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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部分人士总是爱玩弄话语霸权，鼓吹或者推销西方制度或价值观。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扩大，“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不同的论调开始泛起，甚至出现了“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的声音。西方话语霸权的根基在于其“理论霸权”，我们应该抛弃对于西方理论的过分迷信，开创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
西方“理论霸权”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资本主义在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攻势，是以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为主导的，希望借此来使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宣传披上科学、客观和普遍性的外衣。从广义上来说，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所谓的科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持有怎样超脱的态度，他们的理论不可能超越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这里并没有否认理论家们在主观上从全人类普遍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的努力，但他们的理论成果，及其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也还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更何况学术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宣传的需要被进行“解释”，从而让学术理论染上更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话语霸权的理论基础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学术或政论著作。这些著作包括了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学的广泛内容，但它们的政治倾向有着明显的内在一致性，即认为资本主义（自称为自由民主制度）对于共产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这些模式应该、也必须在全球推广。
作为政治学概念，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特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具有相当程度流行性的，对社会、政治做出根本性规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其最主要的政治功能是对政权合法性支持和攻击的功能。意识形态作为意图指引全社会的思想体系，必然极力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同时隐含着否定其他与自身冲突的价值的倾向。意识形态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交锋成为必然。意识形态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和平共处，面对异类的意识形态，要么融合它、控制它，要么就击溃它。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合作与交往更加密切，然而这不能成为中国放松警惕的理由。树欲静而风不止。应该看到，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出于自己战略和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政治的攻击就不会停止。东欧剧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三大预言”正是一次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动的全面而立体的意识形态攻势，尽管今天看来它的预言已经落空了，但是应当注意到，这样的意识形态之战，已经代替了传统的军事、政治对立，也已经超越了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和程度，恐怕在未来将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主要形式。
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可以不争论的领域，不自己表达自己，就会被别人表达。中国要应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冲击，执政党要在绩效之外寻找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合法性依据，中国社会政治需要更深层次的整合，对外需要通过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总结和阐述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这些都需要加强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来完成，而这些都需要有真正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来作支撑。
理论一旦成为强行推销某种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强权
学者根据自己的学理逻辑，不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无可厚非，黑格尔曾经认为君主制最能体现“绝对精神”，因而是最完美的制度，这与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今天风光无限的“民权”、“民主”理念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事实上，各式各样的理论之间的争论，正是为人们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反思。总体而言，任何看似偏激的理论都符合一定的学理逻辑，本身都有独特的价值。但是理论一旦成为强行推销某种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强权。
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垄断了理论与政治评判的话语权，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将人们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变成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追求。他们的公式是：普世性价值等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是普世性的模式。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对自身进行重新包装，把自己与平等、自由、民主、公平、繁荣等一切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并把自己的制度标签改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不仅把自己的制度本质深深掩藏起来，而且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就俨然变成了“自由民主制度”与“非自由民主制度”的对立。西方一下子抢占了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制高点，一切不符合西方政治指标的制度都要面临政治合法性与道德的双重拷问。
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贫困与落后，使他们产生了学习其他国家成功发展模式的想法，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动听，而且有其强大的物质成就作为后盾，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相信，通过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理念，自己的国家也会全面发达起来。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况且西方政治的外衣下，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民主、自由、繁荣、公正……以至于它自身的框架根本无力承载，因此也就无法兑现这些承诺。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推销自己“普世性制度”的业绩非常糟糕，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探索发展之路是个艰辛的过程，要把示范性的模式与本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一种从本国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模式，往往比嫁接的制度更加有效。
理论很少被另一种理论打倒，却常常被现实否定。曾几何时，冷战的结束，使得很多人相信在今后的世界中，人们终于可以以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人类社会共同的、普遍性的发展问题。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推销遭遇困境，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普世性”的内涵。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待这些理论之争，不盲从所谓的“普世性”论调。它使我们看到，即便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仍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对于如何实现完美的良好社会，仍然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人类仍然没有探索出一种标准的社会政治模式，使全世界共同受益。任何断言这种探索已经有了结果、人类的政治发展已经终结的言论，都失于狂妄。而这些预言者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别有用心。（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西方“理论霸权”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资本主义在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攻势，是以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为主导的，希望借此来使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宣传披上科学、客观和普遍性的外衣。从广义上来说，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所谓的科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持有怎样超脱的态度，他们的理论不可能超越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这里并没有否认理论家们在主观上从全人类普遍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的努力，但他们的理论成果，及其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也还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更何况学术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宣传的需要被进行“解释”，从而让学术理论染上更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话语霸权的理论基础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学术或政论著作。这些著作包括了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学的广泛内容，但它们的政治倾向有着明显的内在一致性，即认为资本主义（自称为自由民主制度）对于共产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这些模式应该、也必须在全球推广。
作为政治学概念，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特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具有相当程度流行性的，对社会、政治做出根本性规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其最主要的政治功能是对政权合法性支持和攻击的功能。意识形态作为意图指引全社会的思想体系，必然极力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同时隐含着否定其他与自身冲突的价值的倾向。意识形态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交锋成为必然。意识形态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和平共处，面对异类的意识形态，要么融合它、控制它，要么就击溃它。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合作与交往更加密切，然而这不能成为中国放松警惕的理由。树欲静而风不止。应该看到，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出于自己战略和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政治的攻击就不会停止。东欧剧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三大预言”正是一次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动的全面而立体的意识形态攻势，尽管今天看来它的预言已经落空了，但是应当注意到，这样的意识形态之战，已经代替了传统的军事、政治对立，也已经超越了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和程度，恐怕在未来将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主要形式。
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可以不争论的领域，不自己表达自己，就会被别人表达。中国要应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冲击，执政党要在绩效之外寻找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合法性依据，中国社会政治需要更深层次的整合，对外需要通过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总结和阐述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这些都需要加强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来完成，而这些都需要有真正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来作支撑。
理论一旦成为强行推销某种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强权
学者根据自己的学理逻辑，不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无可厚非，黑格尔曾经认为君主制最能体现“绝对精神”，因而是最完美的制度，这与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今天风光无限的“民权”、“民主”理念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事实上，各式各样的理论之间的争论，正是为人们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反思。总体而言，任何看似偏激的理论都符合一定的学理逻辑，本身都有独特的价值。但是理论一旦成为强行推销某种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强权。
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垄断了理论与政治评判的话语权，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将人们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变成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追求。他们的公式是：普世性价值等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是普世性的模式。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对自身进行重新包装，把自己与平等、自由、民主、公平、繁荣等一切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并把自己的制度标签改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不仅把自己的制度本质深深掩藏起来，而且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就俨然变成了“自由民主制度”与“非自由民主制度”的对立。西方一下子抢占了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制高点，一切不符合西方政治指标的制度都要面临政治合法性与道德的双重拷问。
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贫困与落后，使他们产生了学习其他国家成功发展模式的想法，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动听，而且有其强大的物质成就作为后盾，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相信，通过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理念，自己的国家也会全面发达起来。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况且西方政治的外衣下，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民主、自由、繁荣、公正……以至于它自身的框架根本无力承载，因此也就无法兑现这些承诺。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推销自己“普世性制度”的业绩非常糟糕，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探索发展之路是个艰辛的过程，要把示范性的模式与本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一种从本国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模式，往往比嫁接的制度更加有效。
理论很少被另一种理论打倒，却常常被现实否定。曾几何时，冷战的结束，使得很多人相信在今后的世界中，人们终于可以以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人类社会共同的、普遍性的发展问题。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推销遭遇困境，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普世性”的内涵。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待这些理论之争，不盲从所谓的“普世性”论调。它使我们看到，即便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仍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对于如何实现完美的良好社会，仍然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人类仍然没有探索出一种标准的社会政治模式，使全世界共同受益。任何断言这种探索已经有了结果、人类的政治发展已经终结的言论，都失于狂妄。而这些预言者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别有用心。（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