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三方对话，一方是批评家，一方是创作家，一方是编辑家——其实编辑家身兼二职，既有批评也有创作，只是把批评意见和创作修改构想都写进了稿签，融人了别人署名的作品之中，隐在出版物的万千气象之后。
　　三方均为文学的生产者，但各有所司，各有所专，具有不同的实践历程与知识死角。因两位主编的促成，他们相约于此书，聚谈于千里，以文解人，以人征文，算是一次借助笔墨的近距离交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热潮渐退，文学活动趋少，圈内人见面机会不如从前，倒也有一份相忘于江湖的散淡和自在。
　　即使有缘把臂，似乎也鲜有80年代那种激情的切磋和争论，鲜有团队战友式的同仇敌忾与廿苦相知。时光飞逝，80年代的朴质和浪漫俱往矣，90年代显得更加成熟，也更加世故；有了更多的独立，也有了更多的疏离——人们相会之际仍能妙语连珠大笑生风，只是文学话题越来越少。扑克、股东、保龄球、养身术、流行笑话、欧洲足球赛，正在占据文学原来的位置。
　　是文学已经谈完了吗?或者说，成天表现出初恋式的亢奋，这样的文学反而涉嫌小儿科的弱智和多动症?生活是文学的母体，而90年代依赖的生活正在模式化。作为知识经济和出版大国的受益者，文人们眼下大多有了中等阶级的滋润日子，房子住大了，家具换代了，职称升高了，赴宴与出镜也多了，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的往事已经模糊。
　　屈辱生涯成了透支的自叙，现实中的同类事态则大多退出了视野，远离真皮沙发伺候着的神经末梢。文人们终于有了应有的幸福，但幸福的代价，是他们从各个社会层面和各种生活经历中拔根而出，不再是来自遥远现场和鲜活生命的消息报告人。
　　他们大多被收编到都市白领的身份定位，不经意中已被训练出通行的消费习惯，连关闭电视后的一个哈欠，也有差不多的规格。正像俄国老托尔斯泰说的：幸福者有共同的幸福，不幸者有各不相同的不幸。他们正是因为幸福而变得彼此雷同，与圈内人的相见，差不多是镜中看到自己改头换面，差不多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戴上假面前来握手寒暄——你好呵，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来一个掏心剖肺的深谈，能获得几多惊讶?
　　观念是文学的种子，而90年代以来的观念正在流行化。据说有人已宣告苏联解体以后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是指对历史的认识已经终结。怀疑到此止步，批判逾期作废。善与恶，独与群，意识与潜意识，现代与前现代……这一套只是已经构成了圆通而严密的解释体系，成了完全够用的几把尺子，似乎足以测试世界上任何悲剧或闹剧，足以勘定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
　　对于有些文人来说，他们不再能用生活孕育思想。就只好尾随大街小巷里的众口——词，把自己的脑袋交给流行媒体上的浪潮起伏。即便还偶有商榷，也多是我用这把尺子时你刚好用了另一把，或是我从下量时你刚好要从上量，我量左边时你刚好要量右边——度量的标准本身并无大异。
　　一本流行的哲学或经济学，常常批发出太多相似的观念、口吻、修饰手法以及衍生读物，传染病一样改变着文学，使80年代开始的个性解放，终于会师于某些脱口而出的共识和套话。事情到了这一步，交流岂不是有点多余?研讨会、报告会、名人对谈等等是不是热闹得有点空洞?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步人中年，有了中年的厚重也有了中年的迟缓，有了中年的强健也有了中年的疲乏——生活模式化和观念流行化不过足常见的文明病，是现代社会里文人被专业化，科层化、利益体制化以后新的危机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要永葆青春，就得再一次走出围城，再——次向广阔的生活实践和敏锐的知识创新开放，再一次把自己逼入社会改造和人生求索最陌生的最危险的前沿。
　　事情的从头开始，甚至到從文学以外的功夫开始。眼—卜这本《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为文学带进厂很多新的面孔，也带进了很多新的话题利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开放的意义和前沿的意义。作为读者之一，我把它看作—扇打开的大门，引我进入围城之外新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