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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至少在我的周围，确实是这样的。
幼儿园里老师分的糖，每个小朋友各两块，连味道都一样——一块是草莓味的，另一块是西瓜味的。上小学那会儿，口算考试我得了满分，回到家里老妈好生殷勤地伺候着，简直像在供一尊活佛；而我的死党余泽只考了个及格，结果被他老妈揪着耳朵教育了一整天。
做得好，就有奖；做不好，就挨揍。这就是小时候我对于公平的理解。因了彼时的懵懂无知，才使得这种理解格外简单、纯粹。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很犟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肯低头服输。我高中时的班主任曾经说：“太过执拗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不幸。”可我总觉得，也许我能用我的执念去改变些什么。
我几乎一直都跟同龄人合不来。女生们整天谈吃的、穿的，我丝毫不感兴趣。她们还常常互相推荐新出的玄幻小说，而我却总喜欢拿着一本封面朴素的现实主义小说，看那些残忍的故事，所以我总是成为她们嘲笑、排挤的对象。
但我从来都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就是我，不需要为任何人而活。那时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我好朋友的，只有余泽。彼时的余泽矮矮胖胖，他不敢公然与全班为敌来维护我，只能在回家的路上沉默地跟在我身后，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觉得烦，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他，他也不怕，只是沉默地站着。我开始用力打他，打着打着，我却大声地哭了起来。
只是与其他人稍有不同，便会被视为异类。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平从来都不属于弱者。
所幸，我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初中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本地的一所重点高中。余泽和我同班，但他是托了关系走后门才进来的。
余泽成绩很差，一直在班上吊车尾，直到高三上学期也没有多大改观，但他不在乎，因为他的户口在北京。我们这儿和北京使用的教材一样，余泽的妈妈打算让他在高三下学期转回北京去参加高考。同样一所大学，余泽只需要400多分就可以考上，而我却要600多分，整整差了200分。我问他 ：“凭什么？”他笑嘻嘻地对我说：“这是国家的政策。”
我望着余泽清秀的面庞，眼里充满了悲哀。仿佛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横在我和他中间。他即将轻松地跑到终点，而我却还在思考如何翻越这道屏障。
第一轮复习白热化的时候，我开始厌学、失眠，看到那一张张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试卷，我便条件反射般地感到恶心。
每一节班会课，班主任都会不停地给我们灌输危机意识。这导致我的神经持续紧张，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高考就像一座独木桥，千军万马蜂拥而至，可桥上能容纳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因而注定有人会被挤下桥，落水身亡。
那段时间我总会做一个梦，梦见一张张化学试卷摆在桌上，全部是关于化学平衡的题。我拿着笔，心里默念着勒夏特列平衡原理，不停地在草稿纸上演算分析。我看见图像上的温度忽高忽低，正反应、逆反应的速率参差不齐，根本无法判断平衡移动的方向。看到离交卷的时间越来越近，而试卷上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我急得哭了起来。
哭着哭着，我就醒了。彼时夜色深寂，寒意逼人，我坐在床上，双手抱膝，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开始不停地呕吐，吃不下饭，体重暴减了二十斤。我的成绩也随着我的体重直线下滑，一路滑到了班级后十名。
余泽转学的时候，已经是高三下学期，离高考只剩三个月。他临走之前对我说：“高冉，你认命吗？”我摇头。他继续说：“那你就给我振作起来，用你的倔强来证明，就算不公平，你也可以赢，你永远是最优秀的那个高冉。记住，我在A大等你。”
我扬起脸，心底像被什么东西柔软地触动了。对啊，我为什么要向这些不公平屈服呢？
我剪掉了留了很久的长发，重新买了一套复习卷来做。我依然在心里默念着勒夏特列平衡原理，只是这一次，我终于找到了平衡移动的方向。
高三的最后三个月过得很快，我几乎每天都在和老天抢时间，疯狂地刷题、背单词、记公式，把落下的东西全部恶补回来。所幸高一和高二时打下的基础很牢，我才能很快地找回状态，成绩渐渐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可能我是属蟑螂的吧，不管被怎样摧残、蹂躏，我就是死不了。我怀着那份不死的偏执，不断翻越着我与余泽之间的那道屏障。曾经，我以为那道屏障高不可攀，可现在，我发现我已经能够看到它的顶端了。
这期间余泽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北京的那所学校里整天无所事事，临近高考了，班级里也没有紧张的氛围，大家还是一副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的状态。我一边在心里暗骂这群人怎么不去死，一边握着笔刷刷地写着试卷。
高考如期而至。考试期间下了整整三天雨，但一考完天就放晴了。我忽然觉得，压在我身上十几年的重担，终于在这一刻被卸下了。考完后，我也不出去和同学们乱嗨，就倒在家里睡了整整三天，醒来的时候觉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成绩很快就出来了，我考得还不错。填志愿的时候，我填了包括A大在内的几所学校后就没再管它了。
九月开学的时候，我提着行李箱，站在A大的门口。A大的校门气派而威严，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我鼻子一酸，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我低着头走在去往宿舍的路上，却突然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我扬起脸，看见比我高了快一个头的余泽。他摸了摸我的头，满眼的宠溺。
我又想起了那个夏天，那一道道关于化学平衡的题目。在经过不断地不公平地加压和催化之后，现在，它终于达到了平衡。
幼儿园里老师分的糖，每个小朋友各两块，连味道都一样——一块是草莓味的，另一块是西瓜味的。上小学那会儿，口算考试我得了满分，回到家里老妈好生殷勤地伺候着，简直像在供一尊活佛；而我的死党余泽只考了个及格，结果被他老妈揪着耳朵教育了一整天。
做得好，就有奖；做不好，就挨揍。这就是小时候我对于公平的理解。因了彼时的懵懂无知，才使得这种理解格外简单、纯粹。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很犟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肯低头服输。我高中时的班主任曾经说：“太过执拗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不幸。”可我总觉得，也许我能用我的执念去改变些什么。
我几乎一直都跟同龄人合不来。女生们整天谈吃的、穿的，我丝毫不感兴趣。她们还常常互相推荐新出的玄幻小说，而我却总喜欢拿着一本封面朴素的现实主义小说，看那些残忍的故事，所以我总是成为她们嘲笑、排挤的对象。
但我从来都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就是我，不需要为任何人而活。那时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我好朋友的，只有余泽。彼时的余泽矮矮胖胖，他不敢公然与全班为敌来维护我，只能在回家的路上沉默地跟在我身后，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觉得烦，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他，他也不怕，只是沉默地站着。我开始用力打他，打着打着，我却大声地哭了起来。
只是与其他人稍有不同，便会被视为异类。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平从来都不属于弱者。
所幸，我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初中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本地的一所重点高中。余泽和我同班，但他是托了关系走后门才进来的。
余泽成绩很差，一直在班上吊车尾，直到高三上学期也没有多大改观，但他不在乎，因为他的户口在北京。我们这儿和北京使用的教材一样，余泽的妈妈打算让他在高三下学期转回北京去参加高考。同样一所大学，余泽只需要400多分就可以考上，而我却要600多分，整整差了200分。我问他 ：“凭什么？”他笑嘻嘻地对我说：“这是国家的政策。”
我望着余泽清秀的面庞，眼里充满了悲哀。仿佛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横在我和他中间。他即将轻松地跑到终点，而我却还在思考如何翻越这道屏障。
第一轮复习白热化的时候，我开始厌学、失眠，看到那一张张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试卷，我便条件反射般地感到恶心。
每一节班会课，班主任都会不停地给我们灌输危机意识。这导致我的神经持续紧张，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高考就像一座独木桥，千军万马蜂拥而至，可桥上能容纳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因而注定有人会被挤下桥，落水身亡。
那段时间我总会做一个梦，梦见一张张化学试卷摆在桌上，全部是关于化学平衡的题。我拿着笔，心里默念着勒夏特列平衡原理，不停地在草稿纸上演算分析。我看见图像上的温度忽高忽低，正反应、逆反应的速率参差不齐，根本无法判断平衡移动的方向。看到离交卷的时间越来越近，而试卷上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我急得哭了起来。
哭着哭着，我就醒了。彼时夜色深寂，寒意逼人，我坐在床上，双手抱膝，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开始不停地呕吐，吃不下饭，体重暴减了二十斤。我的成绩也随着我的体重直线下滑，一路滑到了班级后十名。
余泽转学的时候，已经是高三下学期，离高考只剩三个月。他临走之前对我说：“高冉，你认命吗？”我摇头。他继续说：“那你就给我振作起来，用你的倔强来证明，就算不公平，你也可以赢，你永远是最优秀的那个高冉。记住，我在A大等你。”
我扬起脸，心底像被什么东西柔软地触动了。对啊，我为什么要向这些不公平屈服呢？
我剪掉了留了很久的长发，重新买了一套复习卷来做。我依然在心里默念着勒夏特列平衡原理，只是这一次，我终于找到了平衡移动的方向。
高三的最后三个月过得很快，我几乎每天都在和老天抢时间，疯狂地刷题、背单词、记公式，把落下的东西全部恶补回来。所幸高一和高二时打下的基础很牢，我才能很快地找回状态，成绩渐渐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可能我是属蟑螂的吧，不管被怎样摧残、蹂躏，我就是死不了。我怀着那份不死的偏执，不断翻越着我与余泽之间的那道屏障。曾经，我以为那道屏障高不可攀，可现在，我发现我已经能够看到它的顶端了。
这期间余泽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北京的那所学校里整天无所事事，临近高考了，班级里也没有紧张的氛围，大家还是一副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的状态。我一边在心里暗骂这群人怎么不去死，一边握着笔刷刷地写着试卷。
高考如期而至。考试期间下了整整三天雨，但一考完天就放晴了。我忽然觉得，压在我身上十几年的重担，终于在这一刻被卸下了。考完后，我也不出去和同学们乱嗨，就倒在家里睡了整整三天，醒来的时候觉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成绩很快就出来了，我考得还不错。填志愿的时候，我填了包括A大在内的几所学校后就没再管它了。
九月开学的时候，我提着行李箱，站在A大的门口。A大的校门气派而威严，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我鼻子一酸，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我低着头走在去往宿舍的路上，却突然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我扬起脸，看见比我高了快一个头的余泽。他摸了摸我的头，满眼的宠溺。
我又想起了那个夏天，那一道道关于化学平衡的题目。在经过不断地不公平地加压和催化之后，现在，它终于达到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