫延安、慰问抗美援朝将士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均作出历史性贡献。他叫胡公冕！
胡公冕，原名胡世周，一八八八年一月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楠溪五尺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幼年时曾在家乡读过三年蒙馆，后因家境贫寒，中途退学。退学后在家从事农业劳动，还为地主家放过牛。十六岁那年，母亲病故，从此家庭生活由父亲和两个哥哥维持，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九〇七年，为了寻求生活出路，胡公冕向人借了两块钱，瞒着父亲跑到了杭州。在杭州，经同乡介绍，胡公冕在梅东高桥随营学校当了学兵；一年后提升为班长。一九〇九年夏，胡公冕的父亲找到了杭州。在父亲的坚持下，他放弃军职回到了家乡。
回家后，胡公冕在距家十里左右的岩头广化小学当体操教员。由于他过去只读过三年蒙馆，在随营学校也只有一年多时间，文化水平较低，所以他被准许一边当体操教员，一边跟读高小课程。
一九一〇年秋，胡公冕辞去教职，经原杭州随营学校排长冯炽中的介绍，到湖州管带陶昌权处当教练，半年后又到温州梅统领处当教练官。
一九一一年春，由于父亲病重，胡公冕又回到了家乡，继续在岩头当小学体操教员，秋季转到枫林镇高等小学任教。不久，父亲和大哥相继因病去世。父亲去世后，胡公冕即辞去教职到了温州，准备另谋出路。此时，辛亥革命己经发生。在温州，胡公冕遇到了正在招募革命军的冯炽中，冯便把已经招到的新兵让胡公冕带往宁波。到宁波后，胡公冕在革命军一个师教导团里当排长。当时师长是黄郛，教导团团长是蒋介石。不久，教导团由宁波开往上海改编成“模范团”，胡公冕被提升为队长。一九一二年二月，南北议和，胡公冕所在部队解散，他离开了上海。
一九一二年春，经徐定超介绍，胡公冕到浙江吕公望师师部当服务员，旋被派往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当教员。是年秋，轉到杭州第一师范当体育教员。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清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中国社会丝毫没有进步，代替清王朝的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帝国主义依然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人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所有爱国志士面前。胡公冕也在苦苦地思索着。
一九一七年冬，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发生给先进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使苦苦思索着的胡公冕看到了曙光。此后，他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通过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他先后认识了沈定一、陈望道、李汉俊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和这些人的交往，胡公冕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决心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一九二一年十月，经沈定一、陈望道介绍，胡公冕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党的早期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是胡公冕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新的光辉的起点。
胡公冕入党后，继续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不久，党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同去的有华林、谢文锦等人。他们一行数人，由东北陆路渡黑龙江到苏联的黑河，然后到伊尔库茨克。路上胡公冕因患伤寒病在阿穆尔省逗留了一个月。到伊尔库茨克后，组织上派他参加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胡公冕随代表们一起参观了列宁格勒，亲眼目睹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回莫斯科后，他先被留在东方大学学习，后因国内工作的需要，在一九二二年夏返回国内。回国后，胡公冕仍回杭州第一师范，以教书为职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三年秋，邵力子、戴季陶约胡公冕到上海见面。到上海后，邵、戴让他到福州去改造许崇智的部队，并提出要他加入国民党。根据我党三大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胡公冕加入了国民党。胡公冕到福州后才知道福州的军队完全是广东系，外来的人很难在这个系统中带兵。此时，蒋介石在许崇智的部队任参谋长，也感到开展工作困难，两个人商议后决定离开许崇智的部队，到广州去，后蒋介石先去了奉化，胡公冕则回到了上海。一九二三年底，胡公冕从上海到了广州。
在广州，胡公冕积极参加了大本营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底，为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回浙江办理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事宜。一九二四年一月，胡公冕返回广州，作为浙江省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负责到浙江招收学员。在上海，胡公冕遇见了胡宗南，把他带到了广州，并招进了黄埔军校。回广州后，蒋介石把胡公冕分配到军事部工作。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党组织决定派胡公冕到军校去工作。开始蒋介石只是让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以后才提升为军校卫兵司令。这样一个特殊位置，使胡公冕接触了许多国民党要人，并和黄埔军校的学生有了师生关系。一九二四年秋，黄埔军校准备办教导团以扩充革命武装，胡公冕又被派往浙江招募学员。他到浙江后，在浙江党组织的帮助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招募了一千多名学员。这一次胡公冕还在温州招收了一批青年，其中永嘉新兵有三十余人。这一批学生和从湖南招来的一千多名学生，到广州后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教导一团和教导二团，成为后来东征和打杨希闵、刘震寰的主力，也是以后北伐的基本队伍之一。 一九二五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胡公冕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先担任教导二团一营党代表，在攻打兴宁之后，调任二团二营营长。正当东征节节胜利之时，杨希闵、刘震寰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六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回师讨伐杨、刘。回师途中，胡公冕兼任前卫司令。在攻打龙烟洞的战斗中，胡公冕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中沉着镇定地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正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忽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脚。为了不影响士气，他忍着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吭，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果断，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胡大元帅”。
胡公冕伤愈后，蒋介石派他到西伯利亚招募一部分华侨回国参加革命。他同第三国际的代表到了伯力，因情况不许可，没有招到兵员。回国后，胡公冕遵照中兵广东局书记陈延年的指示向蒋介石要团长缺，因为东征时凡受伤的营长均可提升为团长。因当时没有团长缺，蒋介石派他担任第六团党代表。第六团团长为惠东升，此人极为反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即中山舰事件的头一天下午，胡公冕看到惠东升换了便衣出去吃喜酒，忽然又回来穿上军装和大家一起吃晚饭，并将原来收回的子弹又发给士兵，胡公冕估计必有事故发生。饭后他立刻到文明路向党组织汇报。陈延年听了胡公冕的报告说：“他们不会有什么举动”。他只好回团睡觉去了。当晚半夜里，惠东升派兵将胡公冕拘押起来，后由蒋介石放出。“三？二O”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派胡公冕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事变的经过。返回广州后，由周恩来提议派他到黄埔军校政治科担任大队长。该大队有学生五百余名，政治素质较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期间，胡公冕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当时考取政治科的文强在解放后著文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文强回忆说，学生们被录取后，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到校本部去报到，结果被分在了离校近二十里的沙河营房学习。营房是用毛竹和蒲葵搭起的简易棚，大家的心头不免有些疑云。“政治大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即集合讲话，谓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临时营房，具有通风、透光、防潮湿等等优点。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话说的不多，将大家心头上的愁云疑雨，一扫而光。”七月，北伐正式开始后，胡公冕所在的政治大队被改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大队，仍由他任大队长。宣传大队一路向武汉前进，沿途向各处选派政治工作人员。由于归附的军队不断增多，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不断增多，所有的宣传员不久就被派遣一空。到武汉后，胡公冕身边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了，便回到了南昌总司令部。
北伐开始后，拥汪反蒋的呼声甚高，蒋介石在此时羽毛尚未丰满，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为取得共产党的信任，蒋介石让蒋先云同胡公冕说，要胡公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声明他同中共合作到底的诚意，让我党不要拥汪。胡公冤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路过杭州时，他曾策动杭州驻军夏超起义响应北伐，此时邓演达也已派人同夏超联络。后来，夏超因起义时间未掌握好而告失败。在上海，陈独秀对胡公冕说：“拥汪倒蒋的政策已定，不过目前你还需要去敷衍一下。”胡公冕即到江西面见蒋介石，给了蒋介石一个含糊的回答。以后，他就被留在江西。北伐军攻占南昌后，胡公冕担任了两个多月的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的职务。之后，由于蒋介石收编了一些孙传芳的降兵，需要派一批军事指挥人员到改编的部队中去，胡公冕被调任团长，率部向浙江挺进。在向杭州进军的途中，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任命胡公冕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并说明，在浙江省政府成立之前，一切行政事务由胡公冕负责。北伐军不战而下杭州，胡公冕负责了一段时间的浙江行政事务，后因派王兆全任沪杭铁路局局长一事与何应钦、白崇禧吵翻，电蒋请病假，被获准，政治部主任一职被陈群所代替。
北伐军攻占上海后，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他一方面通过胡公冕先后两次约陈独秀谈话；另一方面却在积极准备叛变革命。陈独秀两次都以有病为由未去见蒋介石。
“四·一二”政变的前两天，蒋介石让胡公冕搬进司令部住。这时，大屠杀的迹象已渐渐明显，胡公冕没有到司令部住，而是搬进南市的一家医院。两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胡公冕在上海躲了几天后，就化装逃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看到了四月十三日出版的《杭州国民新闻》上登载的通缉令，通缉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卅名，胡公冕也在被通缉的名单上。于是，他取水路折回上海，隐蔽在租界里。
一九二七年五月，胡公冕辗转到了武汉，被派往张发奎的教导团当团长，张发奎对他存有戒意，遂派任七十七团团长。不久，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政变发生后，我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我党所掌握的一部分部队先后离开武汉到了南昌，准备以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胡公冕则被留下处理武汉方面的善后工作。处理完善后工作，他奉命率部前往南昌。途中，南昌起义已经发动。船至九江，我党派来接应的聂荣臻已在江边等候。此时张发奎通知胡公冕上庐山开会，胡公冕经与聂荣臻商量，决定不上庐山，把部队交与参谋长带，自己离开部队到上海待命。胡公冕到上海时，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在潮汕失败。这样，他只好暂时在上海隐蔽下来。
大革命失收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二八年秋这一年时间里，胡公冕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和林平海等人隐居在上海。这段时间，大家都无事可做，生活基本是靠借债和典当维持。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胡公冕家乡有人来上海，同他谈起当地散落不少枪支，农运有一定的基础，希望他能回家乡去搞农运。胡公冕通过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逐渐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遂决定到家乡去看看再作打算。但他考虑到自己是被通缉的人，恐难以落脚，就轻率地采纳了宗侄胡仲模的建议，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回乡种山，从此不问政治。胡公冕此舉本是为了麻痹敌人，但却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幼稚，反映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出现的消极情绪，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一九二八年八月，胡公冕同爱人彭漪兰一起回到了家乡永嘉五尺。但回家不到半月，就被国民党方面获知，浙江省政府即拍电报给永嘉县，称胡公冕回乡是要组织农民暴动，要永嘉县迅速逮捕解省。此电文被县民政科科长陈福民看见，陈是胡公冕在杭州随营学校时认识的朋友。陈见电文后即星夜派人到五尺通知胡公冕，才使他得以幸免，以后绕道回到了上海。胡公冕回到上海后，仍旧住在租界里。一九二九年春，他在马路上遇到了周恩来，并将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批评他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胡公冕把自己在上海的住址告诉了周恩来。不久，周恩来派曾钟圣来找他，要他去烟台刘增年办的军官学校当教育长，为党工作。胡公冕不愿寄人篱下，因而未去。一九二九年九月，胡公冕的爱人彭漪兰离开上海赴新加坡谋生。在送彭漪兰出国时，胡公冕在码头上遇到了陈立夫。陈立夫对他讲：“你只要给蒋写封信，问题就解决了。”以后，陈果夫也托张千里到界里对胡公冕说：“只要写封信给蒋，通缉令就可以取消。”对于陈立夫、陈果夫的拉拢，胡公冕均未理睬。
一九三〇年一月，党中央任命金贯真为中央巡视员，到温州、台州巡视当地的农运情况。金贯真在温、台巡视了一个多月后，感到当地的农民武装急需军事人材，即向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建议，派胡公冕到浙南来负责军事指挥工作。二月底，中央军委决定派胡公冕等赴浙南负责军事工作。
一九三O年三月七日，胡公冕等在永嘉县白岩寺与当地红军游击队会合。三月九日，胡公冕率部到永嘉、仙居两县交界的黄皮寺。在这里，游击队进行了整编。胡公冕将四百余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编为三个支队四十一个分队，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由胡公冕任总指挥。经过整编，将原来分散的农民武装集中了起来，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月中旬，中共永嘉县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胡公冕率领红军游击队攻打处州（丽水）。此次战斗，旨在扩大红军的影响，夺取城内敌人的枪械。部队原定在十九日半夜两点发动进攻，但路上遇雨，攻击时间被推迟到凌晨。由于攻击时间的推迟、加上部队在攻击时协调不好，致使敌人有了准备。结果，红军游击队在丽水城里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后因弹药缺乏，不得不撤出战斗。部队且战且退，二十三日退至青田海溪。在海溪，胡公冕亲自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传红军的宗旨，并当众烧毁了土地陈报单，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由于敌人的追兵已到，部队在海溪稍事停留即撤至缙云县黄台。在这里，红军游击队和追敌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击退了追敌，部队辗转回到了西楠溪一带。部队回到西楠溪后，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四月初，金贯真向中央汇报完工作从上海到溫州，向胡公冕等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红军、组织浙南暴动的指示，并和胡公冕一起总结了前一段红军游击队斗争的经验，决定乘温州甘清池部调防处州的机会，由胡公冕出面到南溪枫林同枫林驻军胡次如商量借枫林地方，把红军游击队重新集结起来，宣布正式成立红军。胡次如是胡公冕在黄埔时的学生。正当胡公冕同胡次如派来的代表谈判之机，胡协和带领部队同枫林驻军和地方团队打了起来。胡公冕赶到时，双方已经从中午打到了傍晚，他立即下令发起攻击，两小时后，红军游击队攻进了枫林镇，地主豪绅和反动团队都逃跑了。部队在枫林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按照四月中旬永嘉中心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决定，温州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一独立团，台州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二独立团，永康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三独立团。
五月初在枫林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团，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雷高升，第二大队大队长胡协和，第三大队在队长谢文候，军事上的总指挥是胡公冕。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在五月十二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团在五月前攻下枫林时才组织成功，指挥者仍是胡公冕，因除他外，实无人能负起这种责任；同时因他工作积极，有军事能力，各游击队同志很愿由他来作指挥工作。”红十三军第一团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执行党中央《致浙南党的指示信》的精神，并通过战斗获得给养，决定向南出击，攻打瑞安、平阳县城。五月十五日，胡公冕、雷高升率领九百多人从永嘉表山出发，在青田平桥击溃了省保安队一个连，进入瑞安县境后，又袭击了陶山镇，夺取了陶山警察所全部武器，队伍进驻陶山附近的桐田村。当晚，雷高升等七人秘密潜入瑞安县城侦察敌情，并准备作为内应，后因派回来联络的人员没有及时同部队联系上而延误了战机。胡公冕、雷高升遂决定放弃进攻瑞安县城的计划，改攻平阳县城。
五月二十三日晚，第一团和瑞安北区农民赤卫队从桐田出发，汇合瑞安南区农民赤卫队进入平阳县城。平阳县委负责人吴信直、叶廷鹏也率领赤卫队前来接应，三部分兵力加在一起有两千多人。二十四日上午，战斗打响。经激战，红军及赤卫队大部分攻进县城，占领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且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抓群众。初战胜利后，由于红军和赤卫队缺乏战斗经验，没有集中兵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致使敌人获得喘息，并在得到坡南巡缉队的增援后，重新占领了城墙，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军扫射。赤卫队伤亡很大。红军和赤卫队同敌人自早晨战至中午，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火力又强，我军难以取胜，只好撤出战斗，转到瑞安大岙一带休整。攻打平阳受挫后，胡公冕感到部队发展太快，缺乏应有的训练和装备，干部也非常缺乏，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就将部队交与雷高升率领，自己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求中央派干部到浙南来。
根据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致渐南党的指示信》中提出的“为使党的工作更能敏捷的指导推动工作，有成立浙南特委的必要”的指示精神，经过浙南党的努力，一九三O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王国桢的主持下，召开浙南第一次党代会。六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了浙南特委，以王国桢为书记，陈文杰为军事委员。浙南特委的成立，对于加强浙南地区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委成立后，决定在一个月内集中力量扩大红军一万人，正式建立红十三军。六月二十五日，特委将这一决定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七月八日，中央军委回信，批准了特委的这一报告，信中指出：“你们扩大到相当基础时，十三军应即成立。十三军发展的方向应向北发展，其将来发展的目标，应是沪、杭、甬铁路的方向。”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七月二十四日，浙南特委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温属第一团、台属第二团和永康第三团，迅速扩充为一个师，“在一个月内，向温、台交界的乐清集中，并夺取县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八月，红十三军正式成立，军长胡公冕，政委陈文杰。八月三十一日，第一团九百余人在陈文杰、雷高升的率领下，攻打缙云县城，此役一举攻破缙云县城，缴获颇多，使红军名声大振。九月十日，我党中央《红旗日报》也以“浙南红军占领缙云”为题发表了消息。红十三军第一团攻占缙云县城后，即主动撤离。九月三日，第一团在回师途中与从上海回来的胡公冕相遇。胡公冕这次在上海见到了中央秘书李德钊，通过李德钊向党中央汇报了浙南斗争的情况。应胡公冕的请求，中央派了留苏回国的杨波等五名干部随同他到浙南，以加强对这一地区斗争的领导。
（资料采集整理：黄书孟、张继昌、杨俊欣）
胡公冕，原名胡世周，一八八八年一月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楠溪五尺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幼年时曾在家乡读过三年蒙馆，后因家境贫寒，中途退学。退学后在家从事农业劳动，还为地主家放过牛。十六岁那年，母亲病故，从此家庭生活由父亲和两个哥哥维持，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九〇七年，为了寻求生活出路，胡公冕向人借了两块钱，瞒着父亲跑到了杭州。在杭州，经同乡介绍，胡公冕在梅东高桥随营学校当了学兵；一年后提升为班长。一九〇九年夏，胡公冕的父亲找到了杭州。在父亲的坚持下，他放弃军职回到了家乡。
回家后，胡公冕在距家十里左右的岩头广化小学当体操教员。由于他过去只读过三年蒙馆，在随营学校也只有一年多时间，文化水平较低，所以他被准许一边当体操教员，一边跟读高小课程。
一九一〇年秋，胡公冕辞去教职，经原杭州随营学校排长冯炽中的介绍，到湖州管带陶昌权处当教练，半年后又到温州梅统领处当教练官。
一九一一年春，由于父亲病重，胡公冕又回到了家乡，继续在岩头当小学体操教员，秋季转到枫林镇高等小学任教。不久，父亲和大哥相继因病去世。父亲去世后，胡公冕即辞去教职到了温州，准备另谋出路。此时，辛亥革命己经发生。在温州，胡公冕遇到了正在招募革命军的冯炽中，冯便把已经招到的新兵让胡公冕带往宁波。到宁波后，胡公冕在革命军一个师教导团里当排长。当时师长是黄郛，教导团团长是蒋介石。不久，教导团由宁波开往上海改编成“模范团”，胡公冕被提升为队长。一九一二年二月，南北议和，胡公冕所在部队解散，他离开了上海。
一九一二年春，经徐定超介绍，胡公冕到浙江吕公望师师部当服务员，旋被派往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当教员。是年秋，轉到杭州第一师范当体育教员。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清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中国社会丝毫没有进步，代替清王朝的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帝国主义依然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人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所有爱国志士面前。胡公冕也在苦苦地思索着。
一九一七年冬，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发生给先进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使苦苦思索着的胡公冕看到了曙光。此后，他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通过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他先后认识了沈定一、陈望道、李汉俊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和这些人的交往，胡公冕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决心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一九二一年十月，经沈定一、陈望道介绍，胡公冕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党的早期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是胡公冕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新的光辉的起点。
胡公冕入党后，继续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不久，党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同去的有华林、谢文锦等人。他们一行数人，由东北陆路渡黑龙江到苏联的黑河，然后到伊尔库茨克。路上胡公冕因患伤寒病在阿穆尔省逗留了一个月。到伊尔库茨克后，组织上派他参加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胡公冕随代表们一起参观了列宁格勒，亲眼目睹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回莫斯科后，他先被留在东方大学学习，后因国内工作的需要，在一九二二年夏返回国内。回国后，胡公冕仍回杭州第一师范，以教书为职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三年秋，邵力子、戴季陶约胡公冕到上海见面。到上海后，邵、戴让他到福州去改造许崇智的部队，并提出要他加入国民党。根据我党三大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胡公冕加入了国民党。胡公冕到福州后才知道福州的军队完全是广东系，外来的人很难在这个系统中带兵。此时，蒋介石在许崇智的部队任参谋长，也感到开展工作困难，两个人商议后决定离开许崇智的部队，到广州去，后蒋介石先去了奉化，胡公冕则回到了上海。一九二三年底，胡公冕从上海到了广州。
在广州，胡公冕积极参加了大本营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底，为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回浙江办理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事宜。一九二四年一月，胡公冕返回广州，作为浙江省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负责到浙江招收学员。在上海，胡公冕遇见了胡宗南，把他带到了广州，并招进了黄埔军校。回广州后，蒋介石把胡公冕分配到军事部工作。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党组织决定派胡公冕到军校去工作。开始蒋介石只是让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以后才提升为军校卫兵司令。这样一个特殊位置，使胡公冕接触了许多国民党要人，并和黄埔军校的学生有了师生关系。一九二四年秋，黄埔军校准备办教导团以扩充革命武装，胡公冕又被派往浙江招募学员。他到浙江后，在浙江党组织的帮助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招募了一千多名学员。这一次胡公冕还在温州招收了一批青年，其中永嘉新兵有三十余人。这一批学生和从湖南招来的一千多名学生，到广州后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教导一团和教导二团，成为后来东征和打杨希闵、刘震寰的主力，也是以后北伐的基本队伍之一。 一九二五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胡公冕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先担任教导二团一营党代表，在攻打兴宁之后，调任二团二营营长。正当东征节节胜利之时，杨希闵、刘震寰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六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回师讨伐杨、刘。回师途中，胡公冕兼任前卫司令。在攻打龙烟洞的战斗中，胡公冕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中沉着镇定地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正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忽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脚。为了不影响士气，他忍着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吭，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果断，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胡大元帅”。
胡公冕伤愈后，蒋介石派他到西伯利亚招募一部分华侨回国参加革命。他同第三国际的代表到了伯力，因情况不许可，没有招到兵员。回国后，胡公冕遵照中兵广东局书记陈延年的指示向蒋介石要团长缺，因为东征时凡受伤的营长均可提升为团长。因当时没有团长缺，蒋介石派他担任第六团党代表。第六团团长为惠东升，此人极为反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即中山舰事件的头一天下午，胡公冕看到惠东升换了便衣出去吃喜酒，忽然又回来穿上军装和大家一起吃晚饭，并将原来收回的子弹又发给士兵，胡公冕估计必有事故发生。饭后他立刻到文明路向党组织汇报。陈延年听了胡公冕的报告说：“他们不会有什么举动”。他只好回团睡觉去了。当晚半夜里，惠东升派兵将胡公冕拘押起来，后由蒋介石放出。“三？二O”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派胡公冕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事变的经过。返回广州后，由周恩来提议派他到黄埔军校政治科担任大队长。该大队有学生五百余名，政治素质较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期间，胡公冕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当时考取政治科的文强在解放后著文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文强回忆说，学生们被录取后，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到校本部去报到，结果被分在了离校近二十里的沙河营房学习。营房是用毛竹和蒲葵搭起的简易棚，大家的心头不免有些疑云。“政治大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即集合讲话，谓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临时营房，具有通风、透光、防潮湿等等优点。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话说的不多，将大家心头上的愁云疑雨，一扫而光。”七月，北伐正式开始后，胡公冕所在的政治大队被改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大队，仍由他任大队长。宣传大队一路向武汉前进，沿途向各处选派政治工作人员。由于归附的军队不断增多，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不断增多，所有的宣传员不久就被派遣一空。到武汉后，胡公冕身边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了，便回到了南昌总司令部。
北伐开始后，拥汪反蒋的呼声甚高，蒋介石在此时羽毛尚未丰满，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为取得共产党的信任，蒋介石让蒋先云同胡公冕说，要胡公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声明他同中共合作到底的诚意，让我党不要拥汪。胡公冤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路过杭州时，他曾策动杭州驻军夏超起义响应北伐，此时邓演达也已派人同夏超联络。后来，夏超因起义时间未掌握好而告失败。在上海，陈独秀对胡公冕说：“拥汪倒蒋的政策已定，不过目前你还需要去敷衍一下。”胡公冕即到江西面见蒋介石，给了蒋介石一个含糊的回答。以后，他就被留在江西。北伐军攻占南昌后，胡公冕担任了两个多月的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的职务。之后，由于蒋介石收编了一些孙传芳的降兵，需要派一批军事指挥人员到改编的部队中去，胡公冕被调任团长，率部向浙江挺进。在向杭州进军的途中，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任命胡公冕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并说明，在浙江省政府成立之前，一切行政事务由胡公冕负责。北伐军不战而下杭州，胡公冕负责了一段时间的浙江行政事务，后因派王兆全任沪杭铁路局局长一事与何应钦、白崇禧吵翻，电蒋请病假，被获准，政治部主任一职被陈群所代替。
北伐军攻占上海后，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他一方面通过胡公冕先后两次约陈独秀谈话；另一方面却在积极准备叛变革命。陈独秀两次都以有病为由未去见蒋介石。
“四·一二”政变的前两天，蒋介石让胡公冕搬进司令部住。这时，大屠杀的迹象已渐渐明显，胡公冕没有到司令部住，而是搬进南市的一家医院。两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胡公冕在上海躲了几天后，就化装逃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看到了四月十三日出版的《杭州国民新闻》上登载的通缉令，通缉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卅名，胡公冕也在被通缉的名单上。于是，他取水路折回上海，隐蔽在租界里。
一九二七年五月，胡公冕辗转到了武汉，被派往张发奎的教导团当团长，张发奎对他存有戒意，遂派任七十七团团长。不久，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政变发生后，我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我党所掌握的一部分部队先后离开武汉到了南昌，准备以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胡公冕则被留下处理武汉方面的善后工作。处理完善后工作，他奉命率部前往南昌。途中，南昌起义已经发动。船至九江，我党派来接应的聂荣臻已在江边等候。此时张发奎通知胡公冕上庐山开会，胡公冕经与聂荣臻商量，决定不上庐山，把部队交与参谋长带，自己离开部队到上海待命。胡公冕到上海时，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在潮汕失败。这样，他只好暂时在上海隐蔽下来。
大革命失收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二八年秋这一年时间里，胡公冕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和林平海等人隐居在上海。这段时间，大家都无事可做，生活基本是靠借债和典当维持。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胡公冕家乡有人来上海，同他谈起当地散落不少枪支，农运有一定的基础，希望他能回家乡去搞农运。胡公冕通过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逐渐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遂决定到家乡去看看再作打算。但他考虑到自己是被通缉的人，恐难以落脚，就轻率地采纳了宗侄胡仲模的建议，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回乡种山，从此不问政治。胡公冕此舉本是为了麻痹敌人，但却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幼稚，反映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出现的消极情绪，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一九二八年八月，胡公冕同爱人彭漪兰一起回到了家乡永嘉五尺。但回家不到半月，就被国民党方面获知，浙江省政府即拍电报给永嘉县，称胡公冕回乡是要组织农民暴动，要永嘉县迅速逮捕解省。此电文被县民政科科长陈福民看见，陈是胡公冕在杭州随营学校时认识的朋友。陈见电文后即星夜派人到五尺通知胡公冕，才使他得以幸免，以后绕道回到了上海。胡公冕回到上海后，仍旧住在租界里。一九二九年春，他在马路上遇到了周恩来，并将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批评他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胡公冕把自己在上海的住址告诉了周恩来。不久，周恩来派曾钟圣来找他，要他去烟台刘增年办的军官学校当教育长，为党工作。胡公冕不愿寄人篱下，因而未去。一九二九年九月，胡公冕的爱人彭漪兰离开上海赴新加坡谋生。在送彭漪兰出国时，胡公冕在码头上遇到了陈立夫。陈立夫对他讲：“你只要给蒋写封信，问题就解决了。”以后，陈果夫也托张千里到界里对胡公冕说：“只要写封信给蒋，通缉令就可以取消。”对于陈立夫、陈果夫的拉拢，胡公冕均未理睬。
一九三〇年一月，党中央任命金贯真为中央巡视员，到温州、台州巡视当地的农运情况。金贯真在温、台巡视了一个多月后，感到当地的农民武装急需军事人材，即向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建议，派胡公冕到浙南来负责军事指挥工作。二月底，中央军委决定派胡公冕等赴浙南负责军事工作。
一九三O年三月七日，胡公冕等在永嘉县白岩寺与当地红军游击队会合。三月九日，胡公冕率部到永嘉、仙居两县交界的黄皮寺。在这里，游击队进行了整编。胡公冕将四百余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编为三个支队四十一个分队，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由胡公冕任总指挥。经过整编，将原来分散的农民武装集中了起来，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月中旬，中共永嘉县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胡公冕率领红军游击队攻打处州（丽水）。此次战斗，旨在扩大红军的影响，夺取城内敌人的枪械。部队原定在十九日半夜两点发动进攻，但路上遇雨，攻击时间被推迟到凌晨。由于攻击时间的推迟、加上部队在攻击时协调不好，致使敌人有了准备。结果，红军游击队在丽水城里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后因弹药缺乏，不得不撤出战斗。部队且战且退，二十三日退至青田海溪。在海溪，胡公冕亲自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传红军的宗旨，并当众烧毁了土地陈报单，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由于敌人的追兵已到，部队在海溪稍事停留即撤至缙云县黄台。在这里，红军游击队和追敌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击退了追敌，部队辗转回到了西楠溪一带。部队回到西楠溪后，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四月初，金贯真向中央汇报完工作从上海到溫州，向胡公冕等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红军、组织浙南暴动的指示，并和胡公冕一起总结了前一段红军游击队斗争的经验，决定乘温州甘清池部调防处州的机会，由胡公冕出面到南溪枫林同枫林驻军胡次如商量借枫林地方，把红军游击队重新集结起来，宣布正式成立红军。胡次如是胡公冕在黄埔时的学生。正当胡公冕同胡次如派来的代表谈判之机，胡协和带领部队同枫林驻军和地方团队打了起来。胡公冕赶到时，双方已经从中午打到了傍晚，他立即下令发起攻击，两小时后，红军游击队攻进了枫林镇，地主豪绅和反动团队都逃跑了。部队在枫林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按照四月中旬永嘉中心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决定，温州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一独立团，台州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二独立团，永康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三独立团。
五月初在枫林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团，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雷高升，第二大队大队长胡协和，第三大队在队长谢文候，军事上的总指挥是胡公冕。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在五月十二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团在五月前攻下枫林时才组织成功，指挥者仍是胡公冕，因除他外，实无人能负起这种责任；同时因他工作积极，有军事能力，各游击队同志很愿由他来作指挥工作。”红十三军第一团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执行党中央《致浙南党的指示信》的精神，并通过战斗获得给养，决定向南出击，攻打瑞安、平阳县城。五月十五日，胡公冕、雷高升率领九百多人从永嘉表山出发，在青田平桥击溃了省保安队一个连，进入瑞安县境后，又袭击了陶山镇，夺取了陶山警察所全部武器，队伍进驻陶山附近的桐田村。当晚，雷高升等七人秘密潜入瑞安县城侦察敌情，并准备作为内应，后因派回来联络的人员没有及时同部队联系上而延误了战机。胡公冕、雷高升遂决定放弃进攻瑞安县城的计划，改攻平阳县城。
五月二十三日晚，第一团和瑞安北区农民赤卫队从桐田出发，汇合瑞安南区农民赤卫队进入平阳县城。平阳县委负责人吴信直、叶廷鹏也率领赤卫队前来接应，三部分兵力加在一起有两千多人。二十四日上午，战斗打响。经激战，红军及赤卫队大部分攻进县城，占领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且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抓群众。初战胜利后，由于红军和赤卫队缺乏战斗经验，没有集中兵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致使敌人获得喘息，并在得到坡南巡缉队的增援后，重新占领了城墙，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军扫射。赤卫队伤亡很大。红军和赤卫队同敌人自早晨战至中午，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火力又强，我军难以取胜，只好撤出战斗，转到瑞安大岙一带休整。攻打平阳受挫后，胡公冕感到部队发展太快，缺乏应有的训练和装备，干部也非常缺乏，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就将部队交与雷高升率领，自己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求中央派干部到浙南来。
根据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致渐南党的指示信》中提出的“为使党的工作更能敏捷的指导推动工作，有成立浙南特委的必要”的指示精神，经过浙南党的努力，一九三O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王国桢的主持下，召开浙南第一次党代会。六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了浙南特委，以王国桢为书记，陈文杰为军事委员。浙南特委的成立，对于加强浙南地区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委成立后，决定在一个月内集中力量扩大红军一万人，正式建立红十三军。六月二十五日，特委将这一决定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七月八日，中央军委回信，批准了特委的这一报告，信中指出：“你们扩大到相当基础时，十三军应即成立。十三军发展的方向应向北发展，其将来发展的目标，应是沪、杭、甬铁路的方向。”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七月二十四日，浙南特委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温属第一团、台属第二团和永康第三团，迅速扩充为一个师，“在一个月内，向温、台交界的乐清集中，并夺取县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八月，红十三军正式成立，军长胡公冕，政委陈文杰。八月三十一日，第一团九百余人在陈文杰、雷高升的率领下，攻打缙云县城，此役一举攻破缙云县城，缴获颇多，使红军名声大振。九月十日，我党中央《红旗日报》也以“浙南红军占领缙云”为题发表了消息。红十三军第一团攻占缙云县城后，即主动撤离。九月三日，第一团在回师途中与从上海回来的胡公冕相遇。胡公冕这次在上海见到了中央秘书李德钊，通过李德钊向党中央汇报了浙南斗争的情况。应胡公冕的请求，中央派了留苏回国的杨波等五名干部随同他到浙南，以加强对这一地区斗争的领导。
（资料采集整理：黄书孟、张继昌、杨俊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