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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本身进入了深水区，不进则退，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以求彻底扫清前进的障碍。
陈志武教授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主要从历史、制度、产权和开放等四个角度讨论中国人的财富问题。历史和开放的角度入手，相当于从时间维度上总结过去和未来的趋势，但仍然能够看出，时间的流逝，实际上仍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和产权，都属于广义的制度范畴。
勤劳的逻辑结果理应是富有，勤劳而不富有，这是很悲惨的结果。中国人勤奋而不富有，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陈教授从制度约束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其实他不是这样说的第一人，但是，在这本书里给出了充分的数据和论证，使得这一命题更为清晰。
早在1776年《国富论》出版时，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谈论过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他认为“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膏腴，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最勤奋的国家”，但是“中国的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也就是说，早在两百多年前，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有了结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就是生产力已经受到了生产关系的阻碍，是法律和制度限制了中国财富增长的空间。那个时代正是清朝初期。此后中国历史仍然跌宕起伏，但走得并不远。国民党是从城市入手试图改造中国，结果败于从农村入手改造的共产党人，而新中国成立后，又走了近30年的弯路，是改革开放将中国真正引导到解决法律和制度的限制之路。改革开放是以释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开始的，因此就不能不对制度层面的问题有所触动。但是，由于其具有渐进性，制度的变革就必然带有妥协和不彻底性。
今天，容易改的问题都已基本解决，改革本身进入了深水区，不进则退，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以求彻底扫清前进的障碍。
制度对发展造成的成本越来越显著
在经典的现代经济学发展理论里，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深入探讨过，资本、劳动力仍是主要关注因素，当然，技术和人力资源也逐渐进入发展经济学研究视野。我们确实观察到了中国劳动力资源带来的比较优势，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十分显著。一美遮百丑，似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就此永远所向无敌了。如果以资本和劳动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而言，低的人力成本确实能够替代一些其他发展要素的位置，但问题仍然存在，首先，替代是不完全的，A就是A，A永远不会是B，用中国古话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结构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果的畸形，比如劳动密集型比例过大，被限制在全球产业链条的低价值的底部，产业升级困难。
其次，由于我们认识上的缺陷，经济发展的边界是制度，制度对发展造成的成本越来越显著，这就犹如一个容器，当中国经济已经堆积在容器底部之后，横向扩展遭遇了制度限制，而纵向发展由受制于技术限制。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预期的结果是，人力成本居然在快速的上升，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感受到了在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越来越少。
我们无法阻挡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果我们要继续发展，只有两条路径：要么打破制度设置的界限，打碎这个“容器”，要么突破技术限制向产业链高端跃迁。我们需要比较这两种方式的可行性。
在技术跃迁上，经济学上有“后发优势”的理论。如果后发者真能赶超先行者，按这个逻辑演绎下去，就不会有先行者了。这是一个悖论。实际上，后发优势也有一个范围限度，对于某些行业，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在局部超越，但泛泛而谈就是谬误了，这个道理对于所有学理工的工程师都是非常简单明显的道理。因此，单纯从技术角度进行突破，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无法作为惟一或主要途径。
再看打破制度限制是否更容易。中国所走的路，是经济市场化道路。在制度层面上，一部分是经济制度，但更深层的是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我们已经比清朝末年奉行“洋务运动”的先驱们进步了很多，我们已经开始承认产权的私有，开始认识到资本和市场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但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被禁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里。这个“中学”并非纯正传统的儒学，而是曾经被各朝代被改头换面的儒教，混杂着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种与现代经济学无法交融的混合物，如何被改造成为打破制度限制的工具，确实很不容易，必须制订出可行的方法。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将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纳入发展经济学框架进行考量，这个任务在建立经济学模型方面可能还有难度，但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陈教授列举了不少有说服力的例子，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个要点，一是产权保护，二是法律保障。产权保护的前提是承认和尊重私有财产，延伸的政策含义是加大私有产权在经济中的比重。而法律保障实际上比产权保护更为基本，只有独立和公正并接受公众监督的法律体系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产权。
做到这两点难吗？说易也容易，比如我国已经在书面的法律条文中进行了修订，宪法和物权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都承认了私有产权（物权、知识产权等）的合法受保护地位。然而，法律条文是死的，条文很重要，但那还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司法体系必须进行改造才能确保法律得以有效执行。法律是否独立于任何组织和团体，是否独立于政府和政党，是否具有第三方的公正和独立性以及强制力量，这些问题目前还无法得到解决。
没有切实的产权保护，就无法建立激励机制，释放人民中的经济建设力量，这在国有经济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是委托人缺位的，代理人在不受全体人民的监督下，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了。这不是任何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悲剧。
法律体系缺陷成为了改革的巨大成本，如果不进行资产私有化，则生产力发展受阻，影响长期发展前途；如果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私有化，则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社会不公形势更为严峻和恶化，何去何从？答案只有一个，必须将司法与行政和党务完全分离开来，如何在技术操作上实现，国外并非没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先例和榜样，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管理者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去做。
放松政府对市场的权力控制
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东部发达地区，而其中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重中之重，实际上这一中国经济制高点都没有站上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又怎么能够通过转移带动内陆的经济发展呢？产业升级一直就在喊，但经济结构已经产生了惰性，形成了发展路径约束。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倒逼了中国经济加速转型的过程。东部发达地区必须扔掉坛坛罐罐，快速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内陆地区转移，同时企业过于依赖出口加工的情况必须有所缓解。我为制造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获取竞争优势，这不是今天的中国企业不能想不敢做或没有条件去做的事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充分的依据。
关于农业，我同意陈教授的看法。中国确实无法依赖农业富国。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农业的例子，农业发展的前景是有限的。“以农为本”曾经具有先进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自身虽未消失，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支柱。中国因为闭关锁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现在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超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关注农业问题时，应该以工业化的成果和手段来反哺农业。农业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问题，而农民问题则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靠一代人而是未来三五十年的不懈努力。
谈到服务业，这个领域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人口在建国前已经超过了资源平均分配的合适水平，我们无法理解建国后的鼓励生育政策，但十三多亿人口确实是今天中国无法起飞的重要或者是根本原因。在这样的人口负担下，我们不可能达到欧美发达国家人均使用各类资源的水平。假如那样做，地球将很快变成不毛之地。当然，也许还有新能源作为替代品，但我们不可能幻想所有资源都有更节约高效的替代品。而人口的全球流动，目前也还无法实现。难道作为中国人，就只能永远生活在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的生活水平么？不幸的是，答案可能就是这样。
除了衣食住行，还有就业问题。在前面提到的所有限制条件下，如何让每个劳动者获得劳动的权利，获取劳动的收入？靠传统农业，不可能，何况农业必须走现代化集约化之路，所需劳动力有限。靠工业吗？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可以吸收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于就业的贡献十分有限。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该鼓励无污染无公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内陆地区转移，解决就业问题应该放在地方政府的首位考虑。而服务业最终是为中国人提供工作机会的主要领域，特别是传统服务业。认识到这一点，应该全力以赴地寻找和解除所有限制服务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如何拉动内需，将出口加工环节的损失造成的失业通过别的方式弥补，如何解决日益庞大的待业人口就业问题？其实解决的办法并不复杂，一句话就可以归纳出来：放松政府对市场的权力控制。这就是说，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实业领域，政府都应该全面放松审批，将重点转为监管和服务上来，凡民营经济可以经营而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都应全面去除各种进入门槛条件。政府应该将主要力量放在建设、改善和规范市场环境，如加速商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快法律的公正独立进程等方面。当然，政府放权的结果必然损害到所有利用权利和制度徇私的以官员为核心的庞大社会阶层，但是，我们似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生存还是灭亡，这确实是个问题”，个人愚见，理性政府一定会断然采取走向生存之路，而不会任由自己走向另一端。
这本书确实值得当政者读一读。中国民间资本的生机如果能借助金融危机这一历史事件，得以放开，中国何愁不能尽快从危机中脱身，又何愁不会有另外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呢？ 这个解锁的钥匙就在中国政府自己手中，关键不是知道不知道如何用，以及用得好不好，而是有没有勇气革新自己。金融危机也许是塞翁失马，对于中国，焉知非福？
陈志武教授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主要从历史、制度、产权和开放等四个角度讨论中国人的财富问题。历史和开放的角度入手，相当于从时间维度上总结过去和未来的趋势，但仍然能够看出，时间的流逝，实际上仍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和产权，都属于广义的制度范畴。
勤劳的逻辑结果理应是富有，勤劳而不富有，这是很悲惨的结果。中国人勤奋而不富有，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陈教授从制度约束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其实他不是这样说的第一人，但是，在这本书里给出了充分的数据和论证，使得这一命题更为清晰。
早在1776年《国富论》出版时，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谈论过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他认为“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膏腴，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最勤奋的国家”，但是“中国的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也就是说，早在两百多年前，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有了结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就是生产力已经受到了生产关系的阻碍，是法律和制度限制了中国财富增长的空间。那个时代正是清朝初期。此后中国历史仍然跌宕起伏，但走得并不远。国民党是从城市入手试图改造中国，结果败于从农村入手改造的共产党人，而新中国成立后，又走了近30年的弯路，是改革开放将中国真正引导到解决法律和制度的限制之路。改革开放是以释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开始的，因此就不能不对制度层面的问题有所触动。但是，由于其具有渐进性，制度的变革就必然带有妥协和不彻底性。
今天，容易改的问题都已基本解决，改革本身进入了深水区，不进则退，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以求彻底扫清前进的障碍。
制度对发展造成的成本越来越显著
在经典的现代经济学发展理论里，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深入探讨过，资本、劳动力仍是主要关注因素，当然，技术和人力资源也逐渐进入发展经济学研究视野。我们确实观察到了中国劳动力资源带来的比较优势，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十分显著。一美遮百丑，似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就此永远所向无敌了。如果以资本和劳动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而言，低的人力成本确实能够替代一些其他发展要素的位置，但问题仍然存在，首先，替代是不完全的，A就是A，A永远不会是B，用中国古话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结构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果的畸形，比如劳动密集型比例过大，被限制在全球产业链条的低价值的底部，产业升级困难。
其次，由于我们认识上的缺陷，经济发展的边界是制度，制度对发展造成的成本越来越显著，这就犹如一个容器，当中国经济已经堆积在容器底部之后，横向扩展遭遇了制度限制，而纵向发展由受制于技术限制。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预期的结果是，人力成本居然在快速的上升，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感受到了在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越来越少。
我们无法阻挡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果我们要继续发展，只有两条路径：要么打破制度设置的界限，打碎这个“容器”，要么突破技术限制向产业链高端跃迁。我们需要比较这两种方式的可行性。
在技术跃迁上，经济学上有“后发优势”的理论。如果后发者真能赶超先行者，按这个逻辑演绎下去，就不会有先行者了。这是一个悖论。实际上，后发优势也有一个范围限度，对于某些行业，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在局部超越，但泛泛而谈就是谬误了，这个道理对于所有学理工的工程师都是非常简单明显的道理。因此，单纯从技术角度进行突破，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无法作为惟一或主要途径。
再看打破制度限制是否更容易。中国所走的路，是经济市场化道路。在制度层面上，一部分是经济制度，但更深层的是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我们已经比清朝末年奉行“洋务运动”的先驱们进步了很多，我们已经开始承认产权的私有，开始认识到资本和市场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但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被禁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里。这个“中学”并非纯正传统的儒学，而是曾经被各朝代被改头换面的儒教，混杂着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种与现代经济学无法交融的混合物，如何被改造成为打破制度限制的工具，确实很不容易，必须制订出可行的方法。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将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纳入发展经济学框架进行考量，这个任务在建立经济学模型方面可能还有难度，但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陈教授列举了不少有说服力的例子，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个要点，一是产权保护，二是法律保障。产权保护的前提是承认和尊重私有财产，延伸的政策含义是加大私有产权在经济中的比重。而法律保障实际上比产权保护更为基本，只有独立和公正并接受公众监督的法律体系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产权。
做到这两点难吗？说易也容易，比如我国已经在书面的法律条文中进行了修订，宪法和物权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都承认了私有产权（物权、知识产权等）的合法受保护地位。然而，法律条文是死的，条文很重要，但那还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司法体系必须进行改造才能确保法律得以有效执行。法律是否独立于任何组织和团体，是否独立于政府和政党，是否具有第三方的公正和独立性以及强制力量，这些问题目前还无法得到解决。
没有切实的产权保护，就无法建立激励机制，释放人民中的经济建设力量，这在国有经济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是委托人缺位的，代理人在不受全体人民的监督下，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了。这不是任何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悲剧。
法律体系缺陷成为了改革的巨大成本，如果不进行资产私有化，则生产力发展受阻，影响长期发展前途；如果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私有化，则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社会不公形势更为严峻和恶化，何去何从？答案只有一个，必须将司法与行政和党务完全分离开来，如何在技术操作上实现，国外并非没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先例和榜样，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管理者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去做。
放松政府对市场的权力控制
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东部发达地区，而其中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重中之重，实际上这一中国经济制高点都没有站上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又怎么能够通过转移带动内陆的经济发展呢？产业升级一直就在喊，但经济结构已经产生了惰性，形成了发展路径约束。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倒逼了中国经济加速转型的过程。东部发达地区必须扔掉坛坛罐罐，快速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内陆地区转移，同时企业过于依赖出口加工的情况必须有所缓解。我为制造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获取竞争优势，这不是今天的中国企业不能想不敢做或没有条件去做的事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充分的依据。
关于农业，我同意陈教授的看法。中国确实无法依赖农业富国。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农业的例子，农业发展的前景是有限的。“以农为本”曾经具有先进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自身虽未消失，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支柱。中国因为闭关锁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现在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超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关注农业问题时，应该以工业化的成果和手段来反哺农业。农业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问题，而农民问题则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靠一代人而是未来三五十年的不懈努力。
谈到服务业，这个领域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人口在建国前已经超过了资源平均分配的合适水平，我们无法理解建国后的鼓励生育政策，但十三多亿人口确实是今天中国无法起飞的重要或者是根本原因。在这样的人口负担下，我们不可能达到欧美发达国家人均使用各类资源的水平。假如那样做，地球将很快变成不毛之地。当然，也许还有新能源作为替代品，但我们不可能幻想所有资源都有更节约高效的替代品。而人口的全球流动，目前也还无法实现。难道作为中国人，就只能永远生活在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的生活水平么？不幸的是，答案可能就是这样。
除了衣食住行，还有就业问题。在前面提到的所有限制条件下，如何让每个劳动者获得劳动的权利，获取劳动的收入？靠传统农业，不可能，何况农业必须走现代化集约化之路，所需劳动力有限。靠工业吗？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可以吸收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于就业的贡献十分有限。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该鼓励无污染无公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内陆地区转移，解决就业问题应该放在地方政府的首位考虑。而服务业最终是为中国人提供工作机会的主要领域，特别是传统服务业。认识到这一点，应该全力以赴地寻找和解除所有限制服务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如何拉动内需，将出口加工环节的损失造成的失业通过别的方式弥补，如何解决日益庞大的待业人口就业问题？其实解决的办法并不复杂，一句话就可以归纳出来：放松政府对市场的权力控制。这就是说，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实业领域，政府都应该全面放松审批，将重点转为监管和服务上来，凡民营经济可以经营而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都应全面去除各种进入门槛条件。政府应该将主要力量放在建设、改善和规范市场环境，如加速商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快法律的公正独立进程等方面。当然，政府放权的结果必然损害到所有利用权利和制度徇私的以官员为核心的庞大社会阶层，但是，我们似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生存还是灭亡，这确实是个问题”，个人愚见，理性政府一定会断然采取走向生存之路，而不会任由自己走向另一端。
这本书确实值得当政者读一读。中国民间资本的生机如果能借助金融危机这一历史事件，得以放开，中国何愁不能尽快从危机中脱身，又何愁不会有另外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呢？ 这个解锁的钥匙就在中国政府自己手中，关键不是知道不知道如何用，以及用得好不好，而是有没有勇气革新自己。金融危机也许是塞翁失马，对于中国，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