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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杯酒消释了老哥们的兵权，送其钱粮，让他们回家养老。但是，兵马还得有人带领，于是新皇帝提拔了一批原来的中下层军官。最重要的岗位——殿前都虞侯一职，由张琼顶替。张琼救过赵匡胤的命，不识字，性耿直，但两年后便被皇帝赐死。留下的空位，由杨信填补。杨信既没有老帅们的赫赫战功，也没有救过皇帝的命，这活儿真是不好干。
杨信上任不久，忽然染上怪病，嗓子功能遭到损坏。宋太祖见杨信虽然不能说话，但身体其他部位正常，不耽误使用，于是继续留用他。第二年，又授给他节度使一职。承蒙皇上恩典，口不能言的杨信更加谨事朝廷。据说杨信有个家童善解主人意图，入朝上奏，或在军中传令，只消杨信用手比划几下，他就能准确捉摸主人的意思，所以不仅不影响对太祖表忠，而且能够自如地掌控军队。
杨信嗓子一哑就是11年，虽然从他的履历上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战功，但他最终却成了武将中军衔最高的人物。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临死前一天，杨信多年的失声顽疾消失，就像当初患病那样突然。此时，赵匡胤的弟弟已经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皇帝闻讯十分惊诧，马上亲来探视。杨信对太宗表达了感念两朝的知遇之恩，说到动情处不禁感激涕零……
时过千年，翻看杨信的资料，越看越让人生疑：如果他真是哑巴的话，何以在死前突然又能说话?这就难免不使人猜测：素来谨慎的杨信看到前任的悲惨结局，便以装哑来保护自己，而宋太祖在杨信变“哑”之后，也确实更加信任他，不仅赐予巨款，而且将殿前司这个最高职位也交给他，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得到善终结局的人。
装聋作哑，成就了一代英杰。但深入想想，憋了十余年不说话，这痛苦到底是什么滋味?为了所谓荣华富贵，使劲压抑人性，伪饰本真，持续忍受大半人生，值不值得?装还是不装，似于是个值得三思的问题。
转念一想，又似平觉得不是问题，为什么不“装”?当然要“装”了!我们平时不是总有人在“装聋作哑”吗?对于上司的瞎指挥，听之任之；对于别人的瓦上霜，能躲就躲；对于责任，能推就推；该看到的，尽量装作看不见；该说的，能不说就不说。但是，这些人，不如杨信来得彻底，他们也无意破这11年的纪录。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装聋作哑并不是谁都能装得来的，这既要讲技巧，还要拼耐力。杨信堪称顶级专家，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极致。
“将军额头跑得马”
李业成
这话说的是一个人的肚量，比“宰相肚里能撑船”更玄。额头上那么点地方能跑马，让人奇怪，让人感慨!既有这样的话，定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说“将军”、“宰相”，而不说平头百姓呢，这怕是因为大人有大量。首先要看那些重量级人物的肚量，也只有他们的肚量才更能显示出肚量。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入宫见妒，入朝见嫉”的话。司马迁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政治家、思想家兼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他说的就是一个很难讲肚量的环境，是一个见利不见义的环境。一个宫女不管丑俊，一旦入宫，就进入了一个争宠的场所，也就是一个产生嫉妒的场所。一个士人一旦入朝做官，不论贤还是不肖，同样进入一个这样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军额头跑得马”，难度确实太大了。
我想这话有点儿“奴性”的祈愿。你想，这么一恭维，万一真的有人认了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肚量大的好领导，那该多好!很多人念叨这话的目的，大概原来都有这样的含义。没法子，这就是传统的“文化”。有人作过一个社会观察：两个地摊上的小贩发生争执，可能一个头午就能和好，但两个机关里的人结怨，至少要记三年仇。平常人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即使磕着碰着，一句好话，道一个歉，恩怨就没了。为什么机关里的人结怨要记三年仇，甚至一生的仇?因为他们结的都是大怨，不是你挡了我的路，就是我挡了你的路。这个“三年仇”就是官场恩怨。在官级、利益面前，谁的额头上也不能跑马。有权的“压下”，权小的“弑上”，这就是近年来媒体捅出来的副职雇凶杀正职的新闻。从班子内部不团结，到内部关系恶化，作祟的就是肚量，从意见到利益都不能容人，不能让人，甚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此说来，不但不能“跑马”、“撑船”，甚至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了。如果是对下级，多是官严官威，更难见肚量了。如果下级给上级留下了坏印象，可能就全完了。不管你是工作上得罪还是在个人关系上得罪了领导都一样，不“挪活”，就要给你小鞋穿穿。这样的心胸多么可怕。
唐代有一位狄仁杰，大概看过《狄公案》和现在“狄仁杰破案”电视连续剧的人，都会佩服狄仁杰是个奇人奇才，而且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但这个狄公，官至宰相，是只凭能干就当上了官的吗?《唐语林》记载，狄仁杰与娄师德同朝担任宰相，狄仁杰排斥娄师德不是一两天了。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朕大用卿，卿知何自平?”狄仁杰回答：“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多自信!武则天过了半天才说，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你，你之所以能够受到重用，全是因为娄师德的推荐。武则天又把平日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一筐子荐表拿出来给狄仁杰看。狄仁杰看后“恐惧引咎”，感慨万千。这位娄公就是一个不因一叶障目而不见春秋的人。他为什么能做到“将军额头跑得马”?这就是“立公”与“立私”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人为官从政，是以公为本还是以私为本的问题，公与私可是天渊之别啊!
高知少壮官员腐败高发引人深思
祖丁远
“高知少壮官员”腐败高发率证实，单纯的反腐制度已不足以从源头上根除腐败，必须从这些人的成长环境、社会背景甚至心理等分析其深层次的犯罪原因，才能制定相应的反腐办法。四川成都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一案并不是孤立个案，它与之前的河北李真案、广西李水明案等凸显一个新的“高知少壮官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权力、金钱、知识扭曲联姻的群落生态。
高勇案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他的高学历、年轻和特殊的为政方式。他请张艺谋为成都拍摄形象是全国第一家，由此可以看出其工作创意。然而，透过对他的观察，发现曾经出现过的“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此中隐藏着一种隐形趋势：腐败分子越来越“年轻化”。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案件7331件，占全年38022人的19．28％；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2820人，占全年9677人的29．14％。当今“少壮”腐败官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拥有“高学历”。在公众心目中，高学历意味着高素 质、高水平、高道德……以至高执政能力和拒腐能力。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年轻贪官的“人仰马翻”，民众除了惋惜、痛恨之外，又多了几分担忧和困惑。就拿高勇来说，他的知识资本积累也是在从政过程中实现的。他挂职达县计委副主任、体改委主任一年后，读在职政治经济学研究生；1991年毕业，上调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当副省长的秘书；1993年，又读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在职博士研究生，第二年，已是四川省委常委办的正处级秘书了，那一年他恰好30岁。后来被中国证监会看中，出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此时他尚不满35岁。知识使他拥有权力，同时也遇到了敛财的机会。又如广西北流市原市长李水明，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1989年7月大学毕业到1998年仅9年时间，就从玉林柴油机总厂技术员晋升为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水明的腐败多与土地审批有关，自1998年至2003年担任北流市长期间，他“以地揩油”。从李水明案件，我们同样看到了知识、权力、金钱三者若隐若现的影子。
诚然，高勇、李真、李水明等一批“少壮”官员大多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求学时十年动乱已经结束，并没有政治因素或者其他原因影响他们读书，70年代高中毕业，正逢国家恢复高考，他们有幸进入大学学习。后来国家鼓励读研究生等政策使这一代官员在取得实践经验的同时有机会、有精力进行知识上的提升，被国家委以重任，成为知识和权力自然的联姻。80年代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重新定位，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政府集多项职能于一身，政府手中拥有的权力成为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以“权力市场化”为表征的权力体系在金钱面前开始显现无比的威力，走上权力前台的“高知少壮官员”于是有了“权力寻租”的可能。
据权威专家的分析，如果单纯从党和国家反腐法规来看，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对腐败惩治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出台反腐规定最多的国家。然而，腐败问题远不是单纯的制度条文所能解决的。在“少壮官员”腐败案例中，常见制度的制订者同时又是制度的执行者。很难想象，在这种利益交织、角色重叠的权力体系中，权力能够得到公正的配置，除非建立起一套有效限制权力的制度。这就必须改革现行的体制，否则就很难从源头上根治腐败。
莫为“左右”所左右
张 锋
经常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或听到有关领导干部被他“左右”所左右的报道：某市的一名副市长带队去泰国考察，竟被“左右”拉去嫖娼，在国外“潇洒玩一回”，回国后“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某主任挡不住诱惑，把“希望工程”当作“欲望工程”捞，与“左右”一起进了牢房；某厂长损公肥私成了蛀虫，犯了罪还以为“月亮走我也走”，走错了还怪“左右”牵住他的手。
“左右”者，古书中指近侍、近臣，如《左传·昭公六年》中所言“左右谄谀”。现实中的“左右”，当指领导干部身边的下属。一般来说，领导身边的人出好点子的居多，但也有出歪点子，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害的。这种“左右”或下属固然不好，但违法乱纪的行为是不能说受人左右就可以推诿得了的。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俗话又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左右”中固然有阿谀奉承之徒，吹牛拍马之辈，但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而且处于领导位置，怎么能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呢!记得陈毅元帅任上海市长时，先后换过两个秘书，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这两名秘书只说好，不说坏。陈毅鼓励后来的秘书提不同意见，少作溢美之词。
其实，领导者被“左右”的歪点子迷惑，除了自身不正的因素之外，不外乎一是不辨好坏，二是听不进“异见”，三是怕丢失选票，因而对“左右”的错误言行听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古人曾经感叹，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其原因大概主要是自己确有错误而不敢治，或受私人感情所困不想治。尽管如此，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出以公心，对于“左右”的真知灼见不要以为人微言轻，不以为然。涉及到违法乱纪的事，更要敢于果断处理。此外，对待“左右”，领导还要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其不仅能当好助手，而且能在需要的时候担当重任，果如此，则“左右”幸甚，“上下”幸甚。
“到监狱里上党课”小议
单鸿恩
公交车上捡到一张旧报纸，一溜黑体大字撞人眼球：“到监狱里去上党课”，说参加培训的60余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来到监狱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党课的“教员”均为原来的“显．赫人物”：一个是受贿被判死缓的副区长，一个是受贿、挪用公款被判7年徒刑的区供电局副局长。两位“教员”向这些即将擢升的人讲述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过程，没有过好“学习”、“个人利益”、“亲朋”这三关，现在追悔莫及，不得不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果，并愿现身说法警示他人。学员们听了他们的忏悔，都为之震撼。60余名学员还参观了犯人学习、生活及劳动的场所。
对干部进行党课教育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咱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这个宗旨，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党课教育起点历来很高。过去在战争年代，党课上在火线上、战壕里，乃至敌占区；和平建设时期党课常见上在田间地头、上在灯火通明的技改车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课也上在挂有毛泽东画像的会议室里，庄严而且神圣。而现在党课竟然安排在监狱里，党课教育的严肃性一降如斯，真教人唏嘘不已。
到监狱里上党课，恐怕有人会说这是新时期的新创举，是现场警告那些即将擢升之人，教育力度比以往“攥着拳头对党旗起誓”不知大多少倍。这种说法应该允许成立。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对权力多一些戒备与防范，告诫人们若做官为私、中饱私囊，必受囹圄之苦。这似乎并无值得非议的地方。但是，这种教育要收到实效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完备的监督机制。如果所有的廉政措施都只是漂亮话，既没有责任，也没有监督，那么教育除了给人一种做秀的感觉，还能剩下什么呢?如今的腐败分子精得很，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进监狱，眼下的“前腐后继”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中国有句老话：“冒死吃河豚”。为了口腹之欲，尚且以命相抵，为了巨大财富，监狱又有何可惧，不是有人为了给子女存下巨款而愿把牢底坐穿吗!反正你总不至于把党课上到刑场上去吧!即使把党课上到了刑场，“处级以上干部”们看到死刑犯临死之前惶恐而瘫倒的样子，受到震撼更巨大，但是否就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呢?我看未必。所以，党课到哪儿上并不重要，关键是制度。没有健全的监督制约制度，任何教育总不免流于形式，而且这种形式越滥，就越受人非议。
杨信上任不久，忽然染上怪病，嗓子功能遭到损坏。宋太祖见杨信虽然不能说话，但身体其他部位正常，不耽误使用，于是继续留用他。第二年，又授给他节度使一职。承蒙皇上恩典，口不能言的杨信更加谨事朝廷。据说杨信有个家童善解主人意图，入朝上奏，或在军中传令，只消杨信用手比划几下，他就能准确捉摸主人的意思，所以不仅不影响对太祖表忠，而且能够自如地掌控军队。
杨信嗓子一哑就是11年，虽然从他的履历上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战功，但他最终却成了武将中军衔最高的人物。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临死前一天，杨信多年的失声顽疾消失，就像当初患病那样突然。此时，赵匡胤的弟弟已经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皇帝闻讯十分惊诧，马上亲来探视。杨信对太宗表达了感念两朝的知遇之恩，说到动情处不禁感激涕零……
时过千年，翻看杨信的资料，越看越让人生疑：如果他真是哑巴的话，何以在死前突然又能说话?这就难免不使人猜测：素来谨慎的杨信看到前任的悲惨结局，便以装哑来保护自己，而宋太祖在杨信变“哑”之后，也确实更加信任他，不仅赐予巨款，而且将殿前司这个最高职位也交给他，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得到善终结局的人。
装聋作哑，成就了一代英杰。但深入想想，憋了十余年不说话，这痛苦到底是什么滋味?为了所谓荣华富贵，使劲压抑人性，伪饰本真，持续忍受大半人生，值不值得?装还是不装，似于是个值得三思的问题。
转念一想，又似平觉得不是问题，为什么不“装”?当然要“装”了!我们平时不是总有人在“装聋作哑”吗?对于上司的瞎指挥，听之任之；对于别人的瓦上霜，能躲就躲；对于责任，能推就推；该看到的，尽量装作看不见；该说的，能不说就不说。但是，这些人，不如杨信来得彻底，他们也无意破这11年的纪录。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装聋作哑并不是谁都能装得来的，这既要讲技巧，还要拼耐力。杨信堪称顶级专家，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极致。
“将军额头跑得马”
李业成
这话说的是一个人的肚量，比“宰相肚里能撑船”更玄。额头上那么点地方能跑马，让人奇怪，让人感慨!既有这样的话，定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说“将军”、“宰相”，而不说平头百姓呢，这怕是因为大人有大量。首先要看那些重量级人物的肚量，也只有他们的肚量才更能显示出肚量。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入宫见妒，入朝见嫉”的话。司马迁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政治家、思想家兼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他说的就是一个很难讲肚量的环境，是一个见利不见义的环境。一个宫女不管丑俊，一旦入宫，就进入了一个争宠的场所，也就是一个产生嫉妒的场所。一个士人一旦入朝做官，不论贤还是不肖，同样进入一个这样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军额头跑得马”，难度确实太大了。
我想这话有点儿“奴性”的祈愿。你想，这么一恭维，万一真的有人认了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肚量大的好领导，那该多好!很多人念叨这话的目的，大概原来都有这样的含义。没法子，这就是传统的“文化”。有人作过一个社会观察：两个地摊上的小贩发生争执，可能一个头午就能和好，但两个机关里的人结怨，至少要记三年仇。平常人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即使磕着碰着，一句好话，道一个歉，恩怨就没了。为什么机关里的人结怨要记三年仇，甚至一生的仇?因为他们结的都是大怨，不是你挡了我的路，就是我挡了你的路。这个“三年仇”就是官场恩怨。在官级、利益面前，谁的额头上也不能跑马。有权的“压下”，权小的“弑上”，这就是近年来媒体捅出来的副职雇凶杀正职的新闻。从班子内部不团结，到内部关系恶化，作祟的就是肚量，从意见到利益都不能容人，不能让人，甚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此说来，不但不能“跑马”、“撑船”，甚至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了。如果是对下级，多是官严官威，更难见肚量了。如果下级给上级留下了坏印象，可能就全完了。不管你是工作上得罪还是在个人关系上得罪了领导都一样，不“挪活”，就要给你小鞋穿穿。这样的心胸多么可怕。
唐代有一位狄仁杰，大概看过《狄公案》和现在“狄仁杰破案”电视连续剧的人，都会佩服狄仁杰是个奇人奇才，而且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但这个狄公，官至宰相，是只凭能干就当上了官的吗?《唐语林》记载，狄仁杰与娄师德同朝担任宰相，狄仁杰排斥娄师德不是一两天了。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朕大用卿，卿知何自平?”狄仁杰回答：“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多自信!武则天过了半天才说，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你，你之所以能够受到重用，全是因为娄师德的推荐。武则天又把平日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一筐子荐表拿出来给狄仁杰看。狄仁杰看后“恐惧引咎”，感慨万千。这位娄公就是一个不因一叶障目而不见春秋的人。他为什么能做到“将军额头跑得马”?这就是“立公”与“立私”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人为官从政，是以公为本还是以私为本的问题，公与私可是天渊之别啊!
高知少壮官员腐败高发引人深思
祖丁远
“高知少壮官员”腐败高发率证实，单纯的反腐制度已不足以从源头上根除腐败，必须从这些人的成长环境、社会背景甚至心理等分析其深层次的犯罪原因，才能制定相应的反腐办法。四川成都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一案并不是孤立个案，它与之前的河北李真案、广西李水明案等凸显一个新的“高知少壮官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权力、金钱、知识扭曲联姻的群落生态。
高勇案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他的高学历、年轻和特殊的为政方式。他请张艺谋为成都拍摄形象是全国第一家，由此可以看出其工作创意。然而，透过对他的观察，发现曾经出现过的“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此中隐藏着一种隐形趋势：腐败分子越来越“年轻化”。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案件7331件，占全年38022人的19．28％；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2820人，占全年9677人的29．14％。当今“少壮”腐败官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拥有“高学历”。在公众心目中，高学历意味着高素 质、高水平、高道德……以至高执政能力和拒腐能力。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年轻贪官的“人仰马翻”，民众除了惋惜、痛恨之外，又多了几分担忧和困惑。就拿高勇来说，他的知识资本积累也是在从政过程中实现的。他挂职达县计委副主任、体改委主任一年后，读在职政治经济学研究生；1991年毕业，上调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当副省长的秘书；1993年，又读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在职博士研究生，第二年，已是四川省委常委办的正处级秘书了，那一年他恰好30岁。后来被中国证监会看中，出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此时他尚不满35岁。知识使他拥有权力，同时也遇到了敛财的机会。又如广西北流市原市长李水明，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1989年7月大学毕业到1998年仅9年时间，就从玉林柴油机总厂技术员晋升为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水明的腐败多与土地审批有关，自1998年至2003年担任北流市长期间，他“以地揩油”。从李水明案件，我们同样看到了知识、权力、金钱三者若隐若现的影子。
诚然，高勇、李真、李水明等一批“少壮”官员大多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求学时十年动乱已经结束，并没有政治因素或者其他原因影响他们读书，70年代高中毕业，正逢国家恢复高考，他们有幸进入大学学习。后来国家鼓励读研究生等政策使这一代官员在取得实践经验的同时有机会、有精力进行知识上的提升，被国家委以重任，成为知识和权力自然的联姻。80年代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重新定位，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政府集多项职能于一身，政府手中拥有的权力成为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以“权力市场化”为表征的权力体系在金钱面前开始显现无比的威力，走上权力前台的“高知少壮官员”于是有了“权力寻租”的可能。
据权威专家的分析，如果单纯从党和国家反腐法规来看，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对腐败惩治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出台反腐规定最多的国家。然而，腐败问题远不是单纯的制度条文所能解决的。在“少壮官员”腐败案例中，常见制度的制订者同时又是制度的执行者。很难想象，在这种利益交织、角色重叠的权力体系中，权力能够得到公正的配置，除非建立起一套有效限制权力的制度。这就必须改革现行的体制，否则就很难从源头上根治腐败。
莫为“左右”所左右
张 锋
经常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或听到有关领导干部被他“左右”所左右的报道：某市的一名副市长带队去泰国考察，竟被“左右”拉去嫖娼，在国外“潇洒玩一回”，回国后“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某主任挡不住诱惑，把“希望工程”当作“欲望工程”捞，与“左右”一起进了牢房；某厂长损公肥私成了蛀虫，犯了罪还以为“月亮走我也走”，走错了还怪“左右”牵住他的手。
“左右”者，古书中指近侍、近臣，如《左传·昭公六年》中所言“左右谄谀”。现实中的“左右”，当指领导干部身边的下属。一般来说，领导身边的人出好点子的居多，但也有出歪点子，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害的。这种“左右”或下属固然不好，但违法乱纪的行为是不能说受人左右就可以推诿得了的。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俗话又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左右”中固然有阿谀奉承之徒，吹牛拍马之辈，但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而且处于领导位置，怎么能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呢!记得陈毅元帅任上海市长时，先后换过两个秘书，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这两名秘书只说好，不说坏。陈毅鼓励后来的秘书提不同意见，少作溢美之词。
其实，领导者被“左右”的歪点子迷惑，除了自身不正的因素之外，不外乎一是不辨好坏，二是听不进“异见”，三是怕丢失选票，因而对“左右”的错误言行听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古人曾经感叹，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其原因大概主要是自己确有错误而不敢治，或受私人感情所困不想治。尽管如此，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出以公心，对于“左右”的真知灼见不要以为人微言轻，不以为然。涉及到违法乱纪的事，更要敢于果断处理。此外，对待“左右”，领导还要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其不仅能当好助手，而且能在需要的时候担当重任，果如此，则“左右”幸甚，“上下”幸甚。
“到监狱里上党课”小议
单鸿恩
公交车上捡到一张旧报纸，一溜黑体大字撞人眼球：“到监狱里去上党课”，说参加培训的60余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来到监狱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党课的“教员”均为原来的“显．赫人物”：一个是受贿被判死缓的副区长，一个是受贿、挪用公款被判7年徒刑的区供电局副局长。两位“教员”向这些即将擢升的人讲述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过程，没有过好“学习”、“个人利益”、“亲朋”这三关，现在追悔莫及，不得不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果，并愿现身说法警示他人。学员们听了他们的忏悔，都为之震撼。60余名学员还参观了犯人学习、生活及劳动的场所。
对干部进行党课教育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咱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这个宗旨，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党课教育起点历来很高。过去在战争年代，党课上在火线上、战壕里，乃至敌占区；和平建设时期党课常见上在田间地头、上在灯火通明的技改车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课也上在挂有毛泽东画像的会议室里，庄严而且神圣。而现在党课竟然安排在监狱里，党课教育的严肃性一降如斯，真教人唏嘘不已。
到监狱里上党课，恐怕有人会说这是新时期的新创举，是现场警告那些即将擢升之人，教育力度比以往“攥着拳头对党旗起誓”不知大多少倍。这种说法应该允许成立。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对权力多一些戒备与防范，告诫人们若做官为私、中饱私囊，必受囹圄之苦。这似乎并无值得非议的地方。但是，这种教育要收到实效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完备的监督机制。如果所有的廉政措施都只是漂亮话，既没有责任，也没有监督，那么教育除了给人一种做秀的感觉，还能剩下什么呢?如今的腐败分子精得很，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进监狱，眼下的“前腐后继”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中国有句老话：“冒死吃河豚”。为了口腹之欲，尚且以命相抵，为了巨大财富，监狱又有何可惧，不是有人为了给子女存下巨款而愿把牢底坐穿吗!反正你总不至于把党课上到刑场上去吧!即使把党课上到了刑场，“处级以上干部”们看到死刑犯临死之前惶恐而瘫倒的样子，受到震撼更巨大，但是否就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呢?我看未必。所以，党课到哪儿上并不重要，关键是制度。没有健全的监督制约制度，任何教育总不免流于形式，而且这种形式越滥，就越受人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