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唱戏是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庙会的啦啦队。唱戏纯粹是为了给庙会助兴，其意在于让庙会更能吸引人，促使人气足够旺盛。药王山的庙会，比起香山，民间性更强，娱乐性更足。香山吸引的主要是信徒，奔着热闹去的人相对较少。但药王山则不同，它地处州城的附近，又安坐于一州版图的中央，老孺皆可抵达，于是它的人气，犹如森林着火那般熊熊烈燃。而唱戏，形若火上浇油。
　　
　　观戏者以逛庙会者为主，那么唱戏者为何人？答案是，他们皆来源于州内的某些村寨。偶尔请来西安府的剧社，唱上两场三场，但那只是临时抱佛脚的应急之举。想请戏坊的名角来演出，却付不起动辄数十两银子的高昂出场费，无奈之下，只有把目光投向乡野的草台班子。从二月一日戏曲开演，到二月二十日戏台落幕，在二十天的时间里，曲目不能重复，老调不能重弹，没有足够的演出团体支撑，自然是无法持续的。令人欣慰的是，不少的村庄，都组织起了村戏社，有的还请来一些较为专业的乐师唱师，手把手地教大家敲锣打鼓和甩袖摆腰。刚才还手握镢头在田间弯腰耕作的农民，回到家，掸土拂尘，换衣洗脸，一转身，就被戏社相中并招募而去，笨手笨脚地扮演起了剧中的某个角色。唱戏表面很容易，其实很难。农民大多不识字，更不识谱，他们唱的每一句台词，都来自于鹦鹉学舌之后的死记硬背。唱师唱一句，他们唱一句;唱师说句话，他们说句话;唱师甩头他们甩头，唱师蹬腿他们蹬腿。一点一滴地重复，一句一招地默诵默念，最终才能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尽管如此，到了台上，卡壳的，忘词的，发呆的，不知所措的，仍然不在少数。好在大多数观戏的人，仅为图个热闹而已，并不那么计较与挑剔，表演者也就能顺利地蒙混过关。当然，也有一些演员，尴尬得几乎下不了台。个别戏迷，与其说是跑来看戏的，毋宁说是专门跑来起哄的。演员若有一句唱腔出错，一旦被他灵敏的耳朵逮个正着，他就会大声地嚷嚷着要演员滚下台来。一人之呼，引来百人之应。接着，吹口哨的，鼓倒掌的，跺脚的，咳嗽的，闹哄哄地响成了一片。但这些插曲，终究是往河里抛扔的几块小石子，不足以将河流截断。演员在一阵面红耳赤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该哭还哭，该笑还笑，该忸怩作态还忸怩作态。
　　来药王山戏台演出的农村戏社，多达二三十个。每年春节前，药王山的戏官，就要去各村摸底，并现场观摩，搞清楚都在排演哪些戏，演出阵容如何，等等。看到某个村的戏不错，就提前预约，给其发放一张黄纸请柬。到了该演出的时段，被预订的剧团，组织好队伍，提前一天赶着载有道具的牛车马车，一路步行地来到药王山，下榻并起居于南庵的庙里。睡一觉醒来，旅途的疲惫尚未消散，他们立刻就投入化妆换衣当中，试乐器，练嗓子，并在登台之前，要将喉咙里积存的痰液吐得一丝不剩。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一切皆有赖于人的唱功。村里的老人说：没有驴叫声，哪能登戏台？也就是说，能不能唱戏，嗓音的高低和音域的宽窄是其前提条件。说话猫叫一般，立于其旁的人都听着费劲，站在台下的观众又怎能听个仔细？只有高喉咙大嗓门，吼一声，惊得一树的鸟雀瞬间飞散，才适宜于唱戏。然而，并非仅有大嗓门就万事俱备，没有乐感，不懂得轻重缓急，也是唱不了戏的。最为致命的，要数唱戏者皆为男性，但剧中的角色却男女皆有，于是，一些男人就不得不模仿女人的做派，唱腔不但要尖细婉转，而且举手投足间也要有十足的女人味。
　　药王山的戏台，演出团体并不固定，你刚唱罢我登台，轮换交替着，煞是热闹。我的家乡麻子村，就一直因循着唱戏的传统，及至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村里的土戏台上，逢年过节，依旧唱声铿锵。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似乎人人都能来那么一嗓子。有时是父子对演，有时是婆孙同台，有时是兄弟敌我。据老人们说，大约二三十年代，村里的戏社，就曾不止一次地奔赴药王山演过戏。能在药王山那个偌大的舞台上露脸，在村民看来，那无疑是莫大的荣耀。
　　19
　　药王山，顾名思义，无疑与药王有着莫大的关系。
　　历史上的名医很多，比如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为何独称孙思邈为药王？王者，绝顶老大也，地位至高无上，无人能出其右。
　　孙思邈的“药王”之桂冠，显然不是宫廷甩出的一顶高帽子，而是民间的众生，用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民间拥戴孙思邈为药王，并非人人都见过他，且受益于他的医治。很多高喊药王的人，尚不识字，在那样一个刻印术被官家垄断的年代，即使识字，也未必都接触到孙思邈的一系列典籍，于是民众对他的了解，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口口相传。比起其他带有御医性质的名医，孙思邈似乎更为大众化一些，更为民间一些，用现在的话说，更像是在“走群众路线”。
　　孙思邈能被民间称作药王，那是由一系列传说造就的。传说中，他医治了不少老百姓的疑难杂症，使他们的寿命得以延长;传说中，他医术神乎其神，能捉住一根绳子把脉，隔墙判断人体的热冷;传说中，他就是一尊大神，老虎见了他让路，狮子见了他颔首;传说中，他活了一百四十多岁，用自己的寿命，验证着自己药方的可靠性……但传说毕竟是传说，带有很大的夸饰性，并不十分可信。比如把绳子拴在太后的手腕上，他不摸脉搏，就能说出病情，开出药方，如果此事属实，那一定是另有隐情，绝非是他有通过摸绳子，就能摸出太后脉搏强弱的特异功能。太后的肌肤，是随便可以摸的吗？显然不是。纵然是看病，也得小心翼翼，弄不好，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扁鹊的下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腥事例，作为后继者的孙思邈，岂能不从中吸取前车之鉴？依我之猜度，聪明的孙思邈对太后的症状，其實早已心中有数，但却并不急于给出结论，而是舍简求繁，弃直取曲，故意在她的手臂拴根绳子，摸着绳索的一端为其把脉。摸绳子，百分之百是装模作样，是一出演给宫内人看的戏。不摸其脉，显得有点儿轻率，有点儿潦草，容易给那些爱嚼舌头的人遗留下不大认真的把柄;但径直捉腕摸脉，却极有可能晃动皇帝心中的那坛老醋，派生出难以预料的其他事端。不认真和性骚扰，这两样罪责，不论哪一种，孙思邈都肩扛不起。于是在两难之中，孙思邈就想出了绳头把脉这一既能堵人以嘴又能蒙人以眼的绝招。如此，可谓一石三鸟，既能避免自身遭殃，又能满足宫廷之人对精心医病之期待，还能显摆自己诊疗技术之高超。而目睹整个就医过程的人不明就里，真以为孙思邈神乎其神，于是免不了要把此事当作神话来远近传播。 　　皇家并未给孙思邈册封过什么什么“王”之类，药王之“王”，源自于民间的加冕。然而，并非皇家就对孙思邈的成就熟视无睹，唐太宗就曾大笔一挥，赐予孙思邈“真人”二字。唐太宗此举，不知是否与孙思邈的绳头把脉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思邈出入于宫廷，远非一次两次。被医治的人多了，太后太子、宫妃宦官等，经医治后效果不错，这才能俘获天子的信任，以至于最终靠近龙体龙身。为皇帝诊治效果不错，皇帝才会给他以隆重嘉许。
　　听惯了“真理”，鲜闻“真人”之说。既有“真人”，是否还有与其相对应的“假人”？真的是什么，假的又是什么？我想，以太宗视界之宽，处世之慎，他题写“真人”二字，无疑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说出口的是“真人”，没说出口是“假人”。真与假，好与坏，大与小，高与低，胖与瘦，都是相互比较的产物。正所谓无假就无真，无坏就无好，无小就无大，无低就无高，无瘦就无胖。“假人”云集，“真人”才显得有点儿鹤立鸡群。
　　孙思邈的“真”体现于何处呢？以我的分析，无非就两个方面：在做人上很真实，在医术上有真功夫。做人一是一，二是二，不虚情假意，不两面三刀，不口蜜腹剑。医术精益求精，医治疾病有高超的本领，不是南郭先生，不行江湖骗术。
　　以“真人”来评判孙思邈，可谓恰如其分。仅仅一个“真”字，就把孙思邈拔高到了凡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真”似乎很简单，但若想靠近它，拥有它，并非易事。世间的人，大都有趋利避害之念，加之受中庸之道的深度熏陶，不冒尖，不直言，不露真面目，藏剑于袖筒之内，掩怒于笑容之后，讨厌上司却要极尽恭维，反感权势却在权势者面前低声下气。久而久之，人格就走向了分裂，呈現出双面人格：一重人格面向自己，一重人格面向大众。人的面孔，随之就变成了一面可以任意粉刷的调色板，需要红色就刷红漆，需要绿色就刷绿漆，需要白色就刷白漆。人的伪善，正是在这样见风使舵的环境中磨砺出来的，且越发地无法调转方向。于是“假”便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常态，而“真”却日益稀少，甚至有另类之嫌。但究其每个人的内心，其实大多都保留着对“真”的一份渴望，一份迷恋，一份向往。人在堕落着，但没有谁甘愿堕落。于是那些从里到外坚守于“真”的人，就让人格外地刮目相看，并心生崇敬之意。
　　“真”不是不穿衣裳，随意裸露自己的肌肤;也不是心里恨谁嘴里就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真”属于精神领域的范畴，是一种高贵的人性之光，与生活中的粗野与粗俗，毫不搭界。口无遮拦，恶语伤人，那是没有教养，无关乎“真”与“不真”。真正的“真”，是对原则的坚持，对道义的捍卫，对良知的守护，对人性的遵循，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孜孜以求。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让我们心生敬仰的伟大人物，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作为铺垫。而伟大的人格，又必然是以“真”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于是，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逻辑关系：真人，不一定能成为伟人，但伟人一定是真人。
　　我这里所指的伟人，并不包括历史上那些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对政治家作为的评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极易陷入争论的旋涡而不可自拔，因此暂时回避为好——而是专指那些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璀璨历史文化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在这些光辉的名字里，就有“孙思邈”三个字在熠熠闪耀。
　　用“伟大”来冠之于孙思邈，绝对算不上夸大其词，而是名至实归。孙思邈除了在专业领域的非凡造诣，除了在医学方面遗留下诸多著作造福于后世，除了拯救那个时代无数人的生命，他最为的打动人心的，还是他思想的光芒万丈。也就说，他不单纯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还是一位具有平等意识与正义情怀的思想家。恰恰是因为他理念的先进与思想的卓越，才奠定了他能够站立于历史的山巅，极目远近与上下，透视苍穹与大地，散发出无与伦比的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光辉。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悲悯，对人的怜惜，对人的透析，构成了孙思邈思想的核心要素。
　　医高辅之以德高，术深辅之以学深，彼此间的相辅相成，水涨船高，才使孙思邈犹坐云端。
　　医术再突出，至多是个好医生;但有了人文领域的深厚造诣，好医生就会升华为杰出的医学家。中国当代的医生，不缺乏在专业方面的精致与熟稔，缺少的，正是人文知识的渊博与人文修养的丰沛。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却从不探究同样是人，伟人的肩膀何以如此宽厚坚实，自然也就只能成为随风摇摆的叶子，难以成为让人敬仰的一抹鲜亮的云彩。
　　人文是土地，医学不过是土地上的一株树。土地肥沃，树木就粗壮高大;土地贫瘠，树木就矮小凋敝。
　　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孙思邈告诫其他医者：“若有疾厄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这段话，在现在看来，也许并不值得惊叹。但在一千年前“君君臣臣”笼罩的中国，在一个等级制度与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这等话语，犹如惊雷，振聋发聩;犹如闪电，惊世骇俗。
　　平等，在那样一个阶梯状的社会里，不但形若天方夜谭，而且近乎于一种奇谈怪论。孙思邈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冲破时代的禁锢与世俗的偏见，卸去人身上的附着物，把人还原为人。众所周知，孙思邈生活的唐朝初年，正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燎原之火的初燃阶段。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从蛮荒走向文明的引线。就在西方人意识到人的价值之时，在东方封闭的中国，一个了不起的医学家，也在孜孜追求着人的平等。遗憾的是，文艺复兴，彻底颠覆了西方人的价值尺度，从而使西方世界，犹如一头睡醒的猛兽，咆哮着昂然崛起;但中国的孙思邈，却仿佛哀鸣的孤雁，其微弱之声，并未穿透多少淤塞的耳孔。孙思邈的平等意识，造就了他本人的孤高，却并未对民族思维方式的更替，带来实质性的推动。
　　尽管如此，孙思邈传递出的声音，并非毫无作用。
　　孙思邈告诉从医者，在诊断病人时，要把一切患者都当作亲人对待，不能因人而异，“看人下饭”。所有的就诊者，不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年岁几何，长相美丑，关系远近，以及是华裔还是非华裔，是智商正常还是智力有缺陷，不但不能过问，而且不能对强者谄媚，对弱者歧视。这些话语，表面上是讲给从医者听的，但它道出了孙思邈从医和做人方面的道德伦理——他完全无视尘世里普遍存在的“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势利之风。 　　人和人之间，也许表面上“差之毫厘”，但其境界，完全就“谬以千里”地有了云泥之别。差距，不是体现在对强者、对亲者的态度上，而是体现为对弱者，对疏者，甚至对仇者的态度上。对疏者以温暖，对弱者以体恤，对仇者以宽谅，大人格与大境界，便已铸就。对强者以跪拜，对亲者以亲爱，对弱者以蔑视，对疏者以冷漠，对仇人以牙还牙，如此这般，其魂魄只能陨落于尘埃，无法翱翔于天界。
　　孙思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现出了他非同寻常的做人素养。他的平民意识与悲悯情怀，体现于行为，那就是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褴褛布衣，不论是家财万贯者，还是一贫如洗者，不论是体态周正者，还是嘴歪眼斜者，他都能言语以亲而敬之，救治以全而力之。正因为如此，他在民间的口碑就慢慢得以积累并扩散，民众用“药王”之誉来回敬他、赞美他、称颂他，乃至于上千年过去，他的美德依旧被人追忆和怀念。
　　颂赞孙思邈，掩盖的，却是这样一个无奈的现实：孙思邈这等“大医”，实在是太稀缺了。满树的黄叶，人们才能意识到一片绿叶的可爱;如果满树都是绿叶，谁又能注意到某片叶子的颜色与姿态呢？物以稀为贵，恰是因为“稀”，才成就了“贵”。
　　孙思邈除了仁德之高，还非常饱学。他并不把自己之所学，局限于医学的围墙之内，而是博览群书，像蜜蜂那样，吮吸万花之香，采撷百家之言。在《千金要方》的序言里，他一开腔，谈的不是救治与施治，而是读书。
　　博学，塑造的是孙思邈的精神情状;对医学的钻研，成就的是孙思邈的精湛医术。
　　20
　　孙思邈把五台山选作自己的修身隐居之地，自有其理由。
　　孙思邈出生于五台山旁侧的孙塬村，估计从小就常常涉足五台山。孙思邈的祖辈，尤其是他的祖父和父亲，从事何种职业，不知其详。按照常理推测，他们无非从事着这样两种职业：要么农耕，要么非农耕。纵然从事农耕，那肯定属于耕读人家，不然，就不会具有把孙思邈送往学堂的远见卓识。在那个农耕社会，即使不稼不穑，也难以做到把自己束之高阁，脚不沾泥。人以食为天，土地是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木之根，鸟之巢，云之天。即使是那些官吏或商贾，大多都是脚踩两只船，其中的一只脚，无疑要深插泥土。半吏半农，半商半农，半学半农，并非个例，而为常态。作为出生于乡村的孩子，孙思邈难免要从事一些割草放羊的活动。要割草，要放羊，就得去地畔野坡。五台山名义上是山，实际上是坡，草木繁茂，人烟稀少，恰是砍柴放牧的理想场所。孙思邈或手持镰刃，或手牵牛缰，在五台山爬上爬下，进去出来，形若家常便饭。大概在这个时期，他逐渐辨识出哪些花朵无比妖艳却含有剧毒，哪些草芥雖不起眼却是治病的良药，哪些藤蔓含有剧毒但之于人体却能以毒攻毒。五台山，是他踏上从医之路的启蒙原点。
　　在现在看来，孙塬村有点儿名不副实，连一户姓孙的人家都没有。但在孙思邈生活的年代，居于该村的人，估计是以孙姓人家为主体的。村名的有名无实，验证了历史的跌宕与人口的迁徙，是何等的剧烈与频仍。
　　十多年前，我与一位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小伙子相识。这位皮肤白皙面容亲善的年轻人，往我面前一站，宛若一座白晃晃的高塔。近乎两米的个头，迫使我唯有抬头仰望，才能看清他的五官。他穿着四六码的运动鞋，脚上依然被挤磨出了一个桃核般的青紫肉瘤。与小伙子闲聊，我问他祖籍是哪里？他摇头说不知。刨根究底，小伙子说自己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墨西哥人，祖父是德国人，祖母是加拿大人，外祖父是南非人，外祖母是英国人，再往上追溯，还有犹太人血统和印第安血统……他就是一个联合国，根本就搞不清自己血脉的源头在哪里。接着他又说：严格意义上讲，美国没有美国人，但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所有人，又全都是美国人。
　　他的话，乍一听，像是绕口令，有点儿拗口。但仔细回味，却不无道理。小伙子启悟了我对华夏子民迁徙与融合的兴趣。查阅史料，我们不难知道，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仅以血统而论，并不纯粹。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早已使一个民族相对单纯的血液之河，堪比澎湃的长江与黄河，由无数支脉汇聚而成，再也难以捋清那掬水来自于渭河，那瓢水发乎赣江。除朝廷的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异族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外交策略外，为官者异地做官，戍边者调动频仍，经商者南北游走，社会精英阶层随庙堂迁徙而迁徙，凡此种种，皆有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化异乡为故乡。对于布衣百姓而言，饥馑或战火，是难以抵御的大敌。每逢饥荒，逃难的路上，褴褛的身影总是络绎不绝。逃难是没有目的地的，哪里能有一口饭吃，就在哪里歇脚，并在哪里开垦耕种。一根插入土壤的枝条，时间久了，就长出了根须，扯出了绿藤，俨然以树木示人。战乱的舞台，主要集中于都市，因为都市是权力与财富的山巅。诸多的战乱，皆因夺权夺利而起，于是都市很容易沦为格斗的狩猎场。失火的城楼，常常使本该安享静谧的鱼池得以殃及。城内只专注于油盐酱醋的草民，一望见烈焰从某个城楼腾空而起，就预感到自己及家人将处境不妙。在刺刀明晃晃的舞动中，在喊杀声狂热的咆哮里，他们宛若惊弓之鸟，纷纷携家带口夺路而逃，逃得越远越安心。弃别家园，弃别故土，仿佛一片受到冲刷的烂菜叶，在时势的潮汐中随波逐流，水将他们卷向何处，他们就在何处停泊靠岸。一场战乱，形同对一个时代的血腥歼灭。一座宫殿林立的繁华都城，瞬间就变为瓦砾遍地的废墟。城中的居民，鸟兽散的鸟兽散，肝脑涂地的肝脑涂地，十室九空。以唐末为例，就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身居中原的诸侯王朱愠以讨伐犯上作乱的诸侯王李茂贞之名，行先下手为强之策，以觊觎与夺取大唐王朝的三千里江山。当他率兵攻进长安城时，年迈体衰的大唐王朝，犹如奄奄一息的病夫，早已不复当年的骁勇与锋芒，脆弱得不堪一击。朱愠不但很快达到了目的，而且以极其变态的方式，对长安城宣判了死刑。诸多的金银财宝遭遇掘地三尺式的掠夺，这些尚属其次，最主要的是，他号令部下对长安城予以毁灭。那些来自于草根阶层的士兵，早就对宫廷的奢华耳有所闻，如今亲眼目睹，果然名不虚传，心中难免醋浪翻滚，嫉恨沸腾。你拥有，我没有，要想使你和我一样短长，一样多少，所采用的办法，不是致力于让自己拥有，而是致力于让他人没有。 　　朱愠的意图，是要在洛阳重建帝都，另扯旌旗，于是他指挥部下的将士，将长安城的宝物，悉数搬往洛阳。一辆辆的马车载满了财宝，碾碎关中平原的黄尘，咯咯吱吱地向东驶去。那些从巍峨的宫殿中拆卸下来的名贵木料，马车无法载运，就将其挪搬至渭河岸边，扔向河里，让其顺河漂流。渭河里，横七竖八地漂浮着各式粗壮的木头，蔚为壮观。木头伴随河水一路而下，汇入黄河，至洛阳地带又被打捞上岸。木头漂流了半年之久，以至于渭河流入黄河的入口，频频被木头淤塞，造成河水的决堤倒流，致使关中东部的十多个县域遭灾，十数万人被河水夺去了生命。
　　隔三岔五的战乱，间接性的灾害，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都造成了人口的移位与奔走。人拥有双脚，且具有见异思迁的原始秉性，很容易得陇望蜀，这山看着那山高，这就决定了人与生俱来，潜意识里就潜伏着某种好动的精神基因。故乡永远是暂时的，数十辈人坚守某个地方岿然不动的状况，其实极其罕有。人依赖于土地而存活，但土地至多是绳子，只能将人心暂且缠住拴住，远非钉子，能将人身嵌住钉住。人就像田鼠一样，哪里能觅到食，哪里相对安全，就会逃窜向哪里。于是，南来北往，东来西去，就成为常态。一个极为显著的事实就是，在秦汉乃至于后来的隋唐时期，岭南都被视为偏远荒蛮之地而人口稀少，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晋陕鲁豫。陕西关中，中原大地，晋鲁腹地，人密密匝匝得宛若蜂箱里的蜜蜂一样。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下，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铁蹄数度踏破长城的阻隔，奔腾于中原大地，皆带来人口潮水般的汹涌漫溢。南方人眼里的北方佬，大量地朝南迁移。中原地区，关中地区，都经历了一次次的大换血，昔日的居民遥遥远去，草原部落的牧民猎猎而来。已迁走的在异乡定居，新迁来的在当地安家。原住户与新住户比邻而居，免不了要相互嫁娶。别小看了一例例的通婚，它可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民族血液的单一性，使民族的原始归属得到了颠覆。留守草原的蒙古族，依旧恪守着古老的传统，以蒙古族自居，但入住中原的蒙古族，在与汉族的通婚中，以及在汉文化的浸泡下，就有可能被逐渐地汉化，最终忘却自己的来源。汉族在稀释着其他民族的血液，其他民族也在瓦解着汉民族的禀赋，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态势，一代又一代之后，新生的人们谁都无法厘清自己的血脉构成。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其后代无疑就是人们常说的混血儿。混血儿在陕西农村，被称为“二一子”，意为合二为一。这样的称谓，含有明显的歧视和贬义，所指向的，是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但嘲笑他人是“二一子”的人，并不能保证自己就不是“二一子”。因为千年万年因袭与固执于某种古老血统的人，几乎不存在。就像每条河流在流淌中，难免有支流、小溪以及雨水的汇入一样，没有哪個家族或民族，可以做到高筑围墙，紧闭大门，与世隔绝。
　　古埃及人和现在的埃及人，是两码事;古代的巴比伦人和现今的伊拉克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古印度人和今天的印度人，也难以画等号。埃及人以金字塔为荣耀，可追究起来，建造金字塔的并非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有阿拉伯的古老文明，也有阿拉伯引以为傲的资本，但与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几乎不搭界。印度人也一样，发明了阿拉伯数字的古印度人，早已像浮尘一样飘拂而去，并非而今印度社会的主流群体。相比之下，在四大古国中，唯有华夏的血脉未曾断流，像地表之下的坎儿井，不一定能清晰目睹，但始终在隐隐地流淌。原因倒不在于中华民族多么的故步自封，恰恰在于它具有巨蟒般吞咽驳杂的胃口。中华民族的吸食能力与消化功能相当惊人，它能将所有外来混入的族裔，消化掉，同化掉，使其转化为汉族的一部分。华夏子群的凝聚力、向心力，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于血缘，而是来自于文化。文化是一棵大树，而人不过是攀爬在大树上的狲猴。大树恒在，大树不倒，狲猴就不会四散溃逃。
　　树不动，并不意味着树枝树叶也不动。恰恰相反，树枝和树叶时时刻刻都在摇曳着。应验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箴言，只要风在动，树枝树叶就会跟着动。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必然带来人的流徙与迁移。晋陕鲁豫密集的人口，一波一波，像大潮一样，向东向南漫溢，使南方昔日天荒地老的沟谷山岭，飘荡起了袅袅炊烟。北方冲击波形成的黄土积层，由于土质松软，在以镢头和犁铧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古代，更易于开垦，人拥挤而来自然而然。然而，越是富足，就越是不安全。这等情景，恰似在一个村庄里，既住有富人，也住有穷人。锦衣玉食的富裕户和粗茶淡饭的贫困户相比，前者遭受外力侵害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后者。那些出没于山林中的土匪，其目光大都在富裕户的房梁屋脊上流连，却不大愿意斜瞥贫穷户一眼。土地也一样，越是平整肥沃，越是容易引起纷争。狼在窥视它，虎在谋算它，豹子跃跃欲试，狮子蓄势待发，它能不成为风起云涌的旋涡吗？
　　生产力的提升，粮食种类的多样化，加上航运与捕捞的兴起，边缘的不再边缘，荒僻的不再荒僻，人渐渐地由恋土而栖变为逐水而居。迁徙与流动，就变为一种常态。
　　严格地讲，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南方人，因为绝大部分南方人，都是从北方迁移过去的，比如广东福建乃至台湾的客家人，他们的根在中原;湖南与江西的一些山村，还在坚守着一些陕西关中的生活习俗和地方方言，说话带着秦腔味，吃面要吃手擀面等，这些人的故乡无疑就在关中。曾几何时，扬州城里，秦商坐拥大半个天下，这些人在扬州生儿育女，多数人就此定居了下来，由外来户沉淀为土著户。
　　那么，孙思邈的后裔因何而迁走，又迁向了哪里，因史书未曾详述，便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当然，药王山远非仅有孙思邈，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北魏时期的石刻，以魏碑为主体的书法碑林等。相较于北魏的石刻，孙思邈只是一个后来者。在精神的归属上，孙思邈属于道，而石刻则归属于佛，于是药王山，佛与道兼容，神明与文化俱在。当人们在药王大殿里烧香跪拜之后，凡夫俗子都会去后山摸“摸摸爷”，而文人墨客则会流连于碑林的墨香。那尊被无数双手争相摸得油光黑亮的佛像，端坐于一道石崖的半壁，慈眉善目，据说无比神奇：人哪个部位有恙，就伸手在佛像的哪个部位抚摸，摸后接着缩回手，又在自己身上的恙处抚摸，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痛痒便得以去除。
　　靠抚摸就能镇痛祛病，那还要医学干吗？这尊“摸摸爷”，仿佛是在故意挑衅孙思邈的医学价值，他的存在，使药王孙思邈无端地显得有点儿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