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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道路非常正确，抓住了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改革的时代必然也是国企产生企业家的时代。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秘、总经济师刘文生对《董事会》记者表示。
中国交建是世界500强企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港口设计及建设企业；中国领先的公路、桥梁建设及设计企业；中国领先的铁路建设企业；全球最大的疏浚企业；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中国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商；中国最大的工程设计公司。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公司前三季度已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98.33亿元、净利润100.57亿元，其中基建业务占营收的主要部分。
目前中央力推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交通基础设施行业意味着什么？
刘文生认为，长期以来，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实际投资人是地方政府，形式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作，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了行业需求，包揽了投资人及发展商的全部责任，各个环节的控制也比较细，从各种审批到施工企业的项目流程都管。发展下来，这个模式积累的问题不少，包括地方政府债务总量过大，平台融资结构简单，长期资产收益和短期有息负债偿付不能很好地匹配。现在，需求方没有力了，供给方能力又没有打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鼓励创造需求，政府强势，是让人很舒服的，特别是对政府方，感觉得心应手，只要加大投资拉动，大家就都有事干，都有钱赚。现在转为供给侧改革，可能大家一时还不能适应，政府和企业都面临不适应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打通了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渠道，PPP模式是个典型的突破。”他说，推行供给侧结构改革，首先，要按照李克强总理要求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该放的都要放，政府审批要弱化。同时，供给侧改革还隐含了一条内在要求，就是要减税，比如增值税改革。这两条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具备的前提。简政放权、减少税收，功在长远，可能全世界大部分政府都不喜欢干。但从经济长远利益来看，必须这样做。企业也要努力，在供给侧成为政府急所的一体化方案解决者，需要把自己的综合能力打造强。
那么，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中国交建的影响？
刘文生认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对企业而言其实是抬高了竞争门槛，企业由过去重价格竞争转变为重综合能力的竞争，客观上对大企业有利。在过去模式单一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抢份额拼价格，大家的产能都不断扩张，同质化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就越来越变得通俗地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产能越做越足，投融资、营运方面的能力不得不忽略，因为没有你的机会，基本上是政府在包揽。同时，凯恩斯主义模式下，不大需要创新。因为市场出了问题，就自有大水漫灌，钱多了，在传统产业上扩大产能就是了，创新干什么？创新是很痛苦的事。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交建来说，也带来挑战。过去，我可以就做一个大承包商。现在，除了总承包能力，还需要打造规划设计能力，投融资能力、运营管理能力，就是打造综合能力。”他解释说，“近几年，我们针对市场的情况认真研判，认为单纯走承包商的发展路线是比较困难的，发展会遭遇天花板，同时单一业务模式对自身功能的发挥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我们提出打造‘五商中交’的发展战略，矢志成为全球知名的工程承包商、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特色房地产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海洋重工与港口机械制造集成商。补足短板、打造综合能力，发挥央企的独特优势，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给地方政府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提出五商中交已经两年多了，在打造综合能力方面中交算是走得比较早。如今，我们已经大力度融入地方经济，包括做超大项目的综合开发，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虽然GDP增速下降，在央企里面，中国交建的收入、利润增幅依然保持稳定增长。为什么业绩不错？刘文生分析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我们提前进行了内部的自我变革，前面讲的，打造一体化的综合能力。当地方政府这个投资人的能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一体化能力就在创造市场、创造需求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二是，国际市场方面，我们紧紧抓住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机遇。”“中国交建现在是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是三位一体的、互动的，我们中交对这三个主题是高度认识，认真对待的。”他强调。
2016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提出积极处置僵尸企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对此刘文生表示，“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方面，在央企中我们不是主流，但这个精神我们是掌握的，我们内部叫消灭亏损点。公司旗下虽没有什么僵尸企业，但亏损点还是不少的，现在要根据中央的精神，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调结构，对中交来讲，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主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上述会议的精神，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将是“十三五”时期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和要求之一。刘文生指出，国有企业要造就企业家，首先需要在监管方面进行改革，如果按传统的国资监管，管人、管事、管资产，一管到底，管得很具体，造就企业家是比较困难的。其次，要坚定地推行董事会制度建设，权责明晰，有效制衡，决策科学，激励到位，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造就企业家的前提条件。然后是充分尊重、发挥企业家的创造作用。其中，国资监管方面进行改革是最重要的，监管不改革，企业家产生的土壤就没有。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代，理应是国企产生企业家的时代。
中国交建是世界500强企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港口设计及建设企业；中国领先的公路、桥梁建设及设计企业；中国领先的铁路建设企业；全球最大的疏浚企业；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中国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商；中国最大的工程设计公司。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公司前三季度已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98.33亿元、净利润100.57亿元，其中基建业务占营收的主要部分。
目前中央力推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交通基础设施行业意味着什么？
刘文生认为，长期以来，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实际投资人是地方政府，形式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作，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了行业需求，包揽了投资人及发展商的全部责任，各个环节的控制也比较细，从各种审批到施工企业的项目流程都管。发展下来，这个模式积累的问题不少，包括地方政府债务总量过大，平台融资结构简单，长期资产收益和短期有息负债偿付不能很好地匹配。现在，需求方没有力了，供给方能力又没有打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鼓励创造需求，政府强势，是让人很舒服的，特别是对政府方，感觉得心应手，只要加大投资拉动，大家就都有事干，都有钱赚。现在转为供给侧改革，可能大家一时还不能适应，政府和企业都面临不适应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打通了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渠道，PPP模式是个典型的突破。”他说，推行供给侧结构改革，首先，要按照李克强总理要求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该放的都要放，政府审批要弱化。同时，供给侧改革还隐含了一条内在要求，就是要减税，比如增值税改革。这两条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具备的前提。简政放权、减少税收，功在长远，可能全世界大部分政府都不喜欢干。但从经济长远利益来看，必须这样做。企业也要努力，在供给侧成为政府急所的一体化方案解决者，需要把自己的综合能力打造强。
那么，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中国交建的影响？
刘文生认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对企业而言其实是抬高了竞争门槛，企业由过去重价格竞争转变为重综合能力的竞争，客观上对大企业有利。在过去模式单一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抢份额拼价格，大家的产能都不断扩张，同质化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就越来越变得通俗地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产能越做越足，投融资、营运方面的能力不得不忽略，因为没有你的机会，基本上是政府在包揽。同时，凯恩斯主义模式下，不大需要创新。因为市场出了问题，就自有大水漫灌，钱多了，在传统产业上扩大产能就是了，创新干什么？创新是很痛苦的事。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交建来说，也带来挑战。过去，我可以就做一个大承包商。现在，除了总承包能力，还需要打造规划设计能力，投融资能力、运营管理能力，就是打造综合能力。”他解释说，“近几年，我们针对市场的情况认真研判，认为单纯走承包商的发展路线是比较困难的，发展会遭遇天花板，同时单一业务模式对自身功能的发挥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我们提出打造‘五商中交’的发展战略，矢志成为全球知名的工程承包商、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特色房地产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海洋重工与港口机械制造集成商。补足短板、打造综合能力，发挥央企的独特优势，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给地方政府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提出五商中交已经两年多了，在打造综合能力方面中交算是走得比较早。如今，我们已经大力度融入地方经济，包括做超大项目的综合开发，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虽然GDP增速下降，在央企里面，中国交建的收入、利润增幅依然保持稳定增长。为什么业绩不错？刘文生分析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我们提前进行了内部的自我变革，前面讲的，打造一体化的综合能力。当地方政府这个投资人的能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一体化能力就在创造市场、创造需求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二是，国际市场方面，我们紧紧抓住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机遇。”“中国交建现在是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是三位一体的、互动的，我们中交对这三个主题是高度认识，认真对待的。”他强调。
2016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提出积极处置僵尸企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对此刘文生表示，“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方面，在央企中我们不是主流，但这个精神我们是掌握的，我们内部叫消灭亏损点。公司旗下虽没有什么僵尸企业，但亏损点还是不少的，现在要根据中央的精神，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调结构，对中交来讲，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主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上述会议的精神，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将是“十三五”时期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和要求之一。刘文生指出，国有企业要造就企业家，首先需要在监管方面进行改革，如果按传统的国资监管，管人、管事、管资产，一管到底，管得很具体，造就企业家是比较困难的。其次，要坚定地推行董事会制度建设，权责明晰，有效制衡，决策科学，激励到位，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造就企业家的前提条件。然后是充分尊重、发挥企业家的创造作用。其中，国资监管方面进行改革是最重要的，监管不改革，企业家产生的土壤就没有。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代，理应是国企产生企业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