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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闪光点，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作为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中国民营经济伴随着各种争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其蓬勃发展的势头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它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和科学发展。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为扩大就业，减少贫困人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民营经济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可以预期，困扰中国民营经济的阻力与障碍将被冲破，从而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民营经济破茧而出
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和崛起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出现过五种不同的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国由于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呈现以下特征：(1)在意识形态方面，姓资和姓社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2)国有企业不景气，对国企的改造没有真正启动；社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3)经济资源的配置不按市场规律办事。(4)农村经济极为落后。由于政府将农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原始积累的来源，从农民手中剥夺了大量经济利益，使得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人地关系紧张，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能够摆脱经济困境。迈开大步前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1979年。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个体经济开始出现。一些农业大户开始自己跑运输；在城市，大批返城知青急需解决就业问题，个体性经济经营者开始出现。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以国家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为个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民营经济的第一次发展高潮随即风生水起。苏南地区(苏、锡、常)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通过集体f主要是初期的社队到现在的乡、镇、村)在农村兴办以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组织，实现经济繁荣。到了80年代中期。苏南确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经济地位，苏南模式由此叫响全国，被誉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
能人经济模式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有所质疑。
家庭作坊式工业起步
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开始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温州人以“千军万马办企业、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的澎湃激情，从被称为草根经济家庭作坊式工业起步，抓住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好时机，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区域经济特色的民营经济。温州几乎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位于浙江东南山区的温州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人多地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温州农村的社队工业也有所发展。但最终未能走上苏南那样以发展农村集体工业为主的道路。温州有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历史传统。温州人在生活的压力下形成了走南闯北寻找生机的习俗。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农民迅速走上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温州乡镇企业在发展非农产业中。选择了较早放开并实行市场调节的日用小商品为主导产业。小商品的产值大约占了乡镇企业产值的七成左右，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从小小的纽扣、打火机到低压电器，从走向全国市场到迈向世界市场，温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小商品大市场的奇迹。改革开放近30年来。温州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一举成为充满生机活力、世人瞩目的亮点，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震惊。最近十几年，以GDP的平均增速计算，温州达到17.8％，远远超过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率。2002年。温州进入了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24强。如今，民营企业已是温州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主要支撑。据统计，温州现有个体工商户20余万个，私营及股份合作制企业4万户。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温州工业90％以上，占GDP80％以上，占就业人口90％以上，占地方税收80％以上。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曲折的过程，温州模式终于被全国上下所认同，成为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学习对象，在各地移植和推广。
近几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又出现一个新亮点。即由一些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出资，组建投资集团。如“中瑞财团”等。他们按照在日美大行其道的财团经 营模式来进行运作，期望能够提供资本市场与产业市场的对接通道，打破民营企业的融资瓶颈。平抑经营风险，充分利用民间闲散资本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出力，进一步促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区域民营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财团模式的出现，因应了民营经济内外环境巨变的需要，很有可能成长为未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典范模式。
发展外向型企业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与苏南和温州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乡镇企业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企业来看，港澳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在引进外资构成中，港澳资本占绝大部分。小部分是华侨和国际资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国外信息。引进各种技术设备等也主要通过港澳地区。通过大量的经济往来，联办企业等为三角洲地区的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引进新技术设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民营高科技企业
中关村模式是依靠中国科研的最高殿堂——中科院及著名高等学府的雄厚的研究力量，以中关村的核心——电子一条街为中心，全长不过几公里的一条街。沿途却聚集着30多所大学、80多所研究院所，荟萃着45000多名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其智力密集度之高可想而知。80年代初，中关村的一批科技人员通过“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方式，以经营贸易和计算机应用开发与集成服务起步。带动研究与开发，实现了技术、管理和市场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随着四通公司、联想公司等公司的相继成立，中关村已经形成了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群体。到1987年，中关村具有法人资格的民营科技企业148家，其中从业人员3800多名，工业产值2.2亿元，营业额超过9亿元。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以中关村模式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变化。催生了更多的新兴模式。
三城模式
作为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民营化改制的三城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和兴城模式的总称)此时应运而生。90年代正是中国深化改革时期，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企业机制不活、效益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势在必然。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量大面广，进行改制改革，不仅仅是国有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也可为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试验、创造条件。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战略，使得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根据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各地对国有小企业的改革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20几种形式，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三城模式。三城模式中最早出现的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特征的诸城模式，是在1992年至1994年间形成的；以私营独资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海城模式和以私营合伙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兴城模式相继形成于1993—1996年间和1996—1997年间。
民营经济小区
90年代后期。沪郊模式初步形成。上海的民营经济在短短十几年中迅速崛起。其中，大量的经济小区是上海民营经济成长的沃土。依托上海，面向长三角，特有的资本、信息、制度、交通、人才优势。外加政府的强力扶植。造成政府搭台私企唱戏变得越来越红火。开发区内以当地及外地的民间投资兴办的私营企业为主，产权明晰。政府不干涉企业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加强外部环境改造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积极引导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1992年7月，青浦诞生了全市第一个民营经济开发区——富民经济开发区，这一创新模式，当年就吸引了200多家私营企业登记注册，统计产值超过了1000万元。富民模式的成功，带动上海郊区掀起私营经济创业热潮，并逐步拓展到市区。近几年来，闸北、普陀、杨浦等传统的工业聚集区也相继兴办了一批民营经济小区。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已有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区280家，占该市私营企业80％的注册企业在这些经济小区内，这些企业上缴税收近80亿元，名列“上海百强”的私营企业，有2/3出生在这里。在今天的上海。每三名职工中，就有一人就职于民营企业……
上海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四个中心，其信息与人才、科技上的优势比较明显，近几年来，其巨大的聚集与辐射功能吸引全国各地的民间资本蜂拥而至，上海的民菅经济也由沪郊模式升级换代为上海模式。上海模式使得民营经济涉足行业更广泛。并且开始向国有企业渗透。市区内新生的多块民营经济区，形成了市内市郊共同繁荣、均衡发展的局面。上海民营经济得到了良好的整合。对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更具吸引力和辐射力。
从不足1％到67％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总量从最初的不足1％。到现在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7％。占到了GDP的大半江山，成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靠自己的实力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及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有权威部门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06年底，登记注册的全国私营企业达到494.7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7.4％；注册资金总额为7.5万亿元：中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2436亿美元，高于全国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2006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接近3500亿元。占全国企业税收总额的比重近10％。民营企业累计安置就业人员近500万人，累计帮助脱贫近800万人，累计捐赠财物金额为170亿元。专家预测。今后几年。中国的民营经济仍将快速发展，增长率仍将高于全国经济平均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占GDP的比重预计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美国《商业周刊》曾有篇文章引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的话。指出中国目前的私营部门已经占GDP总量的70％。以上的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其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达三分之二左右。
民营经济逐年以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2006年底，城镇中除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经济即全部民营经济固定投资总额达到4.83万亿元，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1.6％。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增加值为1.5万亿 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8.2个百分点；全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2436亿美元，同比增长46.5％，高于全国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利润总额为2521亿元，同比增长47.2％，高于全国16.5个百分点：私营经济税收快速增长，当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3495.2亿元。比2005年增长28.6％，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现在。民营经济税收比重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70％－80％，甚至更高，成为地方的主体财源。
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
民营经济还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近几年来。已成为解决失业、下岗人员就业的主要渠道。民营企业在整体上以中小企业为主，而中小企业在国际上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中小企业提供就业的能力，国际公认超出大型企业。国家有关部门曾在浙江、福建、辽宁、黑龙江、内蒙等几个省市进行过专项调查，发现能够吸纳下岗人员和农村分流出来的部分劳动力的，主要是民营企业。据了解，“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77.5％增加到2005年的84.1％，民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75％以上。时至今日，至少已有数百万下岗职工被私营企业吸纳。有些专家称，民营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加上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企业、单位，以及相关联的其他销售、运输这些部门的间接就业人员，民营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员已远远超过1个亿。可以说。民营企业极大地支持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民营企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它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民营经济不断争取政策、法律和制度公平待遇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更大公平)，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创造活力(几千万家个体工商户的产生，几百万家私营企业的成长壮大，还有上千万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追求创业自由的重要体现)，增大民众财富(到2006年，全国有2576万家个体工商户。户均资金近2.53万元；这些个体户涉及家庭人口达7500多万人，其中多数人基本上过上了小康生活)，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导力量是政府，而一个最主要的社会参与力量就是民营企业)，平衡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都已认识到，要加快改变经济落后，发展民营经济是一条主要出路)，贡献公益事业(最新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约有84％的业主有过捐赠行为)。
蕴藏有巨大生命力
通过以上数据与事实。我们可以感受到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蕴藏的巨大生命力。如今，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可能释放出1.5亿，城市工业新增就业人口每年达数百万。城市下岗分流人员总数将达到3000万人左右。就业形势空前严峻。此时强调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营经济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发展起来的，但它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争议。可以说它是在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争议中。在责难、限制的夹缝中走过来的。时至今日，是否要追究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仍萦绕在人们的耳旁。一些人在认识上还将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民营经济发展必然会影响和冲击国有经济。实事证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不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完全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9年的时间里，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终于完成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发展、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理论纷争中。一个象征性事件就是2005年的“郎顾之争”。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对若干国有企业MBO进而私有化的质疑。激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大争论，紧接着，包括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等许多知名学者对郎教授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否定。当时，问题的焦点在于两个核心议题：第一，国有企业还要不要发展，怎样发展?第二，国有企业可不可以把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怎样避免转让中的不公正现象?郎的观点是，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产权不需要改变，不能搞“国退民进”。民营经济不是中国的发展方向，未来中国的“大型企业必定是国企，中小型企业会是民营企业”，但“民企不能做大做强”。学者张维迎反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实际上，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交易肯定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郎顾之争，发现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被称为中国民营之都的温州，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亚洲四小龙35年的发展水平，更相当于西方100年的发展水平。在2002年前的10年中，温州私营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保持在94％—96％之间。与此同时，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也在悄悄地进行。目前县及县以下国有企业80％已完成改制。在工商注册的约1000万户企业中，98％为民营企业……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表明，发展民营经济不等于实行私有化。
伴随中国民营企业近30年的争议应当结束了。
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
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起，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而民营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则得益于民营经济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步步松绑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实施不久，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发展采取的是“三不”原则，即：不提倡、不宣传、不抵制。民营经济开始两芽。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宪法第十一条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条文。此时，全国的私营企业数量已达到8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十四大提出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目标。民营经济乘深化改革的东风，开始蓬勃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把民营经济由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提升 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1999年和2004年的两次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对民营经济的保护。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作用：“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与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的这些重要法律规定，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扫除了制度障碍。中共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并明确要求“要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明确宣告“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平等对待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把私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提出包括私企业主在内的六类人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政治上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向民营企业家敞开大门，决定把“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到2006年底，已有1554名民营企业家入党，来自新的社会阶层的新党员占新党员总数的14％。出席今年十七大的有18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代表。比十六大明显增多。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29年内。中国每一步前进，都在给民营经济松绑。
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鼓励政策——《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明确提出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7个方面36条的重要政策措施。这是第一份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相关政策，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放宽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实行同等待遇。根据这一政策，铁路、民航、邮政、军工、石油石化都成为非公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金融、税务等部门也都推出了利好政策。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非公经济36条”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随着“非公经济36条”的颁布，几十个部门、31个省市区纷纷着手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意见。一系列推动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中国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民营企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
民营经济是候鸟型经济，不受地域的限制，它总是飞向阳光雨露充足的地方，因为企业最大的目标是利润。如今，中国民营企业不但在国内四处出击，而且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还把触角伸到了境外。制定并实施了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走出国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成了一个国内、国际市场充分联通的大平台。这个大平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一些大型民营企业抓住时机，勇敢地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上与强手逐鹿。早在2001年，浙江省的华立集团就成功收购了跨国公司飞利浦CDMA研发机构，而万向集团在美国成功收购了6家企业。这家当年从打铁铺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如今其汽车零部件已进入了美国通用、福特的生产线，在欧美8个国家成立了25家公司。构建了涵盖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跨国经营已初具规模的飞跃集团则通过在海外建立销售分公司或加工基地，实现了境内境外加工贸易一体化。浙江省的正泰集团也已在国外设立了5家分公司、3个商务代表处和25家代理经销商，正泰产品外销比例已占总销售额的1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在海外创办的各类生产、科研和经营性实体达到700多家。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还通过技术合作、共享营销网络等方式，加快了海外合作步伐。奥康集团通过与意大利鞋业巨头GEOX公司强强联手。借道GEOX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2002年12月，吉利集团先后与意大利汽车项目集团、韩国大宇国际签署技术合作协议，拉开了吉利集团全方位对外战略合作的帷幕。从传化集团与日本花王结成“跨国之恋”，到东南网架与意大利梅泰克诺的合作。都表现出民营企业迫切的海外合作意识。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东欧、中东、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据温州市原市长钱兴中介绍，温州有40多万人在国外办厂、经商。温州的民营企业在欧、亚、美、非四大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15000多家分厂或经销点，对外投资累计额达1050亿美元。
跨国收购
近几年来，三九集团、小天鹅电器公司、TCL、海尔以及天狮集团等等，一大批民营或民间资本参股的大型企业也实现了跨国经营。天狮集团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九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分公司。并在一些国家建立了天狮生产基地。
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民营企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2005年，中国在境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的投资近3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母体民营企业占全国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64％。其中一半以上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力军的轻工、机械、纺织服装、建材、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科技、电讯、农业开发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也开始积极进入。仅2005年一年间。上海市新增的民营对外投资企业就有32家，占全年新批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55.2％，对外投资总额达3900万美元。据统计，企业主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的人数现在约为5000万。他们掌握着数以十亿英镑计的资金。2005年以个人为控制人的私营企业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345家、在香港有119家、在美国有66家、在新加坡有50家。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在全球五大洲10(3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营和投资。涉及行业有资源项目、科研开发、带料加工以及进出口贸易和服务项目，建立了许多影响大、特色突出的中国商品专业市 场和生产基地。如上海华盛成功收购德国70多年的威尔茨公司，产品获得了国外客户的认可；上海欣欣集团出资2500万美元。收购了世界最大的纺织面料企业，获得了现成销售网络和46个商标永久使用权：上海曦龙生物医药公司与新西兰科研机构合作研究。研制抗癌药物，并取得了美国FDA的资质认可；上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大量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直接与国外产品竞争。微创的产品出口日本、欧洲、拉美等地。在国际市场赢得了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中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战略经营开始起步。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向跨国公司战略迈进了一大步：华为集团海外经营业务突飞猛进。在国际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海尔集团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投资兴建加工厂和研发中心，全球营业额实现了128亿美元。品牌价值高达700亿元。
到目前为止，作为个体的中国民营企业受到《财富》、《华尔街日报》关注的机会还是不多，因为在它们的全球视野中，中国的民营企业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还有限。但中国民营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它所承载的希望和对中国未来命运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已经越来越受到中国以外的人们的瞩目……
《物权法》——民营企业的保护神
2007年3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布第六十二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给中国民营企业家吃到一颗“定心丸”——今后。私有财产将获得与公有财产同等的保护。
《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了各种行政性与操作性的障碍。给发展民营经济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有专家称，《物权法》出台很及时，它将为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石。
法律保护私有财产
物权法不会直接给人以财富。但它给人获得财富的手段并保障财富的安全。物权平等让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物权的核心是所有权。指权利人对自己的不动产和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凡是公民取得的一切合法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各种相应的财产权利都是公民的私有财产。《物权法》不仅合理界定合法私产与合法公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明确了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之间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办法。还合理界定了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与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对公民现已掌握的财富来源。作出必要的认证或登记。同时。还从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物权保护制度，强化了物权保护的力度：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等途径解决，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规定的物权保护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根据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合并适用。侵害物权，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此，可以说《物权法》中的每一个条款都牵涉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物权法》就像是一尊民营企业私有财产的保护神，在它的阳光下，公民自身财产权益受到侵犯时。可随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讨回应有的公平。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恒产，而且能增值。这是人性使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发动力。过去。我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家不敢大富和露富。一些民营企业家甚至将自己治理出色、经营良好的企业股份转与外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受法律保护。而民营经济一直没有法律保护。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只有保护私有产权才可以避免大量的资本外逃。现在，《物权法》填补了这一法律空白，让人们放心地去创造财富。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公权不能凌驾于私权之上。这是《物权法》的原则，《物权法》取消了所有制歧视，使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公平竞争，平起平坐。
实现民富国强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关系是平等市场主体的关系，要求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这就需要确认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物权法》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作为原则，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财富积累。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安居乐业，增进社会和谐。实现民富国强，具有重要意义。
与《物权法》同时出台的还有《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不合理的外资“超国民待遇”，为内外资企业提供了同一条起跑线，公平面对市场，让内资企业从原先高税赋中轻松下来，投入产品研发生产，提高竞争力。这两部法律为民营企业家们安心创业奠定了法律基础。它们将载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成为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建设小康社会。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国有六种所有制(全民、集体、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股份制、三资企业)，归纳起来是三个部分：一是国有经济，二是集体经济，三是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国过去的全民所有制是产权模糊的一种所有制，国有经济搞不起来，就是因为国有产权模糊、缺乏责任和激励而造成的后果。“全民所有”在产权上是“全民皆有又全民皆无”，产权界定到每个人身上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国企改革从1984年开始走过了22年的时间，国企改革探索的是“公有制+市场经济：中国特色”这样一个理论逻辑，现在看，这个理论逻辑受到了挑战，公有制是产权模糊的，缺乏责任和激励。因而导致工作“大帮轰”，分配大锅饭，经济低效率，这是计划经济弊端的集中表现，也是我国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由。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迅速发展，既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关，更与民营企业组织架构，产权关系密切相关。
完善经济体制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遵循市场竞争规律，实行优胜劣汰。许多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益低下，而民营企业是最讲投资效益和效率的。重视效率正是市场经济体制所追求的目标。为保持整体经济长期快速健康发展，我国需要在完善经济体制上大作文章。也就是说，在竞争中哪种经济成分运作富有效率和效益，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哪种经济成分就发展快些、多些，所占比重就大些。不管姓资还是姓社，关键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那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教条到教条，从空话到空话的书斋推演模式，因为不问实际，不理实践，不顾民生，只能是坐而论道的谈资。
民营企业对市场具有与生俱来的适应性，与国有 企业相比，它对市场的关切度和依赖性更强，与市场的结合更紧密，对市场机制的调节更具敏感性。民营企业的进入范围、扩张规模、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等直接影响着市场的广度、深度和规范程度。民营经济活力四射。机制灵活，对市场判断准确，富有冒险精神。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创造竞争氛围、增强市场活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可以说，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也是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显著标志。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制订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落实。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是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和着力点。市场准入和融资难以及税收问题是约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几条最主要的枷锁，现在，这几条枷锁都有不同程度的松绑。过去电影院线行业、文化行业是不准民营企业进入的，现在可以进入了。万达集团做的电影院线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影院线。有专家称，在未来的中国将不存在民企和国企的说法，企业只有优秀和一般之分。
多设路标，少设路障
现阶段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需要政府多服务，多帮忙，少干预，少介入，多设路标，少设路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健全、完善各种制度，应该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破与立——抛弃一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制度、旧观念。建立新的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新观念。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需要树立三个新观念：一是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新政治观：二是民营资本、私人财产，也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的新财富观；三是客观公正地看待民营企业早期发展中的某些与当时规则相冲突行为的新历史观。只有在公民意识和社会舆论中真正树立起这三个新观念，才能根本解决在部分人心中仍然存在的某些旧观念、旧意识，也才能根本解决许多人在自主创造美好富裕生活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担心与疑虑。
现在，我们的革命观需要改革创新，过去的革命是号召穷人斗富人。杀富济贫闹革命。现在的革命观是号召穷人变富人。不应该有“仇富”和“斗富”情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应该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中间大部分是中产阶层，一边小头是富翁阶层，一边小头是穷人阶层。中间大部分的中产阶层是稳定的社会主体。是比较殷实的小康阶层。这样，穷人和富人都占小头。占少数，而小康人家即中产阶层是绝大多数，这样就保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的富人多了，纳税的主体就多了，财政收入就多了，暗补穷人也就多了。才能够真正的抽肥补瘦，政府从中调节分配，缩小基尼系数。只有让小康型的中产阶级壮大起来，中国才能社会和谐、民富国强，长治久安。
进步慢也是后退
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了14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展望未来，放眼世界，我们距离经济强国的目标还很远。目前世界各国都在争相发展，不进则退，进步慢也是后退。今日中国，经济要迅速奔跑，着眼点与着力点不应该放在方向之争上，而应放在方法之争上。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打破过去旧的发展模式，以及阻碍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破旧立新，树立新的思维、新的观念。才能尽快走上国富民强之路。最初的民营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驱动，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驱动。上下结合。四轮驱动。只有大力发展经济。让人人都有岗位，都有干劲，都有较高的收入，才能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面对令人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的经济全球化景象，以及令人目不暇接的一波又一波推动经济出现超常规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最终取得辉煌的成就。实现将我国带入经济强国的最终目标，意义深远而重大。
(责编：金 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闪光点，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作为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中国民营经济伴随着各种争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其蓬勃发展的势头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它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和科学发展。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为扩大就业，减少贫困人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民营经济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可以预期，困扰中国民营经济的阻力与障碍将被冲破，从而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民营经济破茧而出
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和崛起应运而生的，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出现过五种不同的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国由于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呈现以下特征：(1)在意识形态方面，姓资和姓社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2)国有企业不景气，对国企的改造没有真正启动；社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3)经济资源的配置不按市场规律办事。(4)农村经济极为落后。由于政府将农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原始积累的来源，从农民手中剥夺了大量经济利益，使得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人地关系紧张，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能够摆脱经济困境。迈开大步前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1979年。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个体经济开始出现。一些农业大户开始自己跑运输；在城市，大批返城知青急需解决就业问题，个体性经济经营者开始出现。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以国家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为个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民营经济的第一次发展高潮随即风生水起。苏南地区(苏、锡、常)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通过集体f主要是初期的社队到现在的乡、镇、村)在农村兴办以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组织，实现经济繁荣。到了80年代中期。苏南确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经济地位，苏南模式由此叫响全国，被誉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
能人经济模式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有所质疑。
家庭作坊式工业起步
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开始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温州人以“千军万马办企业、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的澎湃激情，从被称为草根经济家庭作坊式工业起步，抓住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好时机，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区域经济特色的民营经济。温州几乎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位于浙江东南山区的温州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人多地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温州农村的社队工业也有所发展。但最终未能走上苏南那样以发展农村集体工业为主的道路。温州有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历史传统。温州人在生活的压力下形成了走南闯北寻找生机的习俗。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农民迅速走上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温州乡镇企业在发展非农产业中。选择了较早放开并实行市场调节的日用小商品为主导产业。小商品的产值大约占了乡镇企业产值的七成左右，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从小小的纽扣、打火机到低压电器，从走向全国市场到迈向世界市场，温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小商品大市场的奇迹。改革开放近30年来。温州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一举成为充满生机活力、世人瞩目的亮点，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震惊。最近十几年，以GDP的平均增速计算，温州达到17.8％，远远超过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率。2002年。温州进入了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24强。如今，民营企业已是温州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主要支撑。据统计，温州现有个体工商户20余万个，私营及股份合作制企业4万户。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温州工业90％以上，占GDP80％以上，占就业人口90％以上，占地方税收80％以上。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曲折的过程，温州模式终于被全国上下所认同，成为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学习对象，在各地移植和推广。
近几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又出现一个新亮点。即由一些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出资，组建投资集团。如“中瑞财团”等。他们按照在日美大行其道的财团经 营模式来进行运作，期望能够提供资本市场与产业市场的对接通道，打破民营企业的融资瓶颈。平抑经营风险，充分利用民间闲散资本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出力，进一步促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区域民营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财团模式的出现，因应了民营经济内外环境巨变的需要，很有可能成长为未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典范模式。
发展外向型企业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与苏南和温州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乡镇企业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企业来看，港澳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在引进外资构成中，港澳资本占绝大部分。小部分是华侨和国际资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国外信息。引进各种技术设备等也主要通过港澳地区。通过大量的经济往来，联办企业等为三角洲地区的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引进新技术设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民营高科技企业
中关村模式是依靠中国科研的最高殿堂——中科院及著名高等学府的雄厚的研究力量，以中关村的核心——电子一条街为中心，全长不过几公里的一条街。沿途却聚集着30多所大学、80多所研究院所，荟萃着45000多名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其智力密集度之高可想而知。80年代初，中关村的一批科技人员通过“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方式，以经营贸易和计算机应用开发与集成服务起步。带动研究与开发，实现了技术、管理和市场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随着四通公司、联想公司等公司的相继成立，中关村已经形成了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群体。到1987年，中关村具有法人资格的民营科技企业148家，其中从业人员3800多名，工业产值2.2亿元，营业额超过9亿元。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以中关村模式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变化。催生了更多的新兴模式。
三城模式
作为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民营化改制的三城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和兴城模式的总称)此时应运而生。90年代正是中国深化改革时期，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企业机制不活、效益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势在必然。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量大面广，进行改制改革，不仅仅是国有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也可为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试验、创造条件。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战略，使得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根据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各地对国有小企业的改革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20几种形式，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三城模式。三城模式中最早出现的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特征的诸城模式，是在1992年至1994年间形成的；以私营独资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海城模式和以私营合伙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兴城模式相继形成于1993—1996年间和1996—1997年间。
民营经济小区
90年代后期。沪郊模式初步形成。上海的民营经济在短短十几年中迅速崛起。其中，大量的经济小区是上海民营经济成长的沃土。依托上海，面向长三角，特有的资本、信息、制度、交通、人才优势。外加政府的强力扶植。造成政府搭台私企唱戏变得越来越红火。开发区内以当地及外地的民间投资兴办的私营企业为主，产权明晰。政府不干涉企业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加强外部环境改造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积极引导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1992年7月，青浦诞生了全市第一个民营经济开发区——富民经济开发区，这一创新模式，当年就吸引了200多家私营企业登记注册，统计产值超过了1000万元。富民模式的成功，带动上海郊区掀起私营经济创业热潮，并逐步拓展到市区。近几年来，闸北、普陀、杨浦等传统的工业聚集区也相继兴办了一批民营经济小区。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已有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区280家，占该市私营企业80％的注册企业在这些经济小区内，这些企业上缴税收近80亿元，名列“上海百强”的私营企业，有2/3出生在这里。在今天的上海。每三名职工中，就有一人就职于民营企业……
上海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四个中心，其信息与人才、科技上的优势比较明显，近几年来，其巨大的聚集与辐射功能吸引全国各地的民间资本蜂拥而至，上海的民菅经济也由沪郊模式升级换代为上海模式。上海模式使得民营经济涉足行业更广泛。并且开始向国有企业渗透。市区内新生的多块民营经济区，形成了市内市郊共同繁荣、均衡发展的局面。上海民营经济得到了良好的整合。对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更具吸引力和辐射力。
从不足1％到67％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总量从最初的不足1％。到现在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7％。占到了GDP的大半江山，成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靠自己的实力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及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有权威部门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06年底，登记注册的全国私营企业达到494.7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7.4％；注册资金总额为7.5万亿元：中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2436亿美元，高于全国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2006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接近3500亿元。占全国企业税收总额的比重近10％。民营企业累计安置就业人员近500万人，累计帮助脱贫近800万人，累计捐赠财物金额为170亿元。专家预测。今后几年。中国的民营经济仍将快速发展，增长率仍将高于全国经济平均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占GDP的比重预计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美国《商业周刊》曾有篇文章引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的话。指出中国目前的私营部门已经占GDP总量的70％。以上的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其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达三分之二左右。
民营经济逐年以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2006年底，城镇中除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经济即全部民营经济固定投资总额达到4.83万亿元，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1.6％。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增加值为1.5万亿 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8.2个百分点；全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2436亿美元，同比增长46.5％，高于全国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利润总额为2521亿元，同比增长47.2％，高于全国16.5个百分点：私营经济税收快速增长，当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3495.2亿元。比2005年增长28.6％，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现在。民营经济税收比重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70％－80％，甚至更高，成为地方的主体财源。
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
民营经济还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近几年来。已成为解决失业、下岗人员就业的主要渠道。民营企业在整体上以中小企业为主，而中小企业在国际上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中小企业提供就业的能力，国际公认超出大型企业。国家有关部门曾在浙江、福建、辽宁、黑龙江、内蒙等几个省市进行过专项调查，发现能够吸纳下岗人员和农村分流出来的部分劳动力的，主要是民营企业。据了解，“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77.5％增加到2005年的84.1％，民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75％以上。时至今日，至少已有数百万下岗职工被私营企业吸纳。有些专家称，民营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加上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企业、单位，以及相关联的其他销售、运输这些部门的间接就业人员，民营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员已远远超过1个亿。可以说。民营企业极大地支持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民营企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它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民营经济不断争取政策、法律和制度公平待遇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更大公平)，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创造活力(几千万家个体工商户的产生，几百万家私营企业的成长壮大，还有上千万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追求创业自由的重要体现)，增大民众财富(到2006年，全国有2576万家个体工商户。户均资金近2.53万元；这些个体户涉及家庭人口达7500多万人，其中多数人基本上过上了小康生活)，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导力量是政府，而一个最主要的社会参与力量就是民营企业)，平衡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都已认识到，要加快改变经济落后，发展民营经济是一条主要出路)，贡献公益事业(最新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约有84％的业主有过捐赠行为)。
蕴藏有巨大生命力
通过以上数据与事实。我们可以感受到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蕴藏的巨大生命力。如今，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可能释放出1.5亿，城市工业新增就业人口每年达数百万。城市下岗分流人员总数将达到3000万人左右。就业形势空前严峻。此时强调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营经济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发展起来的，但它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争议。可以说它是在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争议中。在责难、限制的夹缝中走过来的。时至今日，是否要追究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仍萦绕在人们的耳旁。一些人在认识上还将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民营经济发展必然会影响和冲击国有经济。实事证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不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完全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9年的时间里，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终于完成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发展、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理论纷争中。一个象征性事件就是2005年的“郎顾之争”。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对若干国有企业MBO进而私有化的质疑。激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大争论，紧接着，包括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等许多知名学者对郎教授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否定。当时，问题的焦点在于两个核心议题：第一，国有企业还要不要发展，怎样发展?第二，国有企业可不可以把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怎样避免转让中的不公正现象?郎的观点是，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产权不需要改变，不能搞“国退民进”。民营经济不是中国的发展方向，未来中国的“大型企业必定是国企，中小型企业会是民营企业”，但“民企不能做大做强”。学者张维迎反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实际上，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交易肯定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郎顾之争，发现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被称为中国民营之都的温州，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亚洲四小龙35年的发展水平，更相当于西方100年的发展水平。在2002年前的10年中，温州私营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保持在94％—96％之间。与此同时，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也在悄悄地进行。目前县及县以下国有企业80％已完成改制。在工商注册的约1000万户企业中，98％为民营企业……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表明，发展民营经济不等于实行私有化。
伴随中国民营企业近30年的争议应当结束了。
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
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起，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而民营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则得益于民营经济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步步松绑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实施不久，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发展采取的是“三不”原则，即：不提倡、不宣传、不抵制。民营经济开始两芽。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宪法第十一条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条文。此时，全国的私营企业数量已达到8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十四大提出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目标。民营经济乘深化改革的东风，开始蓬勃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把民营经济由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提升 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1999年和2004年的两次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对民营经济的保护。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作用：“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与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的这些重要法律规定，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扫除了制度障碍。中共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并明确要求“要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明确宣告“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平等对待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把私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提出包括私企业主在内的六类人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政治上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向民营企业家敞开大门，决定把“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到2006年底，已有1554名民营企业家入党，来自新的社会阶层的新党员占新党员总数的14％。出席今年十七大的有18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代表。比十六大明显增多。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29年内。中国每一步前进，都在给民营经济松绑。
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鼓励政策——《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明确提出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7个方面36条的重要政策措施。这是第一份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相关政策，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放宽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实行同等待遇。根据这一政策，铁路、民航、邮政、军工、石油石化都成为非公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金融、税务等部门也都推出了利好政策。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非公经济36条”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随着“非公经济36条”的颁布，几十个部门、31个省市区纷纷着手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意见。一系列推动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中国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民营企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
民营经济是候鸟型经济，不受地域的限制，它总是飞向阳光雨露充足的地方，因为企业最大的目标是利润。如今，中国民营企业不但在国内四处出击，而且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还把触角伸到了境外。制定并实施了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走出国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成了一个国内、国际市场充分联通的大平台。这个大平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一些大型民营企业抓住时机，勇敢地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上与强手逐鹿。早在2001年，浙江省的华立集团就成功收购了跨国公司飞利浦CDMA研发机构，而万向集团在美国成功收购了6家企业。这家当年从打铁铺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如今其汽车零部件已进入了美国通用、福特的生产线，在欧美8个国家成立了25家公司。构建了涵盖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跨国经营已初具规模的飞跃集团则通过在海外建立销售分公司或加工基地，实现了境内境外加工贸易一体化。浙江省的正泰集团也已在国外设立了5家分公司、3个商务代表处和25家代理经销商，正泰产品外销比例已占总销售额的1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在海外创办的各类生产、科研和经营性实体达到700多家。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还通过技术合作、共享营销网络等方式，加快了海外合作步伐。奥康集团通过与意大利鞋业巨头GEOX公司强强联手。借道GEOX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2002年12月，吉利集团先后与意大利汽车项目集团、韩国大宇国际签署技术合作协议，拉开了吉利集团全方位对外战略合作的帷幕。从传化集团与日本花王结成“跨国之恋”，到东南网架与意大利梅泰克诺的合作。都表现出民营企业迫切的海外合作意识。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东欧、中东、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据温州市原市长钱兴中介绍，温州有40多万人在国外办厂、经商。温州的民营企业在欧、亚、美、非四大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15000多家分厂或经销点，对外投资累计额达1050亿美元。
跨国收购
近几年来，三九集团、小天鹅电器公司、TCL、海尔以及天狮集团等等，一大批民营或民间资本参股的大型企业也实现了跨国经营。天狮集团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九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分公司。并在一些国家建立了天狮生产基地。
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民营企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2005年，中国在境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的投资近3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母体民营企业占全国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64％。其中一半以上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力军的轻工、机械、纺织服装、建材、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科技、电讯、农业开发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也开始积极进入。仅2005年一年间。上海市新增的民营对外投资企业就有32家，占全年新批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55.2％，对外投资总额达3900万美元。据统计，企业主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的人数现在约为5000万。他们掌握着数以十亿英镑计的资金。2005年以个人为控制人的私营企业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345家、在香港有119家、在美国有66家、在新加坡有50家。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在全球五大洲10(3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营和投资。涉及行业有资源项目、科研开发、带料加工以及进出口贸易和服务项目，建立了许多影响大、特色突出的中国商品专业市 场和生产基地。如上海华盛成功收购德国70多年的威尔茨公司，产品获得了国外客户的认可；上海欣欣集团出资2500万美元。收购了世界最大的纺织面料企业，获得了现成销售网络和46个商标永久使用权：上海曦龙生物医药公司与新西兰科研机构合作研究。研制抗癌药物，并取得了美国FDA的资质认可；上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大量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直接与国外产品竞争。微创的产品出口日本、欧洲、拉美等地。在国际市场赢得了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中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战略经营开始起步。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向跨国公司战略迈进了一大步：华为集团海外经营业务突飞猛进。在国际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海尔集团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投资兴建加工厂和研发中心，全球营业额实现了128亿美元。品牌价值高达700亿元。
到目前为止，作为个体的中国民营企业受到《财富》、《华尔街日报》关注的机会还是不多，因为在它们的全球视野中，中国的民营企业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还有限。但中国民营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它所承载的希望和对中国未来命运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已经越来越受到中国以外的人们的瞩目……
《物权法》——民营企业的保护神
2007年3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布第六十二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给中国民营企业家吃到一颗“定心丸”——今后。私有财产将获得与公有财产同等的保护。
《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了各种行政性与操作性的障碍。给发展民营经济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有专家称，《物权法》出台很及时，它将为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石。
法律保护私有财产
物权法不会直接给人以财富。但它给人获得财富的手段并保障财富的安全。物权平等让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物权的核心是所有权。指权利人对自己的不动产和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凡是公民取得的一切合法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各种相应的财产权利都是公民的私有财产。《物权法》不仅合理界定合法私产与合法公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明确了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之间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办法。还合理界定了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与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对公民现已掌握的财富来源。作出必要的认证或登记。同时。还从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物权保护制度，强化了物权保护的力度：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等途径解决，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规定的物权保护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根据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合并适用。侵害物权，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此，可以说《物权法》中的每一个条款都牵涉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物权法》就像是一尊民营企业私有财产的保护神，在它的阳光下，公民自身财产权益受到侵犯时。可随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讨回应有的公平。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恒产，而且能增值。这是人性使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发动力。过去。我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家不敢大富和露富。一些民营企业家甚至将自己治理出色、经营良好的企业股份转与外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受法律保护。而民营经济一直没有法律保护。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只有保护私有产权才可以避免大量的资本外逃。现在，《物权法》填补了这一法律空白，让人们放心地去创造财富。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公权不能凌驾于私权之上。这是《物权法》的原则，《物权法》取消了所有制歧视，使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公平竞争，平起平坐。
实现民富国强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关系是平等市场主体的关系，要求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这就需要确认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物权法》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作为原则，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财富积累。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安居乐业，增进社会和谐。实现民富国强，具有重要意义。
与《物权法》同时出台的还有《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不合理的外资“超国民待遇”，为内外资企业提供了同一条起跑线，公平面对市场，让内资企业从原先高税赋中轻松下来，投入产品研发生产，提高竞争力。这两部法律为民营企业家们安心创业奠定了法律基础。它们将载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成为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建设小康社会。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国有六种所有制(全民、集体、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股份制、三资企业)，归纳起来是三个部分：一是国有经济，二是集体经济，三是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国过去的全民所有制是产权模糊的一种所有制，国有经济搞不起来，就是因为国有产权模糊、缺乏责任和激励而造成的后果。“全民所有”在产权上是“全民皆有又全民皆无”，产权界定到每个人身上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国企改革从1984年开始走过了22年的时间，国企改革探索的是“公有制+市场经济：中国特色”这样一个理论逻辑，现在看，这个理论逻辑受到了挑战，公有制是产权模糊的，缺乏责任和激励。因而导致工作“大帮轰”，分配大锅饭，经济低效率，这是计划经济弊端的集中表现，也是我国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由。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迅速发展，既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关，更与民营企业组织架构，产权关系密切相关。
完善经济体制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遵循市场竞争规律，实行优胜劣汰。许多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益低下，而民营企业是最讲投资效益和效率的。重视效率正是市场经济体制所追求的目标。为保持整体经济长期快速健康发展，我国需要在完善经济体制上大作文章。也就是说，在竞争中哪种经济成分运作富有效率和效益，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哪种经济成分就发展快些、多些，所占比重就大些。不管姓资还是姓社，关键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那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教条到教条，从空话到空话的书斋推演模式，因为不问实际，不理实践，不顾民生，只能是坐而论道的谈资。
民营企业对市场具有与生俱来的适应性，与国有 企业相比，它对市场的关切度和依赖性更强，与市场的结合更紧密，对市场机制的调节更具敏感性。民营企业的进入范围、扩张规模、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等直接影响着市场的广度、深度和规范程度。民营经济活力四射。机制灵活，对市场判断准确，富有冒险精神。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创造竞争氛围、增强市场活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可以说，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也是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显著标志。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制订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落实。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是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和着力点。市场准入和融资难以及税收问题是约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几条最主要的枷锁，现在，这几条枷锁都有不同程度的松绑。过去电影院线行业、文化行业是不准民营企业进入的，现在可以进入了。万达集团做的电影院线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影院线。有专家称，在未来的中国将不存在民企和国企的说法，企业只有优秀和一般之分。
多设路标，少设路障
现阶段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需要政府多服务，多帮忙，少干预，少介入，多设路标，少设路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健全、完善各种制度，应该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破与立——抛弃一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制度、旧观念。建立新的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新观念。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需要树立三个新观念：一是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新政治观：二是民营资本、私人财产，也是国家与社会的财富的新财富观；三是客观公正地看待民营企业早期发展中的某些与当时规则相冲突行为的新历史观。只有在公民意识和社会舆论中真正树立起这三个新观念，才能根本解决在部分人心中仍然存在的某些旧观念、旧意识，也才能根本解决许多人在自主创造美好富裕生活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担心与疑虑。
现在，我们的革命观需要改革创新，过去的革命是号召穷人斗富人。杀富济贫闹革命。现在的革命观是号召穷人变富人。不应该有“仇富”和“斗富”情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应该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中间大部分是中产阶层，一边小头是富翁阶层，一边小头是穷人阶层。中间大部分的中产阶层是稳定的社会主体。是比较殷实的小康阶层。这样，穷人和富人都占小头。占少数，而小康人家即中产阶层是绝大多数，这样就保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的富人多了，纳税的主体就多了，财政收入就多了，暗补穷人也就多了。才能够真正的抽肥补瘦，政府从中调节分配，缩小基尼系数。只有让小康型的中产阶级壮大起来，中国才能社会和谐、民富国强，长治久安。
进步慢也是后退
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了14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展望未来，放眼世界，我们距离经济强国的目标还很远。目前世界各国都在争相发展，不进则退，进步慢也是后退。今日中国，经济要迅速奔跑，着眼点与着力点不应该放在方向之争上，而应放在方法之争上。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打破过去旧的发展模式，以及阻碍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破旧立新，树立新的思维、新的观念。才能尽快走上国富民强之路。最初的民营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驱动，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驱动。上下结合。四轮驱动。只有大力发展经济。让人人都有岗位，都有干劲，都有较高的收入，才能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面对令人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的经济全球化景象，以及令人目不暇接的一波又一波推动经济出现超常规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最终取得辉煌的成就。实现将我国带入经济强国的最终目标，意义深远而重大。
(责编：金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