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6年，索尼公司的创办人之一，28岁的井深大迎娶了前田多闻的二女儿势喜子。这场婚姻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音乐批评家野村胡堂安排的。野村胡堂的妻子与井深的母亲当时在东京共同经营一家幼儿园，井深与寡居的母亲住在东京时，野村像一个父亲一样照顾他。后来，野村胡堂成为索尼最早的投资人之一，曾经不止一次为井深提供应急资金。
井深和势喜子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志津子生于1937年，二女儿妙子生于1940年，儿子真琴于1945年5月出生在战时井深的公司迁往的小镇。
从与真琴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井深是一位令人头疼且不舒服的父亲。他很少给儿子建议，甚至在真琴到索尼工作之后也是如此。真琴从日本立教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在布朗大学物理系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他在IBM日本公司做了8年计算机系统工程师。1981年，他暗示父亲，自己在事业上遇到了困难，希望来索尼工作，但井深并没有理会。
于是，真琴向父亲的远房堂兄立川寻求建议。立川是1947年跟随井深去东京的最早的7位工程师之一，真琴将其视为自己的伯父。立川建议，索尼的另外一位创始人，“经营之圣”盛田昭夫应该成为真琴的举荐人。最后，也正是盛田去了IBM日本公司，表示索尼想聘请真琴。从那以后，盛田成为了真琴的主要顾问和老师；而井深对儿子的事业依然不闻不问。
目前，真琴被安排在索尼PCL公司—这是索尼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是他父亲创业的地方—担任高级常务董事，从而使他远离竞争激烈的总部。
盛田昭夫的“美国父亲”
从1955年～1965年的10年间，索尼公司生产出领先于世界的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晶体收音机和固态电路的家用电视机，使索尼公司获得了先驱者的名声。
在美国，通过井深的朋友山田志度，盛田昭夫被介绍给一位名叫阿道夫·格罗斯的“生产商代理人”。他十分喜欢索尼生产的收音机，并愿意帮助盛田销售这些产品。这次会面使格罗斯经营的艾格罗德公司与盛田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同，进口索尼收音机并在美国销售。
虽然索尼的历史将艾格罗德公司描绘成一个“音频设备巨头”，但实际上它仅仅是格罗斯创建的空壳公司，其目的是成为英国高保真扩音器和德国电唱盘的合法进口商。
1955年至1960年间，盛田每年都要去纽约好几趟。他住在时代广场附近一个破旧的旅馆里，自己在水池里洗衣服。多数时候他都在霍恩哈达特自助餐厅解决一日三餐，这不仅为他节省了资金，还省去了说英语的麻烦。最后，他搬到了高档的斯托弗大厦的顶层，位于第五大道666号。后来，他十分怀旧而且颇为自豪地说起在纽约的那些艰苦的日子。这倒不是因为他穷：问题是，日本通产省强行规定，每次旅行时带出国的外币不能超过500美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盛田与阿道夫·格罗斯建立起了似乎十分亲密的友谊。在回忆录里，盛田提到有天晚上格罗斯带他去观看《窈窕淑女》。盛田十分喜爱百老汇音乐剧，能够观看1957年上演的流行新剧，他很是兴奋，对他的朋友也倍加感激，因为他知道，他是花了不少钱才买到票的。然而，令盛田颇为惊讶的是：随着灯光熄灭，格罗斯坐在100美元票价的座位上沉沉睡去，而且整个演出时间都睡得十分香甜。
他们在一起似乎不太协调。盛田35岁左右，事业心强，精力充沛，对一切充满好奇心，机敏过人，为人极有修养，使人无可挑剔。而且，由于从小娇生惯养的缘故，他对世事略显天真。
而当他们相遇时，格罗斯已近60岁。他就像美国作家鲁尼恩笔下的人物，说着百老汇低俗的语言，嘴里总是叼着一根熄灭的雪茄。格罗斯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生意人”，酷爱做交易，一旦达成对自己有利的交易，便对其他事情失去了耐心。
他成了盛田的第一个导师，引导盛田逐渐了解美国商业的神秘之处。盛田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和爱戴之情，称他为美国父亲。或许，是这个老男人的经验和见识吸引了盛田，一如当初他为井深所吸引一样。
格罗斯因心脏病猝发于1958年在伦敦去世，这对盛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之后，他开始为格罗斯的遗孀多萝西提供资助，以照料其晚年的生活。
被拉进商界的艺术家
大贺典雄—盛田钦定的接班人，是个充满矛盾色彩的人物。作为一个在东京和柏林受过教育的音乐家，他身上既有生意人的精明，又不乏艺术家的敏感，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盛田经过多年的“数顾茅庐”之后，终于说服了大贺加入索尼，但大贺决心要在60岁时重返乐坛。后来，他实现了对自己的承诺。1997年9月6日，他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的音乐会上，指挥东京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三得利音乐厅是喜欢奢华的三得利啤酒老板佐治敬三为自己建起的一座纪念性建筑，可容纳2000人。那晚，音乐厅里聚集了大贺在金融界和商界的私交好友。索尼家族非常引人瞩目：盛田的弟弟和他们的夫人、井深的儿子真琴、大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出井伸之及其妻子，还有索尼董事会的其他大部分高管。显而易见，大贺指挥时，索尼家族的成员都会出席。
大贺生于1930年，家中共有七个孩子，四个女孩，三个男孩，他排行老四，一直被疼爱他的几个姐姐当作家里的宝贝一样宠着。他的父亲是个从东南亚进口木材的富商，战争结束前一直在越南河内经营生意。大贺与母亲、兄弟姐妹及家里的仆人一起住在骏河湾千本松原海滨附近的“夏景屋”，此海湾位于东京西南80英里处。很小的时候，他就对艺术和音乐十分着迷。他喜欢看姐姐画画、练习书法，梦想着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书法家。
1943年，13岁的大贺得了胸膜炎，正在上中学的他不得不在家休学一年多。在康复期间，他晚上向住在街对面的一位男士学习，那人便是岩井一郎。岩井一郎是一个富商家庭的后裔，妻子死后，他和孩子、三个仆人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他似乎已经收大贺做其学生。那时岩井30岁，拥有东京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学位，辅导大贺数学和自然科学，还教大贺一些其他的知识，包括如何读电路简图和乐谱。这位年轻单身男人颇有涵养，而这个少年多愁善感，求知欲强，对父亲不在身边的事实颇为敏感，两人之间的关系对大贺影响深远。“我觉得岩井把他所知道的知识都教给了我，我现在对艺术、审美、音乐和科学的理解都启蒙于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这些知识远比我在学校里学的要多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得益于他对我的培养。”当岩井62岁那年死于心脏病时，40多岁的大贺如同失去了亲人一样，悲痛至极。 “二战”结束后，大贺重返中学，并萌生出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的想法。但是他在课堂上总是无精打采，而且当麦克阿瑟的军队进驻日本后，将日本许多的大型制造企业解散。于是，在这片战败的废墟上，工程师的前景黯淡，使大贺心灰意冷。1946年，16岁的他参加了著名的声乐老师、歌剧家中山悌一的试演，并被收为学生。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他每周坐车去一次东京，每趟花三个多小时，以便听德国艺术歌曲的私人授课。1949年3月，他通过了新成立的东京艺术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这个学校声乐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从全国各地招收的13人中的一员。
如果没有另一位富有的邻居西田嘉平，大贺可能一生中永远不会同索尼产生任何关系。西田嘉平比大贺年长20多岁，家里经营纺织业，而且他恰巧与井深是远亲。1950年秋天，井深四处筹集资金时，拜访了西田，说服他为自己刚刚起步的公司投资。因为知道大贺对电子感兴趣，所以西田向他介绍了东京通信工程公司（简称东通工，索尼公司的前身），并建议他去东京拜访井深。
那年晚些时候，大贺手里攥着一封介绍信，在井深位于御殿山的那座摇摇欲坠的木屋里拜见了他。这次见面很短暂，当井深带大贺去车间，并向他展示其全新的G型磁带录音机时，大贺注意到录音机的回放功能太过失真，对乐师没有任何用处，于是他便借故离开了。后来井深向盛田说他遇到一个脾气急躁、没有礼貌的学生，但他对技术却很精通。
不久，大贺就成了东通工的熟人。他应邀出席技术会议，他在磁带录音机方面所具备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尤其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与井深及其工程师就音频技术的未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井深指示，没有经大贺测试并且提出意见之前，任何样机均不得投入生产。通常情况下，大贺都持批评态度。录一套音叉时，他会在回放纸质磁带过程中，指出音高和音质的失真处，并强调这种机器对一名音乐家来说，用起来太粗糙了。
不久前，在回忆这些早年的往事时，大贺想起，对他这个音乐学院学生提出的批评，当年的井深和盛田是多么包容：“实际上，他们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而这种态度，在当时其他任何日本主管那里都是不可能的。”
元老倒下，大贺接班
1953年大贺大学毕业那天，东通工在御殿山办公室为他举行了毕业晚宴。为庆祝大贺顺利毕业，他们打开了盛田家族的一桶清酒—至今索尼的庆典仍以打开一桶盛田家族清酒的方式开始。举杯庆祝后，盛田把大贺叫到一边，邀请他“非正式地”加入公司。他提出付给大贺全额起薪，即每月3000日元，而且只要求他同公司保持联系，同时继续分享他对于技术前景的想法。
大贺谢绝了，他声称决心追求自己的事业—做一名独奏者—因而无心涉足商界。但是盛田坚持让大贺在精神上接受上述建议，并不要他真正尽义务。大贺答应会仔细考虑，由于太过兴奋，他把毕业证书落在了御殿山办公室，于是不得不第二天一大早又回来取了一次。
根据日本商业协议的任何常规标准来看，盛田以这种方式录用大贺都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当时公司正在加大半导体收音机的生产，资金很短缺，付给大贺薪水的这部分额外支出并非小数目。但是在大贺身上，盛田发现了他认为有利于索尼未来发展的天赋，并决意不错失这个人才。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有这样的念头，即把其他行业的人才挖到自己公司。
大贺是盛田最大的收获，却也是最难“得手”的人才：他劝了大贺整整6年，才让他在1959年正式加入公司。大贺入职后，果然不负盛田所望，甚至大大超出其意料。1982年，大贺担任总裁接管公司时，公司营业额为150亿美元；而到1995年，当他把公司交给出井伸之时，营业额已增长到45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索尼历史上黑暗而混乱的时期，但是公司经受住了1993年11月30日那天盛田昭夫中风所带来的最为沉重的打击。中风之后，盛田在医院度过了数月的时间，以进行物理康复。碰巧的是—历史上一次令人无法解释的小巧合—井深就躺在隔壁的房间里，三个星期之前他得了心脏病，如今正在康复之中。在他们康复的数月期间，井深和盛田被来来回回地推到彼此的病房里，两人静静地坐着，双手握在一起。
1997年12月，井深去世，享年89岁。1998年1月21日，按照家庭葬礼的仪式，痛失井深的索尼公司在新高轮王子大饭店举行了“公司葬礼”，出席葬礼的管理人员和家族好友达1500名，葬礼仪式由大贺主持。随着井深的儿子怀抱父亲的骨灰走进大厅并将骨灰盒安放到基督祭坛上，大贺的妻子、钢琴家松原绿开始弹奏肖邦的第二首钢琴奏鸣曲。在演奏了一曲为纪念井深而由大贺作曲的《双小号悲情颂歌》之后，盛田良子向大家朗读了她丈夫盛田昭夫的致辞。
在索尼大家庭里，对于盛田的倒下，没有人比大贺典雄更加悲伤，因为在大贺的职业生涯中，他尽享了盛田的儿子们没有从父亲那里享受到的肯定。四十年来，盛田一直是大贺的良师益友和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甚至在大贺于1959年正式进入公司之前，他就已经选定大贺做其继承人和继任者，他从未甚至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大贺的支持。
大贺所敬慕的几个人都在其生命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童年时代的良师益友岩井一郎，他的声乐老师、德国男中音格哈德·胡希，赫伯特·冯·卡拉扬，井深，当然还有岩间和夫。但是，盛田似乎在其心目中占据着十分独特的地位。
或许他爱戴盛田；毋庸置疑，他感到被一种自认为十分神秘的联系所吸引：“我从来都不理解盛田先生看中了我身上的什么优点，使其那么坚决地支持我，但是，我知道，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两个太相像了。”
出人意料的新掌门
1994年底，离大贺的65岁生日还有几周时间，公司上下已然山雨欲来，大贺早已暗下决心，彻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即使是在索尼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资历也显得非常重要，而他却绕过16位高级管理人员，无视盛传中的热门人选和黑马，直接挑中了出井伸之—一名负责全球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的公司员工。 1995年1月的一天下午，天气阴沉，稍晚的时候，出井接到了通知：大贺在办公室等着见他。在乘电梯去往7层的过程中，出井细细回忆了一天中的所有事情，以寻求被召见的原因，可是却百思不得其解。对出井而言，和大贺进行私下会见并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在老板面前，交流往往单向而乏味。
大贺的口吻不容置辩。“我告诉他，”他这样重述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决定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出井惊呆了，他毫无思想准备，此前连一点儿迹象都没有。他记得当时只想迅速离开大贺。两个人都不记得当时还说过什么内容，但是双方都印证了对方的记忆—会见不到15分钟便结束了。
在3月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出井被正式介绍给索尼和全世界。此前一周，大贺与桥本冈男悄悄去往火奴鲁鲁，到盛田位于卡哈拉的海滨寓所拜访他，自1994年以来，他就一直待在那里。公司方面称，盛田当时听取了建议并表示同意。有记者问，当获悉接替大贺的人选是出井时，盛田有何反应，大贺回答：“他当时大致这样说道，‘哦，是的，我知道了。我想这大概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实际上，自从他中风之后，就一直不能说话，由于盛田的意识日渐模糊，这次朝圣只是例行公事。对大贺本人而言，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感情，同时也是表示对盛田的尊敬。
在结果公布之前，出井到井深位于三田的寓所拜访他。自1992年中风之后，井深的健康每况愈下；到此时，井深在大部分时间里均卧病在床，没有近亲或其秘书仓田宽子的帮助，便无法与人交流。当他知道出井要来看他时，他坚持要从床上起来，穿上西装，戴上领带，以便能够坐在轮椅上较为得体地接待出井。“这可是索尼的总裁，”他告诉家人，“我必须有礼貌地迎接他。”
出井的任命震惊了整个公司。索尼帝国中的许多人还从未听说过出井伸之，其他人则显得焦虑不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总爱唱反调的人，而且以思维敏捷、善于分析、为人倨傲、语言刻薄而名声在外。“索尼公司的100个人中，”大贺说，“有99个人反对我的选择。‘不能选他，’他们说，‘你选他不会是认真的吧！’人们认为他不可信任。”
而那些熟悉出井职业生涯的人感到更加迷惑不解。大贺所选接班人出井身上最突出的一点是，纵观出井在该公司35年的任职经历，没有任何突出的证据表明，他要么拥有商业头脑，要么拥有领导索尼这个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导才能。大贺声称，盛田本人从未推举过出井，他还时不时地刺激出井说，如若盛田健康状况良好，便不可能选他。
这样的说法或许并不完全准确。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井及其家人在巴黎定居，曾细心地照料盛田当时在法国上学的女儿直子；而且，当盛田的两个儿子从威尔士和科尔切斯特的寄宿学校来欧洲大陆游览时，出井一家为远离家乡的他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据盛田良子讲，两家人的关系很亲密。出井一家人是盛田家举行聚会时的常客，而且经常陪他们去参加音乐会。出井的妻子照代成了良子支持团中的一员，在良子迁居前收拾东西需要帮助时，她总是第一个出现。出井为盛田选择要读的书，在带给他之前，还将其中的重要章节标出。
个人关系时代的终结
1989年，出井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1990年，大贺安排他负责全球广告和市场营销；尽管他明确表示出对广告业务的不屑，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天生的广告行家，与媒体的关系非常融洽。1994年，他接管了企业传播与“创新宣传”部。到了1994年7月，距其即将被任命为总裁不到一年时间，57岁的他被提拔为常务取缔役，即常务董事—最高管理层中最低的级别。相比之下，尽管盛田的赏识使大贺的晋升显得十分罕见，但大贺到达同样位置时只有42岁。
大贺十分清楚，索尼正处在十字路口。为了领导索尼开创新的未来，他的继任者必须拥有十分执着的非传统远见，同时在采取超前行动时必须具备与众不同的坚毅及勇气。自从在欧洲开拓市场的早期岁月以来，出井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勇敢的斗士。自1990年以来，出井就一直负责索尼的全球广告宣传，作为大贺的下属直接向大贺汇报：出井是一个形象设计师，是娴熟地推广索尼梦想的营销者，因此，大贺一定认为，自己喜欢的“四个字母，S–O–N–Y”可以托付给这个人。
在解释为什么选择出井时，大贺道出的原委大致与上面相同。“索尼必须始终与众不同。井深先生和盛田先生都是杰出的人，他们是一对天才。我遵循他们前进的方向，在发展索尼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我总是扪心自问，公司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最近，我总是在思索一个汉字‘闪’，它的意思是‘像太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熠熠生辉。自从投身这个公司以来，我都在勤奋地工作，以确保索尼发出那种炫目的光芒。这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和主题。因此，当我开始考虑我的继任者时，我十分清楚，他必须也是一个非凡的人，能够确保索尼继续像太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究竟谁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进行了痛苦的思索。
当我听说岩木只专注于工作时，我失望地认为，他不是合适的人选。当大家讨论森尾时，我同样认为他也不合适。无论这个人选是谁，他必须具备一种鉴赏力和辨别力，可以理解索尼耀眼光芒的特性，而这个人也须具备非凡的内在魅力，以使其能够延续索尼的辉煌。我对名单进行了细细斟酌，当我看到出井的名字时，我想，或许，仅仅是或许，他可能拥有做我的继任者所需的潜质。”
1995年5月，即他任总裁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在索尼年度管理层会议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名索尼高管，出井公布了为实现其即将命名为“新索尼”的目标而需要遵循的第一个指导方针。他故意没有事先同大贺讨论其发言的内容，作为索尼的新任总裁，这是他的处女作，因此，他想完全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正如他在自己的主题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复兴”一词既具保守性又具革命性：它强调重归原点，正是从此原点出发，创始人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中创建了该公司，如今，通过重新了解其纯真和热情，发现推动公司前进所需的手段和态度，以实现新一轮完全不同的成功。针对“数码梦想弄潮儿”，出井揭示了其双重含义：为了在数码时代获取竞争优势，索尼必须吸引年轻人或心理年轻的人。与此同时，索尼的技术创新者和营销人员必须重新探寻其内心深处童真般的创新激情。“井深君是一个晶体管弄潮儿，”他解释说，“盛田君是一个随身听弄潮儿，大贺君是一个CD弄潮儿。而如今的我们必须要做数码梦想弄潮儿。”出井继续将其建设索尼的重点放在逐梦上：公司于1998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企业形象宣传活动便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在索尼，你有梦想吗？”
索尼的品牌价值是其50年来为家庭消费者提供电子创新产品的结晶。一直以来，个人关系均是这种创新的源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创新是众人全身心投入的成果，其中包括盛田、岩间和大贺，包括奇才木原、森园、吉田、大曾根、宫冈、土井在内的索尼工程师们，还有其他所有人，这样才使井深的梦想成为现实。
在使索尼准备迎接未来的过程中，出井伸之使其出现了创建50年来的一次间断。此后，对于影响索尼业绩的公司决策而言，个人关系再也不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或许一切本该如此。但是，一直以来，个人关系曾经是索尼激情的源泉，此后，什么才能替代个人关系的作用呢？大贺典雄声称，索尼必须始终如一地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分水岭的另一边，公司将告别其崇尚情感因素的历史，而这四个字母“SONY”能否再现辉煌，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井深和势喜子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志津子生于1937年，二女儿妙子生于1940年，儿子真琴于1945年5月出生在战时井深的公司迁往的小镇。
从与真琴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井深是一位令人头疼且不舒服的父亲。他很少给儿子建议，甚至在真琴到索尼工作之后也是如此。真琴从日本立教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在布朗大学物理系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他在IBM日本公司做了8年计算机系统工程师。1981年，他暗示父亲，自己在事业上遇到了困难，希望来索尼工作，但井深并没有理会。
于是，真琴向父亲的远房堂兄立川寻求建议。立川是1947年跟随井深去东京的最早的7位工程师之一，真琴将其视为自己的伯父。立川建议，索尼的另外一位创始人，“经营之圣”盛田昭夫应该成为真琴的举荐人。最后，也正是盛田去了IBM日本公司，表示索尼想聘请真琴。从那以后，盛田成为了真琴的主要顾问和老师；而井深对儿子的事业依然不闻不问。
目前，真琴被安排在索尼PCL公司—这是索尼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是他父亲创业的地方—担任高级常务董事，从而使他远离竞争激烈的总部。
盛田昭夫的“美国父亲”
从1955年～1965年的10年间，索尼公司生产出领先于世界的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晶体收音机和固态电路的家用电视机，使索尼公司获得了先驱者的名声。
在美国，通过井深的朋友山田志度，盛田昭夫被介绍给一位名叫阿道夫·格罗斯的“生产商代理人”。他十分喜欢索尼生产的收音机，并愿意帮助盛田销售这些产品。这次会面使格罗斯经营的艾格罗德公司与盛田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同，进口索尼收音机并在美国销售。
虽然索尼的历史将艾格罗德公司描绘成一个“音频设备巨头”，但实际上它仅仅是格罗斯创建的空壳公司，其目的是成为英国高保真扩音器和德国电唱盘的合法进口商。
1955年至1960年间，盛田每年都要去纽约好几趟。他住在时代广场附近一个破旧的旅馆里，自己在水池里洗衣服。多数时候他都在霍恩哈达特自助餐厅解决一日三餐，这不仅为他节省了资金，还省去了说英语的麻烦。最后，他搬到了高档的斯托弗大厦的顶层，位于第五大道666号。后来，他十分怀旧而且颇为自豪地说起在纽约的那些艰苦的日子。这倒不是因为他穷：问题是，日本通产省强行规定，每次旅行时带出国的外币不能超过500美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盛田与阿道夫·格罗斯建立起了似乎十分亲密的友谊。在回忆录里，盛田提到有天晚上格罗斯带他去观看《窈窕淑女》。盛田十分喜爱百老汇音乐剧，能够观看1957年上演的流行新剧，他很是兴奋，对他的朋友也倍加感激，因为他知道，他是花了不少钱才买到票的。然而，令盛田颇为惊讶的是：随着灯光熄灭，格罗斯坐在100美元票价的座位上沉沉睡去，而且整个演出时间都睡得十分香甜。
他们在一起似乎不太协调。盛田35岁左右，事业心强，精力充沛，对一切充满好奇心，机敏过人，为人极有修养，使人无可挑剔。而且，由于从小娇生惯养的缘故，他对世事略显天真。
而当他们相遇时，格罗斯已近60岁。他就像美国作家鲁尼恩笔下的人物，说着百老汇低俗的语言，嘴里总是叼着一根熄灭的雪茄。格罗斯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生意人”，酷爱做交易，一旦达成对自己有利的交易，便对其他事情失去了耐心。
他成了盛田的第一个导师，引导盛田逐渐了解美国商业的神秘之处。盛田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和爱戴之情，称他为美国父亲。或许，是这个老男人的经验和见识吸引了盛田，一如当初他为井深所吸引一样。
格罗斯因心脏病猝发于1958年在伦敦去世，这对盛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之后，他开始为格罗斯的遗孀多萝西提供资助，以照料其晚年的生活。
被拉进商界的艺术家
大贺典雄—盛田钦定的接班人，是个充满矛盾色彩的人物。作为一个在东京和柏林受过教育的音乐家，他身上既有生意人的精明，又不乏艺术家的敏感，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盛田经过多年的“数顾茅庐”之后，终于说服了大贺加入索尼，但大贺决心要在60岁时重返乐坛。后来，他实现了对自己的承诺。1997年9月6日，他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的音乐会上，指挥东京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三得利音乐厅是喜欢奢华的三得利啤酒老板佐治敬三为自己建起的一座纪念性建筑，可容纳2000人。那晚，音乐厅里聚集了大贺在金融界和商界的私交好友。索尼家族非常引人瞩目：盛田的弟弟和他们的夫人、井深的儿子真琴、大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出井伸之及其妻子，还有索尼董事会的其他大部分高管。显而易见，大贺指挥时，索尼家族的成员都会出席。
大贺生于1930年，家中共有七个孩子，四个女孩，三个男孩，他排行老四，一直被疼爱他的几个姐姐当作家里的宝贝一样宠着。他的父亲是个从东南亚进口木材的富商，战争结束前一直在越南河内经营生意。大贺与母亲、兄弟姐妹及家里的仆人一起住在骏河湾千本松原海滨附近的“夏景屋”，此海湾位于东京西南80英里处。很小的时候，他就对艺术和音乐十分着迷。他喜欢看姐姐画画、练习书法，梦想着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书法家。
1943年，13岁的大贺得了胸膜炎，正在上中学的他不得不在家休学一年多。在康复期间，他晚上向住在街对面的一位男士学习，那人便是岩井一郎。岩井一郎是一个富商家庭的后裔，妻子死后，他和孩子、三个仆人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他似乎已经收大贺做其学生。那时岩井30岁，拥有东京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学位，辅导大贺数学和自然科学，还教大贺一些其他的知识，包括如何读电路简图和乐谱。这位年轻单身男人颇有涵养，而这个少年多愁善感，求知欲强，对父亲不在身边的事实颇为敏感，两人之间的关系对大贺影响深远。“我觉得岩井把他所知道的知识都教给了我，我现在对艺术、审美、音乐和科学的理解都启蒙于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这些知识远比我在学校里学的要多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得益于他对我的培养。”当岩井62岁那年死于心脏病时，40多岁的大贺如同失去了亲人一样，悲痛至极。 “二战”结束后，大贺重返中学，并萌生出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的想法。但是他在课堂上总是无精打采，而且当麦克阿瑟的军队进驻日本后，将日本许多的大型制造企业解散。于是，在这片战败的废墟上，工程师的前景黯淡，使大贺心灰意冷。1946年，16岁的他参加了著名的声乐老师、歌剧家中山悌一的试演，并被收为学生。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他每周坐车去一次东京，每趟花三个多小时，以便听德国艺术歌曲的私人授课。1949年3月，他通过了新成立的东京艺术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这个学校声乐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从全国各地招收的13人中的一员。
如果没有另一位富有的邻居西田嘉平，大贺可能一生中永远不会同索尼产生任何关系。西田嘉平比大贺年长20多岁，家里经营纺织业，而且他恰巧与井深是远亲。1950年秋天，井深四处筹集资金时，拜访了西田，说服他为自己刚刚起步的公司投资。因为知道大贺对电子感兴趣，所以西田向他介绍了东京通信工程公司（简称东通工，索尼公司的前身），并建议他去东京拜访井深。
那年晚些时候，大贺手里攥着一封介绍信，在井深位于御殿山的那座摇摇欲坠的木屋里拜见了他。这次见面很短暂，当井深带大贺去车间，并向他展示其全新的G型磁带录音机时，大贺注意到录音机的回放功能太过失真，对乐师没有任何用处，于是他便借故离开了。后来井深向盛田说他遇到一个脾气急躁、没有礼貌的学生，但他对技术却很精通。
不久，大贺就成了东通工的熟人。他应邀出席技术会议，他在磁带录音机方面所具备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尤其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与井深及其工程师就音频技术的未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井深指示，没有经大贺测试并且提出意见之前，任何样机均不得投入生产。通常情况下，大贺都持批评态度。录一套音叉时，他会在回放纸质磁带过程中，指出音高和音质的失真处，并强调这种机器对一名音乐家来说，用起来太粗糙了。
不久前，在回忆这些早年的往事时，大贺想起，对他这个音乐学院学生提出的批评，当年的井深和盛田是多么包容：“实际上，他们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而这种态度，在当时其他任何日本主管那里都是不可能的。”
元老倒下，大贺接班
1953年大贺大学毕业那天，东通工在御殿山办公室为他举行了毕业晚宴。为庆祝大贺顺利毕业，他们打开了盛田家族的一桶清酒—至今索尼的庆典仍以打开一桶盛田家族清酒的方式开始。举杯庆祝后，盛田把大贺叫到一边，邀请他“非正式地”加入公司。他提出付给大贺全额起薪，即每月3000日元，而且只要求他同公司保持联系，同时继续分享他对于技术前景的想法。
大贺谢绝了，他声称决心追求自己的事业—做一名独奏者—因而无心涉足商界。但是盛田坚持让大贺在精神上接受上述建议，并不要他真正尽义务。大贺答应会仔细考虑，由于太过兴奋，他把毕业证书落在了御殿山办公室，于是不得不第二天一大早又回来取了一次。
根据日本商业协议的任何常规标准来看，盛田以这种方式录用大贺都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当时公司正在加大半导体收音机的生产，资金很短缺，付给大贺薪水的这部分额外支出并非小数目。但是在大贺身上，盛田发现了他认为有利于索尼未来发展的天赋，并决意不错失这个人才。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有这样的念头，即把其他行业的人才挖到自己公司。
大贺是盛田最大的收获，却也是最难“得手”的人才：他劝了大贺整整6年，才让他在1959年正式加入公司。大贺入职后，果然不负盛田所望，甚至大大超出其意料。1982年，大贺担任总裁接管公司时，公司营业额为150亿美元；而到1995年，当他把公司交给出井伸之时，营业额已增长到45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索尼历史上黑暗而混乱的时期，但是公司经受住了1993年11月30日那天盛田昭夫中风所带来的最为沉重的打击。中风之后，盛田在医院度过了数月的时间，以进行物理康复。碰巧的是—历史上一次令人无法解释的小巧合—井深就躺在隔壁的房间里，三个星期之前他得了心脏病，如今正在康复之中。在他们康复的数月期间，井深和盛田被来来回回地推到彼此的病房里，两人静静地坐着，双手握在一起。
1997年12月，井深去世，享年89岁。1998年1月21日，按照家庭葬礼的仪式，痛失井深的索尼公司在新高轮王子大饭店举行了“公司葬礼”，出席葬礼的管理人员和家族好友达1500名，葬礼仪式由大贺主持。随着井深的儿子怀抱父亲的骨灰走进大厅并将骨灰盒安放到基督祭坛上，大贺的妻子、钢琴家松原绿开始弹奏肖邦的第二首钢琴奏鸣曲。在演奏了一曲为纪念井深而由大贺作曲的《双小号悲情颂歌》之后，盛田良子向大家朗读了她丈夫盛田昭夫的致辞。
在索尼大家庭里，对于盛田的倒下，没有人比大贺典雄更加悲伤，因为在大贺的职业生涯中，他尽享了盛田的儿子们没有从父亲那里享受到的肯定。四十年来，盛田一直是大贺的良师益友和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甚至在大贺于1959年正式进入公司之前，他就已经选定大贺做其继承人和继任者，他从未甚至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大贺的支持。
大贺所敬慕的几个人都在其生命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童年时代的良师益友岩井一郎，他的声乐老师、德国男中音格哈德·胡希，赫伯特·冯·卡拉扬，井深，当然还有岩间和夫。但是，盛田似乎在其心目中占据着十分独特的地位。
或许他爱戴盛田；毋庸置疑，他感到被一种自认为十分神秘的联系所吸引：“我从来都不理解盛田先生看中了我身上的什么优点，使其那么坚决地支持我，但是，我知道，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两个太相像了。”
出人意料的新掌门
1994年底，离大贺的65岁生日还有几周时间，公司上下已然山雨欲来，大贺早已暗下决心，彻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即使是在索尼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资历也显得非常重要，而他却绕过16位高级管理人员，无视盛传中的热门人选和黑马，直接挑中了出井伸之—一名负责全球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的公司员工。 1995年1月的一天下午，天气阴沉，稍晚的时候，出井接到了通知：大贺在办公室等着见他。在乘电梯去往7层的过程中，出井细细回忆了一天中的所有事情，以寻求被召见的原因，可是却百思不得其解。对出井而言，和大贺进行私下会见并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在老板面前，交流往往单向而乏味。
大贺的口吻不容置辩。“我告诉他，”他这样重述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决定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出井惊呆了，他毫无思想准备，此前连一点儿迹象都没有。他记得当时只想迅速离开大贺。两个人都不记得当时还说过什么内容，但是双方都印证了对方的记忆—会见不到15分钟便结束了。
在3月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出井被正式介绍给索尼和全世界。此前一周，大贺与桥本冈男悄悄去往火奴鲁鲁，到盛田位于卡哈拉的海滨寓所拜访他，自1994年以来，他就一直待在那里。公司方面称，盛田当时听取了建议并表示同意。有记者问，当获悉接替大贺的人选是出井时，盛田有何反应，大贺回答：“他当时大致这样说道，‘哦，是的，我知道了。我想这大概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实际上，自从他中风之后，就一直不能说话，由于盛田的意识日渐模糊，这次朝圣只是例行公事。对大贺本人而言，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感情，同时也是表示对盛田的尊敬。
在结果公布之前，出井到井深位于三田的寓所拜访他。自1992年中风之后，井深的健康每况愈下；到此时，井深在大部分时间里均卧病在床，没有近亲或其秘书仓田宽子的帮助，便无法与人交流。当他知道出井要来看他时，他坚持要从床上起来，穿上西装，戴上领带，以便能够坐在轮椅上较为得体地接待出井。“这可是索尼的总裁，”他告诉家人，“我必须有礼貌地迎接他。”
出井的任命震惊了整个公司。索尼帝国中的许多人还从未听说过出井伸之，其他人则显得焦虑不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总爱唱反调的人，而且以思维敏捷、善于分析、为人倨傲、语言刻薄而名声在外。“索尼公司的100个人中，”大贺说，“有99个人反对我的选择。‘不能选他，’他们说，‘你选他不会是认真的吧！’人们认为他不可信任。”
而那些熟悉出井职业生涯的人感到更加迷惑不解。大贺所选接班人出井身上最突出的一点是，纵观出井在该公司35年的任职经历，没有任何突出的证据表明，他要么拥有商业头脑，要么拥有领导索尼这个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导才能。大贺声称，盛田本人从未推举过出井，他还时不时地刺激出井说，如若盛田健康状况良好，便不可能选他。
这样的说法或许并不完全准确。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井及其家人在巴黎定居，曾细心地照料盛田当时在法国上学的女儿直子；而且，当盛田的两个儿子从威尔士和科尔切斯特的寄宿学校来欧洲大陆游览时，出井一家为远离家乡的他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据盛田良子讲，两家人的关系很亲密。出井一家人是盛田家举行聚会时的常客，而且经常陪他们去参加音乐会。出井的妻子照代成了良子支持团中的一员，在良子迁居前收拾东西需要帮助时，她总是第一个出现。出井为盛田选择要读的书，在带给他之前，还将其中的重要章节标出。
个人关系时代的终结
1989年，出井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1990年，大贺安排他负责全球广告和市场营销；尽管他明确表示出对广告业务的不屑，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天生的广告行家，与媒体的关系非常融洽。1994年，他接管了企业传播与“创新宣传”部。到了1994年7月，距其即将被任命为总裁不到一年时间，57岁的他被提拔为常务取缔役，即常务董事—最高管理层中最低的级别。相比之下，尽管盛田的赏识使大贺的晋升显得十分罕见，但大贺到达同样位置时只有42岁。
大贺十分清楚，索尼正处在十字路口。为了领导索尼开创新的未来，他的继任者必须拥有十分执着的非传统远见，同时在采取超前行动时必须具备与众不同的坚毅及勇气。自从在欧洲开拓市场的早期岁月以来，出井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勇敢的斗士。自1990年以来，出井就一直负责索尼的全球广告宣传，作为大贺的下属直接向大贺汇报：出井是一个形象设计师，是娴熟地推广索尼梦想的营销者，因此，大贺一定认为，自己喜欢的“四个字母，S–O–N–Y”可以托付给这个人。
在解释为什么选择出井时，大贺道出的原委大致与上面相同。“索尼必须始终与众不同。井深先生和盛田先生都是杰出的人，他们是一对天才。我遵循他们前进的方向，在发展索尼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我总是扪心自问，公司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最近，我总是在思索一个汉字‘闪’，它的意思是‘像太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熠熠生辉。自从投身这个公司以来，我都在勤奋地工作，以确保索尼发出那种炫目的光芒。这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和主题。因此，当我开始考虑我的继任者时，我十分清楚，他必须也是一个非凡的人，能够确保索尼继续像太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究竟谁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进行了痛苦的思索。
当我听说岩木只专注于工作时，我失望地认为，他不是合适的人选。当大家讨论森尾时，我同样认为他也不合适。无论这个人选是谁，他必须具备一种鉴赏力和辨别力，可以理解索尼耀眼光芒的特性，而这个人也须具备非凡的内在魅力，以使其能够延续索尼的辉煌。我对名单进行了细细斟酌，当我看到出井的名字时，我想，或许，仅仅是或许，他可能拥有做我的继任者所需的潜质。”
1995年5月，即他任总裁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在索尼年度管理层会议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名索尼高管，出井公布了为实现其即将命名为“新索尼”的目标而需要遵循的第一个指导方针。他故意没有事先同大贺讨论其发言的内容，作为索尼的新任总裁，这是他的处女作，因此，他想完全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正如他在自己的主题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复兴”一词既具保守性又具革命性：它强调重归原点，正是从此原点出发，创始人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中创建了该公司，如今，通过重新了解其纯真和热情，发现推动公司前进所需的手段和态度，以实现新一轮完全不同的成功。针对“数码梦想弄潮儿”，出井揭示了其双重含义：为了在数码时代获取竞争优势，索尼必须吸引年轻人或心理年轻的人。与此同时，索尼的技术创新者和营销人员必须重新探寻其内心深处童真般的创新激情。“井深君是一个晶体管弄潮儿，”他解释说，“盛田君是一个随身听弄潮儿，大贺君是一个CD弄潮儿。而如今的我们必须要做数码梦想弄潮儿。”出井继续将其建设索尼的重点放在逐梦上：公司于1998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企业形象宣传活动便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在索尼，你有梦想吗？”
索尼的品牌价值是其50年来为家庭消费者提供电子创新产品的结晶。一直以来，个人关系均是这种创新的源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创新是众人全身心投入的成果，其中包括盛田、岩间和大贺，包括奇才木原、森园、吉田、大曾根、宫冈、土井在内的索尼工程师们，还有其他所有人，这样才使井深的梦想成为现实。
在使索尼准备迎接未来的过程中，出井伸之使其出现了创建50年来的一次间断。此后，对于影响索尼业绩的公司决策而言，个人关系再也不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或许一切本该如此。但是，一直以来，个人关系曾经是索尼激情的源泉，此后，什么才能替代个人关系的作用呢？大贺典雄声称，索尼必须始终如一地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分水岭的另一边，公司将告别其崇尚情感因素的历史，而这四个字母“SONY”能否再现辉煌，一切都还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