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历史烟波浩渺的资料里找不到出口，不如找点空闲阅读这本从小人物的生活里折射的明代政治问题
　　关于《显微镜下的大明》，作家张宏杰推荐：“这本书娓娓道来，用笔绵密细致。读者读来也可以从一个又一个细节当中，编织起一个复杂的大明帝国。”想要读懂大明，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注目于朝堂，亦要听到底层的呐喊。
　　在《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里，马伯庸以冷静克制的零度叙事，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传达他们湮没于宏大历史中的声音。

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关于这本书的缘起，马伯庸在序言里说：“2014 年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听完讲述，我意犹未尽，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
　　其中，一位叫程任卿的参与者把涉案的100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得下来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里面的勾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
　　马伯庸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于是他决定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徽州丝绢案始末》。
　　六个明代的冷门小案子，马伯庸从查找资料到成书，花了整整三年。这本书的诞生，也得益于学者的帮助。《徽州丝绢案始末》，参考了秦庆涛、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的研究专著，学者秦庆涛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注释，是整篇文章的基础;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学者廖华生的学生佘伟点校了婺源《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婺源龙脉保卫战》。《天下透明》的主要参考书是《后湖志》，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令人钦佩。
　　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马伯庸说：“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是难以成书的。因为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

　　长期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只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就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
　　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细致入微。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便施然而卧;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骚扰。读者们看到这些心理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作者深意。
　　《丝绢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从朝廷的大视角来看，徽州税案只是一点涟漪。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变，如何激化成民变，又如何收场，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权衡的种种心思，一应在目，恍如亲临。
　　这是真正鲜活的历史。事实上，这些历史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对于公众来说是极有意义的。
　　在《徽州丝绢案始末》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胥吏的盛宴》则反映的是四川某个小县城的胥吏们如何贪腐的精细微操;《天下透明》講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一个档案库的变迁，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
　　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古代历史中闪闪发光的法治思想

　　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其中，《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生动体现了古代历史中闪闪发光的法治思想。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讲述了万历年间，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乱民、县官、州府、户部、首辅、皇帝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之局。“古代的现实跟现在一样，都是充满了复杂和妥协，不同的群体有各自的立场。”

　　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最触动马伯庸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明代时候，老百姓虽然在法律上和当官的是平等的，但在人格上处于很弱势的地位。但主人公“帅嘉谟”作为一个无名小卒，有勇气去揭发不公正的事并挺身而出，挑战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搅动了一个巨大的波澜。更厉害的是，一位叫程任卿的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将案件所有证据和细节都总结并提出来，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 　　用现代证据理论来说是形成了一本书证，由此可见，明代人已经具备了难得的证据意识。书中有这样一段对案件背景的描述：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意思是，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
　　书中关于徽州人做派的描述，“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其中，“状师、讼师”便是现代律师的前身。明代的讼师对法律法规是非常严谨的，案件适用哪一条法律法规、法规是否合理、适用范围是什么，可以考证当时的法律思想是非常先进的。

一幅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

　　《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述了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案。诉讼双方在这场绵延八年的官司中各展所长，用尽心思，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嘉靖法律大戏。政治环境的复杂、官员的态度不一，都会影响到明代官司的走向。
　　马伯庸认为，明代官员为官最明显的倾向是以上级精神为主，只有在上级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判案。那时候，基层官员都是流官，干两三年就会离开，他们雇用“刑民师爷”和“钱粮师爷”这些专业、懂法的人作为顾问，来保证下面的人不会欺骗自己。
　　明代的行政效率很低，文书传递和车马交通让这起官司打了整整八年。在明朝，诉讼几乎是倾家荡产的事情。如果案件每个关节上打点花费的财物不够，一方给官员行贿的数目没有另一方多，官司极有可能会输。“明代的官司，打赢真的靠运气，很多板上钉钉的官司最后都可能牵涉很多人。”比如，《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里，四个无辜的清白老百姓，被裹挟入朝廷斗争，无辜被冤死。我们通过这些小案件窥探到明代的基层政治，是人治大于法治的。
　　在《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中，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司，却引来了无数贪婪蚊虫的叮咬。胥吏之恶，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明后期吏治非常腐败，每个小官司都有很多官员的腐败出现，几乎变成了行業潜规则。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规则对人性的制衡，同时，人性也会利用规则的漏洞，将其无限放大，从而追求自己的利益。
　　挖掘故纸堆的过程，艰辛与乐趣同在。为了能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马伯庸差点混入社科院;为了搞明白黄册源流，他先后三次专程去南京考察;为了弄明白婺源县保卫龙脉的过程，他按照史料记载，用电子地图把婺源县来回蹚了无数遍……
　　马伯庸从明代一系列罕见的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它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
　　余秋雨说：“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当你在历史烟波浩渺的资料里找不到出口，不如找点空闲阅读这本从小人物的生活里折射的明代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