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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伤的情感》的悠悠余音中，我问自己：在一切都变形扭曲之后，人终于走到最平凡最普通的地方。如果此刻再去检视自己最初的愿望，那么从前我对人生的愿望是什么呢？今后如果还有愿望，那我要许一个什么愿？
1986年秋天，我从沈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一所小学里去当音乐老师，觉得整天按着脚踏琴去教小孩子们唱“哆来咪”，实在是无聊极了。
1987年的一天晚上，我去五里河体育场看了一场摇滚音乐会，于是便莫名其妙地迷上了摇滚音乐。一个月后，带着能以此出人头地的梦想，毅然离职，然后孤身一人来到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心地带——北京。
当时，我租住的地方叫树村，这是一个离著名的中关村不远的村庄。
这里因为地理位置优越，房租又便宜，就成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青年们集聚的圣地。这些人当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卖唱或者卖歌，因为这些都是穷困潦倒的北漂一族，只好廉价地把自己的作品出卖给那些已经成名的歌手或者发行公司，现在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作者到底都是谁了。
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北漂来说，署名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生存。我当时总是在想这样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对于饿狼来说，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是否能比一根肉骨头更有价值呢？
我一开始是跟着一个叫老瓜子的人一起混，主要的工作就是写摇滚歌词。老瓜子是纯粹的北京旗人出身，组过乐队，在北京的摇滚圈子里也有一定的人脉。和我一起跟老瓜子混的还有一个叫小蛤蟆的，来自苏州，也是一个玩摇滚的，但是他不写歌词，也不谱曲，他的主要工作是牵线，也就是现在的经纪人。
一年多后，老瓜子金盆洗手，自己撂挑子了。可是给我留下了一个人，就是他的学生，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孩。她是贝斯手，叫慧子，也是一个才女。
当时老瓜子跟我说帮他一个忙，有一个学生要在我这里住一段，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来这里住的是他的女学生，所以当慧子背着吉他进屋时，我一下子就蒙了。
慧子比我大一岁，她北漂的時间也比我早，经验丰富。当天下午，她就把我的大屋用几条床单分割成了“两居室”，然后她睡里面的床，我就在外面打地铺。
老瓜子跟我开玩笑地说过，兄弟，你可别打咱们慧子的歪主意啊，人家摔跤可有一手……当天晚上，我们是里外屋住得相安无事。
再后来，我们就渐渐熟悉起来，也知道了她是吉林人，她的妈妈是蒙古族，早年曾经是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的演员，所以慧子小时候也常常跟着演出的妈妈去各地，渐渐也就喜欢上了音乐。
慧子混了一年多的摇滚音乐圈，但是她并不是科班出身，从小也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正规音乐教育，刚来北京时，她连五线谱都认不全。所以，她就说要拜我为师。因为我最忌讳这种形式，所以折中地说，你不懂的地方可以教你，但是千万不能叫老师。慧子同意了。
一开始，慧子学习得很认真，但是半个月后，我忽然发现她开始消沉了。
一天傍晚，我刚一进大门，慧子并没有向以往那样笑脸相迎，而是目光有些呆滞地说：“我想回家……”
我二话没说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就像真正教训学生那样狠狠地说：“回家？那你的梦呢？理想呢？你他妈天天玩命地学谱练琴为的什么？就这么放弃了？好，你滚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一巴掌真的打醒了她。晚饭后，她又开始练琴。我就蹲在院子里抽烟。突然，琴声停了，接着我就觉得脖子里滴进了一滴雨水，原来是慧子站在我的身后哭了。
那天晚上，她一把将分割我们“房间”的那几块床单撕了下来，然后把枕头和被子全抱到了床上。看她整理好床铺，我没敢动，她平静地看着我，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难道还要我把你抱上床吗？
于是，我咽了一口唾沫，也一字一句地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可什么保证都不能给你。她妩媚地一笑说，我也一样，什么保证都不能给你。
那一夜，我们好像把那些自卑、悲凉还有眼泪统统都忘掉了，我们感觉享受现在就是幸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只是互相寻找一个心灵上的寄托而已。
一转眼就到了1989年春天。
一天，我刚录完了一整天的音，拖着疲倦的身子正准备去酒吧演唱时，在录音棚门口，小蛤蟆忽然拉住我说，有人想跟你聊聊。
见面后，我忽然感到一阵紧张，原来约我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键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听说兄弟的歌写得不错。我刚一客气，他又说：“我没夸你。老瓜子把你的东西拿给我看过，我觉得还有味，就打算要几个，你出个价吧。”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不起当时的自己是不是那种欣喜若狂手舞足蹈的模样，只恍惚记得好像是说了一句，既然哥哥这么看得起我，那就看着给好了。
键哥只是点点头，还是那样一如既往地笑着，然后开口说，还有一个事儿也问兄弟一句，我队里的电贝斯刚走人，你有没有兴趣？
我的心脏瞬间紧缩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可我已经作出了回家的决定。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走，就因为最起码也得给慧子找到一个能填饱肚子的地方才行，尽管我当时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责任还是义务。
于是说出了这样的话：“键哥，我想求您一件事儿。我认识一个很有些天分的姑娘，她也是贝斯手，而且歌写得也很棒。所以我想、想请您给她一个机会，或者说把我的机会让给她，您看……”
键哥开始以为我求他的事情应该是能尽快把歌词的钱付清，可是当他听完，透过玻璃门凝视了一会儿远方往来的人群，过了好半天才点了点头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然后重重地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好样的，真他妈仗义。
和键哥分手后，我没有再去酒吧演唱，而是来到录音棚里，求朋友老任给我录了一段话：“姐，我想我得走了。这是我早就决定好的事儿，你不要多想。本想当面跟你道别的，但还是算了，见了面反而不知道和你说什么好，再说我们就这样多少带点遗憾分开，也都会彼此记忆得长久一点，你说不是吗？姐，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写的那首《悲伤的情感》吗？我现在想再唱给你听听……”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树村去住，只是让小蛤蟆帮我处理好那里的事情，然后再带着慧子去找键哥。
第二天凌晨，我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小蛤蟆买了站台票把我送进站。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的心忽然像被撕裂般疼痛起来。
回到沈阳后，我又开始了正常生活，也渐渐忘掉了树村，忘掉了曾经让我死去活来的音乐，当然也包括曾经带领我走向幸福峰巅的慧子。
2008年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收到一包从北京寄来的快递，发件人是北京星河艺术中心的蔡成利，也就是小蛤蟆的大名。
拆开包装一看，里面居然是两张慧子的个人专辑光碟。荧光屏里出现的慧子，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还是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差不多，只是马尾辫变成了现在的那种很前卫的发型。
在《悲伤的情感》的悠悠余音中，我问自己：在一切都变形扭曲之后，人终于走到最平凡最普通的地方。如果此刻再去检视自己最初的愿望，那么从前我对人生的愿望是什么呢？今后如果还有愿望，那我要许一个什么愿？
1986年秋天，我从沈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一所小学里去当音乐老师，觉得整天按着脚踏琴去教小孩子们唱“哆来咪”，实在是无聊极了。
1987年的一天晚上，我去五里河体育场看了一场摇滚音乐会，于是便莫名其妙地迷上了摇滚音乐。一个月后，带着能以此出人头地的梦想，毅然离职，然后孤身一人来到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心地带——北京。
当时，我租住的地方叫树村，这是一个离著名的中关村不远的村庄。
这里因为地理位置优越，房租又便宜，就成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青年们集聚的圣地。这些人当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卖唱或者卖歌，因为这些都是穷困潦倒的北漂一族，只好廉价地把自己的作品出卖给那些已经成名的歌手或者发行公司，现在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作者到底都是谁了。
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北漂来说，署名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生存。我当时总是在想这样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对于饿狼来说，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是否能比一根肉骨头更有价值呢？
我一开始是跟着一个叫老瓜子的人一起混，主要的工作就是写摇滚歌词。老瓜子是纯粹的北京旗人出身，组过乐队，在北京的摇滚圈子里也有一定的人脉。和我一起跟老瓜子混的还有一个叫小蛤蟆的，来自苏州，也是一个玩摇滚的，但是他不写歌词，也不谱曲，他的主要工作是牵线，也就是现在的经纪人。
一年多后，老瓜子金盆洗手，自己撂挑子了。可是给我留下了一个人，就是他的学生，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孩。她是贝斯手，叫慧子，也是一个才女。
当时老瓜子跟我说帮他一个忙，有一个学生要在我这里住一段，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来这里住的是他的女学生，所以当慧子背着吉他进屋时，我一下子就蒙了。
慧子比我大一岁，她北漂的時间也比我早，经验丰富。当天下午，她就把我的大屋用几条床单分割成了“两居室”，然后她睡里面的床，我就在外面打地铺。
老瓜子跟我开玩笑地说过，兄弟，你可别打咱们慧子的歪主意啊，人家摔跤可有一手……当天晚上，我们是里外屋住得相安无事。
再后来，我们就渐渐熟悉起来，也知道了她是吉林人，她的妈妈是蒙古族，早年曾经是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的演员，所以慧子小时候也常常跟着演出的妈妈去各地，渐渐也就喜欢上了音乐。
慧子混了一年多的摇滚音乐圈，但是她并不是科班出身，从小也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正规音乐教育，刚来北京时，她连五线谱都认不全。所以，她就说要拜我为师。因为我最忌讳这种形式，所以折中地说，你不懂的地方可以教你，但是千万不能叫老师。慧子同意了。
一开始，慧子学习得很认真，但是半个月后，我忽然发现她开始消沉了。
一天傍晚，我刚一进大门，慧子并没有向以往那样笑脸相迎，而是目光有些呆滞地说：“我想回家……”
我二话没说就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就像真正教训学生那样狠狠地说：“回家？那你的梦呢？理想呢？你他妈天天玩命地学谱练琴为的什么？就这么放弃了？好，你滚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一巴掌真的打醒了她。晚饭后，她又开始练琴。我就蹲在院子里抽烟。突然，琴声停了，接着我就觉得脖子里滴进了一滴雨水，原来是慧子站在我的身后哭了。
那天晚上，她一把将分割我们“房间”的那几块床单撕了下来，然后把枕头和被子全抱到了床上。看她整理好床铺，我没敢动，她平静地看着我，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难道还要我把你抱上床吗？
于是，我咽了一口唾沫，也一字一句地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可什么保证都不能给你。她妩媚地一笑说，我也一样，什么保证都不能给你。
那一夜，我们好像把那些自卑、悲凉还有眼泪统统都忘掉了，我们感觉享受现在就是幸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只是互相寻找一个心灵上的寄托而已。
一转眼就到了1989年春天。
一天，我刚录完了一整天的音，拖着疲倦的身子正准备去酒吧演唱时，在录音棚门口，小蛤蟆忽然拉住我说，有人想跟你聊聊。
见面后，我忽然感到一阵紧张，原来约我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键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听说兄弟的歌写得不错。我刚一客气，他又说：“我没夸你。老瓜子把你的东西拿给我看过，我觉得还有味，就打算要几个，你出个价吧。”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不起当时的自己是不是那种欣喜若狂手舞足蹈的模样，只恍惚记得好像是说了一句，既然哥哥这么看得起我，那就看着给好了。
键哥只是点点头，还是那样一如既往地笑着，然后开口说，还有一个事儿也问兄弟一句，我队里的电贝斯刚走人，你有没有兴趣？
我的心脏瞬间紧缩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可我已经作出了回家的决定。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走，就因为最起码也得给慧子找到一个能填饱肚子的地方才行，尽管我当时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责任还是义务。
于是说出了这样的话：“键哥，我想求您一件事儿。我认识一个很有些天分的姑娘，她也是贝斯手，而且歌写得也很棒。所以我想、想请您给她一个机会，或者说把我的机会让给她，您看……”
键哥开始以为我求他的事情应该是能尽快把歌词的钱付清，可是当他听完，透过玻璃门凝视了一会儿远方往来的人群，过了好半天才点了点头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然后重重地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好样的，真他妈仗义。
和键哥分手后，我没有再去酒吧演唱，而是来到录音棚里，求朋友老任给我录了一段话：“姐，我想我得走了。这是我早就决定好的事儿，你不要多想。本想当面跟你道别的，但还是算了，见了面反而不知道和你说什么好，再说我们就这样多少带点遗憾分开，也都会彼此记忆得长久一点，你说不是吗？姐，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写的那首《悲伤的情感》吗？我现在想再唱给你听听……”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树村去住，只是让小蛤蟆帮我处理好那里的事情，然后再带着慧子去找键哥。
第二天凌晨，我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小蛤蟆买了站台票把我送进站。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的心忽然像被撕裂般疼痛起来。
回到沈阳后，我又开始了正常生活，也渐渐忘掉了树村，忘掉了曾经让我死去活来的音乐，当然也包括曾经带领我走向幸福峰巅的慧子。
2008年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收到一包从北京寄来的快递，发件人是北京星河艺术中心的蔡成利，也就是小蛤蟆的大名。
拆开包装一看，里面居然是两张慧子的个人专辑光碟。荧光屏里出现的慧子，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还是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差不多，只是马尾辫变成了现在的那种很前卫的发型。
在《悲伤的情感》的悠悠余音中，我问自己：在一切都变形扭曲之后，人终于走到最平凡最普通的地方。如果此刻再去检视自己最初的愿望，那么从前我对人生的愿望是什么呢？今后如果还有愿望，那我要许一个什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