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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诞辰110周年，由窦骁与董洁主演的电影《秋之白华》正在拍摄之中。杨之华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被多次缠足而不得的旧式小姐，也是断然剪掉长发的进步女青年，更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节省开支，以便为丈夫买补品的妻子和一个不合格的、将女儿留在儿童院的母亲。
特立独行的“小猫姑娘”
圆脸、大眼睛的杨之华被人宠爱地称为“小猫姑娘”，但这位“小猫姑娘”却丝毫不温顺可爱，她拒不缠足、剪掉长发、进新式学校、在街头骑自行车、下河游泳。虽尊重父母意愿与家中安排的对象结婚，但仪式却必须按照她的要求举行，一头短发，穿着一套粉红色的衣服，没带嫁妆，也不坐轿，完全抛弃了繁复的礼节，开一时风气之先。
1900年不仅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是旧世纪的结点。风雨中的清王朝即将结束，新的时代正在萌芽。时代交替，风气变幻在中国大地上无声地进行。杨之华出生在这一年。幼时的她圆脸、大眼睛，被周围的人们亲昵地称为“小猫姑娘”，但她与温顺乖巧的小猫相去甚远，这仿佛是世纪更替的矛盾留在她身上的烙印。
杨家是浙江萧山家道中落的绅士家族，重男轻女，家中只为男孩子开设私塾。幼年时，杨之华经常躲在私塾外听老师给哥哥上课，终于有一天被老师倪先生发现。倪先生被杨之华求学之心打动，私自决定让她进教室和哥哥一起上课。后来被其父亲知道，因为是自己最宠爱的女儿，也就默许了。
旧式家族中的小姐从来逃不过缠足旧习，这关系着女孩子的终身大事。一天，母亲拿出长布，让杨之华坐在椅子上，将她的脚紧紧地裹了起来。杨之华放声大哭，拼命挣扎，最后，被强行裹上脚的杨之华知道拧不过母亲，忍着痛边哭边跑到私塾中找疼爱自己的倪先生为自己说情。旧式大家族对教书先生很尊重，母亲看在倪先生的面子上把杨之华的脚放了。但看到杨之华逐渐长大的双脚，母亲按捺不住，隔一段时间，又把杨之华叫到卧室给她把脚缠上。就这样放了缠、缠了放，在杨之华的反抗之下，她的脚便成了后来的“解放派”。
1919年，19岁的杨之华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彼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民主等新思潮汩汩涌来。杨之华和同学们步上街头喊口号、发传单，还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法，主动联合男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展运动。结果她的行为触怒校方，受到开除处分。回到萧山的家里，“不知悔改”的杨之华又毅然剪掉长发，大家都说“小猫姑娘变尼姑了”。不仅如此，杨之华还下河游泳、上街骑自行车，她路过之时，行人无不注目。一头潇洒的短发在当时甚至成为萧山姑娘心中“时髦”的标准。
20岁时，杨之华嫁入萧山大户沈家。杨家与沈家是世交，杨之华年幼时与沈家公子沈剑龙定下娃娃亲。沈剑龙才华出众、品貌不凡。虽然杨之华按父母的意愿嫁入沈家，但却要求婚礼要按她的方式来举办：不办豪华酒宴，客人只有一点简单的烟茶糖点。不去迎亲，也不放鞭炮。一套粉红色的衣服，短发，没带嫁妆也不坐轿的新娘杨之华自己迈着大脚走进沈家。
婚后，杨之华生下女儿独伊，但好景不长，沈剑龙不能忍受家乡生活的枯燥，也想不依赖家庭，于是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但沈剑龙到上海后，整日往返于酒楼舞厅，生活纸醉金迷。杨之华到上海苦劝也没能让他回头。当时杨之华为上海一家报刊撰稿，她写道：“恋爱是人格的结合，我很看重自己的人格，并且同时看重别人的人格。我的意志，哪个可以来动摇我？哪个可以来勉强我？哪个敢来支配我？我握有支配自己的权限，更没有被人支配的余地。”于是，1923年底，杨之华冲破家庭的束缚，投考上海大学。
同一天刊登的
离婚结婚启事
杨之华离开了前夫沈剑龙，带着女儿改嫁给了自己的老师瞿秋白，在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日之内赫然登出了三则公告，分别是杨之华沈剑龙离婚启事、瞿秋白杨之华结婚启事、瞿秋白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 杨之华回忆录里写下第一次听瞿秋白讲课的情景。喜欢文学的杨之华之所以报考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因为她早耳闻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的才华和传奇经历，对这位老师充满崇敬和好奇心，只要是瞿秋白的课，她都听得格外用心。
1924年7月，瞿秋白结婚仅半年的妻子王剑虹病逝。王剑虹酷爱文学，思想先进，是上海妇女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也是上海大学文学系的才女，与丁玲亲似姐妹。王剑虹去世后，瞿秋白哀痛不已。杨之华本也是王剑虹的朋友，在王剑虹去世之后，对老师瞿秋白格外照顾，每日嘘寒问暖，两人在革命问题上的看法也相同，日久情愫渐生。但杨之华虽主张恋爱自由，但考虑到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不能再接受瞿秋白的感情，无奈之下只好躲回萧山。瞿秋白却觉得沈剑龙与杨之华已无感情，为什么他们不能相爱？于是追着杨之华回到萧山。
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在家里见到瞿秋白和杨之华尴尬的状态，于是把沈剑龙请到家里，三人关在房内谈了一整夜。家人也不敢睡觉，等着他们出来。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和气地达成离婚协议，瞿秋白沈剑龙甚至成了朋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杨之华与瞿秋白在上海正式结婚。当天的上海《民国日报》一日之内赫然登出3则公告：杨之华沈剑龙离婚启事、瞿秋白杨之华结婚启事、瞿秋白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这样的谈判和启事，在当时被传为奇闻，轰动沪浙。结婚时，瞿秋白将一枚金别针戴在杨之华的衣襟上，别针上有他亲手镶刻的“赠我生命的伴侣”七字。他还用两人的名字刻了一枚印章“秋之白华”，表示永不分离。
婚后，杨之华白天在外面参加运动和指导妇女工作，晚上则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学俄文、读诗词、写作。为了躲避追查逮捕，他们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温馨的家庭生活很短暂。杨之华对于瞿秋白除敬仰外，更多的是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瞿秋白要的资料和书籍，杨之华千方百计为他去找；瞿秋白身体不好，杨之华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节省开支，设法弄些好吃的为他补养身体；当她发觉瞿秋白工作疲倦需要休息时，就在一旁说几句风趣的话，为他解除疲劳或劝他休息一下。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得知消息的杨之华焦急万分，她同鲁迅、周建人等多次商量如何营救，但瞿秋白在叛徒的出卖下已暴露真实身份，杨之华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奏效。营救无望，她甚至一度想去长汀监狱陪伴秋白，同他一起赴难。同年6月18日，瞿秋白牺牲。之后的岁月里，杨之华一直独身。曾有人问杨之华：“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杨之华回答：“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在杨之华众多身份之中，最被人熟知的是瞿秋白的妻子，但是她同样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长期为女工运动、妇女解放和争取女权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杨之华在上海大学就读时，在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所负责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属青年妇女部工作。工作不久，杨之华就展现了她特有的胆识和睿智。杨之华穿着女工的衣服和布鞋，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跑遍了上海杨树浦和小沙渡一带女工集中的地方进行社会调查。她跟女工们结拜姐妹，交知心朋友，了解女工的生活状况，教她们识字、唱歌，尽力扩大妇女运动的范围。
实地考察让杨之华深刻了解了女工的生活，她曾写：“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过着非人生活，尤其是女工、童工更是牛马不如暗无天日时。”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讨论国民会议纲领文件草案时，杨之华以亲身经历痛陈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要性，终于将女权问题列入了纲领草案。在会议上，杨之华由于同情和悲痛，控诉妇女所遭受的境况，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1927年，杨之华接替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代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其间，杨之华以笔为械，发表了《谈女子职业》、《妇女运动之职任的我观》、《上海妇女运动》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她愤怒谴责歧视妇女、侮辱妇女的陈腐观念和行为，坚决提倡妇女人格的独立、自由平等、要求女子参政和保护妇女权益等，并总结妇女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紧张的运动日子里，杨之华还撰写了《妇女运动概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妇女运动以及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杨之华的行动不止于纸笔之间，在“二月罢工”、五卅运动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她始终站在妇女队伍前列，支持起义。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在莫斯科担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的杨之华带着女儿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母女俩随同行的同事及其家属等一百多人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杨之华当时两肺有空洞，病得很重，回国前在苏联一直定期打空气针治疗，监狱里饮食很坏，一天两顿饭，每顿都是一桶烂菜叶煮的汤和馒头，没有一点油水。女儿独伊回忆：“妈妈始终乐观坚定，精神饱满，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充满信心。监狱的院子窄小、阴暗，难得见到阳光，但妈妈坚持每天清晨散步做操，锻炼身体。” 在新疆监狱的近四年时间里，杨之华把监牢变成学校，带领同被关押的人员一起学习。她翻译了俄文大词典中的文法部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近代史等材料。抗战刚一胜利，出狱的杨之华立即回到晋冀鲁豫投身土地改革。
“不合格的母亲”
长期从事妇女运动与地下工作的杨之华无暇照顾女儿，又不忍心女儿同她一起颠簸流离，于是将女儿留在了苏联儿童院长达7年之久。在丈夫瞿秋白离世之后， 杨之华甚至要由15岁的女儿照顾。
杨之华与瞿秋白结婚后，女儿独伊仍留在沈家。一日杨之华实在思念女儿，独自到公婆家探望。没想到公公走了出来，板着脸对她说：“我不能让你看她！”说完转身离开，将杨之华一人留在屋内。在杨之华失望地准备离开时，遇见了公公的姨太太。姨太太见她爱女心切，悄悄地说：“别作声，我带你去。”她们穿过几个厅院，来到一间侧屋，在暗淡的油灯下，杨之华看到了正在玩玩具的独伊，孩子天真地对她说：“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杨之华痛苦地离开了沈家。她回上海后与瞿秋白商量，要把独伊接到自己身边。虽然沈家人不同意，但沈剑龙认为孩子还是留在母亲身边较好，并将独伊送到了杨之华身边，改姓瞿。
瞿秋白除对杨之华感情深厚外，对独伊也同样爱护，独伊叫瞿秋白为“好爸爸”。瞿秋白曾写道：“⋯⋯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如今，已90岁高龄的独伊还保有一张70多年前父母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印有一束“勿忘我”，用中文写的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独伊知道这是“好爸爸”的笔迹。
但独伊仍未能在杨之华身边待太久。1928年，瞿秋白与杨之华带独伊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之后三人留在苏联，瞿秋白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央代表，杨之华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因为忙，他们将独伊送进儿童院。每逢周末，他们都要去看她。瞿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去送给独伊吃。
有空的时候，他们就会将独伊从儿童院中接出来，带她树林里采蘑菇。到了严冬，一家人若有空在一起，瞿秋白便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雪车跑。杨之华回忆起这段少有的相聚时光时曾说：“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
但这段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30年，杨之华与瞿秋白秘密回国，准备从事地下工作，杨之华不忍女儿受颠沛流离之苦，便将她留在苏联国际儿童院，这时独伊在儿童院生活了两年。瞿独伊回忆母亲时说：“妈妈是多么希望我留在她的身边⋯⋯但是为了革命，她还是狠狠心把我留在了儿童院。”
1935年底，瞿秋白就义后不久，杨之华被第二次派往苏联工作，她立即把独伊从儿童院接出来和自己住在一起，母女得以重新团聚，这时离独伊离开母亲到儿童院生活已7年。但杨之华作为母亲，在生活上甚至需要女儿照顾。独伊回忆道：“晚上夜深人静，屋内只有我们母女俩时，她就翻阅父亲的信件和遗作，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那时，我已经15岁，懂得应该安慰妈妈。虽然我自己也很难过，但为了排解妈妈的悲伤，我就劝安慰妈妈：‘妈妈，你别哭，我给你唱支歌好吗？’”
抗战胜利后，母女终于能长久相伴，但安稳却没有眷顾她们。“文化大革命”期间，杨之华受到诬陷。她人生的最后6年是在“监护”中度过。当时，她患骨癌瘫痪不起，独伊要求前去护理却未得到批准。直到1973年10月17日，杨之华获准保外就医，独伊这才能有机会照顾母亲。遗憾的是，杨之华出来只呼吸了3天的自由空气便撒手而去，她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作为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多重身份，自此结束。 ■
特立独行的“小猫姑娘”
圆脸、大眼睛的杨之华被人宠爱地称为“小猫姑娘”，但这位“小猫姑娘”却丝毫不温顺可爱，她拒不缠足、剪掉长发、进新式学校、在街头骑自行车、下河游泳。虽尊重父母意愿与家中安排的对象结婚，但仪式却必须按照她的要求举行，一头短发，穿着一套粉红色的衣服，没带嫁妆，也不坐轿，完全抛弃了繁复的礼节，开一时风气之先。
1900年不仅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是旧世纪的结点。风雨中的清王朝即将结束，新的时代正在萌芽。时代交替，风气变幻在中国大地上无声地进行。杨之华出生在这一年。幼时的她圆脸、大眼睛，被周围的人们亲昵地称为“小猫姑娘”，但她与温顺乖巧的小猫相去甚远，这仿佛是世纪更替的矛盾留在她身上的烙印。
杨家是浙江萧山家道中落的绅士家族，重男轻女，家中只为男孩子开设私塾。幼年时，杨之华经常躲在私塾外听老师给哥哥上课，终于有一天被老师倪先生发现。倪先生被杨之华求学之心打动，私自决定让她进教室和哥哥一起上课。后来被其父亲知道，因为是自己最宠爱的女儿，也就默许了。
旧式家族中的小姐从来逃不过缠足旧习，这关系着女孩子的终身大事。一天，母亲拿出长布，让杨之华坐在椅子上，将她的脚紧紧地裹了起来。杨之华放声大哭，拼命挣扎，最后，被强行裹上脚的杨之华知道拧不过母亲，忍着痛边哭边跑到私塾中找疼爱自己的倪先生为自己说情。旧式大家族对教书先生很尊重，母亲看在倪先生的面子上把杨之华的脚放了。但看到杨之华逐渐长大的双脚，母亲按捺不住，隔一段时间，又把杨之华叫到卧室给她把脚缠上。就这样放了缠、缠了放，在杨之华的反抗之下，她的脚便成了后来的“解放派”。
1919年，19岁的杨之华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彼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民主等新思潮汩汩涌来。杨之华和同学们步上街头喊口号、发传单，还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法，主动联合男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展运动。结果她的行为触怒校方，受到开除处分。回到萧山的家里，“不知悔改”的杨之华又毅然剪掉长发，大家都说“小猫姑娘变尼姑了”。不仅如此，杨之华还下河游泳、上街骑自行车，她路过之时，行人无不注目。一头潇洒的短发在当时甚至成为萧山姑娘心中“时髦”的标准。
20岁时，杨之华嫁入萧山大户沈家。杨家与沈家是世交，杨之华年幼时与沈家公子沈剑龙定下娃娃亲。沈剑龙才华出众、品貌不凡。虽然杨之华按父母的意愿嫁入沈家，但却要求婚礼要按她的方式来举办：不办豪华酒宴，客人只有一点简单的烟茶糖点。不去迎亲，也不放鞭炮。一套粉红色的衣服，短发，没带嫁妆也不坐轿的新娘杨之华自己迈着大脚走进沈家。
婚后，杨之华生下女儿独伊，但好景不长，沈剑龙不能忍受家乡生活的枯燥，也想不依赖家庭，于是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但沈剑龙到上海后，整日往返于酒楼舞厅，生活纸醉金迷。杨之华到上海苦劝也没能让他回头。当时杨之华为上海一家报刊撰稿，她写道：“恋爱是人格的结合，我很看重自己的人格，并且同时看重别人的人格。我的意志，哪个可以来动摇我？哪个可以来勉强我？哪个敢来支配我？我握有支配自己的权限，更没有被人支配的余地。”于是，1923年底，杨之华冲破家庭的束缚，投考上海大学。
同一天刊登的
离婚结婚启事
杨之华离开了前夫沈剑龙，带着女儿改嫁给了自己的老师瞿秋白，在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日之内赫然登出了三则公告，分别是杨之华沈剑龙离婚启事、瞿秋白杨之华结婚启事、瞿秋白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 杨之华回忆录里写下第一次听瞿秋白讲课的情景。喜欢文学的杨之华之所以报考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因为她早耳闻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的才华和传奇经历，对这位老师充满崇敬和好奇心，只要是瞿秋白的课，她都听得格外用心。
1924年7月，瞿秋白结婚仅半年的妻子王剑虹病逝。王剑虹酷爱文学，思想先进，是上海妇女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也是上海大学文学系的才女，与丁玲亲似姐妹。王剑虹去世后，瞿秋白哀痛不已。杨之华本也是王剑虹的朋友，在王剑虹去世之后，对老师瞿秋白格外照顾，每日嘘寒问暖，两人在革命问题上的看法也相同，日久情愫渐生。但杨之华虽主张恋爱自由，但考虑到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不能再接受瞿秋白的感情，无奈之下只好躲回萧山。瞿秋白却觉得沈剑龙与杨之华已无感情，为什么他们不能相爱？于是追着杨之华回到萧山。
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在家里见到瞿秋白和杨之华尴尬的状态，于是把沈剑龙请到家里，三人关在房内谈了一整夜。家人也不敢睡觉，等着他们出来。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和气地达成离婚协议，瞿秋白沈剑龙甚至成了朋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杨之华与瞿秋白在上海正式结婚。当天的上海《民国日报》一日之内赫然登出3则公告：杨之华沈剑龙离婚启事、瞿秋白杨之华结婚启事、瞿秋白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这样的谈判和启事，在当时被传为奇闻，轰动沪浙。结婚时，瞿秋白将一枚金别针戴在杨之华的衣襟上，别针上有他亲手镶刻的“赠我生命的伴侣”七字。他还用两人的名字刻了一枚印章“秋之白华”，表示永不分离。
婚后，杨之华白天在外面参加运动和指导妇女工作，晚上则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学俄文、读诗词、写作。为了躲避追查逮捕，他们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温馨的家庭生活很短暂。杨之华对于瞿秋白除敬仰外，更多的是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瞿秋白要的资料和书籍，杨之华千方百计为他去找；瞿秋白身体不好，杨之华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节省开支，设法弄些好吃的为他补养身体；当她发觉瞿秋白工作疲倦需要休息时，就在一旁说几句风趣的话，为他解除疲劳或劝他休息一下。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得知消息的杨之华焦急万分，她同鲁迅、周建人等多次商量如何营救，但瞿秋白在叛徒的出卖下已暴露真实身份，杨之华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奏效。营救无望，她甚至一度想去长汀监狱陪伴秋白，同他一起赴难。同年6月18日，瞿秋白牺牲。之后的岁月里，杨之华一直独身。曾有人问杨之华：“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杨之华回答：“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在杨之华众多身份之中，最被人熟知的是瞿秋白的妻子，但是她同样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长期为女工运动、妇女解放和争取女权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杨之华在上海大学就读时，在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所负责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属青年妇女部工作。工作不久，杨之华就展现了她特有的胆识和睿智。杨之华穿着女工的衣服和布鞋，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跑遍了上海杨树浦和小沙渡一带女工集中的地方进行社会调查。她跟女工们结拜姐妹，交知心朋友，了解女工的生活状况，教她们识字、唱歌，尽力扩大妇女运动的范围。
实地考察让杨之华深刻了解了女工的生活，她曾写：“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过着非人生活，尤其是女工、童工更是牛马不如暗无天日时。”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讨论国民会议纲领文件草案时，杨之华以亲身经历痛陈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要性，终于将女权问题列入了纲领草案。在会议上，杨之华由于同情和悲痛，控诉妇女所遭受的境况，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1927年，杨之华接替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代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其间，杨之华以笔为械，发表了《谈女子职业》、《妇女运动之职任的我观》、《上海妇女运动》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她愤怒谴责歧视妇女、侮辱妇女的陈腐观念和行为，坚决提倡妇女人格的独立、自由平等、要求女子参政和保护妇女权益等，并总结妇女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紧张的运动日子里，杨之华还撰写了《妇女运动概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妇女运动以及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杨之华的行动不止于纸笔之间，在“二月罢工”、五卅运动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她始终站在妇女队伍前列，支持起义。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在莫斯科担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的杨之华带着女儿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母女俩随同行的同事及其家属等一百多人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杨之华当时两肺有空洞，病得很重，回国前在苏联一直定期打空气针治疗，监狱里饮食很坏，一天两顿饭，每顿都是一桶烂菜叶煮的汤和馒头，没有一点油水。女儿独伊回忆：“妈妈始终乐观坚定，精神饱满，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充满信心。监狱的院子窄小、阴暗，难得见到阳光，但妈妈坚持每天清晨散步做操，锻炼身体。” 在新疆监狱的近四年时间里，杨之华把监牢变成学校，带领同被关押的人员一起学习。她翻译了俄文大词典中的文法部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近代史等材料。抗战刚一胜利，出狱的杨之华立即回到晋冀鲁豫投身土地改革。
“不合格的母亲”
长期从事妇女运动与地下工作的杨之华无暇照顾女儿，又不忍心女儿同她一起颠簸流离，于是将女儿留在了苏联儿童院长达7年之久。在丈夫瞿秋白离世之后， 杨之华甚至要由15岁的女儿照顾。
杨之华与瞿秋白结婚后，女儿独伊仍留在沈家。一日杨之华实在思念女儿，独自到公婆家探望。没想到公公走了出来，板着脸对她说：“我不能让你看她！”说完转身离开，将杨之华一人留在屋内。在杨之华失望地准备离开时，遇见了公公的姨太太。姨太太见她爱女心切，悄悄地说：“别作声，我带你去。”她们穿过几个厅院，来到一间侧屋，在暗淡的油灯下，杨之华看到了正在玩玩具的独伊，孩子天真地对她说：“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杨之华痛苦地离开了沈家。她回上海后与瞿秋白商量，要把独伊接到自己身边。虽然沈家人不同意，但沈剑龙认为孩子还是留在母亲身边较好，并将独伊送到了杨之华身边，改姓瞿。
瞿秋白除对杨之华感情深厚外，对独伊也同样爱护，独伊叫瞿秋白为“好爸爸”。瞿秋白曾写道：“⋯⋯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如今，已90岁高龄的独伊还保有一张70多年前父母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印有一束“勿忘我”，用中文写的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独伊知道这是“好爸爸”的笔迹。
但独伊仍未能在杨之华身边待太久。1928年，瞿秋白与杨之华带独伊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之后三人留在苏联，瞿秋白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央代表，杨之华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因为忙，他们将独伊送进儿童院。每逢周末，他们都要去看她。瞿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去送给独伊吃。
有空的时候，他们就会将独伊从儿童院中接出来，带她树林里采蘑菇。到了严冬，一家人若有空在一起，瞿秋白便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雪车跑。杨之华回忆起这段少有的相聚时光时曾说：“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
但这段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30年，杨之华与瞿秋白秘密回国，准备从事地下工作，杨之华不忍女儿受颠沛流离之苦，便将她留在苏联国际儿童院，这时独伊在儿童院生活了两年。瞿独伊回忆母亲时说：“妈妈是多么希望我留在她的身边⋯⋯但是为了革命，她还是狠狠心把我留在了儿童院。”
1935年底，瞿秋白就义后不久，杨之华被第二次派往苏联工作，她立即把独伊从儿童院接出来和自己住在一起，母女得以重新团聚，这时离独伊离开母亲到儿童院生活已7年。但杨之华作为母亲，在生活上甚至需要女儿照顾。独伊回忆道：“晚上夜深人静，屋内只有我们母女俩时，她就翻阅父亲的信件和遗作，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那时，我已经15岁，懂得应该安慰妈妈。虽然我自己也很难过，但为了排解妈妈的悲伤，我就劝安慰妈妈：‘妈妈，你别哭，我给你唱支歌好吗？’”
抗战胜利后，母女终于能长久相伴，但安稳却没有眷顾她们。“文化大革命”期间，杨之华受到诬陷。她人生的最后6年是在“监护”中度过。当时，她患骨癌瘫痪不起，独伊要求前去护理却未得到批准。直到1973年10月17日，杨之华获准保外就医，独伊这才能有机会照顾母亲。遗憾的是，杨之华出来只呼吸了3天的自由空气便撒手而去，她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作为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多重身份，自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