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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一生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清正廉洁，无私无畏。其为人处世，堪称楷模。
宁人负我，毋我负人
20世纪初，宋教仁因参与华兴会组织反清革命，遭到清政府通缉而流亡日本，并化名宋鍊取得官费留学生资格。
1906年5月11日，驻日公使杨枢召见宋教仁询问：“有湖南人说宋鍊就是宋教仁，是吗？”宋教仁辩称：“不是，宋鍊和宋教仁是两个人。”杨公使便说：“要同乡会干事来证实你不是宋教仁方好。”从使馆出来路遇同乡宋海南，宋教仁告之有人密报和使馆质疑详情，请其到使馆作证，以免节外生枝。两人当即便到使馆说明情况，消除了公使的怀疑。
这是不得已而偶为之的使诈，谁知事后，宋教仁深感不安。在当天日记中，他对自己的“狡诈”进行了深刻反思。尽管宋教仁家贫，留学生官费是他当时的主要生活来源，但思之再三，宋教仁最终还是致信继任公使胡惟德（1908年—1910年任清政府驻日公使）：“恳请胡公即将此官费挖除，并革去留学生之名。”同时向驻日公使馆缴回了留学生官费领用卡。
宋教仁待人特别热心，见人有难，总要想方设法予以救助。“宁人负我，毋我负人”，是宋教仁的处世准则。1906年2月初，革命党人胡瑛准备回国，要宋教仁资助些路费，宋教仁当时手头没钱，答应尽量想办法，胡瑛却误以为推托。2月27日，胡瑛启程回国，与宋教仁不辞而别。宋教仁从友人处得知后，急忙赶到车站，送了10元钱给胡做盘缠。
1907年1月23日，宋教仁得知胡瑛在武汉被捕，即与孙中山等商议营救，又找同乡同学筹款救助。2月4日，宋教仁接到湖南同乡旷若谷在长崎来电，言其随黄兴组织革命活动，现已身无分文，被困长崎，请速电汇30元救急。宋教仁为救胡瑛已倾其所有，无奈找到孙中山，而孙中山也是两手空空，最后宋教仁找友人何小柳借得30元，赶急电汇给了旷若谷。
当晚刘式南又来找宋教仁，说革命党人李善良，在扬州被捕，想找宋教仁借点钱发电报救李善良，可身无分文的宋教仁无法解决，非常难过。2月8日得知李善良的夫人张汉英欲归国救夫缺少路费，宋教仁将先后找孙中山等筹得的部分款项，加上自己刚领回的当月留学生官费全部转交给了张汉英。
扶危济困，宋教仁总是有求必应。查看宋教仁在日本两年的日记，有明确记载的救助他人的实例就有50多次。
民族利益至上
1907年4月，宋教仁潜赴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意外得知中国与日属韩国接壤之处，有一大块地域名曰“间岛”，原本为中国领土，日本却狡辩其为韩国领土，意欲据为己有。当时清政府惊愕抗议，但面对日本的强势武力和由其浪人组织“长白山会”制造的种种伪证，又束手无策。对此时局，宋教仁毅然改变初衷，冒着生命危险，假扮日本浪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侦获日本人制造的伪证；又深入实地调查获取实证；再到日本几家大图书馆查阅中、日、俄、韩四国多种史地典籍，收集到四国有关“间岛”地域归属记载的历史文献97种，费时半年著就《间岛问题》一书，对有关间岛的主权历史、自然地势、境界条约做了周详的考证，从学理与法理等各个角度无可辩驳地论證了，所谓“间岛”历来都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人探到《间岛问题》成书信息，深恐落入清朝官员之手，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先是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政府，同时表示日本愿意高价购买《间岛问题》一书版权，宋教仁不答应；后又被日本人威胁若不与其合作，便要将他遣返交给清政府。宋教仁也不理睬，毅然将书稿托与清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同乡许孝绶转交给驻日公使李家驹。得到宋教仁的书证相助，清政府在间岛问题交涉中得以“斥退日人口实”，取得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中数十次领土争端谈判的唯一完胜。
间岛问题解决后，袁世凯谓宋有大功且有大才，与那桐联名奏请慈禧太后赦免了宋教仁的反清“大罪”，赏四品京堂襄理外交，电令驻日公使致意宋教仁请其赴京就任。宋教仁坚决拒绝。
做官正道
1912年4月，年仅30岁的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到任前，宋教仁即在《民立报》刊出《宋教仁启事》，首创中央政府官员廉政公开承诺的历史，同时也彰显了宋教仁革除用人腐败的决心。然而树欲静风不止，官场请托干竭的积习顽固不化，个别不以为然的新贵、一些心有不甘的亲友依然纠缠不断，为绝这些人攀附谋官的念想，宋教仁再次登报，对谋职者予以公开拒绝。就任农林总长50天内两次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其清正为官的决心和举措世所罕见。
宋教仁主政农林部40天后的1912年6月8日，北京政府第39号《政府公报》刊出《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将农林部当月所有收支分项细列，公之于众，首开中国政府机关财务公开先河。北京政府首届内阁对各部首长实行供给制，没有薪酬，总统袁世凯指示内务总长赵秉钧给各部总长送去一本现金支票“以备不时之需”。内阁改组收回时，仅有宋教仁的一本原封未动，其他各部总长多少不等都曾支取使用过。袁世凯感叹：“志节如钝初（宋教仁，字钝初）者仅见矣。”
1912年7月，因与袁世凯的政治主张不相容，宋教仁决意辞去农林总长一职，尽管总统阁员再三挽留，党内同志多有劝勉，仍于7月8日递交辞呈。
1912年9月，陆徵祥内阁倒台，袁世凯认定“宋教仁天资才调逸越侪辈”，国务总理非他难于治国奏效，力劝宋教仁出任总理，无果。又请孙中山和黄兴劝说，宋教仁依然不为所动，彰显了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政治大家风范。
检视宋教仁一生，确无私利企图，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从未有过背后整人的记录，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也从未有过风花雪月的故事，不管是寂寞难耐时还是春风得意时……做人、做事、做官，宋教仁都做到了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无愧于世。
（摘自《文史博览》）
宁人负我，毋我负人
20世纪初，宋教仁因参与华兴会组织反清革命，遭到清政府通缉而流亡日本，并化名宋鍊取得官费留学生资格。
1906年5月11日，驻日公使杨枢召见宋教仁询问：“有湖南人说宋鍊就是宋教仁，是吗？”宋教仁辩称：“不是，宋鍊和宋教仁是两个人。”杨公使便说：“要同乡会干事来证实你不是宋教仁方好。”从使馆出来路遇同乡宋海南，宋教仁告之有人密报和使馆质疑详情，请其到使馆作证，以免节外生枝。两人当即便到使馆说明情况，消除了公使的怀疑。
这是不得已而偶为之的使诈，谁知事后，宋教仁深感不安。在当天日记中，他对自己的“狡诈”进行了深刻反思。尽管宋教仁家贫，留学生官费是他当时的主要生活来源，但思之再三，宋教仁最终还是致信继任公使胡惟德（1908年—1910年任清政府驻日公使）：“恳请胡公即将此官费挖除，并革去留学生之名。”同时向驻日公使馆缴回了留学生官费领用卡。
宋教仁待人特别热心，见人有难，总要想方设法予以救助。“宁人负我，毋我负人”，是宋教仁的处世准则。1906年2月初，革命党人胡瑛准备回国，要宋教仁资助些路费，宋教仁当时手头没钱，答应尽量想办法，胡瑛却误以为推托。2月27日，胡瑛启程回国，与宋教仁不辞而别。宋教仁从友人处得知后，急忙赶到车站，送了10元钱给胡做盘缠。
1907年1月23日，宋教仁得知胡瑛在武汉被捕，即与孙中山等商议营救，又找同乡同学筹款救助。2月4日，宋教仁接到湖南同乡旷若谷在长崎来电，言其随黄兴组织革命活动，现已身无分文，被困长崎，请速电汇30元救急。宋教仁为救胡瑛已倾其所有，无奈找到孙中山，而孙中山也是两手空空，最后宋教仁找友人何小柳借得30元，赶急电汇给了旷若谷。
当晚刘式南又来找宋教仁，说革命党人李善良，在扬州被捕，想找宋教仁借点钱发电报救李善良，可身无分文的宋教仁无法解决，非常难过。2月8日得知李善良的夫人张汉英欲归国救夫缺少路费，宋教仁将先后找孙中山等筹得的部分款项，加上自己刚领回的当月留学生官费全部转交给了张汉英。
扶危济困，宋教仁总是有求必应。查看宋教仁在日本两年的日记，有明确记载的救助他人的实例就有50多次。
民族利益至上
1907年4月，宋教仁潜赴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意外得知中国与日属韩国接壤之处，有一大块地域名曰“间岛”，原本为中国领土，日本却狡辩其为韩国领土，意欲据为己有。当时清政府惊愕抗议，但面对日本的强势武力和由其浪人组织“长白山会”制造的种种伪证，又束手无策。对此时局，宋教仁毅然改变初衷，冒着生命危险，假扮日本浪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侦获日本人制造的伪证；又深入实地调查获取实证；再到日本几家大图书馆查阅中、日、俄、韩四国多种史地典籍，收集到四国有关“间岛”地域归属记载的历史文献97种，费时半年著就《间岛问题》一书，对有关间岛的主权历史、自然地势、境界条约做了周详的考证，从学理与法理等各个角度无可辩驳地论證了，所谓“间岛”历来都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人探到《间岛问题》成书信息，深恐落入清朝官员之手，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先是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政府，同时表示日本愿意高价购买《间岛问题》一书版权，宋教仁不答应；后又被日本人威胁若不与其合作，便要将他遣返交给清政府。宋教仁也不理睬，毅然将书稿托与清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同乡许孝绶转交给驻日公使李家驹。得到宋教仁的书证相助，清政府在间岛问题交涉中得以“斥退日人口实”，取得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中数十次领土争端谈判的唯一完胜。
间岛问题解决后，袁世凯谓宋有大功且有大才，与那桐联名奏请慈禧太后赦免了宋教仁的反清“大罪”，赏四品京堂襄理外交，电令驻日公使致意宋教仁请其赴京就任。宋教仁坚决拒绝。
做官正道
1912年4月，年仅30岁的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到任前，宋教仁即在《民立报》刊出《宋教仁启事》，首创中央政府官员廉政公开承诺的历史，同时也彰显了宋教仁革除用人腐败的决心。然而树欲静风不止，官场请托干竭的积习顽固不化，个别不以为然的新贵、一些心有不甘的亲友依然纠缠不断，为绝这些人攀附谋官的念想，宋教仁再次登报，对谋职者予以公开拒绝。就任农林总长50天内两次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其清正为官的决心和举措世所罕见。
宋教仁主政农林部40天后的1912年6月8日，北京政府第39号《政府公报》刊出《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将农林部当月所有收支分项细列，公之于众，首开中国政府机关财务公开先河。北京政府首届内阁对各部首长实行供给制，没有薪酬，总统袁世凯指示内务总长赵秉钧给各部总长送去一本现金支票“以备不时之需”。内阁改组收回时，仅有宋教仁的一本原封未动，其他各部总长多少不等都曾支取使用过。袁世凯感叹：“志节如钝初（宋教仁，字钝初）者仅见矣。”
1912年7月，因与袁世凯的政治主张不相容，宋教仁决意辞去农林总长一职，尽管总统阁员再三挽留，党内同志多有劝勉，仍于7月8日递交辞呈。
1912年9月，陆徵祥内阁倒台，袁世凯认定“宋教仁天资才调逸越侪辈”，国务总理非他难于治国奏效，力劝宋教仁出任总理，无果。又请孙中山和黄兴劝说，宋教仁依然不为所动，彰显了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政治大家风范。
检视宋教仁一生，确无私利企图，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从未有过背后整人的记录，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也从未有过风花雪月的故事，不管是寂寞难耐时还是春风得意时……做人、做事、做官，宋教仁都做到了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无愧于世。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