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一位部长助理在接待外宾时藐视和辱骂记者，事后被国内舆论界群起而攻之，然而过了不久，舆论上又把这事翻了过来……
　　
　　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记者受伤害的一条消息：2008年3月17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马小六在采访社会新闻时被深圳黄贝派出所两个民警戴上手铐，强行带离现场。整个过程，报纸已有详实报道，不必复述。看到这则报道，笔者不禁想起同样是伤害记者的“左叶事件”。
　　事情发生在1957年4月17日，正在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前往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这是那天最大的政治新闻，许多报社都派了记者采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去了人拍摄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看见有个人挡住了镜头，就去拉开他，没想到这人是负责为国宾带路和维护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这一拉可把部长助理惹火了，怒斥道：“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给我滚出去！”在场的记者受不了斥责，有好几个立即扯下自己佩戴的记者证以示抗议。《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洪克把他目睹的这一幕写出来，以“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为题刊登在5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上海《文汇报》还就此事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回顾了往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也谈到了今天：“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
　　看了1957年发生的“左叶事件”，再看2008年深圳发生的事件，笔者真正感到害怕了。1957年向记者发威的，是一位部长助理；而在2008年，却只是派出所的两名民警了。这变化，第一，是级别大大下降了，并不必是“我比你重要”的部长助理才有发威的“资格”了。全国各部的部长助理，加在一起也不过一百人左右吧，记者撞上他们的机会其实是不多的；派出所的民警可是成千上万，而且发生社会新闻的地方，通常都会有民警到场，真是冤家路窄，躲也躲不过呀；第二，左叶的发威，不过是辱骂一句“给我滚出去”，而深圳的民警发起威来，是动用警具，把记者拷了两个多小时。这比50年前可怕得多。这样看来，笔者年轻时只做了几年报纸就改行，真是大可庆幸的事。
　　时间过了50年，拿这前后两件事看，对新闻记者的伤害，不能不说是变本加厉。可也不必慨叹今不如昔，从另一方面看，50年间社会的进步还是不小的。就说“左叶事件”吧，当时虽然众口一词，热闹了一阵子，连《人民日报》的副刊上，都发表了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和方成的漫画，可等到反右斗争一起来，就整个翻过来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专门开会为左叶辩护，协会会长邓拓在会上说，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夸大渲染，藉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文汇报》那篇社论的执笔者彭子冈也被划为右派。而深圳发生的这件事呢，媒体报道后，各方人士纷纷谴责伤害记者的行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向受害记者发来了慰问信。可以预料，不会像1957年那样在舆论上又把这事翻过来。这就是进步。时代毕竟是在进步。
　　对记者使用手铐的，虽然只是派出所的两个民警，但对记者怀有敌意的，决不只这两个人。报纸不是报道过，有些矿难发生后，禁止记者进入事故现场么？湖北天门不是发生过城管人员把用手机拍摄他们打人场面的围观者（还不是记者）打死的事么？这些人的目的，是让公众得到最少的信息量，所以就像当年《文汇报》社论说的，“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了。尽管这一次记者采访的只是一条普通的社会新闻，两个民警还是觉得必须加以限制，这正是他们长期受到对记者怀有敌意的教育的结果。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就必须从消除对记者的敌意（更多是潜意识中的敌意）入手。要知道，记者的辛勤工作，是为了增加社会的透明度，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件之一。
　　（作者系现代思想史学者、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