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
　　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
　　讨论社会主义，大家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即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还存在一个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可以简要表述为资源的全球共同使用，财富的共同创造，但是这种财富的分配和资源的占有则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来进行。如果把这样一个矛盾纳入到中国革命和计划经济产生的背景之中，问题可能会更加清楚。
　　大家知道，中国革命并不完全是由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因为在建国前，谈不上生产社会化，当时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70%以上。当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第二个矛盾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条件下，如何保证国家的独立、国家的安全，以及国家在全球竞争下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中国当时选择计划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外部环境。
　　毛泽东那代人，他们所考虑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取得领导地位，是因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毛泽东讲得很清楚，过去试了很多东西，都不行。只有这个东西有用，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整合、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安全问题。1950年代选择计划经济，这和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高度集中国家的资源，利用国家的强大力量来增强它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托派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托派从更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郑超麟写的《国家资本主义》里面就讲到，当时实行的社会主义，包括苏联，实际上是在资本全球化，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这些落后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方式。把整个社会资源，整个经济运行纳入到一个企业中去了，把国家变成一个企业。这种企业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用企业的内部交换降低企业成本，可以充分动员整个社会资源。
　　所以我认为1950年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需要从国家安全、民族独立的角度来看。同样，1980年代的改革，也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只不过，后一个问题开始退居到次要地位了。无论是美国或是前苏联，造成国家之间大的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了。第二，整个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两代领导人的判断就不一样了。
　　另外，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文化动因也需要注意。中国的传统文化追求器用，中国人求富的愿望特别强烈。司马迁曾经讲过，“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中国世俗文化是非常崇尚追求财富的。
　　为什么“四人帮”那么迅速倒台，大家都觉得这是完全意料中的事，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他们追求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背离。邓小平讲的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宁可不要社会主义。
　　如果看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危机的时刻，政治上的国家统一要求是放在第一位的。重新建立社会秩序需要强权政治，需要政府高度集中社会资源。但是到第二代和第三代，当社会稳定下来，社会就要转型，如果不转型就会迅速垮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政治抉择，其思想理念上的根本宗旨是中华民族的富强，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理念或意识形态。这是中华民族一个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如果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主义以及我们今天的体制创新结合起来看的话，应该说，中国的传统中有很多世俗的东西，是可以充分调动的。
　　
　　
　　章百家
　　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和启示
　　我主要想讲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和启示。历史能给人最多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启示。我们通常认为，历史提供规律，但第一，真正的规律少之又少；第二，规律如果离开历史无法解读；第三，历史本身提供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能总结出的几条规律，比这个要多得多。历史真正给人提供的是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的智慧，看前人遇到的那些陷阱，这对我们现在的事业是一个提示。
　　先谈谈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因。首先，决定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几个历史因素。其一，旧中国半市场、半管制的经济基础，是共产党经济接收的前提，这个经济基础有利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时候，即所谓黄金时代，民营资本发展很快。官僚资本，或者说国有资本才占到国民经济的12%～13%，80%都是民营经济。但是到了抗战结束以后，官僚资本占到80%，民营资本大大被削弱了。首先就是战争破坏民营经济，另外，战争期间，除了日资之外，大部分外资都撤出了，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一接收，便造成国家资本极其巨大。
　　其二，巩固新政权的经济措施，削弱了市场要素的作用，形成了计划导向的经济机制。新中国最初的经济措施是打击外汇、银元炒卖，把交易所关闭了，这等于把市场经济的脑袋割了。同时，为了巩固政权，要保证就业，工人不能被解雇，劳动力市场也就没有了。保障人民生活，控制最基本生活用品的物价，当时又是短缺经济，大部分资源分配给国营经济，只有少部分原料保障私营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所有可以发挥市场要素的东西都控制起来了。这些措施最开始是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但事实上大大削弱了市场要素的作用，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
　　其三，外部环境的制约。冷战时期，禁止社会主义国家分享自由市场这块资源是西方阵营基本的战略。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被隔离在西方阵营之外。中国只能寻求苏联援助，这也就把我们纳入计划经济体制。
　　其四，意识形态因素。实际上，中国首先主张计划经济的是国民党的经济学家。他们1930年代就主张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抗战后期还作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有意思的是，国共两党都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但是认识不一样。国民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太落后，首先实行计划经济来赶超，然后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搞市场经济。而共产党这边则认为，中国太落后了，需要先搞一段时间的市场经济，搞初级阶段，而计划经济是比较高的阶段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程。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客观要求。大家知道我们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实现长期有计划地发展。再者就是基层单位缺乏活力，经济总体效率不高。第三，经济发展总体上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需要。最后，虽然有人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真正有效执行，但事实上是制订不出合理的计划，因为计划永远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中国改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有明确改革的对象，却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原来已经被认识到的经济体制弊端。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突破是和市场相联系的新的所有制的出现，一个是包产到户，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兴起。需要注意到的是2000万知青回城产生的巨大压力，原有的体制完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是只好办各种大集体，允许个体户。最初还是作为权宜之计，到了1981年后就不再是权宜之计，我们要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一旦有了新的和市场相联系的企业，它就要创造市场，而且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要素就要发挥作用。
　　最后是现阶段的深化改革，目前改革需要创造适合国情的体制。当前面对金融危机，我觉得不能总强调应对危机。回顾60年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建国以来，我们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经常产生长期效应，最后被固定化。它带来的问题，有时花十几年的时间都解决不了，比如说，股市的法人股问题。我们现在建议在采取临时性措施之前，必须对它进行长期性评估。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体制改革。我想首先是得坚持市场经济，虽然市场经济有很多问题。我们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一个能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系统。否则，我们就需要经常调整整个大系统，我们的子系统没有自调整功能。邓小平说，2020年，我们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现在还有12年，其实是相当短的一个时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不堪重负，而社会缺少足够的自治能力。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很差，我们在党校省部级干部高级研讨班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干部对自己面临的问题认识的非常清楚，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本部门权力能够解决的，需要平衡很多其他部门，这是改革中的大问题。我们的改革，什么时候能够算真正完成？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自调整结构，不需要动不动就启动大系统。
　　
　　
　　温铁军
　　中国经济发展的公司主义路径依赖
　　中国的发展路径，我把它定义为中国公司主义的发展路径。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毛时代还是邓时代，都是这个路径的延续，不过是从国家资本主义的公司主义走到现在市场经济的公司主义，政府一直在扮演经济主体的角色。
　　客观地看，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这500年所创造的两个异化物，一个是资本，一个是政府。所谓政府公司主义，就是两个异化物合二为一了，并降低了其中的交易成本。如果分成两块，政府和资本之间的交易，就需要一套规制来规范它，其成本很大。这两套体系合一，不是由谁发明的，而是一个客观过程。
　　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往前追溯，郑和下西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商务主义。再往欧洲追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政府在经商。政府跟早期的重商主义资本结合。中国经济60年来的运行就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首先通过一竿子到底的高度集体化来成规模集中农业剩余，并降低了交易费用。接着，人民公社建财政，建农业银行。财政、金融两个手段一起下手控制，把农业剩余全部提走了。同时，用人民公社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成规模的形成劳动力。大家知道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其中包括资本的相对稀缺。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其资本绝对稀缺，怎么解决？没有经济学家能给出答案。中国恰恰是在1957年跟苏联交恶以后，资本绝对稀缺。根据“一五”投资规模，“二五”必须是资本密集，资本密集时你突然没有投资了，就是资本为零。而且资本为负，还要偿债，所以资本为负值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继续工业化？这就出现了1958年人民公社用成规模劳动力投入替代稀缺程度为负值的资本，以延续工业化。
　　我们把它叫做二次工业化，由此中国基本告别宗主国，用萨缪尔· 阿明的理论，就是去依附化。而大多数接受宗主国投资的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宗主国模式搞工业化的，没有一个是不得不按宗主国模式搞上层建筑的。中国当然一开始也按苏联模式搞了上层建筑，但是苏联投资没有的时候，经济基础不存在了，这个上层建筑也就不存在了，就出现了196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国一路这么走过来，完成了积累，就有了产业资本，结构就扩张，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
　　对国家资本主义而言，财政就是金融，金融就是财政，两个口袋可以互掏。我们是一直掏到无可掏的程度，财政金融长年双赤字。我们的金融不仅没有资本金，连老百姓的存款都吃了，这叫什么金融？国家垄断确实很糟糕，但是如果没有它，这种金融怎么维持？
　　1994年以后，国家不断超发货币，货币供给开始猛的上扬，金融资本日益成为异化于产业资本的独立力量。这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态势。1994年以后，金融逐步出现存差，金融贷差问题慢慢解决了。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长期的从农业提取积累的问题，即剪刀差的问题。
　　单就三农而言，虽然体制变更，但是问题总是很严峻。这是因为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个要素从农村流出，出现了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局面。同时，又因为财政金融双赤字长期化，每一个经济增长都和资源的资本化高度相关。谁有能力占有资源，把它转化成资本，谁就占有收益。什么时候可以更多更快地推进资源资本化，什么时候就高增长。改革以来，有三次经济高增长，每次高增长都带来大规模的置换土地。
　　三次征地高峰原因都是宏观问题。第一次是从1984年实行财政分级承包之后，资本高度稀缺条件下的“以地兴企”。政府因农村集体化三级所有制高度负债，同时1980年代的时候，政府的收益80%来源于工业和城市。这时候在农村谁有退出权？政府作为经济主体，政府有退出权。然后，政府把包袱甩给了涉农部门，于是涉农部门就纷纷垮掉，因为它们不能再依托政府的高度组织化来获取收益，政府退出，把制度成本甩给涉农部门。但是因为政府退出，而把三要素还给了农民。政府不再征用土地，不再强征劳动力，劳动力和土地还给农民了。由于人民公社解体，农业银行只能贷款给农民，于是资金就流到农民手里。这就出现了1980年代的黄金增长，这才是真正的民生条件下的黄金增长，农民自己把自己的要素重新组合了。于是就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出现了城乡差别的迅速缩小，出现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没有了大量的上访告状等社会问题，所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在1980年代实现过。那个年代的重要特征是什么？即乡镇大发展和城镇化大发展。
　　这种所谓的地方工业化尚未完成原始积累阶段，我们就又出现了因城乡大利益集团的冲突发生的内外政策变化。1990年代初，第二次圈地运动发生，主要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我前面说的严重的双赤字局面，于是圈地生财，这是第二次圈地运动的特点。第三次，金融资本成为独立的异化于产业资本的力量，金融资本就是追求流动性的高与快。地方以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资本很难获得金融资本的扶持，于是就变成什么呢？唯一可以和金融资本交易的，就是以地套现。圈一块地，套现；再圈一块地，再套，由此构成了债务链。你要打掉了圈地运动，就打断了债务链，中国的经济危机，就有可能出现总体爆发趋势，未必亚于其他国家。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地方政府纷纷扶持房地产，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债务链不能断掉。
　　
　　
　　萧功秦
　　改革体制与国家权威的历史关系
　　我们这个体制的形成，其实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试错的结果。最根本的约束是具有非常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掌握了权力。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他对自由化非常警惕。由于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激进的自由派很快被边缘化。接下来在南巡讲话过程当中，保守的势力也被边缘化了。这就形成了全能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稳定的政治环境。
　　接下来，中国原有体制的组织资源对建立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实际上有一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整合、协调、启动、平衡，支持市场经济的各种要素，将其整合到一起。而且通过国家力量来保证市场秩序，保证产权安全，达到实行有约束力的契约能力。这样一个国家，实际上，不如说是国家主导的权威在起作用。
　　科利在《国家引导的发展》中就指出，能够成功的后发展国家是一种具有强势凝聚力的国家，即所谓凝聚性资本主义。邓小平通过脱两极化建立的国家力量，是比那种凝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强势的一种力量，这就是成功的秘密所在。与其说社会主义在起作用，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凝聚起来的一种政治资源，在推动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工具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