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逐步强化环境对策，但如今以大气污染为主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趋深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的原因之一，是对于强化环境规约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强烈不安。由于妥善处理环境问题所带来的经济活动会大大增加成本，极有可能降低国际竞争力，因此对于渴望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中国而言，较难做出适度拉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环境对策。
　　改善环境，并不只有牺牲经济增长这唯一一条途径。放眼发达国家，各国都经历过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本也不例外。
　　不过，日本绝不是从早期就开始治理环境问题的国家。1954年至1973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而真正开始积极应对环境问题是在1967年。当时的日本公布了“公害对策法”，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完成了以经济增长为要务向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重大转变。
　　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有关日本和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实行的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的大气污染对策提供借鉴。
　　当时，日美两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将汽车尾气排放减少到当时世界水平的十分之一作为义务来履行。由于业界的强烈反对，在美国成为废案的这项义务最终只在日本得以实施。
　　如果说，严格执行制约标准会影响国际竞争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日本汽车行业的蒸蒸日上。
　　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1995年提出了波特学说。他认为严苛的环境规约短期内会造成企业的成本增加，但若从长期看待该问题，实质上会诱发技术提高，促进企业成长。
　　设定高难度的目标，才更有利于育成具备强劲竞争力的企业。当然，围绕着该学说真伪性的辩论还未停歇，也并非所有的环境规约都能够行得通。
　　另外，关于应当怎样设计合适的规约的争论仍然存在。但透过波特学说，不难看出，正是日美对待尾气排放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给他们带来了迥然相异的结果。
　　如今在中国，汽车的尾气排放规约备受关注。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在本世纪10年代就以平均每年10%的势头逐步增长。2008年超过了日本的汽车保有量，并被预测到本世纪20年代将会超越美国的汽车保有量。这无疑将成为现今严重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3年2月1日，北京实施的“京五”机动车排放标准成为了热门话题，而另一方面，日美两国的规约强化也更加向前迈进。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施的ZEV（zero emission vehicle零排放汽车）规约，就是零排放汽车年销额需占商品机动车的10%～15%左右这一十分严苛的规定。
　　中国的环境污染的确严重，但这个国家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坚持，正是提高环境对策关注度的大好机会。环境规约并不仅仅是缓和环境污染的政策，相反，应时常将它作为经济政策的一方面来考虑。不畏惧短期的损失，用长远的视角来制定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严格规约，中国必定能成长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