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至民初时期中国处于相对衰弱地位的背景下,梁启超和章太炎以明治维新为蓝本,肩负了探索中国近代革命道路的民族使命,从被压迫民族立场对已经兴起的近代日本亚洲主义进行回应,阐述了独自的“亚洲主义”言说.他们都认识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为抗拒西方的殖民侵略,在主张亚洲国家“互相联合”对抗西方的同时,实质上又包藏对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国家行使霸权主义的野心,揭示了这种日本型“亚洲主义”的欺瞒性.本文以考察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态度,以及梁启超和章太炎对明治时期盛行的“人种论亚洲主义”所作出的批判性反思为线索,指出他们当时基本态度,即对明治维新成功的钦佩和“同文同种”“唇齿相依”论的亲近感.他们开始对日本的“亚洲主义”有过认同,但心情、思路和愿望却与之大不相同,他们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反应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期待、认同到警惕、批判的过程.特别是章太炎组织发起的“亚洲和亲会”及其言论,超越了明治时期“人种论亚洲主义”的藩篱,排斥了日本“亚洲主义”的扩张主义性格,是当今思考“亚洲”以及“亚洲共同体”概念的贵重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