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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6日，国庆长假结束之前，有大约几百人从北京城里赶到近郊的海淀区苏家坨镇，到一个叫做“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地方，选购健康农产品。参加展示的包括各种农业生产者，有农村合作社，有从事有机农业倡导的非营利组织，有农业公司，也有素食馆。活动被命名为“丰收节”。
只要愿意，城里人就可以在这里包下一小块地，田埂上钉一块牌牌，写上你的名字。
小毛驴市民农园有着符合今天白领们最新时尚诉求的诸多元素——远山、菜地、整齐的道路和平房、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还有一个令人兴起的故事：年轻的女博士从美国访问交流归来，“洋插队”的结果，竟然是下乡种地，开了个农场。
然而它的精神骨血，是来自2004年至2007年在河北翟城村活跃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年时间，它昙花一现，却影响深远。
谁是晏阳初？
谁是晏阳初？哪里是翟城村？
晏阳初是耶鲁大学的博士。
他在海外华工中编印课本、编辑报纸、推广平民教育，随后意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之根，存在于农村和农民之中。于是在1926年举家搬迁，来到翟城村，开始为期十年的“定县试验”。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向平民学习”，是他的重要信条之一。70岁的翟成村村民米珠贵还记得：“老的小的都没有说他（晏阳初先生）不好的，人家一有空就到农户里去唠嗑。早先3瓣的坨子棉脱出绒来只有28英寸，晏老先生给改良的品种，能脱出38、40英寸的绒；早先的小笨猪养一年也过不了一百一二十斤，晏老先生引进的定县长白种猪一弄就三四百斤，用不了半年功夫。家家户户的老婆儿们都得半宿半宿地纺线，大集上收棉花的，有多少收多少，轧了以后扎成大包运到天津去织洋布，一列火车一列火车地走——那会儿可兴旺了，以前没驴的人家都买上大骡子了。晏老先生还给放无声电影，里头有推小车的、赶驴的，啥都有。人家还办了识字班，到了歇晌和晚间的时候就开课了，‘平民千字课’的小段说的都是田间和农户的事。人家也不做官、也不图钱，就为让咱富起来。”
这些“启迪民智、培育民力”的乡村建设实践，后来被战乱打断，在动荡的世事变迁中，越来越不为人所知。“晏阳初”的名字，逐渐沉入历史深卷。
打捞理想的人们
打捞这个名字的，是一批今天的知识分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温铁军开始构想“包下一条山沟”，创建一个兼有培训、救助、可持续发展性质的地方，面向被城市挤出来的务工者，也面向找不到出路的农民。按照他的设想，这里的标语要强调群体观念，强调中国传统互助合作的人文精神。
后来写在晏阳初乡建学院墙壁上的标语是：
“三农问题是全党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启迪民智，培植民力。”
“诚恳地对人，忠实地做事。”
“孔子曰：‘仁者，二人也。’团结就是力量。”
“山沟设想”的背后，是温铁军对当前现实的基本判断。他提出：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幅不断减缓，农村金融愈加离农而去，农村剩余几乎全部被城市抽取，高利贷在一些地方盛行。城乡差距的扩大触目惊心，进城务工的农民潮引发城市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他的结论是：把西方现代制度搬到一个拥有9亿农民、户均不到8亩地的国家，中国支付不起这样的制度成本。中国庞大的乡村，必须走一条自己的可持续之路。
由这个起点开始，温铁军把“三农问题”这个提法成功地输入了主流话语。
还没等他找到理想中的“山沟”，当年晏阳初“定县试验”所在地——河北定州的翟城村主动提出了合作办学的愿望。于是学院在此诞生。
温铁军给“乡村建设”的定义是：“小农村社经济前提下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它包括方方面面：教育制度、卫生制度、医疗制度等等。”
2003年12月，首届新乡村建设研讨会召开。原定80人的会议，实际接待了180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农民不请而来。许多人是满怀着维权的激愤，希望到会场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但他们收获的是另一些东西。
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拆了龙王庙盖学校，初中孩子种的葡萄苗要跟语文、数学一样算成绩，校长进入村庄决策层，一个老师联系6个家庭，无论生产、生活什么问题都能问，挽着裤腿的中年汉子和扎着围裙的妇女都进了课堂，村庄不再受穷。
2002年底，山东蒙阴县11个乡镇已经成立农村合作社1113个，入社32479户，尽管当年大旱，蒙阴农民依然实现了5%的增收。
合作起来，互帮互助，实现自身发展。这是晏阳初乡建学院最想说给农民们的。
每天的讲座和讨论开始前，学员们要高喊口号：“改变自己，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
这座学校，不是教农民致富的。他们想实现一种不同的可能性。
铁门上赫然的大字是：“劳动光荣”。年轻的志愿者们胳膊上绑着红纱巾，在平房之间的土路上来来回回。
理事长邱建生蹬着解放鞋，套着一件迷彩服，下地耕种辣椒和花生，进城添置木床和二手市场的老板谈价钱，带着村里的个体司机在街边小摊上吃面，为给学院装宽带招待乡上电信局的人花掉几百元，他说：这是建院以来最大的一笔公关开支。他办公室里用的电脑是捐赠品，很多人用一下都说：这也太慢了。他却兴致勃勃地不断更换桌面图片，笑着说：“这已经很好了！”
当年晏阳初学院的志愿者黄志友，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来学院一年了，种地、盖房，搞卫生、编报纸、管财务，有时也做做村里的工作，大抵是什么都做、什么都干的。”
他们在这里动手盖起了尿粪分离的生态厕所，利用华北本地的自然材料建起了“地球一号”生态屋。他们放弃城市生活来到这里，想要做的事情是：搞永续农业以谋求人与土地的健康；推动生态建筑，试图通过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本地自然建筑材料和简单的建筑施工方法，减少对市场、货币的过度依倚赖，达到坚固、舒适、美观、节能、经济的功效；学习与传承传统，认同和重视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归根到底，面对汹涌澎湃的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潮流，我们将如何减轻受控其中的窒息感、并且尽可能实现有美感的生活方式？
这是来到这里的人们，想要为自己寻找的答案。
从一棵辣椒开始
然而，他们的生态试验田，却成了农村理想与现实反差的一面镜子。
不施化肥、农药，特别是除草剂和杀虫剂，这样种菜的代价，就是产量降低。当乡建学院的年轻志愿者们扑在菜地里、亲手锄草、用手捉虫时，翟城村的农民们忍不住摇头叹息。
对于他们来说，农业的整个方法论早就被改写了。一切必须服从于产量，否则就意味着愚蠢。
可正是在一切服从于产量的过程中，农业的生态功能被折损殆尽，工业集中区域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由此直接祸及农产品；农业面源污染引起的淡水湖泊大面积富营养化，早已成了触目惊心、人所共知的景观。
从一棵辣椒开始，晏阳初乡建学院试图改变。但农民的非议，媒体的怀疑，给它贴上了“不切实际”的标签。2007年，晏阳初乡建学院在争议中关闭。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轰动中国。“苏丹红”、“毒韭菜”等等一系列农产品安全事件，在中国迅速掀起对农业生态问题的关注。
2009年，在海淀区的支持下，小毛驴市民农园诞生，明确以社区支持农业的形式，提倡健康种植、健康生活，短短两年之内，它成为中国健康农业、公益参与的一个响亮品牌。
在刚刚过去的9月，这里刚刚接待了北京市农委主任。
从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孤独、落寞，到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喧闹，一些知识分子寻找美感生活的心灵探索，在广袤的田野上，终于实现了与现实的精准对接——以食品为纽带，重建城乡关系，并由此重启乡村。
一切适逢其时。
邱建生一直怀念着翟城的生活，尽管理想仍然延续着。邱写过一首诗，看起来是愁绪，事实上，这是乡建人内心希望的梦想。《翟城的思绪》写道：翟城的街道，庄严的耕地/我曾经一次次安详在你的怀里/从这里从那里/我的脉搏曾那么激烈地回应过你们的生命/……/你布满老茧的宽大的手/慈祥的眼/那么近那么远/好像儿时母亲/盛在我碗里的荷包蛋/温暖着我的情怀/和记忆/我的亲人别后已多少光阴/在你们的睡梦里/可有漂泊的我？
只要愿意，城里人就可以在这里包下一小块地，田埂上钉一块牌牌，写上你的名字。
小毛驴市民农园有着符合今天白领们最新时尚诉求的诸多元素——远山、菜地、整齐的道路和平房、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还有一个令人兴起的故事：年轻的女博士从美国访问交流归来，“洋插队”的结果，竟然是下乡种地，开了个农场。
然而它的精神骨血，是来自2004年至2007年在河北翟城村活跃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年时间，它昙花一现，却影响深远。
谁是晏阳初？
谁是晏阳初？哪里是翟城村？
晏阳初是耶鲁大学的博士。
他在海外华工中编印课本、编辑报纸、推广平民教育，随后意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之根，存在于农村和农民之中。于是在1926年举家搬迁，来到翟城村，开始为期十年的“定县试验”。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向平民学习”，是他的重要信条之一。70岁的翟成村村民米珠贵还记得：“老的小的都没有说他（晏阳初先生）不好的，人家一有空就到农户里去唠嗑。早先3瓣的坨子棉脱出绒来只有28英寸，晏老先生给改良的品种，能脱出38、40英寸的绒；早先的小笨猪养一年也过不了一百一二十斤，晏老先生引进的定县长白种猪一弄就三四百斤，用不了半年功夫。家家户户的老婆儿们都得半宿半宿地纺线，大集上收棉花的，有多少收多少，轧了以后扎成大包运到天津去织洋布，一列火车一列火车地走——那会儿可兴旺了，以前没驴的人家都买上大骡子了。晏老先生还给放无声电影，里头有推小车的、赶驴的，啥都有。人家还办了识字班，到了歇晌和晚间的时候就开课了，‘平民千字课’的小段说的都是田间和农户的事。人家也不做官、也不图钱，就为让咱富起来。”
这些“启迪民智、培育民力”的乡村建设实践，后来被战乱打断，在动荡的世事变迁中，越来越不为人所知。“晏阳初”的名字，逐渐沉入历史深卷。
打捞理想的人们
打捞这个名字的，是一批今天的知识分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温铁军开始构想“包下一条山沟”，创建一个兼有培训、救助、可持续发展性质的地方，面向被城市挤出来的务工者，也面向找不到出路的农民。按照他的设想，这里的标语要强调群体观念，强调中国传统互助合作的人文精神。
后来写在晏阳初乡建学院墙壁上的标语是：
“三农问题是全党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启迪民智，培植民力。”
“诚恳地对人，忠实地做事。”
“孔子曰：‘仁者，二人也。’团结就是力量。”
“山沟设想”的背后，是温铁军对当前现实的基本判断。他提出：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幅不断减缓，农村金融愈加离农而去，农村剩余几乎全部被城市抽取，高利贷在一些地方盛行。城乡差距的扩大触目惊心，进城务工的农民潮引发城市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他的结论是：把西方现代制度搬到一个拥有9亿农民、户均不到8亩地的国家，中国支付不起这样的制度成本。中国庞大的乡村，必须走一条自己的可持续之路。
由这个起点开始，温铁军把“三农问题”这个提法成功地输入了主流话语。
还没等他找到理想中的“山沟”，当年晏阳初“定县试验”所在地——河北定州的翟城村主动提出了合作办学的愿望。于是学院在此诞生。
温铁军给“乡村建设”的定义是：“小农村社经济前提下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它包括方方面面：教育制度、卫生制度、医疗制度等等。”
2003年12月，首届新乡村建设研讨会召开。原定80人的会议，实际接待了180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农民不请而来。许多人是满怀着维权的激愤，希望到会场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但他们收获的是另一些东西。
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拆了龙王庙盖学校，初中孩子种的葡萄苗要跟语文、数学一样算成绩，校长进入村庄决策层，一个老师联系6个家庭，无论生产、生活什么问题都能问，挽着裤腿的中年汉子和扎着围裙的妇女都进了课堂，村庄不再受穷。
2002年底，山东蒙阴县11个乡镇已经成立农村合作社1113个，入社32479户，尽管当年大旱，蒙阴农民依然实现了5%的增收。
合作起来，互帮互助，实现自身发展。这是晏阳初乡建学院最想说给农民们的。
每天的讲座和讨论开始前，学员们要高喊口号：“改变自己，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
这座学校，不是教农民致富的。他们想实现一种不同的可能性。
铁门上赫然的大字是：“劳动光荣”。年轻的志愿者们胳膊上绑着红纱巾，在平房之间的土路上来来回回。
理事长邱建生蹬着解放鞋，套着一件迷彩服，下地耕种辣椒和花生，进城添置木床和二手市场的老板谈价钱，带着村里的个体司机在街边小摊上吃面，为给学院装宽带招待乡上电信局的人花掉几百元，他说：这是建院以来最大的一笔公关开支。他办公室里用的电脑是捐赠品，很多人用一下都说：这也太慢了。他却兴致勃勃地不断更换桌面图片，笑着说：“这已经很好了！”
当年晏阳初学院的志愿者黄志友，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来学院一年了，种地、盖房，搞卫生、编报纸、管财务，有时也做做村里的工作，大抵是什么都做、什么都干的。”
他们在这里动手盖起了尿粪分离的生态厕所，利用华北本地的自然材料建起了“地球一号”生态屋。他们放弃城市生活来到这里，想要做的事情是：搞永续农业以谋求人与土地的健康；推动生态建筑，试图通过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本地自然建筑材料和简单的建筑施工方法，减少对市场、货币的过度依倚赖，达到坚固、舒适、美观、节能、经济的功效；学习与传承传统，认同和重视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归根到底，面对汹涌澎湃的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潮流，我们将如何减轻受控其中的窒息感、并且尽可能实现有美感的生活方式？
这是来到这里的人们，想要为自己寻找的答案。
从一棵辣椒开始
然而，他们的生态试验田，却成了农村理想与现实反差的一面镜子。
不施化肥、农药，特别是除草剂和杀虫剂，这样种菜的代价，就是产量降低。当乡建学院的年轻志愿者们扑在菜地里、亲手锄草、用手捉虫时，翟城村的农民们忍不住摇头叹息。
对于他们来说，农业的整个方法论早就被改写了。一切必须服从于产量，否则就意味着愚蠢。
可正是在一切服从于产量的过程中，农业的生态功能被折损殆尽，工业集中区域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由此直接祸及农产品；农业面源污染引起的淡水湖泊大面积富营养化，早已成了触目惊心、人所共知的景观。
从一棵辣椒开始，晏阳初乡建学院试图改变。但农民的非议，媒体的怀疑，给它贴上了“不切实际”的标签。2007年，晏阳初乡建学院在争议中关闭。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轰动中国。“苏丹红”、“毒韭菜”等等一系列农产品安全事件，在中国迅速掀起对农业生态问题的关注。
2009年，在海淀区的支持下，小毛驴市民农园诞生，明确以社区支持农业的形式，提倡健康种植、健康生活，短短两年之内，它成为中国健康农业、公益参与的一个响亮品牌。
在刚刚过去的9月，这里刚刚接待了北京市农委主任。
从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孤独、落寞，到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喧闹，一些知识分子寻找美感生活的心灵探索，在广袤的田野上，终于实现了与现实的精准对接——以食品为纽带，重建城乡关系，并由此重启乡村。
一切适逢其时。
邱建生一直怀念着翟城的生活，尽管理想仍然延续着。邱写过一首诗，看起来是愁绪，事实上，这是乡建人内心希望的梦想。《翟城的思绪》写道：翟城的街道，庄严的耕地/我曾经一次次安详在你的怀里/从这里从那里/我的脉搏曾那么激烈地回应过你们的生命/……/你布满老茧的宽大的手/慈祥的眼/那么近那么远/好像儿时母亲/盛在我碗里的荷包蛋/温暖着我的情怀/和记忆/我的亲人别后已多少光阴/在你们的睡梦里/可有漂泊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