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优点做到极致也是缺点,东北人的性格是“三拍”,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一拍胸脯“交给我了”,一拍屁股,走了。
　　
　　“每个东北人都是赵本山”,东北作家刘嘉陵这样对记者讲,“东北小品繁荣取决于三个条件:移民化人口环境,淘金者、冒险家、煤矿工人、脚夫、罪臣、逃犯,文化交融取长补短,口外的文化活动也活跃,打破中原大一统;东北是天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关内有宗族势力控制乡村,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东北不设祠堂,人们从事危险行业,对生命有过多依恋,开化、放纵;东北人只种一季稻,有半年猫冬,生存条件好,需要大娱乐。东北人快言快语,让人联想到张飞、李逵这样的喜剧人物。”
　　
　　东北人的性格打动人
　　
　　老同事们评价范伟:有头脑、肯钻研、人品好,这评价说明范伟不是个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人,但他演过一个东北人“标本”——《马大帅》里的“范德彪”。这是《卖拐》、《卖车》的编剧宫凯波总结的,为了说清东北文化,范伟拉上了宫凯波,宫凯波连夜赶写了一份谈话提纲,对他们深爱的家乡细细剖析。
　　“东北人的性格打动人。当代人压力比较大,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大家就比较愿意说话绕点弯子,谈话更力求缜密,滴水不漏,我觉得这可能都会造成人的说话不生动。幽默生动是需要放松的,是需要无所顾忌的,要是在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下,这个人生动不起来,也幽默不起来,缜密可能是幽默的反义词,对立的。寅次郎在日本80年代为什么火成那样?日本的观众那时候特别希望自己也成为寅次郎,但是自己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压力特别大,每个人都似乎有挫败感,然后寅次郎没心没肺,没有挫败感,永远是阳光灿烂,明明是失败了,脸一抹就给别人讲笑话。”范伟如是说,“东北夏短冬长,四个月过年,四个月种田,四个月干闲,左邻右舍聚在一个炕头上,聊天、唠嗑,比如凯波讲了一个给大伙乐够呛,那我就会琢磨得讲一个更有乐儿的,就有一个竞争的关系,慢慢地人就会锻炼出来。”
　　东北人的豪爽在采访中可以领略到,每个人都抢着埋单,请客永远是烤肉、火锅,量大实惠,最后一句永远是“吃好喝好没?你咋没吃多少?”为什么东北人好劝酒?因为原来缺酒,通常人们爱说:“我干了,你随意。”范伟新拍的《老大的幸福生活》,老大弄到一瓶几千块的酒,由于珍惜,他劝酒时就改成:“你干了,我随意。”“东北地方敞亮,交流没什么利益上的,都是精神层面。”范伟分析道。
　　“彪哥一个人身上就已经涵盖了东北人的性格特点,你像咱们有些情景喜剧,虽然写的是东北人,说的一口东北话,但它没有掌握到东北人的一些性格特质,弄来弄去一看,这一帮说东北话的都是北京人,东北人说一口京腔,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思维体系的问题。”宫凯波认为。《马大帅》里的彪哥一身小毛病,得得瑟瑟,好吹牛,爱充文化人,倒驴不倒架,比如他开个解梦馆也要写上“辽北地区精神分析研究所”,一副大对联“古有奥地利国佛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依彪”。但行为上,他又没干过真的坏事。
　　
　　“仗义”的极致
　　
　　“东北人最典型就是仗义,《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最恨不仗义的人,他不是说栾平‘这小子太不仗义了,一刀宰了他’,实际上它里面是有东北人的文化。”东北人夸一个人的最高褒奖是“讲究”,见人先打听“这人讲究不讲究”?“讲究”和“仗义”之间有差别,非典时电视播过专题片,孩子从疫区回来,上海妈妈把门插上,让孩子先去医院隔离七天,免得传染家里人;而一个东北人从北京到抚顺,路上查得严,他给哥们打电话,对方卸了块抚顺车牌,过“卡”来帮他换上,带他回家。“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模糊掉了‘你回来会给我传染上’,那传就传呗,都哥们儿嘛,它明显跟那个不一样,但这个里面有负面的东西,人家上海那个实际上是值得提倡的,是讲究科学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光有发展没有科学。”宫凯波说,80年代他在北京上学,打听中国科学院在哪,有个老汉蹲中科院门口,指点他绕着中科院转了一圈,故意的。而他在家乡林场问路,当地人骑了半小时自行车把他送回家。
　　范伟也遇过类似的故事,有天他和儿子被堵在高速路,电瓶没电了。周围车流滚滚,他俩傻站在车边,好些人认出了他,“哟,老范,怎么啦?”“电瓶没电了”,“哎哟喂,真不幸嘿!”走了,也有人下车帮他瞅两眼。过来一个东北人,一问缘由,把自己车上的电瓶抱过来,啪,打着了,“走!”这会儿范伟特别觉得家乡人亲热,可有时亲热也让他招架不住。走在路上后脖子梗子突然被击了一掌:“脸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每當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啊,但是你看,关键时候就发现他的闪光点了。”
　　
　　东北人的毛病
　　
　　任何优点做到极致也是缺点,东北人的性格是“三拍”,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一拍胸脯“交给我了”,一拍屁股,走了。他走了是因为他做不到,可他即使做不到也绝不肯承认。这些人被称作“社会人”,他们不是黑道大哥,就是自个儿觉得身处江湖,要按江湖规矩办事。“彪哥身上就体现出来了,他明知不可为,但是仗义啊,他打不过人家,知道打不过,必须上,就是出来之后,不能倒架,打肿脸充胖子。他怕别人瞧不起,这也跟仗义有关系,啥都敢答应,实际上他是从真诚的角度,有些人吹牛不烦人,就是他吹完牛之后自作自受,就像小品《有事您说话》,他老在那儿吹牛,为了帮别人给自己添一大堆麻烦。”那个小品虽然是郭冬临演的,它的作者却是东北人。东北人经常是这样,比如“这事儿,这事儿这么的,你找他,完了提我,提我肯定好使”,事没办成,“提我没?提了?提了也没好使啊?那拉倒呗”。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但谁也不愿意面对这血里糊拉的现实。
　　另一个全国人民皆知的毛病就是“忽悠”。这个缺点被宫凯波夸张到了小品《卖拐》、《卖车》、《卖轮椅》三部曲,出其不意的火爆。赵本山忽悠范伟的结果不过是换来一辆自行车和一块手表,尤其是第三部,明知对方已经吃一堑长一智,还是要挑战高难度,费半天劲挣不了几百块,图的是一乐。
　　这种地域性格导致东北人在商业上失去信用,经济发展缓慢。他们太过含糊,如果在东北问路,老人们会说:“不远,一哈腰的工夫。”这一哈腰可能就是30里路,生意人遵从的是犹太人的《塔木德》,讲究准确、按规则办事。“东北人的做法和人家差太远了。”同时他们安于现状,“人相应质朴,安于现状。”宫凯波说,东北大量工人下岗,他们的痛苦超过了所有人,直到去年还有一个话剧在讲下岗问题,振兴老工业,抱残守缺让他们进化缓慢。
　　东北人做生意求同不存异,有一阵流行开钓鱼馆,租个门面房在屋里钓,呼呼拉拉一条街都是钓鱼的,结果全死了。迅速地兴起,迅速地垮掉,“天塌大家死”是东北人的口头禅,“东北人打架胆大,做生意胆小,由于求同,所以缺少创意。”宫凯波举例说,东北只有一个品牌全国闻名,“盼盼防盗门”,“你就分析这个玩意儿特别有意思,它不是别的行业,它是门。”(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