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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韶峰，女，1973年出生，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湖北郧阳师专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
摘要：冰客无疑是在市场冲击下身份认同感很模糊、挣扎得很痛苦、反思得很彻底、回归得很坚决的一位农民诗人。从2005年其《乌鸦》诗集的问世，到2010年《河西村》的脱稿，我们试图探寻诗人灵魂的还乡之路。
关键词：冰客；诗歌；身份认同感
诗歌是生活的灵魂，是诗人生命的梦呓。冰客，一个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从郧县农村走出来的青年诗人，一个二十年来一直奋笔不辍、躬耕诗坛的圣徒，诗伴着他艰难行进，为其远行指航。不管诗人站在生活的什么方位，他的诗中总是充满生命的张力与生存的桎梏，前者让人们看到生命之美，后者使读者感叹生存之艰。或者说诗人就是社会、时代的一面镜子，有的人看到镜子中诗化的生活，有的人看到镜子本身的物质结构，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去看待诗歌，诗人总是用生命的足音在远处叩响一种让人反思与进步的驼铃。诗人这种精神信号就是一种身份的呼吁与见证。冰客无疑是在市场冲击下身份认同感很模糊、挣扎得很痛苦、反思得很彻底、回归得很坚决的一位农民诗人。写作虽然不能给他带来诗意的前程，但却能给他带来诗意的生活。从2005年其《乌鸦》诗集的问世，到2010年《河西村》的脱稿，我们试图探寻诗人灵魂的还乡之路。
一、“农民身份史”的建构
冰客诗歌的意象始终没有走出一个农民的心灵域场。“农民”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与文化色彩，中国的农民几乎就是社会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活化石。对农民诗人至少有两种理解：一则诗人的身份是农民；二则诗歌题材写的是农民。冰客无疑是上述二者的结合，自身是农民出身而且也是为农民写诗的诗人。
《乌鸦》组诗中很多诗歌的意向都源自诗人对农村生活史的一种梳理与反思。“父亲”“母亲”“大爹”等意象背后是农村生活的记忆。“父亲啊/您多像那头年迈的黄牛/腰如犁弯/早出晚归/劳累得像牛一样疲倦/父亲啊/您总是在梦中/犁痛我的心坎”(《父亲》)， 写的是父亲的累；“我始终找不到一个词或一句诗/面对母亲/抬起头就是一个伟大的巨人/我始终无法丈量母亲的身高/惟有我的成长/母亲用双手/把勤劳和俭朴/缝补给我们”(《母亲的词汇》)，道的是母亲的苦；“大爹走在山乡/身染沉疴/行走艰难……/大爹走在山乡/父亲走在山乡/中国农民走在山乡”(《大爹走在山乡》)，诉说着诸如大爹般的中国农民踟蹰的脚步。诗人考量着农村生活的艰辛与农民的渴望，实质上是对自身农民身份的一种下意识的发现。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相对对立的语境下，诗人不是自卑与厌倦，而是在深感农村这位母亲对诗人的养育与厚爱，“母爱仿佛一株棉/长在我的身上/温暖我的行程/洁白温暖/一如母亲的心”（《母爱仿佛一株棉》）。诗人是热爱、眷恋、尊敬农村这片土地的，但是作为农村的生存者，发现的不是农村这种默默无闻带来的发展与希望，而是看到农村“父亲”“母亲” 用“镰刀”为生存而与土地相依为命的一种生存状态。作为农民的一员，诗人是在潜意识地寻找农民之外的一种生存公平与权利，即农民身份的政治符码——农民是否就是一种代表劳作和艰辛的活的历史符号？如果如此，这个符号背后深层的“逻辑法则”是什么？是否可以在这个“逻辑法则”里寻找到作为农民的价值与意义，或者说是否能够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寻找一种属于农民而游离于农民之外的生存和生活的法则，这是诗人诗情纠结和缠绕的一种精神脐带。就像诗人是一个农民一样，这种另类而独特的寻根意识与血脉相依的农民情感一直伴随着诗人后续的诗歌创作。“乡村割麦的时光/连同留给我的镰伤/一直在我的记忆中珍藏……我离乡村渐远/而乡村留给我的镰伤/ 却离我很近”（《镰伤》），正是这种身份认同与建构的矛盾。
二、农民身份的失败“涅槃”
如果说冰客对农村生活中带有农村胎记的诗歌意象是对农民身份发现的一种自发意识，那么《城市想起》就是对这种农民身份的一次试探性突破或超越的自觉反抗。这是对农民生存状态的一种历史性反抗与消解，不是出于对农民身份的一种背叛或者遮掩，而是在用一种农民的生存哲学对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抗争与博弈。中国的农民带有很深厚的被动的政治界定，不是一种自愿选择，而是中国革命史、建设史、发展改革史中的被建构的标本。改变一种农民的身份就是想透视一段农民的历史，实质上也是对农民生存史的反驳与改写，诗人用农民的身体与生命去体验与见证农民这种身份在城市的投影下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生态。
诗人发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对于一个具有“农民”身份的外来者而言，永远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异类，与诗人心中农民的付出与牺牲相比，简直是一种政治的彻底颠覆与否定，对诗人的情感而言就是一次涅槃与裂变。“在城市里寻一只麻雀很难/难得就像我在城市找一个亲戚一样”（《 城市里的麻雀》），“改革开放30年/城市乡村都有你的足迹/你从乡村走来/户籍打上了你深深的烙印/于是便有了农民工的通称/这比姓名重要”（《烈日之下》）。这种身份被社会否定与抛弃的失落与悲伤，在思想与社会认同感上就已经让诗人感觉到了农民不是一种与工人身份并列的名词，就像城市与农村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对等称谓一样。这种歧视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政治待遇、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在这种断裂的背后，显示的是中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现有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依然是一种政治痼疾或遗传的社会结构。这揭示的是一种农民的城市生态。即使“水泥建筑物成为了你们种下的庄稼”（《烈日之下》），但是你依然不是“庄稼”的主人，你依然是一个过客。这种身份认同上的被抛弃感，让诗人的身份寻根得到了现实的讽刺，于是诗人坚定了一种农民情感与价值的皈依，即不再用一个农民身份同城市的“农民观念”抗争，城市不属于农民。“路上我遇见/还当着工人的/以前的同事/他们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说/像个工作人的模样/比工人洋气多了//我说我包里装的是/笔墨纸砚都是/工作所需就像/你们车间里的工具/只不过你们不随身携带而已”（《夹着皮包去上班》）。即便是“我”一个走出农村，走出工厂，貌似“洋气”的“准城市人”也成了冰冷的“码字工人”，城市的灯光都透露出“拒绝”。这种身份断裂让诗人重新回归到农民的精神世界：“我离开了故乡/却没有离开那条汉江/多少年过去/我移居了一座城市/那条汉江留在了我的身后/但那条汉江的涛声/却永远响彻在我人生的行程”。
这种农民身份抗争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对农民身份的绝望，而是在生存哲学、政治结构上的一种深层认知，是诗人对农民这种“被农民化”的社会过程深入的认识和解读。农民这种政治身份刻写的是一种被建构的政治中间物，这种身份被社会否定与拒绝的伤痛让诗人对农民身份更加理解与尊重。农民本身就是社会的受害者与包容者。也许这就是一种民族史的细节与底色。
三、身份的皈依与坚守
“城市到乡村的路很短/乡村到城市的路很长/母亲的最后一声呼唤/时时催快我/从城市走到乡村”（《呼唤》）。农民身份发现史、探寻史的背后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绝望，或者控诉；二是选择归位，即看到了身份转变的不可能性，但是又不愿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农民儿子的价值与精神，退而坚守。诗人选择了后者，这是一种精神洗礼后的超越与净化。《河西村》就是诗人身份回归的一种意象建构。也许从诗作发表的时间上看，这种转化逻辑混乱，诗人并不是严格按照这样的身份认同转变而发表诗歌的，但是从诗人精神发展的历程看，这种精神皈依与坚守还是一目了然。
“河西村”是一个农民精神文化的符号，是诗人心目中的圣地，是作者身份的行政归属，是诗人的精神家园与“墓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暗指的是一种沧海桑田般的变迁，而诗人的“河西村”是否源自于这种典故不得而知，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变迁对于诗人而言倒是吻合。如果说诗人身份回归的“河西”是指一种对农民身份的坚守，那么“河东”就是指对生存在城市中农民身份的一种放弃。诗人的皈依与向往是一种变故之后的农村，在那里诗人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的“宗教”与生存的意义。“我”的档案里记载着河西：“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档案里却记载着/出生地河西村”（《河西村记事》）；“我”的信仰里只有河西：“河西村成为我今生的宗教”（《膜拜河西》）；“我”的归宿只能是河西：“我选择河西/选择故乡/只求能用这里的黄土/将来为我树起一座墓碑/刻下我的生平简历”（《在河西安下我的家园》），“极目那道河西村的山梁/怀念我这惟一的娩床/生也在乡/死也在乡”（《河西一座高高的坟》）。不难看出，诗人回归不是处于一种被动与绝望，而是处于一种心灵洗涤后的清醒选择，是处于对农民身份的尊重与膜拜，是对农民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的认同与坚守。尽管在一种身份的追寻中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平台，而且对农民身份被社会拒绝的政治语境感到无力，在内心深处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群体被抛弃感，于是回归那一方净土，回归一种平静与温馨。这种身份皈依虽说缺乏一种暴力抗争，但是这种选择农民身份认同的背后很大程度上也是选择一种付出与牺牲，也就是选择了一种与“城市”对立的立场，宁可淹没于不为历史不为城市承认的乡村尘土里，在“土地”“庄稼”“大山”“河流”等自然和谐、休戚相关状态下，在“与城市对立”的“彼岸”做一个“城市/农村”的批判者与“他者”，坚守属于农村、“属于我”的精神村庄。在这里诗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民作为人的存在，而不是作为城市“他者”的“被城市认可的虚荣”，在农村作为农民的身份虽然得不到城市的丰富物质享受，但是却能咀嚼到属于人的那份精神食粮，这场无硝烟的博弈赢得了尊严。与其说诗人皈依的是农村，倒不如说诗人坚守的是人的立场——人格、人权与人性。诗人身份回归的背后是一种更大的文化、价值、精神的回归。诚如这位朴实的农民诗人所言“所有的路都是还乡的路”，“诗歌是我的另一种生存，要在那里寻找我生活中所没有抑或失去的，让我的精神和灵魂在诗歌中来一次真正的还乡和洗礼。”（《河西村后记》）。
摘要：冰客无疑是在市场冲击下身份认同感很模糊、挣扎得很痛苦、反思得很彻底、回归得很坚决的一位农民诗人。从2005年其《乌鸦》诗集的问世，到2010年《河西村》的脱稿，我们试图探寻诗人灵魂的还乡之路。
关键词：冰客；诗歌；身份认同感
诗歌是生活的灵魂，是诗人生命的梦呓。冰客，一个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从郧县农村走出来的青年诗人，一个二十年来一直奋笔不辍、躬耕诗坛的圣徒，诗伴着他艰难行进，为其远行指航。不管诗人站在生活的什么方位，他的诗中总是充满生命的张力与生存的桎梏，前者让人们看到生命之美，后者使读者感叹生存之艰。或者说诗人就是社会、时代的一面镜子，有的人看到镜子中诗化的生活，有的人看到镜子本身的物质结构，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去看待诗歌，诗人总是用生命的足音在远处叩响一种让人反思与进步的驼铃。诗人这种精神信号就是一种身份的呼吁与见证。冰客无疑是在市场冲击下身份认同感很模糊、挣扎得很痛苦、反思得很彻底、回归得很坚决的一位农民诗人。写作虽然不能给他带来诗意的前程，但却能给他带来诗意的生活。从2005年其《乌鸦》诗集的问世，到2010年《河西村》的脱稿，我们试图探寻诗人灵魂的还乡之路。
一、“农民身份史”的建构
冰客诗歌的意象始终没有走出一个农民的心灵域场。“农民”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与文化色彩，中国的农民几乎就是社会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活化石。对农民诗人至少有两种理解：一则诗人的身份是农民；二则诗歌题材写的是农民。冰客无疑是上述二者的结合，自身是农民出身而且也是为农民写诗的诗人。
《乌鸦》组诗中很多诗歌的意向都源自诗人对农村生活史的一种梳理与反思。“父亲”“母亲”“大爹”等意象背后是农村生活的记忆。“父亲啊/您多像那头年迈的黄牛/腰如犁弯/早出晚归/劳累得像牛一样疲倦/父亲啊/您总是在梦中/犁痛我的心坎”(《父亲》)， 写的是父亲的累；“我始终找不到一个词或一句诗/面对母亲/抬起头就是一个伟大的巨人/我始终无法丈量母亲的身高/惟有我的成长/母亲用双手/把勤劳和俭朴/缝补给我们”(《母亲的词汇》)，道的是母亲的苦；“大爹走在山乡/身染沉疴/行走艰难……/大爹走在山乡/父亲走在山乡/中国农民走在山乡”(《大爹走在山乡》)，诉说着诸如大爹般的中国农民踟蹰的脚步。诗人考量着农村生活的艰辛与农民的渴望，实质上是对自身农民身份的一种下意识的发现。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相对对立的语境下，诗人不是自卑与厌倦，而是在深感农村这位母亲对诗人的养育与厚爱，“母爱仿佛一株棉/长在我的身上/温暖我的行程/洁白温暖/一如母亲的心”（《母爱仿佛一株棉》）。诗人是热爱、眷恋、尊敬农村这片土地的，但是作为农村的生存者，发现的不是农村这种默默无闻带来的发展与希望，而是看到农村“父亲”“母亲” 用“镰刀”为生存而与土地相依为命的一种生存状态。作为农民的一员，诗人是在潜意识地寻找农民之外的一种生存公平与权利，即农民身份的政治符码——农民是否就是一种代表劳作和艰辛的活的历史符号？如果如此，这个符号背后深层的“逻辑法则”是什么？是否可以在这个“逻辑法则”里寻找到作为农民的价值与意义，或者说是否能够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寻找一种属于农民而游离于农民之外的生存和生活的法则，这是诗人诗情纠结和缠绕的一种精神脐带。就像诗人是一个农民一样，这种另类而独特的寻根意识与血脉相依的农民情感一直伴随着诗人后续的诗歌创作。“乡村割麦的时光/连同留给我的镰伤/一直在我的记忆中珍藏……我离乡村渐远/而乡村留给我的镰伤/ 却离我很近”（《镰伤》），正是这种身份认同与建构的矛盾。
二、农民身份的失败“涅槃”
如果说冰客对农村生活中带有农村胎记的诗歌意象是对农民身份发现的一种自发意识，那么《城市想起》就是对这种农民身份的一次试探性突破或超越的自觉反抗。这是对农民生存状态的一种历史性反抗与消解，不是出于对农民身份的一种背叛或者遮掩，而是在用一种农民的生存哲学对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抗争与博弈。中国的农民带有很深厚的被动的政治界定，不是一种自愿选择，而是中国革命史、建设史、发展改革史中的被建构的标本。改变一种农民的身份就是想透视一段农民的历史，实质上也是对农民生存史的反驳与改写，诗人用农民的身体与生命去体验与见证农民这种身份在城市的投影下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生态。
诗人发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对于一个具有“农民”身份的外来者而言，永远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异类，与诗人心中农民的付出与牺牲相比，简直是一种政治的彻底颠覆与否定，对诗人的情感而言就是一次涅槃与裂变。“在城市里寻一只麻雀很难/难得就像我在城市找一个亲戚一样”（《 城市里的麻雀》），“改革开放30年/城市乡村都有你的足迹/你从乡村走来/户籍打上了你深深的烙印/于是便有了农民工的通称/这比姓名重要”（《烈日之下》）。这种身份被社会否定与抛弃的失落与悲伤，在思想与社会认同感上就已经让诗人感觉到了农民不是一种与工人身份并列的名词，就像城市与农村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对等称谓一样。这种歧视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政治待遇、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在这种断裂的背后，显示的是中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现有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依然是一种政治痼疾或遗传的社会结构。这揭示的是一种农民的城市生态。即使“水泥建筑物成为了你们种下的庄稼”（《烈日之下》），但是你依然不是“庄稼”的主人，你依然是一个过客。这种身份认同上的被抛弃感，让诗人的身份寻根得到了现实的讽刺，于是诗人坚定了一种农民情感与价值的皈依，即不再用一个农民身份同城市的“农民观念”抗争，城市不属于农民。“路上我遇见/还当着工人的/以前的同事/他们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说/像个工作人的模样/比工人洋气多了//我说我包里装的是/笔墨纸砚都是/工作所需就像/你们车间里的工具/只不过你们不随身携带而已”（《夹着皮包去上班》）。即便是“我”一个走出农村，走出工厂，貌似“洋气”的“准城市人”也成了冰冷的“码字工人”，城市的灯光都透露出“拒绝”。这种身份断裂让诗人重新回归到农民的精神世界：“我离开了故乡/却没有离开那条汉江/多少年过去/我移居了一座城市/那条汉江留在了我的身后/但那条汉江的涛声/却永远响彻在我人生的行程”。
这种农民身份抗争的背后不是简单的对农民身份的绝望，而是在生存哲学、政治结构上的一种深层认知，是诗人对农民这种“被农民化”的社会过程深入的认识和解读。农民这种政治身份刻写的是一种被建构的政治中间物，这种身份被社会否定与拒绝的伤痛让诗人对农民身份更加理解与尊重。农民本身就是社会的受害者与包容者。也许这就是一种民族史的细节与底色。
三、身份的皈依与坚守
“城市到乡村的路很短/乡村到城市的路很长/母亲的最后一声呼唤/时时催快我/从城市走到乡村”（《呼唤》）。农民身份发现史、探寻史的背后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绝望，或者控诉；二是选择归位，即看到了身份转变的不可能性，但是又不愿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农民儿子的价值与精神，退而坚守。诗人选择了后者，这是一种精神洗礼后的超越与净化。《河西村》就是诗人身份回归的一种意象建构。也许从诗作发表的时间上看，这种转化逻辑混乱，诗人并不是严格按照这样的身份认同转变而发表诗歌的，但是从诗人精神发展的历程看，这种精神皈依与坚守还是一目了然。
“河西村”是一个农民精神文化的符号，是诗人心目中的圣地，是作者身份的行政归属，是诗人的精神家园与“墓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暗指的是一种沧海桑田般的变迁，而诗人的“河西村”是否源自于这种典故不得而知，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变迁对于诗人而言倒是吻合。如果说诗人身份回归的“河西”是指一种对农民身份的坚守，那么“河东”就是指对生存在城市中农民身份的一种放弃。诗人的皈依与向往是一种变故之后的农村，在那里诗人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的“宗教”与生存的意义。“我”的档案里记载着河西：“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档案里却记载着/出生地河西村”（《河西村记事》）；“我”的信仰里只有河西：“河西村成为我今生的宗教”（《膜拜河西》）；“我”的归宿只能是河西：“我选择河西/选择故乡/只求能用这里的黄土/将来为我树起一座墓碑/刻下我的生平简历”（《在河西安下我的家园》），“极目那道河西村的山梁/怀念我这惟一的娩床/生也在乡/死也在乡”（《河西一座高高的坟》）。不难看出，诗人回归不是处于一种被动与绝望，而是处于一种心灵洗涤后的清醒选择，是处于对农民身份的尊重与膜拜，是对农民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的认同与坚守。尽管在一种身份的追寻中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平台，而且对农民身份被社会拒绝的政治语境感到无力，在内心深处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群体被抛弃感，于是回归那一方净土，回归一种平静与温馨。这种身份皈依虽说缺乏一种暴力抗争，但是这种选择农民身份认同的背后很大程度上也是选择一种付出与牺牲，也就是选择了一种与“城市”对立的立场，宁可淹没于不为历史不为城市承认的乡村尘土里，在“土地”“庄稼”“大山”“河流”等自然和谐、休戚相关状态下，在“与城市对立”的“彼岸”做一个“城市/农村”的批判者与“他者”，坚守属于农村、“属于我”的精神村庄。在这里诗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民作为人的存在，而不是作为城市“他者”的“被城市认可的虚荣”，在农村作为农民的身份虽然得不到城市的丰富物质享受，但是却能咀嚼到属于人的那份精神食粮，这场无硝烟的博弈赢得了尊严。与其说诗人皈依的是农村，倒不如说诗人坚守的是人的立场——人格、人权与人性。诗人身份回归的背后是一种更大的文化、价值、精神的回归。诚如这位朴实的农民诗人所言“所有的路都是还乡的路”，“诗歌是我的另一种生存，要在那里寻找我生活中所没有抑或失去的，让我的精神和灵魂在诗歌中来一次真正的还乡和洗礼。”（《河西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