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如今贵阳市的著名景点—甲秀楼上向远处眺望，能够看到这座近年来被冠名“大数据之都”“中国数谷”的城市，高楼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致。
　　甲秀楼是贵州改土归流、艰难建省的历史缩影。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建筑，修葺在浅浅护城河中一块突出巨石上，像一个楔子打入蜿蜒的乌江水系。
　　为什么一座由中央政府修建、寓意“科甲挺秀”的地标建筑，只能委屈在一块浮石之上？
　　“正常情况下，政府应该在六广河—也就是乌江的中游建造中央王朝的根据地，那里的水系和土地资源更丰富。但在当时，贵阳地块实际被各土司分割占据，以六广河为界的东西两处，是水东土司、水西土司的地盘。中央王朝能选到这样一块地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说话者肖郎平是从业十余年的资深媒体人。他对贵州历史如数家珍，但自己其实是江西人。他常说自己“比99%的江西人不了解江西，但是比99%的贵州人更了解贵州”。
　　肖郎平刚刚出版了自己的专著—《西南大逆转：中国软腹区的历史及其未来》。书中梳理分析包括贵州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的过去、今日与未来，在翔实的历史分析之上，破解西南地区未来发展腾飞的密码。
　　这样的研究，在市场上很少见。西南本就不在主流的注意力范围之内，人们对西南也有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不过，今天的西南已经不是过去的西南，身在其中的肖郎平发现，西南的发展环境，已经开始逆转。

貴州在哪里？

　　1998年，肖郎平考上了贵州大学的研究生。彼时，他尚在乡下工作，一位师范毕业的上司听闻喜讯，问他：“贵州在哪里？是不是在云南省？”
　　一个接受了基础教育的师范生，对贵州的印象尚且如此含混。到贵州读书、生活后，肖郎平发现，很多贵州的大学生走出去之后，也常常面临着被询问“你们那地方有没有通电？”一类带着明显误解、印象刻板的问题。
　　“外界对贵州的认识，相当长的时间是停留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古时，贵州被称为“夜郎”—晦暗不明的意思，这里有什么物产？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对于中原的执政者来说模糊如一团夜色。
　　到了近现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贵州的印象几乎都是“不太清楚”。
　　这些或源于现实、或拘于历史的误解、忽略与遗忘，促使肖郎平想要通过写作来回答“贵州在哪里？它有怎样的历史，过着怎样的现在，将有何种未来？”这些问题。
　　5年前，他主动坐到了冷板凳上。
　　随着写作与研究推进，肖郎平发现，若想阐明“贵州在哪里”，讲好贵州的前世今生，仅仅研究贵州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将贵州放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来考察。“无论从云贵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还是贵州大部分区域原本就是云南辖区的历史来看，抑或是从民族多样化的共同特征来看，欲窥贵州之堂奥，必经云南之门户。”
　　最终，在反复借鉴学术界概念之后，肖郎平将研究范围定为狭义的西南，即云贵和川西。并将这一区域命名为中国的“C形软腹区”。C形软腹区这一概念，或许可以从地理位置及区域特征两个方面，形象而概括地解答“贵州在哪里”“西南在哪里”的问题。
　　中国地图的陆域轮廓是一只雄鸡。如果将兰州、西宁、拉萨、昆明、贵阳五个省会城市画一个弧形连接起来，差不多是一个字母C，贵州、西南这个C型区域的地理位置，可以定位为位于“一只雄鸡的腹部”。
　　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只雄鸡不同身体部位的力量差异，也似乎暗喻着所在区域的发展水平：“鸡头”东三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鸡胸”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腾飞，昂首挺胸;“脊背”内蒙古，人均GDP居西部之首，撑得起雄鸡的身躯;“鸡屁股”新疆，虽然不至丰腴，但绝不鸡肋。

　　古时，贵州被称为“夜郎”——晦暗不明的意思，这里有什么物产？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对于中原的执政者来说模糊如一团夜色。

　　而软腹区，正好集结了中国人均GDP和经济总量都靠末位的地方。其中，云南、贵州更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在雄鸡的柔软腹部，是整个国家最不堪一击的区域，隐藏着经济发展、生态功能、文化教育水平等多种问题。
　　将贵州放入西南的视野思考、将西南放入全国及世界的范围内考量，贵州，这个晦暗不明之处便在发展的坐标系中拥有了自己的定位。

贫穷肇事者

　　无论冠以何种称谓，在人们普遍的认知里，西南似乎都是个“穷地方”。
　　为什么穷？在贵州求学期间，肖郎平与一位曾在贵州乡村有过挂职经历的年轻学者交谈这一问题，对方不无感慨地表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言下之意，贵州、西南之所以为雄鸡之软腹、脱贫之顽石，皆因当地居民的懒惰、顽固与愚昧而起。他的依据是，苗民不选择种植产量更高的水稻，却偏偏喜欢种产量更低的糯稻，因为嗜酒，糯稻适合酿酒，最后既没有收入，又没得果腹。
　　但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典型以外来者的眼光去评判不熟悉的他人生活，也是因果倒置，“把贫穷的后果，错当成贫穷的原因”。
　　穷，既不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也不是自我缺陷的后果，而是和权利、保障、环境等匮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苦果。
　　仅就种植糯稻还是水稻这一问题来说，糯稻抗寒，在高山冷水田中，依然能够保持长势良好，冒险种娇气的水稻极可能颗粒无收;糯稻产出的糯米香甜有味，可省油和蔬菜;糯米黏性极强，可以用手抓着吃，可以捏成团子方便地带着走……在严苛的自然地理条件、捉襟见肘的生产资料相互挤逼之下，再责问“为什么不种水稻？”就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无知了。 　　事实上，不只是看似简单的水稻种植无法达成，即使是一些最为普通但又不可或缺的基本生存要素—比如盐，在过去的西南，获取也难于登天。
　　因为交通条件恶劣，运输成本高，贵州本身又并不产盐，这使得连接贵州的盐运古道非常远。历史文献曾记载：有时，私下换盐的价格甚至达到了“1斤银子换1斤盐巴”。
　　盐价既然如此昂贵，就意味着贵州、云南的居民，不得不比其他地区的居民为之支付更多费用，也就进一步减少了他们可能的经济剩余，投资等可能致富的行为就更加难以实现。同时，又因为云贵历史上粮食的难以自给，盐价如此昂贵，长期维持在“斗米斤盐”的程度，就意味着人们不得不冒着营养不良的风险减少食物摄入。由缺米少盐造成的饥饿、营养不良又带來患病的高风险，导致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收入下降，再次形成恶性循环和牢不可破的代际贫困转移……
　　“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对于区域性群体贫困来说，外因近乎是决定因素，贫穷的肇事者，并不是穷人本身。
　　自然地理造成的贫困固若磐石，中国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大拐弯”、中原政府对西南发展的漠视与放逐，更让原本在商贸交流上表现不俗的西南地区彻底沦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多重边疆。
　　“一个地区的开发与否及其发展程度如何，首当其冲的因素取决于中央政府。一个地区如果对统治者有实际意义，就可能迅速发展，一旦不受统治者青睐，就会遭到忽视”，中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的不断迁移，西南成了“大后方”，鲜有的几次发展机会，都是中央政权治理边疆、涉外问题是“顺路”的安抚;距离帝国经济重心越来越远，中央政权亦将西南开发长期置于中央优先次序之末位，建设难度极大，而身处边疆、土司割裂，频繁的战争又轻易摧毁西南本来就薄弱的建设成果……
　　恶性循环在人的贫穷与地区的落后中反复上演。
　　幸运的是，在西部大开发第二个十年之后，在今日政府的政策倾斜与关注之下，西南经济要素得到空前改善，西南经济内生力量显著，贵州的经济指数也随之拥有了极大的飞跃。
　　苦难也许无法完全避免，“但是，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政府真正解决人民的痛苦”。

拥抱印度洋

　　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来看，当下都是西南发展史上“最好的时代”。从内部来看，西南完成了国族建构，归于王化，甲秀楼兴建时面对的中央政权与土司争夺成为历史，西南能够更好地融入发展中的大环境，各方面得到改善;从外部来说，政策的倾斜、“一带一路”的开放建设，更能够使“大后方”西南一改往日被动局面，彻底扭转为“前方”。
　　随着中欧经济合作将通过高铁这样的交通方式促进亚欧经济一体化，世界或许将重新回归陆权时代，西南的发展目光，也不应再看向国内。
　　“如果我们只是盯着长三角珠三角，国内内部分工，肯定长三角珠三角更强势，西南就会永远锁定在相对中低端的产业链”，但如果面向的是中南半岛、印度洋，尤其是经济增速表现出色的中南半岛五国，西南的优势将会完全激发出来。
　　比如汽车方面，泰国的汽车配件一度非常有名，原来一直供给欧美。但是因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卖不出去。没办法，泰国只好自己琢磨做整车，现在做得也不错。“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当初，西南地区为什么不跟它合作呢？”
　　同时，在对外出口的定位中，肖郎平认为，也不应再盯着中国惯常的“主顾”太平洋、不应再供应化工、机电、农特等科技含量低的产品。
　　在“主顾”的问题上，“和珠三角这样强劲的对手加入太平洋订单争夺是不现实的”，所以应该积极拥抱在地缘上更具优势的印度洋;在出口产品的问题上，则应该专注高科技产品，因为只有高科技产品，“才能无视微不足道的物流成本，哪怕空运也能够保持竞争力”。
　　属于西南的逆转，确实正在发生。
　　2016年9月25日，由著名天文学家南仁东先生于1994年提出构想，从设计到建成历时22年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落成启用。
　　这个坐落于贵州深山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是世界上目前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综合性能是美国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的十倍。
　　过去一提起贵州、提到西南，是“夜郎”的晦暗不明，是贫困缠身、暗流涌动，是丛山峻岭、原始蒙昧。但FAST的出现，“是贵州第一次为全人类的科学做贡献”。
　　同样令人惊喜的还有近年来贵州在大数据事业发展中的表现，“我给它的定义是，贵州第一次和全球先进产业站在同一起跑线，第一次”。未来说起贵州，人们想起的不止“老干妈”，或许还能有让全世界的人共享便利的现代科技产品，这便是贵州的飞跃。
　　肖郎平始终觉得，无论成败，这都将为贵州乃至西南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最后能做成，当然最理想;如果没做好，至少这是贵州一次前所未有的产业启蒙”。
　　面对贫穷与落后，困境与挑战，最重要的不是抱怨与畏缩，而是“已经在做了”。
　　责任编辑李少威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