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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2-24日，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湖南理工学院、《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湖南理工学院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全媒体时代的写作边界与批评伦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批评家及诗人、作家对此进行了集中研讨。与会批评家们紧紧围绕本次论坛主题，针对当前文艺批评的问题与危机、全媒体时代批评家的身份意识与策略选择、当下的诗歌创作与批评伦理等核心问题，畅所欲言，对话碰撞，提出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锐之见。
一、文学批评的危机与新的可能
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与会批评家普遍表示不满，认为存在种种乱象和诸多危机。为了摆脱危机，重回正轨，批评家需要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余三定教授指出，当下的文艺批评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充斥着炒作；二是评论者读作品少，读得不认真，不讲真话；三是说好话的太多了，真正的批评太少了。暨南大学文学院宋剑华教授认为，20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和批评一直处于“被”的状态中，被“人民”，被“苦难”，被“民主”。批评家们老自以为是精英，动不动指点江山，其实批评家和作家应该学会孤独。批评家就是一个特殊读者，无非比别人读得细一点深一点，应学会在孤独中自我言说。作为特殊读者，批评家应具有自己的个性，不要老想着去代表谁，要自己进入作品去体验，和作家对话。在对话和写作时，要把批评的语言生活化，说点真话。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毕光明教授以“主流文学与批评家的田园意识”为题，指出在一个没有文学主潮的时代，主流文学仍然存在。所谓主流文学主要是指以体制供养的作家为主要创作队伍、以正规期刊和出版社为发表和出版园地的文学。主流文学代表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学成就。主流文学需要主流批评，但目前主流批评不景气，既不能与创作相颉颃，相互生发，也不能充当读者的导师，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批评的弱化使得文学的田园即将荒芜，精英文学成了小众文学，批评家不能把我们的文学资源转化为民族的精神资源，连莫言这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很多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去读。这是批评家的失职造成的。没有批评家的阐释，读者是读不懂现代小说的。批评家如何回到田园？他倡议“守拙归田园”，这个“拙”就是本性，自然的本性，文学的“拙”就是文学性。批评家应回归本位，从“田园意识”出发，通过训练有素的专业批评，阐释文学的真正价值，吸引读者阅读我们的主流文学。
中南大学文学院晏杰雄副教授回应了毕光明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美国新批评派以文本为主、文本为王的主张对文学批评具有积极意义，但当下的文学批评又不必拘泥于文本。他的批评理想是建构一种与创作源头声息相通的“新批评”。要达到这样的批评，就必须深入文本的密林，可以专题性、代表性、团队作战等方式，从海量的作品中发现参天大树和意义的踪迹。同时，批评本身应该成为一种创作，批评家自身可以尝试进行文学原创写作，写出的文学评论也应当和文学作品一样具备文学性。批评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理论只能沉淀在内心，绝不能浮在文字上。此外，这种新批评要实现作品论和作家论的完美结合，要深入作家的生命历程和心灵世界，面对灵魂，面对内心，贴着作家写。
长江文艺出版社文教部主任安民认为写作的边界再清楚不过：写作止于文本。据此，写作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经得起分析、扎实而漂亮、无惧时间细流的文本，文本的经典性是写作最核心的问题。至于批评的伦理，必须认识到，批评始于文本分析，文学批评最基础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文本分析，经此发现、推荐和导引经典文本。而无论创作还是批评，良知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肖楠教授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出了大问题，都处于一种迷宫状态。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我们的文学普遍缺乏追问为什么活的主题，文学批评也难以追问艺术的根本主题。要走出当代文学批评的迷宫状态，一方面，我们必须是为文学的崇高、神圣和敬畏而批评，为心中的道德律令和头顶的星空而批评；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必须走向批评的外部，必须走向现实而获得生存可能。而这，需要解决我们的文学立场和生活立场问题，使文学和生活来一个整体的改变。
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教授重点讨论了“双重危机与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批评分裂以学院为核心的“学究派”和以现代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娱乐派”，两者的共同点是将文化批评去政治化，最终远离现实的真相，失去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更不能重新制造现实。为使文化批评重新获得社会实践的力量，有必要重建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不仅仅要依托现代公共领域言说策略，更要坚持“总体性批判”，通过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的整体政治现实，在局部的领域中建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批评。为此，可以借鉴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通过采取轰动效应、震撼效果和多重立场来实现文化批评的政治目标。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杨厚均教授指出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文学研究的学术化倾向越来越浓，文学批评逐渐式微，以至到了今天，真正的文学批评几乎到了销声匿迹的地步。文学研究过分的学术化导致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价值立场和思想观点的暧昧化，研究者往往自说自话，画地为牢，放弃了与创作实践的沟通交流，从而形成对文学批评精神的挤兑，造成文学批评的缺席。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文学研究亟需重视文学批评，重新呼唤文学批评精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侯桂新副教授针对当前文艺批评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批评是个人的创造”。就“批评”而言，态度须做到实事求是，平视作家，行文应能让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非专业读者能够接受。就“个人”而言，批评家应当全身心投入作品，以个人眼光进行独立判断，反对圈子批评，而文学研究刊物也应尊重批评者的个人创造，不问作者出身，容纳四方学人。就“创造”而言，要实现创新，批评家一方面要加强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也要改善理论表述。同时要认识到，对理论的掌握有助于发现一些过往意识中的盲点，但发现不等于创造。在当今这样一个理论逐渐衰疲的年代，批评家要更注重真实深刻的生命体验和阅读体验，更多地关注和讨论中国本身的问题，力争创造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创作与评论》编辑马新亚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平庸化表现有二：其一，缺乏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文本细读。不少作者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阅读方式，其基本路径是“理论——文本——理论”，很难进入文本的精神实质。真正的专业文学批评应重视感性体验，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的基本路径应是“文本——理论——文本”。其二，创新精神匮乏。一些评论文章不乏西方理论和学术思想，但只是理论的堆砌和论点的拼接，评论家只是做了搬运工的工作，缺乏对论述对象的穿透力，缺乏对作品内容以及理论资源的化解能力。
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几位博士生代表也各抒己见。徐先智提出当下的文学批评要做到两点，一是需要实现文学批评的自觉，二是应在批评家与作家、批评与作品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陈进武引用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并引申到批评方面，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发现之发现”，需要发现文学的各种可能性，尤其是与生命共进的状态，以及个体生命和精神的生根、发芽和成熟的过程。赵磊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立场的多元化形成了批评的边界，而这造成了批评主体的普遍冷漠。文学批评的普遍性来自于生命个体的情感共鸣，因而文学批评的动力既不是来自于生活和社会，也不是来自于思想与理论，而是来自于个体心灵深处最初的那一丝颤动。邓瑗认为批评家不能将自身排除在读者群体之外，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文学作品解释权的垄断，批评家在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对作品进行解读时，或许应该留下一些空隙，听一听来自普通读者的声音。郑祥琥则以柳忠秧古体诗《楚歌》为例，讨论了该作的诗体特征、思想内蕴及文化内涵。
二、全媒体的影响与文艺批评的出路
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不可避免地对文艺批评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对此如何评估和应对，成为部分批评家关注的焦点。
武汉大学文学院昌切教授敏锐地察觉到了全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现场性”和“即时性”问题。人类的传播和交际方式分直接交际与间接交际两种。间接交际无远弗届，但是受制于具体媒介。然而多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技术的进步使得文学批评的现场交际成为可能。例如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贴在了一起，能够进行直接交际。而当下主流的文学批评却因其间接性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力量，作用变得非常小，我们对此应有一个把握和思考。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旭光教授以“全媒介时代中国电影的批评态势与批评伦理”为题，指出在一个全媒介时代，影院电影早已“被传统化”，而影评的生态、形态、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功能价值等也都在发生着巨变。现有的各类电影批评中，文化批评已经落潮，艺术批评陷入失语状态，产业批评因向管理学和经济学过于靠近而远离了电影本身，网络批评在崛起的同时也面临情绪化、非客观的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文化创意批评应运而生，并且可能解决现有的难题。将电影置于创意产业视野，用创意学、文化创意产业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电影，以“创意”打通并整合电影从策划、创作到制作营销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可望打破电影艺术与商业的壁垒，解决电影艺术研究、文化研究和电影市场研究分割的矛盾。而言简意赅、网络体、微博体的影评客观上鼓励用最简括的文字抓住影片最核心的创意问题，这种短小精悍的创意批评值得提倡。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善君分析了“媒介霸权与批评失重”的问题。他指出，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化。媒介无孔不入，信息触处皆是，人则无处可逃，完全被信息所控制和支配。文艺领域也不例外，创作、接受、评价无不受制于媒介。媒介霸权得以形成，文艺创作和接受的主体性就会受到掩盖。全媒体时代，文艺若要摆脱媒介的强权，只能以思想性对抗数字化，以主体性对抗信息化，以多元性抗拒媒介化。重构批评家主体意识，发挥批评的引导作用，以此提高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审美判断和创造能力，乃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当下文艺摆脱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趋向的一条可靠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谭五昌讨论了“当下写作与批评的现代性焦虑与超逸”这一问题，指出当下的写作与批评置身于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语境之中，“80后”写作看重商业化价值，“90后”这一文学概念也充满了商业化炒作。在这新的时代，写作者充满了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心态，“作家”身份需要重新界定，“文学写作”亦需重新定义和勘界。与此同时，当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存在几种非正常表现，即批评立场的高度姿态化、批评风格的完全时尚化和批评态度的极端非理性化。面对这些非常态批评，我们应当回归文学批评和审美批评的本位，由种种炫人眼目的“新”批评重新走向“新批评”。
湘潭大学艺术学院杨向荣教授分析了“视觉建构中的草根文学批评”，指出当前的文学表征与社会的视觉建构有着很大的关联，它是通过视觉传达来维系或再生产出特定的文学性。与传统带有精英色彩的先锋文学和带有商业性及自上而下特征的大众文化相比，网络草根文学属于自下而上的文学现象，是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外的“第四空间”，有着广泛的民间性。当前，网络视觉技术的进步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变着我们的阅读体验，也影响着草根文学批评，使得草根文学批评的视觉建构得以成为可能，对此应加强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美衡副教授认为在一个全媒体时代，传统文学评奖方式、新兴文学评奖方式、世界文学评奖方式多种形式并存，但文学评奖在合法性、评奖程序、评奖主体及对象、评奖结果及公信力各方面都遭遇到质疑和挑战。相较以往，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评奖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新变，网络、市场和民间积极参与，评选者更多具备开放的眼光和胸怀，以多元化的观念，在本土化与世界化的碰撞中建构时代特色。
《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重点谈了全媒体时代信息爆炸对批评的影响。在他看来，海量信息中，有害的居多，媒介传播的所谓文化，很多都是躺进了坟墓的文化的尸体。信息爆炸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还影响到人的情感，甚至让亲人之间的情感日趋淡漠。针对现实，他建议批评家不要浮光掠影，一味凌空蹈虚，要专注于自己的事，长时间凝视，把事情做好。 三、历史经验的辨正与批评空间的拓展
如何建设有效的文学批评？纵向而言，对一些核心批评概念的历史梳理会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横向而言，把眼光放宽，从中国文学扩展至华文文学，亦能使我们目睹新的风景。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讲师张勇则剖析了“人性”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新启蒙时期的人性话语主要强调的是自然性内涵，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人情等主题重现；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历史小说高扬着人性的话语解构革命年代的宏大叙事，然而，此种人性话语更多的是强调人性的欲望内涵，权力、食和色消解着革命的崇高与神圣；1990年代的新生代小说和女性小说更用身体和性来解构庄严，挑战传统秩序。对人性之中非理性自然欲望的强调当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人性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诉求，那就是对尊严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批评家一定要细心倾听，发现它，表达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从华文文学的视野出发，针对两岸对双方文学成就高低的不同评价，提出了“团体赛”与“个人赛”的不同评判角度。他认为，如以整体水平而言，大陆的文学成就高于台湾，尤其是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但从个别作家来看，台湾有很多单打冠军，如李敖的杂文、琼瑶的言情小说、余光中的诗文等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在大陆难逢敌手。而且，部分台湾作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音乐、书法、外语和翻译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像余光中既可以当中文系主任，又可以当外文系主任，是一位高级而有趣、有学问又好玩的教授，常常妙语连篇，这种全能型的文人正是当前大陆所没有的。
华侨大学文学院庄伟杰教授以海外新移民流散写作为例，讨论“全媒体时代华文文学境遇及批评姿态的转变”。在他看来，海外华文文学既非本土中国文学，也不同于所在国主流文学，而是一种边缘性的另类文学，他将其称为“第三文化空间”。在全媒体时代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一方面由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带来了思维的多重视角，另一方面形成了文学的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面对这些新的特征，华文文学批评必须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以更开放的态度加以对待，重新思考并另辟空间，改变批评策略，开辟诗学新空间，开发审美新标准。
四、 诗歌的创作边界与批评伦理
参与本次论坛的部分学者耕耘在诗歌批评领域，几位著名的湖南本土诗人也参与了论坛，因此本届论坛设了一个专题时段，就诗歌创作与批评进行集中讨论。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吴投文教授阐释了“新世纪的传播格局与新诗文化的缺位”这一论题。他认为，新世纪诗歌的传播格局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传统的纸媒之外，新媒体深度介入，其广泛运用带来传播渠道的结构性变化，由此造成新世纪诗坛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基本态势；诗歌纸媒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官刊地位进一步滑落，民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诗歌活动层出不穷的虚热化造成新世纪诗歌“繁荣”的假相。这些诗歌活动的实质是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把诗歌文化的“纯洁”和“高端”因素转化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化装饰功能，往往与诗歌本身无关。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传播渠道的通畅实际上并未抑制诗歌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反而导致新诗文化的严重缺位，造成社会公众对诗歌的总体性隔膜。新世纪诗歌的困境必须在文化层面上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长华副教授分析了网络流行语与当代诗学批评范畴的关系。他指出，中国诗学批评截至目前依然在患着“失语症”，难以提炼出时代性与民族性相融的范畴或概念。而互联网时代到来，网络流行语诸如“雷”“囧”“怂”等大行其道。当代诗学批评不妨尝试“借道过境”，说不定能走出一条“金光大道”来。
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柳忠秧结合自身丰富的旧体诗和新诗创作经验，阐述了个人的诗学观，提出要将各种诗体融合、打通，诗歌只分优劣，不讲新旧。他还建议从事诗歌批评的人要多读书，进行诗学扫盲，以杜绝将古体诗等同于格律诗这样违背常识的谬论。
《国际汉语诗歌》杂志执行主编、湖南本土诗人杨林认为，诗歌创作的边界与伦理，就是诗歌创作的范围、路径与价值，通俗地说就是规则、方向和价值观。近百年来，新诗发展依然在寻找、探索这样的边界的途中。在诗歌创作上想要获得超越，不仅仅要建立自己的诗写规则和价值，还要超越前人、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规则与秩序，从而将诗歌超越整个时代和时间，抵达永恒。具体来说就是要超越中西二元对立，从传统文言古典诗歌与西方翻译体诗歌的夹缝里走出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以及继续语言的进化与技艺的变革，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汉语新诗。
总体来看，本届论坛主题集中，讨论热烈，气氛融洽，新见时出，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带来积极影响。在闭幕式上，余三定教授以新锐、平等、碰撞、友谊四个词语形容自己对论坛的印象，而这也是与会众人的共识。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一、文学批评的危机与新的可能
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与会批评家普遍表示不满，认为存在种种乱象和诸多危机。为了摆脱危机，重回正轨，批评家需要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余三定教授指出，当下的文艺批评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充斥着炒作；二是评论者读作品少，读得不认真，不讲真话；三是说好话的太多了，真正的批评太少了。暨南大学文学院宋剑华教授认为，20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和批评一直处于“被”的状态中，被“人民”，被“苦难”，被“民主”。批评家们老自以为是精英，动不动指点江山，其实批评家和作家应该学会孤独。批评家就是一个特殊读者，无非比别人读得细一点深一点，应学会在孤独中自我言说。作为特殊读者，批评家应具有自己的个性，不要老想着去代表谁，要自己进入作品去体验，和作家对话。在对话和写作时，要把批评的语言生活化，说点真话。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毕光明教授以“主流文学与批评家的田园意识”为题，指出在一个没有文学主潮的时代，主流文学仍然存在。所谓主流文学主要是指以体制供养的作家为主要创作队伍、以正规期刊和出版社为发表和出版园地的文学。主流文学代表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学成就。主流文学需要主流批评，但目前主流批评不景气，既不能与创作相颉颃，相互生发，也不能充当读者的导师，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批评的弱化使得文学的田园即将荒芜，精英文学成了小众文学，批评家不能把我们的文学资源转化为民族的精神资源，连莫言这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很多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去读。这是批评家的失职造成的。没有批评家的阐释，读者是读不懂现代小说的。批评家如何回到田园？他倡议“守拙归田园”，这个“拙”就是本性，自然的本性，文学的“拙”就是文学性。批评家应回归本位，从“田园意识”出发，通过训练有素的专业批评，阐释文学的真正价值，吸引读者阅读我们的主流文学。
中南大学文学院晏杰雄副教授回应了毕光明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美国新批评派以文本为主、文本为王的主张对文学批评具有积极意义，但当下的文学批评又不必拘泥于文本。他的批评理想是建构一种与创作源头声息相通的“新批评”。要达到这样的批评，就必须深入文本的密林，可以专题性、代表性、团队作战等方式，从海量的作品中发现参天大树和意义的踪迹。同时，批评本身应该成为一种创作，批评家自身可以尝试进行文学原创写作，写出的文学评论也应当和文学作品一样具备文学性。批评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理论只能沉淀在内心，绝不能浮在文字上。此外，这种新批评要实现作品论和作家论的完美结合，要深入作家的生命历程和心灵世界，面对灵魂，面对内心，贴着作家写。
长江文艺出版社文教部主任安民认为写作的边界再清楚不过：写作止于文本。据此，写作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经得起分析、扎实而漂亮、无惧时间细流的文本，文本的经典性是写作最核心的问题。至于批评的伦理，必须认识到，批评始于文本分析，文学批评最基础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文本分析，经此发现、推荐和导引经典文本。而无论创作还是批评，良知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肖楠教授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出了大问题，都处于一种迷宫状态。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我们的文学普遍缺乏追问为什么活的主题，文学批评也难以追问艺术的根本主题。要走出当代文学批评的迷宫状态，一方面，我们必须是为文学的崇高、神圣和敬畏而批评，为心中的道德律令和头顶的星空而批评；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必须走向批评的外部，必须走向现实而获得生存可能。而这，需要解决我们的文学立场和生活立场问题，使文学和生活来一个整体的改变。
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教授重点讨论了“双重危机与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批评分裂以学院为核心的“学究派”和以现代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娱乐派”，两者的共同点是将文化批评去政治化，最终远离现实的真相，失去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更不能重新制造现实。为使文化批评重新获得社会实践的力量，有必要重建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不仅仅要依托现代公共领域言说策略，更要坚持“总体性批判”，通过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的整体政治现实，在局部的领域中建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批评。为此，可以借鉴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通过采取轰动效应、震撼效果和多重立场来实现文化批评的政治目标。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杨厚均教授指出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文学研究的学术化倾向越来越浓，文学批评逐渐式微，以至到了今天，真正的文学批评几乎到了销声匿迹的地步。文学研究过分的学术化导致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价值立场和思想观点的暧昧化，研究者往往自说自话，画地为牢，放弃了与创作实践的沟通交流，从而形成对文学批评精神的挤兑，造成文学批评的缺席。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文学研究亟需重视文学批评，重新呼唤文学批评精神。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侯桂新副教授针对当前文艺批评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批评是个人的创造”。就“批评”而言，态度须做到实事求是，平视作家，行文应能让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非专业读者能够接受。就“个人”而言，批评家应当全身心投入作品，以个人眼光进行独立判断，反对圈子批评，而文学研究刊物也应尊重批评者的个人创造，不问作者出身，容纳四方学人。就“创造”而言，要实现创新，批评家一方面要加强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也要改善理论表述。同时要认识到，对理论的掌握有助于发现一些过往意识中的盲点，但发现不等于创造。在当今这样一个理论逐渐衰疲的年代，批评家要更注重真实深刻的生命体验和阅读体验，更多地关注和讨论中国本身的问题，力争创造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创作与评论》编辑马新亚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平庸化表现有二：其一，缺乏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文本细读。不少作者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阅读方式，其基本路径是“理论——文本——理论”，很难进入文本的精神实质。真正的专业文学批评应重视感性体验，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的基本路径应是“文本——理论——文本”。其二，创新精神匮乏。一些评论文章不乏西方理论和学术思想，但只是理论的堆砌和论点的拼接，评论家只是做了搬运工的工作，缺乏对论述对象的穿透力，缺乏对作品内容以及理论资源的化解能力。
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几位博士生代表也各抒己见。徐先智提出当下的文学批评要做到两点，一是需要实现文学批评的自觉，二是应在批评家与作家、批评与作品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陈进武引用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并引申到批评方面，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发现之发现”，需要发现文学的各种可能性，尤其是与生命共进的状态，以及个体生命和精神的生根、发芽和成熟的过程。赵磊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立场的多元化形成了批评的边界，而这造成了批评主体的普遍冷漠。文学批评的普遍性来自于生命个体的情感共鸣，因而文学批评的动力既不是来自于生活和社会，也不是来自于思想与理论，而是来自于个体心灵深处最初的那一丝颤动。邓瑗认为批评家不能将自身排除在读者群体之外，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文学作品解释权的垄断，批评家在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对作品进行解读时，或许应该留下一些空隙，听一听来自普通读者的声音。郑祥琥则以柳忠秧古体诗《楚歌》为例，讨论了该作的诗体特征、思想内蕴及文化内涵。
二、全媒体的影响与文艺批评的出路
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不可避免地对文艺批评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对此如何评估和应对，成为部分批评家关注的焦点。
武汉大学文学院昌切教授敏锐地察觉到了全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现场性”和“即时性”问题。人类的传播和交际方式分直接交际与间接交际两种。间接交际无远弗届，但是受制于具体媒介。然而多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技术的进步使得文学批评的现场交际成为可能。例如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贴在了一起，能够进行直接交际。而当下主流的文学批评却因其间接性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力量，作用变得非常小，我们对此应有一个把握和思考。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旭光教授以“全媒介时代中国电影的批评态势与批评伦理”为题，指出在一个全媒介时代，影院电影早已“被传统化”，而影评的生态、形态、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功能价值等也都在发生着巨变。现有的各类电影批评中，文化批评已经落潮，艺术批评陷入失语状态，产业批评因向管理学和经济学过于靠近而远离了电影本身，网络批评在崛起的同时也面临情绪化、非客观的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文化创意批评应运而生，并且可能解决现有的难题。将电影置于创意产业视野，用创意学、文化创意产业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电影，以“创意”打通并整合电影从策划、创作到制作营销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可望打破电影艺术与商业的壁垒，解决电影艺术研究、文化研究和电影市场研究分割的矛盾。而言简意赅、网络体、微博体的影评客观上鼓励用最简括的文字抓住影片最核心的创意问题，这种短小精悍的创意批评值得提倡。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善君分析了“媒介霸权与批评失重”的问题。他指出，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化。媒介无孔不入，信息触处皆是，人则无处可逃，完全被信息所控制和支配。文艺领域也不例外，创作、接受、评价无不受制于媒介。媒介霸权得以形成，文艺创作和接受的主体性就会受到掩盖。全媒体时代，文艺若要摆脱媒介的强权，只能以思想性对抗数字化，以主体性对抗信息化，以多元性抗拒媒介化。重构批评家主体意识，发挥批评的引导作用，以此提高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审美判断和创造能力，乃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当下文艺摆脱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趋向的一条可靠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谭五昌讨论了“当下写作与批评的现代性焦虑与超逸”这一问题，指出当下的写作与批评置身于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语境之中，“80后”写作看重商业化价值，“90后”这一文学概念也充满了商业化炒作。在这新的时代，写作者充满了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心态，“作家”身份需要重新界定，“文学写作”亦需重新定义和勘界。与此同时，当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存在几种非正常表现，即批评立场的高度姿态化、批评风格的完全时尚化和批评态度的极端非理性化。面对这些非常态批评，我们应当回归文学批评和审美批评的本位，由种种炫人眼目的“新”批评重新走向“新批评”。
湘潭大学艺术学院杨向荣教授分析了“视觉建构中的草根文学批评”，指出当前的文学表征与社会的视觉建构有着很大的关联，它是通过视觉传达来维系或再生产出特定的文学性。与传统带有精英色彩的先锋文学和带有商业性及自上而下特征的大众文化相比，网络草根文学属于自下而上的文学现象，是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外的“第四空间”，有着广泛的民间性。当前，网络视觉技术的进步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变着我们的阅读体验，也影响着草根文学批评，使得草根文学批评的视觉建构得以成为可能，对此应加强研究。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美衡副教授认为在一个全媒体时代，传统文学评奖方式、新兴文学评奖方式、世界文学评奖方式多种形式并存，但文学评奖在合法性、评奖程序、评奖主体及对象、评奖结果及公信力各方面都遭遇到质疑和挑战。相较以往，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评奖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新变，网络、市场和民间积极参与，评选者更多具备开放的眼光和胸怀，以多元化的观念，在本土化与世界化的碰撞中建构时代特色。
《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重点谈了全媒体时代信息爆炸对批评的影响。在他看来，海量信息中，有害的居多，媒介传播的所谓文化，很多都是躺进了坟墓的文化的尸体。信息爆炸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还影响到人的情感，甚至让亲人之间的情感日趋淡漠。针对现实，他建议批评家不要浮光掠影，一味凌空蹈虚，要专注于自己的事，长时间凝视，把事情做好。 三、历史经验的辨正与批评空间的拓展
如何建设有效的文学批评？纵向而言，对一些核心批评概念的历史梳理会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横向而言，把眼光放宽，从中国文学扩展至华文文学，亦能使我们目睹新的风景。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讲师张勇则剖析了“人性”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新启蒙时期的人性话语主要强调的是自然性内涵，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人情等主题重现；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历史小说高扬着人性的话语解构革命年代的宏大叙事，然而，此种人性话语更多的是强调人性的欲望内涵，权力、食和色消解着革命的崇高与神圣；1990年代的新生代小说和女性小说更用身体和性来解构庄严，挑战传统秩序。对人性之中非理性自然欲望的强调当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人性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诉求，那就是对尊严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批评家一定要细心倾听，发现它，表达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从华文文学的视野出发，针对两岸对双方文学成就高低的不同评价，提出了“团体赛”与“个人赛”的不同评判角度。他认为，如以整体水平而言，大陆的文学成就高于台湾，尤其是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但从个别作家来看，台湾有很多单打冠军，如李敖的杂文、琼瑶的言情小说、余光中的诗文等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在大陆难逢敌手。而且，部分台湾作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音乐、书法、外语和翻译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像余光中既可以当中文系主任，又可以当外文系主任，是一位高级而有趣、有学问又好玩的教授，常常妙语连篇，这种全能型的文人正是当前大陆所没有的。
华侨大学文学院庄伟杰教授以海外新移民流散写作为例，讨论“全媒体时代华文文学境遇及批评姿态的转变”。在他看来，海外华文文学既非本土中国文学，也不同于所在国主流文学，而是一种边缘性的另类文学，他将其称为“第三文化空间”。在全媒体时代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一方面由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带来了思维的多重视角，另一方面形成了文学的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面对这些新的特征，华文文学批评必须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以更开放的态度加以对待，重新思考并另辟空间，改变批评策略，开辟诗学新空间，开发审美新标准。
四、 诗歌的创作边界与批评伦理
参与本次论坛的部分学者耕耘在诗歌批评领域，几位著名的湖南本土诗人也参与了论坛，因此本届论坛设了一个专题时段，就诗歌创作与批评进行集中讨论。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吴投文教授阐释了“新世纪的传播格局与新诗文化的缺位”这一论题。他认为，新世纪诗歌的传播格局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传统的纸媒之外，新媒体深度介入，其广泛运用带来传播渠道的结构性变化，由此造成新世纪诗坛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基本态势；诗歌纸媒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官刊地位进一步滑落，民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诗歌活动层出不穷的虚热化造成新世纪诗歌“繁荣”的假相。这些诗歌活动的实质是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把诗歌文化的“纯洁”和“高端”因素转化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化装饰功能，往往与诗歌本身无关。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传播渠道的通畅实际上并未抑制诗歌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反而导致新诗文化的严重缺位，造成社会公众对诗歌的总体性隔膜。新世纪诗歌的困境必须在文化层面上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长华副教授分析了网络流行语与当代诗学批评范畴的关系。他指出，中国诗学批评截至目前依然在患着“失语症”，难以提炼出时代性与民族性相融的范畴或概念。而互联网时代到来，网络流行语诸如“雷”“囧”“怂”等大行其道。当代诗学批评不妨尝试“借道过境”，说不定能走出一条“金光大道”来。
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柳忠秧结合自身丰富的旧体诗和新诗创作经验，阐述了个人的诗学观，提出要将各种诗体融合、打通，诗歌只分优劣，不讲新旧。他还建议从事诗歌批评的人要多读书，进行诗学扫盲，以杜绝将古体诗等同于格律诗这样违背常识的谬论。
《国际汉语诗歌》杂志执行主编、湖南本土诗人杨林认为，诗歌创作的边界与伦理，就是诗歌创作的范围、路径与价值，通俗地说就是规则、方向和价值观。近百年来，新诗发展依然在寻找、探索这样的边界的途中。在诗歌创作上想要获得超越，不仅仅要建立自己的诗写规则和价值，还要超越前人、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规则与秩序，从而将诗歌超越整个时代和时间，抵达永恒。具体来说就是要超越中西二元对立，从传统文言古典诗歌与西方翻译体诗歌的夹缝里走出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以及继续语言的进化与技艺的变革，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汉语新诗。
总体来看，本届论坛主题集中，讨论热烈，气氛融洽，新见时出，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带来积极影响。在闭幕式上，余三定教授以新锐、平等、碰撞、友谊四个词语形容自己对论坛的印象，而这也是与会众人的共识。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