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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儿子的缘故，这几年暑期我也会回老家看看。今年的日期定在7月30日。那天早上我五点四十起床，六点半开车启程，一口气开到定州服务区歇脚。停车后翻手机，发现有人欲加我微信，上面留言道：“趙叔叔，我是梁归智的儿子梁剑箫。”我未及多想，随手加上后便重新上路了。第二程换班，儿子开，一个小时后我又看手机，发现梁剑箫连发几条信息：“赵叔叔，我爸爸被诊断为胆管源性肝癌伴随淋巴转移，晚期。医生说是爆发性的，生存期可能是三个月左右。”紧接着他又叮嘱，“我爸爸目前在大连住院，您不要问我爸爸哈。”
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一个半月前梁老师还来我家聊过天，当时还好好的，怎么会突发此病？于是我给小梁连发几条语音，问情况，提建议。小梁说：此前没有任何征兆，一周前因食欲不振，小便颜色不对，忙去医院检查，便查出了大问题。小梁又说：据大夫陆主任称，肝癌分为三种，肝细胞癌，胆管源性肝癌（胆管细胞癌）以及混合型肝癌。中国每年约有30余万新发的肝癌病人，胆管细胞癌的患者只占5%-8%。我爸就是胆管细胞癌……
望着这个闻所未闻的病名，我彻底懵了，缓过神来后我立刻给我的两位大学同学发信息，但赵雪芹告我，她正在国外旅行，而宋若云我早就知道，因工作需要，最近几年她长住泰国。
回到老家后，我与宋若云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然后便拉起一个四人小群，以便梁剑箫能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以便我们三位同学能及时商量，看能为梁老师做些什么。我为这个群起了一个名字——为梁老师祈福。
现在想来，学生与某位老师结识，其实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如今我已知道，梁老师是在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而就在那一年，我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当年我所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招收学生90人，而我们在报到之日就被分成甲乙两班，每班45人，我在乙班。
很可能刚一进校，我们就熟悉了几位知名教授的名字，而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年近古稀的姚奠中先生更是频频被人提起，但姚先生培养的那几个留校才子，却是在他们走上讲台时才被我们记住姓名的。当然，如果他走上的是甲班的讲台，乙班同学就会与他失之交臂，永远错过。比如，刘毓庆、李正民二老师，后来都是大名鼎鼎，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却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
那个年代，我对古代文学课兴趣颇浓，而这门课又分成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大版块，贯穿在大学四年，分别由四位老师主讲。到第二版块时，康金声老师亮相，他把魏晋风度讲得活灵活现，顿时让我们对姚先生的高足刮目相看。然而，随后的第三版块却跌入低谷，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我对唐宋文学这门课依然耿耿于怀。我觉得把如此流光溢彩的诗文讲成那样，简直就是罪过。我腹诽了这位老师好些年，直到去年听说他英年早逝。他应该是在卸任了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之后去世的。想到他的心思本就不在学问，我的抱怨忽然变得晃晃悠悠，没着没落。一声叹息之后，我释然了。
或许是因为对第三版块过于失望，才让我对最后这个版块充满了期待。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归智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他也是姚先生的弟子。
据我的大学同学陈树义准确回忆，梁老师是在1984年9月4日为我们开讲元明清文学的。那时候，我们已升入大四，经过老师们的轮番轰炸，我们已有些疲沓，对讲课的老师也更加挑剔。面对这些心不在焉或心猿意马的听课油子，梁老师能压得住阵脚吗？
实际情况是，他刚一开讲，我们就被他征服了，至少对于我是如此。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喜欢他这门课，大概与他的讲法有关。讲课当然也是一门艺术，但能把课讲好，其着力点却并不相同。有的老师口才一流，说出来的话油光水滑，似乎不需要走心口过脑子。这种课听起来很热闹，却很容易随风飘散。有的老师口才不见得有多好，但心中有想法，肚里有干货，这种老师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讲着自己思考过的东西，所以他就自信，就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课也有了两种讲法，其一是口才型的，其二是思想型的。
梁老师显然属于后者，其例证之一是，虽然他在2004年的“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中讲过两次《红楼梦》，但据我猜测，那时的“百家讲坛”正处在改版的转型期，还给思想型演讲留有一定的空间。紧接着是单打独斗脱口秀，改版者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演讲者则必须按照“人物 故事 细节 悬念”的配方，生产出标准的文化产品。那时候，梁老师又被邀请试讲几次，却终因不入改版者的法眼而被拿下，这样才有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走红。从那时起，思想型演讲便在“百家讲坛”黯然下课了。
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梁老师给我们上课那天，恰好是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浪子·隐逸·斗士——关于“元曲”的评价问题》的日子。而现在回想他对元曲、元杂剧的内容设计，其阐释框架就与这篇文章有关。这段文学史原本意思不大，但在梁老师的解读中，却有了种种意思。于是我买回一套《元杂剧选注》（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又买回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似乎有大干一番的迹象，但实际上，我后来并未在这一处用功。现在想来，梁老师本来是给本科生上课，却让我们享受了一番研究生的待遇。他高看我们了。
他的课堂是思想的盛宴，思维的体操。记得有一次，他给众同学分配角色，让大家演念《窦娥冤》剧中戏词。扮演张驴儿的同学甲说：“大人详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这媳妇年纪儿虽小，极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同学乙马上朗声接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全场顿时哄堂大笑。这位同学是运城人，当他念白时，浓浓的晋南口音呼啸而出，让人觉得窦娥的冤情仿佛发生在临猗或万荣，悲剧一下子有了喜剧效果。
梁老师也笑了，但是当他收起笑容开讲《窦娥冤》时，却是对悲剧的严肃反思：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西方世界的悲剧观是怎样发展的，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悲剧喜欢有一个“大团圆”结局，恐惧与怜悯究竟是怎么回事，“善恶相报”何以具有反悲剧色彩——如今，借助陈树义的听课笔记，我才稍稍回想起一些梁老师的授课内容。但对于我来说，即便这部分内容已悉数遗忘，它对我的启迪也依然至关重要，因为悲剧问题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后来有几年时间，我似乎一直就在琢磨悲剧。而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我最初就是在梁老师的课堂上听到的。大概是因为他的推荐或引用，才让我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但图书馆中并无此书，我便只好向梁老师开口，把它借回来后大致抄了一遍。或许是同宿舍的老大哥杨鲁中见我抄书辛苦，毕业后不久，他在太原书店发现这本书已有重印本，立刻买下，给偏居上党盆地的我寄赠一册。而因为抄过《悲剧心理学》，我随后做《论中国当代悲剧观》的毕业论文时也就多少有了一些底气。 学写旧体诗的事情也发生在梁老师课堂。我记得我认真写过一首七律，交给梁老师审阅，但这首诗究竟写了什么，写得怎样，如今已忘得精光。倒是另一件事情至今还记得清晰：因为很快要毕业了，我们就把1985年的那个元旦过得异常热闹，结果两个男生宿舍自编对联，开始比拼。我们宿舍的对联出自我手，曰：“八条光棍八万根建安骨，四年岁月四十载楚骚风”，这种架势，气冲霄汉，义薄云天，立刻就把班长李跃祥他们宿舍的对联给盖了。对联刚贴出，梁老师恰好过来转悠，我们就拉着他评判。他见我横批写着“铜豌豆”，噗哧一笑。又左右瞅瞅，说，平仄不好。接着去李跃祥宿舍门前瞧瞧，说，这一副对得不错。听着他的点评，我的心拔凉拔凉的，“铜豌豆”顿时碎了一地。结果我终于也没学会旧体诗，直到现在还挣扎在赵打油的起跑线上。
我手头还保存着为这门课写的一份期末作业：《〈西游记〉的魅力从何而来》。字是楷书，工工整整，300字的稿纸，总共六页，完成时间是1985年1月22日。大概我上交的是原稿，留给自己的是复写稿，才让这份作业保存至今。但为什么选了这个题目，为什么没有长篇大论，本来已渺不可考，幸亏陈树义的笔记有详细记录，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梁老师布置了两道作业题，一是“结合元明清文学作品，谈谈你怎样理解‘浪子风流’”;二是“鲁迅说，《西游记》‘令人无所容心，忘怀得失，独在赏鉴’，你怎样理解这段话”。而他提出的要求是：“1，二题任选一题;2，写成小文，最多不得超过两千字，每超过十个字扣一分;……”读到这里，文字亮了，梁老师的可爱也跃然纸上。他是在训练我们学会简洁吗？
1985年春，我们这一级开始主办“第三届‘星星’书法、美术、摄影、集邮、篆刻作品展”，我跟在杨鲁中等人后面，也成为筹办者之一。我们的各类“作品”自然是展出的主体，但为了拉大旗作虎皮，中文系老师的字画也被我们请到了现场。姚先生是书法大家，但我们似乎没敢惊动他老人家，只是从梁老师那里借来一幅姚先生送给他的字，以作镇展之宝。这件书法条幅上书“士当以器识为先”七个大字，挂在展馆的最醒目处。开展之后，梁老师前去观赏，我们则拉着他拍照。那一年梁老师三十六岁，照片中的他清瘦，文弱，又目光坚毅。就这样，我们五位同学有了唯一一张与他的合影。而就在那一刻，大学时代的梁老师也定格成了我记忆中的珍贵影像。
办完作品展，转眼就到了毕业前夕。那个阶段，我们自己设计的毕业纪念册已经出炉，同学们也拿着一张张活页纸，忙着找人互赠留言。我现在已經忘了为什么我单单找了梁老师，反正他也给我写了留言。不仅仅是留言，梁老师很认真，他还填满了原本设计给我们自己的所有栏目。比如，在生活格言处，梁老师写下了“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在性格特征处，他写着“热风→冷泉”。简历是“从原野走上讲台”;四年中最大的收获是：“与青年们在一起还没有感到落后”;四年中最留恋和难忘的是：“黄昏原野上的一个女孩子在逗她的狗”;四年中最欢欣鼓舞的是：“祖国在开放”;四年中经常关心和思考的是：“命运”;四年中最令我头痛的是：“抽象与形象的矛盾”……他给全班同学留言道：“不要向生活屈服”，给我的赠言则是这么几句话：
我的实践告诉我：人可以改造自己。
要善于从心灵深处汲取力量，你将会成为强者。
有勇气抵制生活中各种异己的力量。
许多年之后，梁老师来我家里聊天，发现这张活页纸后有些吃惊，因为他已经彻底忘了。端详了一番自己的文字，他说：你把它扫描一下，发我留作纪念。后来我访谈他时提出一个问题：您是何时萌发写“论笔”而不是写“论文”这一念头的？他说：当时你们毕业时我不是给你写过一个东西吗？上面那条“抽象与形象的矛盾”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就我自身的气质而言，我并不想当学者，我一直是希望当作家、当诗人的……
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梁老师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深意;我只是觉得，他给我写的赠言实实在在，也很励志。
带着梁老师的嘱托，我离开了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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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那个时间点回老家，也与村里的一件事情有关。去年春天以来，村中贤达数人倡议修缮大庙，随后便有了修缮的举动。今年春节回家，我父亲和我姑父又把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给我，并让我找一书家书写“圣庙”两个大字，以作庙门匾额。我在这座庙里上学九年，写碑文自然义不容辞，但写匾额的任务派给谁呢？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当年在上党盆地里结交的韩志鸿兄。我在《书家韩志鸿》中就夸过他的书法，是真夸，因为我确实觉得他功夫深，写得好。与他一比，北京一些名头很响的所谓书家就现出了原形。而我虽不习墨笔已有年矣，但仗着我当年参加“星星”作品展积累的那点基本功，自信还有些书法眼光。我必须把我看上眼的书家发动起来，让他为我家乡做点贡献。
韩志鸿很爽快地答应了。待斗状的大字写好，他又前往水北村，亲送墨宝，顺便考察俺村碑文楼匾中的真草隶篆。或许是那些清人欧楷、民国墨迹触动了他，他便主动请缨，愿把我写的碑文变成端庄小楷，我大喜。待匾额制作于实木，碑文刻写于石碑，村两委便决定挂匾揭碑，举行“水北村圣庙修缮第一期工程庆典”活动 ，时间定在7月31日上午。
那天上午有我发言。待进入感谢环节，我开始讲述梁归智老师给我修改《重修圣庙碑记》的故事。我说：这是一个半月以前发生的事情，但就在昨天回来的路上，我却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梁老师突患大病，凶险无比，医生说他只能活三个月了……
韩志鸿也被请到了活动现场，发言一结束他就问我：梁老师是怎么回事？老汉多大了？
梁老师出生于1949年11月，这是他亲自写到我毕业纪念册中的文字，但许多年里，我却忽略了这个日期。我觉得他很年轻，仿佛永远是给我们上课时的模样。
也是因为后来我们在山西见面太少。
大学毕业之后，我与梁老师就断了联系。因为我后来在文艺学这个圈里混饭，术业有专攻，也因为我窝在上党盆地，无甚起色，没什么成绩可向老师汇报，所以，八十年代中后期和整个九十年代，我与梁老师的交往基本上成了空白。那个年代，我与大学老师联系最多的是程继田先生。有一段时间，他特别想把我调到山西大学，这件事情只要我答应下来，十有八九就会成。但反复考虑后我还是谢绝了他的好意，而是宁愿花更长的时间，以更痛快的方式离开上党。后来得知梁老师逃离山西大学的原委，我才意识到我没回去是对的。 但我记得九十年代也还是见过梁老师两三回的，见面的时机往往是在省城开会。那个时候，省作协不时会招集大家开会，这种会议通常与当代文学评论有关，但到那里后，有时也会发现梁老师在场。一来二去，我也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梁老师与省作协的人相熟，又乐于接受新知，所以一开会，他们也会把梁老师喊上。九十年代会少，九十年代也相对清闲，这是不是我遇上梁老师的主要原因？
一次会议，见他给人名片，我也趁机索要。接过来看，见他名下有“红学家”三字，很好奇，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称呼。他就赶快解释：这是一个学生给做的名片，红学家是他擅自加上的，有点不伦不类。那个东西你别当回事。于是我意识到，那时的梁老师虽然已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但他似乎并不愿意接受红学家这一称号。或者是，他大概觉得还不到接受这种称号的时候吧。
1999年，我终于考博成功，来到北京，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不久，我就听说梁老师也在同一个时间点出娘子关，调往辽宁师范大学。为什么他在知天命之年还要远走大连？这是我当时想不明白的事情。这个疑惑在我心里搁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在他书中发现了秘密。
2006年4月22日，梁老师来京，赵雪芹张罗我们几位在京同学前去看望。想到又有一些年头没见过梁老师了，我很感慨。那天上午，我拎着自己的三本小书，赶赴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去了才知道，那是出版社搞的一个活动。其时恰有周汝昌先生《红楼梦艺术的魅力》、邓遂夫先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和梁老师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一并面世，出版社便请三位作者与读者见面。那天的场面很是火爆，二楼营业厅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读者，三位红学家则轮番回答记者和读者的提问。梁老师似乎很看重这次活动，他着西装打领带，与传主周先生比肩而坐。因为人太多，也因为对这个话题兴致不高，我便开始转书店。见面活动结束，签名售书开始，这时我才找到机会与梁老师寒暄，把小书三册奉上，然后打道回府。但随后赵雪芹就告我，在一片兵荒马乱中，我的书被一位不明真相的群众顺走了。
呜呼！
大概是为了弥补丢书之憾，后来我开始给梁老师寄书了，首先寄过去的是我那本散文随笔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于是我收到了梁老师的第一个电子邮件。他说：“谢谢你寄来大著。那次在北京你给我的书在书店里就被人偷走了。有机会来大连来玩。”然后他告诉我手机号与家中电话，接着又说，“从俄国回来，写了一些笔记，但找不到出版社。发几篇样稿给你看看吧。”我回复道：“大著样稿我会拜读，我也会问问出我这本书的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看他是否感兴趣（过几天我会与他见面）。如那里不行，我也会再想想，看其他出版社有无可能。”梁老师很快回我：
赵勇学棣：
谢谢好意，但不必太费心，随缘吧。你的有关文章我早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书昨天从邮箱取回来，我妻子在看。她看了几页说，这个人很有才气，疯狂买书，家里的书一定很多。我说是山大毕业的最有才气的学生，肯定比我的书多。
前天刚从登封开一个跨学科的“软实力”讨论会回来，北大和上海、武汉哲学界历史学界的人为主。印象是大家对中国现状、世界前途、现代性都很无奈甚至绝望。
春节快乐！
梁归智
因为儿子的缘故，这几年暑期我也会回老家看看。今年的日期定在7月30日。那天早上我五点四十起床，六点半开车启程，一口气开到定州服务区歇脚。停车后翻手机，发现有人欲加我微信，上面留言道：“趙叔叔，我是梁归智的儿子梁剑箫。”我未及多想，随手加上后便重新上路了。第二程换班，儿子开，一个小时后我又看手机，发现梁剑箫连发几条信息：“赵叔叔，我爸爸被诊断为胆管源性肝癌伴随淋巴转移，晚期。医生说是爆发性的，生存期可能是三个月左右。”紧接着他又叮嘱，“我爸爸目前在大连住院，您不要问我爸爸哈。”
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一个半月前梁老师还来我家聊过天，当时还好好的，怎么会突发此病？于是我给小梁连发几条语音，问情况，提建议。小梁说：此前没有任何征兆，一周前因食欲不振，小便颜色不对，忙去医院检查，便查出了大问题。小梁又说：据大夫陆主任称，肝癌分为三种，肝细胞癌，胆管源性肝癌（胆管细胞癌）以及混合型肝癌。中国每年约有30余万新发的肝癌病人，胆管细胞癌的患者只占5%-8%。我爸就是胆管细胞癌……
望着这个闻所未闻的病名，我彻底懵了，缓过神来后我立刻给我的两位大学同学发信息，但赵雪芹告我，她正在国外旅行，而宋若云我早就知道，因工作需要，最近几年她长住泰国。
回到老家后，我与宋若云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然后便拉起一个四人小群，以便梁剑箫能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以便我们三位同学能及时商量，看能为梁老师做些什么。我为这个群起了一个名字——为梁老师祈福。
现在想来，学生与某位老师结识，其实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如今我已知道，梁老师是在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而就在那一年，我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当年我所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招收学生90人，而我们在报到之日就被分成甲乙两班，每班45人，我在乙班。
很可能刚一进校，我们就熟悉了几位知名教授的名字，而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年近古稀的姚奠中先生更是频频被人提起，但姚先生培养的那几个留校才子，却是在他们走上讲台时才被我们记住姓名的。当然，如果他走上的是甲班的讲台，乙班同学就会与他失之交臂，永远错过。比如，刘毓庆、李正民二老师，后来都是大名鼎鼎，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却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
那个年代，我对古代文学课兴趣颇浓，而这门课又分成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大版块，贯穿在大学四年，分别由四位老师主讲。到第二版块时，康金声老师亮相，他把魏晋风度讲得活灵活现，顿时让我们对姚先生的高足刮目相看。然而，随后的第三版块却跌入低谷，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我对唐宋文学这门课依然耿耿于怀。我觉得把如此流光溢彩的诗文讲成那样，简直就是罪过。我腹诽了这位老师好些年，直到去年听说他英年早逝。他应该是在卸任了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之后去世的。想到他的心思本就不在学问，我的抱怨忽然变得晃晃悠悠，没着没落。一声叹息之后，我释然了。
或许是因为对第三版块过于失望，才让我对最后这个版块充满了期待。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归智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他也是姚先生的弟子。
据我的大学同学陈树义准确回忆，梁老师是在1984年9月4日为我们开讲元明清文学的。那时候，我们已升入大四，经过老师们的轮番轰炸，我们已有些疲沓，对讲课的老师也更加挑剔。面对这些心不在焉或心猿意马的听课油子，梁老师能压得住阵脚吗？
实际情况是，他刚一开讲，我们就被他征服了，至少对于我是如此。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喜欢他这门课，大概与他的讲法有关。讲课当然也是一门艺术，但能把课讲好，其着力点却并不相同。有的老师口才一流，说出来的话油光水滑，似乎不需要走心口过脑子。这种课听起来很热闹，却很容易随风飘散。有的老师口才不见得有多好，但心中有想法，肚里有干货，这种老师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讲着自己思考过的东西，所以他就自信，就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课也有了两种讲法，其一是口才型的，其二是思想型的。
梁老师显然属于后者，其例证之一是，虽然他在2004年的“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中讲过两次《红楼梦》，但据我猜测，那时的“百家讲坛”正处在改版的转型期，还给思想型演讲留有一定的空间。紧接着是单打独斗脱口秀，改版者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演讲者则必须按照“人物 故事 细节 悬念”的配方，生产出标准的文化产品。那时候，梁老师又被邀请试讲几次，却终因不入改版者的法眼而被拿下，这样才有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走红。从那时起，思想型演讲便在“百家讲坛”黯然下课了。
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梁老师给我们上课那天，恰好是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浪子·隐逸·斗士——关于“元曲”的评价问题》的日子。而现在回想他对元曲、元杂剧的内容设计，其阐释框架就与这篇文章有关。这段文学史原本意思不大，但在梁老师的解读中，却有了种种意思。于是我买回一套《元杂剧选注》（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又买回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似乎有大干一番的迹象，但实际上，我后来并未在这一处用功。现在想来，梁老师本来是给本科生上课，却让我们享受了一番研究生的待遇。他高看我们了。
他的课堂是思想的盛宴，思维的体操。记得有一次，他给众同学分配角色，让大家演念《窦娥冤》剧中戏词。扮演张驴儿的同学甲说：“大人详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这媳妇年纪儿虽小，极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同学乙马上朗声接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全场顿时哄堂大笑。这位同学是运城人，当他念白时，浓浓的晋南口音呼啸而出，让人觉得窦娥的冤情仿佛发生在临猗或万荣，悲剧一下子有了喜剧效果。
梁老师也笑了，但是当他收起笑容开讲《窦娥冤》时，却是对悲剧的严肃反思：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西方世界的悲剧观是怎样发展的，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悲剧喜欢有一个“大团圆”结局，恐惧与怜悯究竟是怎么回事，“善恶相报”何以具有反悲剧色彩——如今，借助陈树义的听课笔记，我才稍稍回想起一些梁老师的授课内容。但对于我来说，即便这部分内容已悉数遗忘，它对我的启迪也依然至关重要，因为悲剧问题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后来有几年时间，我似乎一直就在琢磨悲剧。而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我最初就是在梁老师的课堂上听到的。大概是因为他的推荐或引用，才让我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但图书馆中并无此书，我便只好向梁老师开口，把它借回来后大致抄了一遍。或许是同宿舍的老大哥杨鲁中见我抄书辛苦，毕业后不久，他在太原书店发现这本书已有重印本，立刻买下，给偏居上党盆地的我寄赠一册。而因为抄过《悲剧心理学》，我随后做《论中国当代悲剧观》的毕业论文时也就多少有了一些底气。 学写旧体诗的事情也发生在梁老师课堂。我记得我认真写过一首七律，交给梁老师审阅，但这首诗究竟写了什么，写得怎样，如今已忘得精光。倒是另一件事情至今还记得清晰：因为很快要毕业了，我们就把1985年的那个元旦过得异常热闹，结果两个男生宿舍自编对联，开始比拼。我们宿舍的对联出自我手，曰：“八条光棍八万根建安骨，四年岁月四十载楚骚风”，这种架势，气冲霄汉，义薄云天，立刻就把班长李跃祥他们宿舍的对联给盖了。对联刚贴出，梁老师恰好过来转悠，我们就拉着他评判。他见我横批写着“铜豌豆”，噗哧一笑。又左右瞅瞅，说，平仄不好。接着去李跃祥宿舍门前瞧瞧，说，这一副对得不错。听着他的点评，我的心拔凉拔凉的，“铜豌豆”顿时碎了一地。结果我终于也没学会旧体诗，直到现在还挣扎在赵打油的起跑线上。
我手头还保存着为这门课写的一份期末作业：《〈西游记〉的魅力从何而来》。字是楷书，工工整整，300字的稿纸，总共六页，完成时间是1985年1月22日。大概我上交的是原稿，留给自己的是复写稿，才让这份作业保存至今。但为什么选了这个题目，为什么没有长篇大论，本来已渺不可考，幸亏陈树义的笔记有详细记录，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当时梁老师布置了两道作业题，一是“结合元明清文学作品，谈谈你怎样理解‘浪子风流’”;二是“鲁迅说，《西游记》‘令人无所容心，忘怀得失，独在赏鉴’，你怎样理解这段话”。而他提出的要求是：“1，二题任选一题;2，写成小文，最多不得超过两千字，每超过十个字扣一分;……”读到这里，文字亮了，梁老师的可爱也跃然纸上。他是在训练我们学会简洁吗？
1985年春，我们这一级开始主办“第三届‘星星’书法、美术、摄影、集邮、篆刻作品展”，我跟在杨鲁中等人后面，也成为筹办者之一。我们的各类“作品”自然是展出的主体，但为了拉大旗作虎皮，中文系老师的字画也被我们请到了现场。姚先生是书法大家，但我们似乎没敢惊动他老人家，只是从梁老师那里借来一幅姚先生送给他的字，以作镇展之宝。这件书法条幅上书“士当以器识为先”七个大字，挂在展馆的最醒目处。开展之后，梁老师前去观赏，我们则拉着他拍照。那一年梁老师三十六岁，照片中的他清瘦，文弱，又目光坚毅。就这样，我们五位同学有了唯一一张与他的合影。而就在那一刻，大学时代的梁老师也定格成了我记忆中的珍贵影像。
办完作品展，转眼就到了毕业前夕。那个阶段，我们自己设计的毕业纪念册已经出炉，同学们也拿着一张张活页纸，忙着找人互赠留言。我现在已經忘了为什么我单单找了梁老师，反正他也给我写了留言。不仅仅是留言，梁老师很认真，他还填满了原本设计给我们自己的所有栏目。比如，在生活格言处，梁老师写下了“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在性格特征处，他写着“热风→冷泉”。简历是“从原野走上讲台”;四年中最大的收获是：“与青年们在一起还没有感到落后”;四年中最留恋和难忘的是：“黄昏原野上的一个女孩子在逗她的狗”;四年中最欢欣鼓舞的是：“祖国在开放”;四年中经常关心和思考的是：“命运”;四年中最令我头痛的是：“抽象与形象的矛盾”……他给全班同学留言道：“不要向生活屈服”，给我的赠言则是这么几句话：
我的实践告诉我：人可以改造自己。
要善于从心灵深处汲取力量，你将会成为强者。
有勇气抵制生活中各种异己的力量。
许多年之后，梁老师来我家里聊天，发现这张活页纸后有些吃惊，因为他已经彻底忘了。端详了一番自己的文字，他说：你把它扫描一下，发我留作纪念。后来我访谈他时提出一个问题：您是何时萌发写“论笔”而不是写“论文”这一念头的？他说：当时你们毕业时我不是给你写过一个东西吗？上面那条“抽象与形象的矛盾”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就我自身的气质而言，我并不想当学者，我一直是希望当作家、当诗人的……
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梁老师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深意;我只是觉得，他给我写的赠言实实在在，也很励志。
带着梁老师的嘱托，我离开了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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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那个时间点回老家，也与村里的一件事情有关。去年春天以来，村中贤达数人倡议修缮大庙，随后便有了修缮的举动。今年春节回家，我父亲和我姑父又把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给我，并让我找一书家书写“圣庙”两个大字，以作庙门匾额。我在这座庙里上学九年，写碑文自然义不容辞，但写匾额的任务派给谁呢？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当年在上党盆地里结交的韩志鸿兄。我在《书家韩志鸿》中就夸过他的书法，是真夸，因为我确实觉得他功夫深，写得好。与他一比，北京一些名头很响的所谓书家就现出了原形。而我虽不习墨笔已有年矣，但仗着我当年参加“星星”作品展积累的那点基本功，自信还有些书法眼光。我必须把我看上眼的书家发动起来，让他为我家乡做点贡献。
韩志鸿很爽快地答应了。待斗状的大字写好，他又前往水北村，亲送墨宝，顺便考察俺村碑文楼匾中的真草隶篆。或许是那些清人欧楷、民国墨迹触动了他，他便主动请缨，愿把我写的碑文变成端庄小楷，我大喜。待匾额制作于实木，碑文刻写于石碑，村两委便决定挂匾揭碑，举行“水北村圣庙修缮第一期工程庆典”活动 ，时间定在7月31日上午。
那天上午有我发言。待进入感谢环节，我开始讲述梁归智老师给我修改《重修圣庙碑记》的故事。我说：这是一个半月以前发生的事情，但就在昨天回来的路上，我却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梁老师突患大病，凶险无比，医生说他只能活三个月了……
韩志鸿也被请到了活动现场，发言一结束他就问我：梁老师是怎么回事？老汉多大了？
梁老师出生于1949年11月，这是他亲自写到我毕业纪念册中的文字，但许多年里，我却忽略了这个日期。我觉得他很年轻，仿佛永远是给我们上课时的模样。
也是因为后来我们在山西见面太少。
大学毕业之后，我与梁老师就断了联系。因为我后来在文艺学这个圈里混饭，术业有专攻，也因为我窝在上党盆地，无甚起色，没什么成绩可向老师汇报，所以，八十年代中后期和整个九十年代，我与梁老师的交往基本上成了空白。那个年代，我与大学老师联系最多的是程继田先生。有一段时间，他特别想把我调到山西大学，这件事情只要我答应下来，十有八九就会成。但反复考虑后我还是谢绝了他的好意，而是宁愿花更长的时间，以更痛快的方式离开上党。后来得知梁老师逃离山西大学的原委，我才意识到我没回去是对的。 但我记得九十年代也还是见过梁老师两三回的，见面的时机往往是在省城开会。那个时候，省作协不时会招集大家开会，这种会议通常与当代文学评论有关，但到那里后，有时也会发现梁老师在场。一来二去，我也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梁老师与省作协的人相熟，又乐于接受新知，所以一开会，他们也会把梁老师喊上。九十年代会少，九十年代也相对清闲，这是不是我遇上梁老师的主要原因？
一次会议，见他给人名片，我也趁机索要。接过来看，见他名下有“红学家”三字，很好奇，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称呼。他就赶快解释：这是一个学生给做的名片，红学家是他擅自加上的，有点不伦不类。那个东西你别当回事。于是我意识到，那时的梁老师虽然已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但他似乎并不愿意接受红学家这一称号。或者是，他大概觉得还不到接受这种称号的时候吧。
1999年，我终于考博成功，来到北京，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不久，我就听说梁老师也在同一个时间点出娘子关，调往辽宁师范大学。为什么他在知天命之年还要远走大连？这是我当时想不明白的事情。这个疑惑在我心里搁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在他书中发现了秘密。
2006年4月22日，梁老师来京，赵雪芹张罗我们几位在京同学前去看望。想到又有一些年头没见过梁老师了，我很感慨。那天上午，我拎着自己的三本小书，赶赴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去了才知道，那是出版社搞的一个活动。其时恰有周汝昌先生《红楼梦艺术的魅力》、邓遂夫先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和梁老师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一并面世，出版社便请三位作者与读者见面。那天的场面很是火爆，二楼营业厅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读者，三位红学家则轮番回答记者和读者的提问。梁老师似乎很看重这次活动，他着西装打领带，与传主周先生比肩而坐。因为人太多，也因为对这个话题兴致不高，我便开始转书店。见面活动结束，签名售书开始，这时我才找到机会与梁老师寒暄，把小书三册奉上，然后打道回府。但随后赵雪芹就告我，在一片兵荒马乱中，我的书被一位不明真相的群众顺走了。
呜呼！
大概是为了弥补丢书之憾，后来我开始给梁老师寄书了，首先寄过去的是我那本散文随笔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于是我收到了梁老师的第一个电子邮件。他说：“谢谢你寄来大著。那次在北京你给我的书在书店里就被人偷走了。有机会来大连来玩。”然后他告诉我手机号与家中电话，接着又说，“从俄国回来，写了一些笔记，但找不到出版社。发几篇样稿给你看看吧。”我回复道：“大著样稿我会拜读，我也会问问出我这本书的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看他是否感兴趣（过几天我会与他见面）。如那里不行，我也会再想想，看其他出版社有无可能。”梁老师很快回我：
赵勇学棣：
谢谢好意，但不必太费心，随缘吧。你的有关文章我早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书昨天从邮箱取回来，我妻子在看。她看了几页说，这个人很有才气，疯狂买书，家里的书一定很多。我说是山大毕业的最有才气的学生，肯定比我的书多。
前天刚从登封开一个跨学科的“软实力”讨论会回来，北大和上海、武汉哲学界历史学界的人为主。印象是大家对中国现状、世界前途、现代性都很无奈甚至绝望。
春节快乐！
梁归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