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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单一的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养老需求和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智慧社区+居家养老”的养老模式获得了政府和公众的认可与支持。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处于探索阶段。基于此，运用多中心治理理念，分析日韩英美发达国家的多中心治理养老服务经验，发现我国存在政府与企业职能双重失灵、老年群体对智能平台嵌入的不适、专业养老服务人员供给缺乏、民间非营利组织融入力量不足等问题，并提出对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提升路径。
关键字：多中心治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
中文分类号：C913.6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9-0063-03
单一的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日渐繁重的养老需求，难以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智慧社区可视为智慧城市的“细胞”，可通过建设社区基础环境、基础数据库群、云交换平台、应用及其服务体系、社区保障体系打造智能社区、人文社区、和谐社区[1]。我国老龄人口基数较大，还有增长迅速的特点，伴随着养老需求的量度较大和需求多样化，“智慧社区+居家养老”的养老模式获得了政府和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当前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呈多元化趋势。我国实行以政府主导的非营利性与民间营利性为辅的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合作供给体系[2]。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运用多中心治理理念，分析日韩英美发达国家的多中心治理养老服务经验，提出对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提升路径。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的适切性
多中心治理理论支持权力分散、管辖交叠，存在政府之外的新中心的治理模式，认为这种治理体系充满竞争，富有效率和活力[3]。多中心治理理论能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避免了政府垄断与私有化策略的缺点，提供了合作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新范式。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过程已从过去以政府为主的管理取向转为多方参与、多元联动的治理思路。我国学者在对多中心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局限在制度经济学方面单纯的多中心制度安排，已经创造性地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多中心治理理论[4]。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来梳理和理解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有助于在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中明晰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思路与动力机制优化策略。
二、国外多元协同供给养老服务的主要经验
（一）政府的引导、规范、监督功能
韩国政府在孝道文化弘扬下，引导社会对老年人的尊敬与孝顺，通过孝道文化在学校的系统教学、在政策法规上的引导，促进了孝道文化研究和孝道文化传播推广，营造了构建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文化氛围。孝道文化在公众中的认可和奉行中，推动公众对老年人服务的供给意识和养老服务动力的激发[5]。日本政府通过老年人服务的法规建设和政策引导，颁布了《老年人福利法》、《护理保险法》、《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引导促进了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6]。美国联邦老龄局对老年人服务网络效果进行评估，利用有效的监督管理养老服务的各方面主体行为，及时发现供给问题，调整养老服务方案和方式以促进养老服务效果的实现[7]。
（二）社会组织的线上信息和养老服务项目
英国通过信息技术公司等社会组织及个人，打造全智能化老年系统，通过互联网技术打通信息交流渠道，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的医疗健康咨询服务、人身安全监控照护、紧急救援等养老服务[5]。美国通过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利用老年人信息化服务，协调各个养老服务项目供应商、政府部门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7]。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通过养老服务区域、养老服务提供方式、养老服务对象等信息的汇集与发散，实现养老服务提供多渠道提高老年人信息应用技能，以达到提高智慧养老服务的有效使用。
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日本通过政府部门引导和市场机制运作，促使社会组织建立互联网下的社区养老服务组织，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和短暂的托老服务[8]。社会组织在医疗卫生、家政照料方面汇集全科医生、医疗护工、家政服务人员、心理医生等专业职业人才，组成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团队，使得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得到有力保证。美国通过跨界的养老服务资源协同，实现养老服务供给覆盖老年人信息咨询与出行服务、营养膳食服务、依托家庭和社区的长期照顾服务、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多方面。韩国政府直接提供普惠性的养老服务项目，利用财政补贴养老服务主体和养老服务对象，以此激励社会组织在市场化中供给更加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项目。
（三）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线下服务参与
在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活动较为常见。民间非营利组织主体参与拓展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线下养老服务供给方式[9]。福利协会、社会福利商社等民间非营利组织受到日本政府财政资助，发展迅速且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效率都很高。民间非营利组织主要由学生和家庭主妇参加生活援助服务，如打扫房间、行动照料、生活用品代购等。在韩国，对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主要机构有老年福利馆和社会福利馆。韩国政府部门直接管理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大部分机构则由政府部门委托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团体或民间的非营利团体来营运[10]。韩国这种养老服务提供方式，受到广泛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力量的影响。美国政府将学生教育和奖学金评定与社区服务参与挂钩，有的大学明确将参与社区服务列入必修课中，形成社区志愿者数量众多、来源广泛和活动丰富的特征[11]。
三、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问题
（一）政府与企业职能双重失灵
在我国不断发展和深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多方参与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路。养老服务在早期由政府包办，如今则转变职能设置，强调政府主导和企业运营的养老服务提供方式。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政府提供政策法规制定支持、财政支持，以及对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企业主体进行监督和评估[12]。政府的财政支持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极大促进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建设进程。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利用自身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提供高效灵活的养老服务[13]。 政府和企业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存在优势和劣势，但是在实际实践中并没有达到相互取长补短的作用。我国老年人口人数众多，政府在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中难以顾及各个方面，有些地区难以覆盖，具体服务项目实行的效率不高[14]。企业为了获取市场份额，宣传高品质养老服务噱头，而由于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缺乏，实际上提供低层次的服务。拥有信息技术的企业为了获得高收益，提供的高科技养老产品仅针对小部分高收入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惠及面极为有限。
（二）老年群体对智能平台嵌入的不适
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智能养老服务平台的嵌入必不可少，但是信息科技对于老年人来说难以适应。我国信息化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当年教育水平较低导致我国老年人的文盲率较高，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学习能力难以适应信息科技化水平较高的智能养老服务平台。我国老年人大多不愿意过于麻烦自己的子女，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需要自身直接接触智能平台，所以需要老年人自己学习摸索智能养老服务平台的操作使用[15]。老年人对于陌生的智能平台缺乏信任感，在老年人个人信息录入和收集过程中存在谎报现象，并且排斥一些智能穿戴设备，导致养老需求和老年人信息的收集困难，影响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平台的运作，影响养老服务效果和目标的实现。
（三）专业养老服务人员供给缺乏
许多养老服务机构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卫生意识和服务水平很低[16]。许多养老服务社会问题如“老人虐待致死”等问题，暴露出养老服务行业中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问题。我国近年开设了一批老年服务相关专业，但是社会反映不良。许多家长和公众普遍对养老服务职业抱有歧视态度，许多受过教育有专业素养的年轻群体排斥选择从事养老服务行业。养老服务行业的新生群体血液不足，难以激发养老服务发展水平，专业养老服务人员的缺乏使得其他养老服务资源优势难以显现。
（四）民间非营利组织融入力量不足
我国公益组织和非营利社会团体对老年人较为关注，但是在养老服务中涉及不深入。有些公益组织和非营利社会团体组织向公众发起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关怀敬老院和某些社区的老年人。但是在活动安排中流于形式，所提供的一日甚至更短时间的养老服务难以实现养老服务效果。基于形象工程的敬老表演活动强制老年人到场观看，以致引起老年人的反感。民间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力量强大，但是需要政府和社会文化引导，避免其不切实际地提供养老服务。
四、我国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提升路径
（一）协调政府和企业的服务职能
政府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中，需要提高管理效能。企业要提高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的社会责任，不能单纯以营利为目的。企业在养老服务产品设计中要基于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分析不同需求层次的特点，提供顾及绝大多数人的养老产品和服务[17]。在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过程中，企业作为信息技术的专业者向政府提供智库建议，以提高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化[18]。在企业提供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政府需要控制其介入程度，确保企业活力在养老服务中的释放。
（二）提高智能平台适老化和老年人使用培训
适老化建设是提高老年人对信息科技化产品接受程度的重要举措。智能平台和穿戴设备在设计构建时，应当注意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和习惯，优化工业美学和设计，以提高老年人的接受程度和适应水平[19]。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要对老年人进行智能平台服务使用的培训，使老年人能更好使用智能平台和享受养老服务。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人员要设计培训课程，针对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制订培训方案;对学习进度较慢的老年人要耐心辅导。通过教学培训，确保老年人能加深对智能平台和养老设备的理解，适应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环境。
（三）专业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对专业养老服务人员缺乏要从短期和长期的供给考虑[20]。首先要在短期内对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满足现有专业养老服务人员需要。对于专门护理老年人同时能够关注老年人身心共同健康的专业人才也需要进一步培养，对于已经从业的养老医疗护理人员应该进行工作培训，使之在护理照料老年人时拥有合适的符合老年人精神心理需求的言行举止。
（四）激发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动机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在现代文化发展中遭到冲击，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态度转向不良。我国政府须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老年人的尊敬和重视，激发社会公众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度。在学校教育中，可将社区活动参与作为学生校外实践课程，将最有青春活力的群体引入社区老年服务中，提高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21]。我国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民间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可将养老服务参与程度作为评估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一项指标，公开颁发养老服务相关荣誉，让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在老年群体中得到更加强烈的表达。
参考文献：
[1] 陈潭.智慧社会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发展图景[J].行政论坛，2019，26（3）：2，38-43.
[2] 王兆鑫，叶彤汝，王亚君.社区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路径及整合研究[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9，30（5）：43-52，79.
[3] 于水.多中心治理与现实应用[J].江海学刊，2005，（5）：105-110，238.
[4] 王志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S2）：35-37.
[5] 李连友，李磊，邓依伊.发达国家家庭养老公共政策的理论逻辑、内容属性与经验启示[J].社会保障研究，2020，（6）：57-67. [6] 康越.日本社区嵌入式养老发展历程及其经验[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5（4）：110-117.
[7] 林静，蔡建明，程哲.美国机构养老社区空间人本化构建及经验借鉴[J].地理科学进展，2017，36（7）：903-911.
[8] 石 .社会照护给付：英国经验与中国选择[J].湖湘论坛，2019，32（2）：143-152.
[9] 丁英顺.日韩两国居家养老服务比较及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2013，27（4）：60-66.
[10] 杨宜勇，韩鑫彤.提高我国养老服务质量的国际经验及政策建议[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36（1）：5-14.
[11] 張强，张伟琪.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的社区养老服务：美国经验及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122-127.
[12] 全龙杰，王晓峰.养老服务业发展中政府责任的理论剖析与路径优化[J].商业经济，2020，（1）：48-51.
[13] 唐美玲，张建坤，雒香云，邵秋虎.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构建研究[J].西北人口，2017，38（6）：58-63，71.
[14] 许晓芸.资源短缺抑或资源依赖：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资源困局[J].兰州学刊，2019，（5）：196-208.
[15] 李彩宁，毕新华.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及平台构建研究[J].电子政务，2018，（6）：105-113.
[16] 王宏禹，王啸宇.养护医三位一体：智慧社区居家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4）：156-168.
[17] 刘霞.智慧社区养老视角下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7）：1743-1745.
[18] 王成，周玉萍.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中的社会资本困境与培育研究[J].江汉学术，2019，38（5）：25-34.
[19] 张博.“互联网+”视域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6）：45-50.
[20] 王波，卢佩莹，曹彦芹，甄峰.中国养老政策的演进及智慧社会下居家养老的发展[J].科技导报，2019，37（6）：6-12.
[21] 郝丽，张伟健.基于大数据的“医疗-养老-保险”一体化智慧社区养老模式构建[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1）：226-228.
作者简介：程旺婕（1994-），女，江西九江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保障研究。
关键字：多中心治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
中文分类号：C913.6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9-0063-03
单一的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日渐繁重的养老需求，难以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智慧社区可视为智慧城市的“细胞”，可通过建设社区基础环境、基础数据库群、云交换平台、应用及其服务体系、社区保障体系打造智能社区、人文社区、和谐社区[1]。我国老龄人口基数较大，还有增长迅速的特点，伴随着养老需求的量度较大和需求多样化，“智慧社区+居家养老”的养老模式获得了政府和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当前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呈多元化趋势。我国实行以政府主导的非营利性与民间营利性为辅的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合作供给体系[2]。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运用多中心治理理念，分析日韩英美发达国家的多中心治理养老服务经验，提出对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提升路径。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的适切性
多中心治理理论支持权力分散、管辖交叠，存在政府之外的新中心的治理模式，认为这种治理体系充满竞争，富有效率和活力[3]。多中心治理理论能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避免了政府垄断与私有化策略的缺点，提供了合作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新范式。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过程已从过去以政府为主的管理取向转为多方参与、多元联动的治理思路。我国学者在对多中心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局限在制度经济学方面单纯的多中心制度安排，已经创造性地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多中心治理理论[4]。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来梳理和理解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有助于在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中明晰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思路与动力机制优化策略。
二、国外多元协同供给养老服务的主要经验
（一）政府的引导、规范、监督功能
韩国政府在孝道文化弘扬下，引导社会对老年人的尊敬与孝顺，通过孝道文化在学校的系统教学、在政策法规上的引导，促进了孝道文化研究和孝道文化传播推广，营造了构建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文化氛围。孝道文化在公众中的认可和奉行中，推动公众对老年人服务的供给意识和养老服务动力的激发[5]。日本政府通过老年人服务的法规建设和政策引导，颁布了《老年人福利法》、《护理保险法》、《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引导促进了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6]。美国联邦老龄局对老年人服务网络效果进行评估，利用有效的监督管理养老服务的各方面主体行为，及时发现供给问题，调整养老服务方案和方式以促进养老服务效果的实现[7]。
（二）社会组织的线上信息和养老服务项目
英国通过信息技术公司等社会组织及个人，打造全智能化老年系统，通过互联网技术打通信息交流渠道，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的医疗健康咨询服务、人身安全监控照护、紧急救援等养老服务[5]。美国通过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利用老年人信息化服务，协调各个养老服务项目供应商、政府部门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7]。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通过养老服务区域、养老服务提供方式、养老服务对象等信息的汇集与发散，实现养老服务提供多渠道提高老年人信息应用技能，以达到提高智慧养老服务的有效使用。
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日本通过政府部门引导和市场机制运作，促使社会组织建立互联网下的社区养老服务组织，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和短暂的托老服务[8]。社会组织在医疗卫生、家政照料方面汇集全科医生、医疗护工、家政服务人员、心理医生等专业职业人才，组成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团队，使得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得到有力保证。美国通过跨界的养老服务资源协同，实现养老服务供给覆盖老年人信息咨询与出行服务、营养膳食服务、依托家庭和社区的长期照顾服务、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多方面。韩国政府直接提供普惠性的养老服务项目，利用财政补贴养老服务主体和养老服务对象，以此激励社会组织在市场化中供给更加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项目。
（三）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线下服务参与
在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活动较为常见。民间非营利组织主体参与拓展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线下养老服务供给方式[9]。福利协会、社会福利商社等民间非营利组织受到日本政府财政资助，发展迅速且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效率都很高。民间非营利组织主要由学生和家庭主妇参加生活援助服务，如打扫房间、行动照料、生活用品代购等。在韩国，对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主要机构有老年福利馆和社会福利馆。韩国政府部门直接管理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大部分机构则由政府部门委托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团体或民间的非营利团体来营运[10]。韩国这种养老服务提供方式，受到广泛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力量的影响。美国政府将学生教育和奖学金评定与社区服务参与挂钩，有的大学明确将参与社区服务列入必修课中，形成社区志愿者数量众多、来源广泛和活动丰富的特征[11]。
三、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问题
（一）政府与企业职能双重失灵
在我国不断发展和深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多方参与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路。养老服务在早期由政府包办，如今则转变职能设置，强调政府主导和企业运营的养老服务提供方式。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政府提供政策法规制定支持、财政支持，以及对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企业主体进行监督和评估[12]。政府的财政支持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极大促进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建设进程。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利用自身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提供高效灵活的养老服务[13]。 政府和企业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存在优势和劣势，但是在实际实践中并没有达到相互取长补短的作用。我国老年人口人数众多，政府在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中难以顾及各个方面，有些地区难以覆盖，具体服务项目实行的效率不高[14]。企业为了获取市场份额，宣传高品质养老服务噱头，而由于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缺乏，实际上提供低层次的服务。拥有信息技术的企业为了获得高收益，提供的高科技养老产品仅针对小部分高收入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惠及面极为有限。
（二）老年群体对智能平台嵌入的不适
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智能养老服务平台的嵌入必不可少，但是信息科技对于老年人来说难以适应。我国信息化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当年教育水平较低导致我国老年人的文盲率较高，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学习能力难以适应信息科技化水平较高的智能养老服务平台。我国老年人大多不愿意过于麻烦自己的子女，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需要自身直接接触智能平台，所以需要老年人自己学习摸索智能养老服务平台的操作使用[15]。老年人对于陌生的智能平台缺乏信任感，在老年人个人信息录入和收集过程中存在谎报现象，并且排斥一些智能穿戴设备，导致养老需求和老年人信息的收集困难，影响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平台的运作，影响养老服务效果和目标的实现。
（三）专业养老服务人员供给缺乏
许多养老服务机构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卫生意识和服务水平很低[16]。许多养老服务社会问题如“老人虐待致死”等问题，暴露出养老服务行业中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问题。我国近年开设了一批老年服务相关专业，但是社会反映不良。许多家长和公众普遍对养老服务职业抱有歧视态度，许多受过教育有专业素养的年轻群体排斥选择从事养老服务行业。养老服务行业的新生群体血液不足，难以激发养老服务发展水平，专业养老服务人员的缺乏使得其他养老服务资源优势难以显现。
（四）民间非营利组织融入力量不足
我国公益组织和非营利社会团体对老年人较为关注，但是在养老服务中涉及不深入。有些公益组织和非营利社会团体组织向公众发起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关怀敬老院和某些社区的老年人。但是在活动安排中流于形式，所提供的一日甚至更短时间的养老服务难以实现养老服务效果。基于形象工程的敬老表演活动强制老年人到场观看，以致引起老年人的反感。民间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力量强大，但是需要政府和社会文化引导，避免其不切实际地提供养老服务。
四、我国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提升路径
（一）协调政府和企业的服务职能
政府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中，需要提高管理效能。企业要提高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中的社会责任，不能单纯以营利为目的。企业在养老服务产品设计中要基于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分析不同需求层次的特点，提供顾及绝大多数人的养老产品和服务[17]。在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过程中，企业作为信息技术的专业者向政府提供智库建议，以提高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化[18]。在企业提供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政府需要控制其介入程度，确保企业活力在养老服务中的释放。
（二）提高智能平台适老化和老年人使用培训
适老化建设是提高老年人对信息科技化产品接受程度的重要举措。智能平台和穿戴设备在设计构建时，应当注意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和习惯，优化工业美学和设计，以提高老年人的接受程度和适应水平[19]。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要对老年人进行智能平台服务使用的培训，使老年人能更好使用智能平台和享受养老服务。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人员要设计培训课程，针对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制订培训方案;对学习进度较慢的老年人要耐心辅导。通过教学培训，确保老年人能加深对智能平台和养老设备的理解，适应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环境。
（三）专业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对专业养老服务人员缺乏要从短期和长期的供给考虑[20]。首先要在短期内对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满足现有专业养老服务人员需要。对于专门护理老年人同时能够关注老年人身心共同健康的专业人才也需要进一步培养，对于已经从业的养老医疗护理人员应该进行工作培训，使之在护理照料老年人时拥有合适的符合老年人精神心理需求的言行举止。
（四）激发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动机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在现代文化发展中遭到冲击，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态度转向不良。我国政府须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老年人的尊敬和重视，激发社会公众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度。在学校教育中，可将社区活动参与作为学生校外实践课程，将最有青春活力的群体引入社区老年服务中，提高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21]。我国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民间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可将养老服务参与程度作为评估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一项指标，公开颁发养老服务相关荣誉，让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在老年群体中得到更加强烈的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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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兆鑫，叶彤汝，王亚君.社区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路径及整合研究[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9，30（5）：43-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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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石 .社会照护给付：英国经验与中国选择[J].湖湘论坛，2019，32（2）：1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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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许晓芸.资源短缺抑或资源依赖：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资源困局[J].兰州学刊，2019，（5）：19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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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郝丽，张伟健.基于大数据的“医疗-养老-保险”一体化智慧社区养老模式构建[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1）：226-228.
作者简介：程旺婕（1994-），女，江西九江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保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