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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
大学第一年的秋天，在远离家乡的济南，19岁的我每天下午5点30分在市电台做兼职。在济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号直播间，是1053千赫的青年节目，全长一小时，和我做搭档的是山大广播站的副站长谢洋。
那时，我们一起做的是一个情感故事栏目，就是那种讲一段故事、读一封来信、放一首歌的最大众化的栏目。至今记得，第一次合作，有点莫名其妙的忐忑。播音完毕，我们关上话筒，一起趴在播音台上听中间插播的歌曲。那天，是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我把脑袋偏过去，却也发现他把脑袋偏过来。目光相撞的瞬间，最明媚灿烂的笑容，在5点58分的直播间里，雀跃盛开……
还记得那段日子里，总是可以拿到各种赠券，比如电影院的电影票或者是餐饮店的代币券。所以，那段日子，我们时常坐很久的公交车去遥远的电影院看电影或是去大观园附近吃包子。第一次看的电影是《精灵鼠小弟》，第一次吃的包子是茶叶馅的。所以，直到今天，我都认为那只小老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老鼠，而茶叶包子是那家店里最好吃的包子。
后来某一天，节目的制作人和我聊天，他说：小叶，你不喜欢谢洋吗？我乐了。我说不喜欢，他那么丑。制作人叹口气：小叶，你真是个小女孩。
我很奇怪地看他，我不明白，我喜欢帅帅的男孩子，这有什么不好？
19岁，我还不知道爱情里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２０００年
是相识的第二年，夏天的夜晚，我和谢洋坐在经十路农业银行的大台阶上聊天。他看我的眼神让我有点怀念家乡海洋上空那些璀璨的星辰，然而一抬头，污染严重的内陆城市，看不见一颗星星，哪怕是微弱的光。
于是，我就总是看他的眼睛。不帅的男孩子，脸孔还有点胖胖的，眼睛又不大，戴副眼镜，却总是微笑着。我们聊文学，聊人生理想的种种，也有些许争论，我们讲起下期要做的关于婚前同居的话题：我坚持说要把女孩子的初夜留给自己的丈夫，而他坚持说爱一个人就是爱她本身而不是处女的身份。说到最后，隐约记得，他为女权主义摇旗呐喊，而我在为男权世界竭力卫道。可是后来，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却不得不承认：有些温暖，属于缓缓滋生的被理解与被尊重。
那年暑假，我从家里回济南，东西很多，几乎是想也没想，就把他叫到了火车站。一路汗流浃背扛回到宿舍，请他吃了校门口米香居盒饭店5元钱的盒饭，说声“谢谢”，然后看他走远。
因为他是济南人，所以有时候，他会从家里拿各种好吃的东西来看我。现在想来，那时我真够没心没肺的，因为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一直以来，我都赖定他，吃他带来的各种食物，并把这样的关怀，当作天经地义。
我把本地生本地长的他叫“土著”，还很厚颜无耻地告诉他，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土著从来都要受剥削和压榨的。
２００１年
这一年，我快速地恋爱，又快速地失恋。前后172天的时间，我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从我的世界里走远。这个男孩子，是我喜欢的高高瘦瘦的类型，在名牌大学读书，也戴眼镜，谦逊温和。谢洋来看我的时候，我有点失魂落魄。他什么也不说，只是陪我在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一圈圈地走，听我讲英语四级总也过不了；听我讲被小偷偷了包；听我讲我和我喜欢的男孩子如何做得成朋友却做不成恋人。
那个夜晚，我能看得出他想说什么，可是他却总也没有说出来。
过一段时间，我去沂蒙山支教，他每天给我打传呼，让我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可是山区里打电话不方便，我从来没有回复过他。只有一次，路过乡邮政所，看到久违的电话，我打到他家，他却不在家。
一周后，我回济南，数一数，他居然发给我八条消息，他关心我的语气，像是对自己的妹妹，牵扯心肺的惦念。
那一年，他时常骑辆破自行车带我在济南的小巷子里穿行，有时候说得高兴了，我会把手伸到前面去拧他肚皮上的肉，他嘴巴里总是“嘶嘶”地抽气，把一辆“老爷车”在狭窄的路上骑成S形。
后来，我写了篇文章，叫做《爱情在南，我在北》，记录下那段在济南小巷子里游荡的时光。很久以后，他看到了，良久不语。
在这样的沉默里，我以为他要说什么，可是，他终究没有说。
２００２年
这一年，他和我宿舍里的姐妹混熟了，有时候打电话来，我不在，就有别人和他打招呼或是闲聊几句。有一次，我又不在，四姐径直问他：你喜欢我们小叶吗？他愣了几秒钟，突然笑了，他说：她是我的红颜知己，不，不，是花岗岩知己。
后来，四姐告诉我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也笑了，我说：是的，他是我的蓝颜知己，不，不，是花岗岩知己。
我们就这样，坚定地告诉自己，对方仅仅是自己的知己。
后来几年过去了，远在澳大利亚的四姐说：“老六，你真是厉害，你知道不知道，从本科的时候，你就是那种特能欺骗自己，然后按照自己臆想的方式去自己逗自己玩的小孩？”越洋电话的这一边，我彻底呆了。
然而，在那时候，我真的、真的是相信，我只是他的一个妹妹。他有的时候会笑着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我不找女朋友，这不是等你吗？”可是，我也会用认真的态度告诉他：“我们是花岗岩知己啊，不要随便亵渎我们的友谊！”
我们告诉所有的朋友：“看看我们，就知道男女之间是存在真正的友谊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理直气壮。
２００３年
这一年，我考研、复试、读研，交了一个男朋友，不高不帅，很多人都说我们不合适，可是我爱他。
这一年，非典，我找谢洋买口罩、板兰根苦甘冲剂，因为他的妈妈是医生。他看见我的时候，有一点点发愣，他说：我们好像有一年没见面了，一直没敢打扰你，你，考上了吗？
我才发现，原来我差点忘了他的存在，这一年里，我换了电话号码，可是我忘记告诉他了。
于是，我急忙给他讲我考上了研究生，兴冲冲给他展示男朋友的照片。他微笑并祝福我。他说：“丫头，你一定要幸福。”那一刻，我突然很感动。因为，我从来没告诉他，我有多么喜欢他叫我“丫头”，也没有告诉他，当他这样叫我的时候，目光里有种慈爱的情绪。
如果慈爱也算是一种爱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爱我的？
我不否认我对他的好感，可是我告诉自己，他当我是妹妹，所以他从来不说爱我的话，而我，我是个浪漫的小孩，我的爱情是两个人牵手散步时的星光，是在丁香树下拥吻的浪漫，以及……为你所爱的人付出一切时的心甘情愿。我不敢告诉谢洋，因为我已付出了一切，所以，我再也没有资格和他争论某些曾经毫不避讳的话题。不过我想，我要嫁给这个男人，那么“付出”也是迟早的事。
可是，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分手了。提出分手的人，就是那个我以为我要嫁给他的人。
从那天开始，所谓的“付出”成为一种梦魇。我时常从噩梦中惊醒，梦里总是我的新婚之夜，我的丈夫在灯光熄灭的瞬间成为一只野兽。我开始害怕设想婚姻，因为我只要一闭上眼，就觉得“性”是世界上最丑恶最肮脏的东西，男人是世界上最暴戾的兽。我知道，我的心理出了问题，我学过三年心理学，我知道，问题的根源出在：我觉得自己不再干净。
２００４年
最压抑的时候，终于翻出谢洋的电话，彼时，他已毕业留校当辅导员了。每个夜晚，他在家里压低声音给我打电话，听我哭诉自己的委屈与不甘。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一直认为洒脱大气的我，在这件事情上却如此放不开。
终于有一天，他用那样小心翼翼的语气问我：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仿佛晴天霹雳，一路引领我记起一些试图忘记却总是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咬紧牙关，给他讲长久以来我的梦与我的恐惧。
那段日子，他时常找我出来聊天，讲他在家里如何时常提起我，提了有五年那么久，讲他的父母是如何喜欢我，讲他不是不喜欢我，只是他觉得我爱的男孩子要高高瘦瘦，要名牌大学毕业，要如何如何优秀，而他不是……听他讲，他每一次开玩笑说他喜欢我，其实都是真话。
他站在这一年秋天的风里，他只是告诉我，他的喜欢是一种爱，是曾经多么不敢捅破的一层窗户纸，是无论我有过怎样不忍记起的记忆都不重要，是爱一个人就爱她的全部。
已经记不得是怎样漫长的时间，疗了怎样的伤，但是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开始一点点捡拾起自己碎了满地的自信，以及尊严。我想我是幸运的，当我被爱所伤，还有那么一个人，同样用爱，要将我的伤痕抹平。
一直到今天，谢洋就站在我旁边。知道我要考公务员，他帮我搜集历年考题，刻成光盘给我送来；他每天都去网上找申论的资料，拜托几位朋友帮我分析题型；还帮我策划新书的出版，言语间比我这个作者还要开心。我每天接受着他的关怀，渐渐开始相信他说过的话：爱一个人，就是真心盼她好。
从惶恐与惊惧中一点点向外跋涉，我站在明媚的阳光下，抬起头，便看得到满园丁香如火如荼的生长……
大学第一年的秋天，在远离家乡的济南，19岁的我每天下午5点30分在市电台做兼职。在济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号直播间，是1053千赫的青年节目，全长一小时，和我做搭档的是山大广播站的副站长谢洋。
那时，我们一起做的是一个情感故事栏目，就是那种讲一段故事、读一封来信、放一首歌的最大众化的栏目。至今记得，第一次合作，有点莫名其妙的忐忑。播音完毕，我们关上话筒，一起趴在播音台上听中间插播的歌曲。那天，是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我把脑袋偏过去，却也发现他把脑袋偏过来。目光相撞的瞬间，最明媚灿烂的笑容，在5点58分的直播间里，雀跃盛开……
还记得那段日子里，总是可以拿到各种赠券，比如电影院的电影票或者是餐饮店的代币券。所以，那段日子，我们时常坐很久的公交车去遥远的电影院看电影或是去大观园附近吃包子。第一次看的电影是《精灵鼠小弟》，第一次吃的包子是茶叶馅的。所以，直到今天，我都认为那只小老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老鼠，而茶叶包子是那家店里最好吃的包子。
后来某一天，节目的制作人和我聊天，他说：小叶，你不喜欢谢洋吗？我乐了。我说不喜欢，他那么丑。制作人叹口气：小叶，你真是个小女孩。
我很奇怪地看他，我不明白，我喜欢帅帅的男孩子，这有什么不好？
19岁，我还不知道爱情里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２０００年
是相识的第二年，夏天的夜晚，我和谢洋坐在经十路农业银行的大台阶上聊天。他看我的眼神让我有点怀念家乡海洋上空那些璀璨的星辰，然而一抬头，污染严重的内陆城市，看不见一颗星星，哪怕是微弱的光。
于是，我就总是看他的眼睛。不帅的男孩子，脸孔还有点胖胖的，眼睛又不大，戴副眼镜，却总是微笑着。我们聊文学，聊人生理想的种种，也有些许争论，我们讲起下期要做的关于婚前同居的话题：我坚持说要把女孩子的初夜留给自己的丈夫，而他坚持说爱一个人就是爱她本身而不是处女的身份。说到最后，隐约记得，他为女权主义摇旗呐喊，而我在为男权世界竭力卫道。可是后来，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却不得不承认：有些温暖，属于缓缓滋生的被理解与被尊重。
那年暑假，我从家里回济南，东西很多，几乎是想也没想，就把他叫到了火车站。一路汗流浃背扛回到宿舍，请他吃了校门口米香居盒饭店5元钱的盒饭，说声“谢谢”，然后看他走远。
因为他是济南人，所以有时候，他会从家里拿各种好吃的东西来看我。现在想来，那时我真够没心没肺的，因为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一直以来，我都赖定他，吃他带来的各种食物，并把这样的关怀，当作天经地义。
我把本地生本地长的他叫“土著”，还很厚颜无耻地告诉他，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土著从来都要受剥削和压榨的。
２００１年
这一年，我快速地恋爱，又快速地失恋。前后172天的时间，我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从我的世界里走远。这个男孩子，是我喜欢的高高瘦瘦的类型，在名牌大学读书，也戴眼镜，谦逊温和。谢洋来看我的时候，我有点失魂落魄。他什么也不说，只是陪我在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一圈圈地走，听我讲英语四级总也过不了；听我讲被小偷偷了包；听我讲我和我喜欢的男孩子如何做得成朋友却做不成恋人。
那个夜晚，我能看得出他想说什么，可是他却总也没有说出来。
过一段时间，我去沂蒙山支教，他每天给我打传呼，让我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可是山区里打电话不方便，我从来没有回复过他。只有一次，路过乡邮政所，看到久违的电话，我打到他家，他却不在家。
一周后，我回济南，数一数，他居然发给我八条消息，他关心我的语气，像是对自己的妹妹，牵扯心肺的惦念。
那一年，他时常骑辆破自行车带我在济南的小巷子里穿行，有时候说得高兴了，我会把手伸到前面去拧他肚皮上的肉，他嘴巴里总是“嘶嘶”地抽气，把一辆“老爷车”在狭窄的路上骑成S形。
后来，我写了篇文章，叫做《爱情在南，我在北》，记录下那段在济南小巷子里游荡的时光。很久以后，他看到了，良久不语。
在这样的沉默里，我以为他要说什么，可是，他终究没有说。
２００２年
这一年，他和我宿舍里的姐妹混熟了，有时候打电话来，我不在，就有别人和他打招呼或是闲聊几句。有一次，我又不在，四姐径直问他：你喜欢我们小叶吗？他愣了几秒钟，突然笑了，他说：她是我的红颜知己，不，不，是花岗岩知己。
后来，四姐告诉我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也笑了，我说：是的，他是我的蓝颜知己，不，不，是花岗岩知己。
我们就这样，坚定地告诉自己，对方仅仅是自己的知己。
后来几年过去了，远在澳大利亚的四姐说：“老六，你真是厉害，你知道不知道，从本科的时候，你就是那种特能欺骗自己，然后按照自己臆想的方式去自己逗自己玩的小孩？”越洋电话的这一边，我彻底呆了。
然而，在那时候，我真的、真的是相信，我只是他的一个妹妹。他有的时候会笑着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我不找女朋友，这不是等你吗？”可是，我也会用认真的态度告诉他：“我们是花岗岩知己啊，不要随便亵渎我们的友谊！”
我们告诉所有的朋友：“看看我们，就知道男女之间是存在真正的友谊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理直气壮。
２００３年
这一年，我考研、复试、读研，交了一个男朋友，不高不帅，很多人都说我们不合适，可是我爱他。
这一年，非典，我找谢洋买口罩、板兰根苦甘冲剂，因为他的妈妈是医生。他看见我的时候，有一点点发愣，他说：我们好像有一年没见面了，一直没敢打扰你，你，考上了吗？
我才发现，原来我差点忘了他的存在，这一年里，我换了电话号码，可是我忘记告诉他了。
于是，我急忙给他讲我考上了研究生，兴冲冲给他展示男朋友的照片。他微笑并祝福我。他说：“丫头，你一定要幸福。”那一刻，我突然很感动。因为，我从来没告诉他，我有多么喜欢他叫我“丫头”，也没有告诉他，当他这样叫我的时候，目光里有种慈爱的情绪。
如果慈爱也算是一种爱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爱我的？
我不否认我对他的好感，可是我告诉自己，他当我是妹妹，所以他从来不说爱我的话，而我，我是个浪漫的小孩，我的爱情是两个人牵手散步时的星光，是在丁香树下拥吻的浪漫，以及……为你所爱的人付出一切时的心甘情愿。我不敢告诉谢洋，因为我已付出了一切，所以，我再也没有资格和他争论某些曾经毫不避讳的话题。不过我想，我要嫁给这个男人，那么“付出”也是迟早的事。
可是，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分手了。提出分手的人，就是那个我以为我要嫁给他的人。
从那天开始，所谓的“付出”成为一种梦魇。我时常从噩梦中惊醒，梦里总是我的新婚之夜，我的丈夫在灯光熄灭的瞬间成为一只野兽。我开始害怕设想婚姻，因为我只要一闭上眼，就觉得“性”是世界上最丑恶最肮脏的东西，男人是世界上最暴戾的兽。我知道，我的心理出了问题，我学过三年心理学，我知道，问题的根源出在：我觉得自己不再干净。
２００４年
最压抑的时候，终于翻出谢洋的电话，彼时，他已毕业留校当辅导员了。每个夜晚，他在家里压低声音给我打电话，听我哭诉自己的委屈与不甘。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一直认为洒脱大气的我，在这件事情上却如此放不开。
终于有一天，他用那样小心翼翼的语气问我：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仿佛晴天霹雳，一路引领我记起一些试图忘记却总是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咬紧牙关，给他讲长久以来我的梦与我的恐惧。
那段日子，他时常找我出来聊天，讲他在家里如何时常提起我，提了有五年那么久，讲他的父母是如何喜欢我，讲他不是不喜欢我，只是他觉得我爱的男孩子要高高瘦瘦，要名牌大学毕业，要如何如何优秀，而他不是……听他讲，他每一次开玩笑说他喜欢我，其实都是真话。
他站在这一年秋天的风里，他只是告诉我，他的喜欢是一种爱，是曾经多么不敢捅破的一层窗户纸，是无论我有过怎样不忍记起的记忆都不重要，是爱一个人就爱她的全部。
已经记不得是怎样漫长的时间，疗了怎样的伤，但是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开始一点点捡拾起自己碎了满地的自信，以及尊严。我想我是幸运的，当我被爱所伤，还有那么一个人，同样用爱，要将我的伤痕抹平。
一直到今天，谢洋就站在我旁边。知道我要考公务员，他帮我搜集历年考题，刻成光盘给我送来；他每天都去网上找申论的资料，拜托几位朋友帮我分析题型；还帮我策划新书的出版，言语间比我这个作者还要开心。我每天接受着他的关怀，渐渐开始相信他说过的话：爱一个人，就是真心盼她好。
从惶恐与惊惧中一点点向外跋涉，我站在明媚的阳光下，抬起头，便看得到满园丁香如火如荼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