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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知青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就成了一名回乡知青。
我父亲是解放军二野5兵团的一名老战士，他于1949年6月随部队由江西上饶西进到贵州。之后在贵州兴仁转业从事地方工作，在此期间与我母亲结婚，从此把家安在了我母亲所在的彝族村寨。按照子女户口随母亲的政策，我一出生自然成了农村户口。由于城乡户口的差别，回乡知青要想取得非农户口，必须付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艰苦努力。
我一回到家乡，就立即投身农业生产劳动中。生产队的玉米成熟了，就和社员们用挑篼去挑回来。到河边收玉米，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男劳力用挑篼挑，女劳力用背篼背，要爬5华里陡坡，有些石坎比膝盖还高。将玉米挑（背）到公房过称后，每百斤计10个工分。第一天，我竭尽全力挑回了114斤玉米（挑篼一律减10斤）。如此连续一个多星期，肩膀就不再痛了。
去山下的河边收稻谷，要扛两个搭斗去。搭斗用泡桐板做成，上口约4尺，下底约3.5尺，呈梯形，大概有80多斤。扛搭斗是难度大危险性也大的活。难在只能看到脚下的路，危险是岩口下面陡而悬的路段。扛搭斗的人往返每人计20个工分。我争着扛了几回搭斗。秋收后，在一个叫“冲子头”的槽子地里，我又参加了打炮眼、炸石头、砌堡坎等繁重的治山治水劳动。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那时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形象称呼，指打赤脚或穿草鞋走村串寨，为社员治病的乡土医生。我所在的大队，没有“赤脚医生”。区里为解决农村无医无药、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专门举办了“赤脚医生”培训班。分配给我们公社3个名额，我和其他大队的2名初中文化的青年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使我懂得了治疗伤风感冒、小伤小病的医疗技术，能开一些治疗小伤小病的处方，学会了注射。记得当时有一课是培训接生婴儿，县妇幼保健站的老师用一个侧面开有椭圆形洞、缝有两片塑胶的纸箱，内装一个布娃娃做示范。我主动要求操作一次，老师看后肯定很符合技术规范，给予高度评价。区医院妇产科医师黄金德在为一个产妇接生的时候，还特意安排我们观摩实际操作。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我们基本上掌握了接生技术。培训结束后，寨子里的人生了病，我就主动给他们治疗，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那时大队没有钱，办不起医疗，我的“赤脚医生”梦终究没有做成。
农业学大寨
1976年初，党组织挑选农村积极分子参加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有幸入选了（财政每月发给25元工资，第二年提高到28元，交本生产队9元，每天记30个工分）。按照县委的安排，工作队员先集中到区里参加培训。内容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形势、工作队任务、工作纪律等等。县委要求每个队员要自带行李，住在农民家里一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分组讨论中，队员们谈认识、讲收获、表决心。集中培训结束后，我作为驻新寨公社工作队队员，队里安排我负责杨柳大队小湾生产队的农业学大寨工作。这一年，我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工作者，受到县委表彰。
1977年春节刚过，县委从1976年的各工作队中挑选了一批年轻有文化、工作好的队员组建第二批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这一次我入选为驻陆关公社工作队队员。我具体负责的是高峰大队一个叫长坝子的生产队。那里土地还算平坦，但却贫瘠、缺水，分得的水田很少且远，上级下达的公粮任务中没有稻谷品种。生产队每年只能收很少的稻谷，分给社员后，家家留到过年才吃。我的房东家6口都是成年人，每年都缺粮，我在那里就吃过两个月的麥沙饭。所谓麦沙饭就是将小麦晒干磨成粉，面粉带细麦麸和水后蒸熟。
毛主席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公社办公楼的堂屋内，布置了庄严肃穆的悼念堂，毛主席的彩色画像挂在翠柏中。白天，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轮流值班，接待各生产队前来悼念的群众。很多群众悲痛得泣不成声，向毛主席画像诉说：是主席解放了我们，分给我们田地，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主席逝世了，我们今后怎么办。
根据上级的指示，晚上要加强重点目标的保卫，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新寨公社的重点目标是分销店和粮库。公社武装部发了一支七九步枪，枪膛里装了几发子弹。我排值下半夜的班，武装部长郑伦邦给我交代，如遇阶级敌人破坏，马上打开保险鸣枪报警，并给我做了示范。我手握步枪在纪念堂大门边值班，高度警惕地注视着重点目标方向，根本没有一点睡意。直到整个悼念活动结束，也没有发生阶级敌人破坏事件。
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8年2月，我又转点到大山区百德公社工作队。队领导认为我是一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老队员，有一定工作经验，分配我管兰家寨、后头寨两个生产队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我被安排住兰家寨生产队张队长家。张队长是一名老党员、当时已经50多岁了，但工作积极性仍然很高。我到后，分别在两个生产队召开群众会，讲清了工作队的任务。
根据上级的要求，安排了春耕备耕工作，同时强调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具体来说，就是谁家在集体的荒坡上开荒种了庄稼，在田边地角开荒种了蔬菜、辣椒等，不论多少，一律按资本主义尾巴论处，统统收归集体所有。我经过摸底调查，兰家寨生产队确实有几户群众开荒种了小麦、蔬菜。
我亲自上门做户主的思想工作，这几户群众虽然内心舍不得将自己种的小麦、蔬菜交给集体，但他们还是从执行政策的角度出发，主动告诉我在什么地点开了荒、面积约多少、种了什么等。我马上从挎包里拿出本子和笔，详细地作了记录，并向工作组长钱永兴汇报。过了几天，组长带着皮尺来到兰家寨，叫上我和生产队的干部、户主到田边地角、山坡上量面积，并当众宣布由生产队收小麦、蔬菜并统一分配。
恢复高考
1977年“三秋”（秋收、秋种、秋粮入库）大忙时节，有一天，我到县城办事，意外地得知要改革招生制度，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消息。
回到长坝子，我激动得一宿无眠。第二天一早，我就与大队党支委和生产队长商定了抓紧完成“三秋”生产任务的工作，然后赶回100多华里外的家中，找回高中课本、作业本，在房东家旁边树林里的石头上放一块石板、砌石块当桌凳复习了一个星期。
很幸运的是，我的考分上了大学招生录取分数线。不久，我接到体检的通知，到县里填了招生志愿表、接受了体检，然后回长坝子抓完了“三秋”生产。
1978年3月26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我去百德公社参加工作队的会议。在街上遇到我父亲的老朋友、区公所秘书谭百周，他告诉我被贵州民族学院录取了。至此，我离开了兴仁县委驻百德公社工作队，于4月5日到贵州民族学院报到注册，开始了4年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生活。
（摘自《文史天地》2012年第8期，方家印/文）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就成了一名回乡知青。
我父亲是解放军二野5兵团的一名老战士，他于1949年6月随部队由江西上饶西进到贵州。之后在贵州兴仁转业从事地方工作，在此期间与我母亲结婚，从此把家安在了我母亲所在的彝族村寨。按照子女户口随母亲的政策，我一出生自然成了农村户口。由于城乡户口的差别，回乡知青要想取得非农户口，必须付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艰苦努力。
我一回到家乡，就立即投身农业生产劳动中。生产队的玉米成熟了，就和社员们用挑篼去挑回来。到河边收玉米，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男劳力用挑篼挑，女劳力用背篼背，要爬5华里陡坡，有些石坎比膝盖还高。将玉米挑（背）到公房过称后，每百斤计10个工分。第一天，我竭尽全力挑回了114斤玉米（挑篼一律减10斤）。如此连续一个多星期，肩膀就不再痛了。
去山下的河边收稻谷，要扛两个搭斗去。搭斗用泡桐板做成，上口约4尺，下底约3.5尺，呈梯形，大概有80多斤。扛搭斗是难度大危险性也大的活。难在只能看到脚下的路，危险是岩口下面陡而悬的路段。扛搭斗的人往返每人计20个工分。我争着扛了几回搭斗。秋收后，在一个叫“冲子头”的槽子地里，我又参加了打炮眼、炸石头、砌堡坎等繁重的治山治水劳动。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那时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形象称呼，指打赤脚或穿草鞋走村串寨，为社员治病的乡土医生。我所在的大队，没有“赤脚医生”。区里为解决农村无医无药、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专门举办了“赤脚医生”培训班。分配给我们公社3个名额，我和其他大队的2名初中文化的青年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使我懂得了治疗伤风感冒、小伤小病的医疗技术，能开一些治疗小伤小病的处方，学会了注射。记得当时有一课是培训接生婴儿，县妇幼保健站的老师用一个侧面开有椭圆形洞、缝有两片塑胶的纸箱，内装一个布娃娃做示范。我主动要求操作一次，老师看后肯定很符合技术规范，给予高度评价。区医院妇产科医师黄金德在为一个产妇接生的时候，还特意安排我们观摩实际操作。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我们基本上掌握了接生技术。培训结束后，寨子里的人生了病，我就主动给他们治疗，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那时大队没有钱，办不起医疗，我的“赤脚医生”梦终究没有做成。
农业学大寨
1976年初，党组织挑选农村积极分子参加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有幸入选了（财政每月发给25元工资，第二年提高到28元，交本生产队9元，每天记30个工分）。按照县委的安排，工作队员先集中到区里参加培训。内容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形势、工作队任务、工作纪律等等。县委要求每个队员要自带行李，住在农民家里一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分组讨论中，队员们谈认识、讲收获、表决心。集中培训结束后，我作为驻新寨公社工作队队员，队里安排我负责杨柳大队小湾生产队的农业学大寨工作。这一年，我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工作者，受到县委表彰。
1977年春节刚过，县委从1976年的各工作队中挑选了一批年轻有文化、工作好的队员组建第二批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这一次我入选为驻陆关公社工作队队员。我具体负责的是高峰大队一个叫长坝子的生产队。那里土地还算平坦，但却贫瘠、缺水，分得的水田很少且远，上级下达的公粮任务中没有稻谷品种。生产队每年只能收很少的稻谷，分给社员后，家家留到过年才吃。我的房东家6口都是成年人，每年都缺粮，我在那里就吃过两个月的麥沙饭。所谓麦沙饭就是将小麦晒干磨成粉，面粉带细麦麸和水后蒸熟。
毛主席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公社办公楼的堂屋内，布置了庄严肃穆的悼念堂，毛主席的彩色画像挂在翠柏中。白天，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轮流值班，接待各生产队前来悼念的群众。很多群众悲痛得泣不成声，向毛主席画像诉说：是主席解放了我们，分给我们田地，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主席逝世了，我们今后怎么办。
根据上级的指示，晚上要加强重点目标的保卫，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新寨公社的重点目标是分销店和粮库。公社武装部发了一支七九步枪，枪膛里装了几发子弹。我排值下半夜的班，武装部长郑伦邦给我交代，如遇阶级敌人破坏，马上打开保险鸣枪报警，并给我做了示范。我手握步枪在纪念堂大门边值班，高度警惕地注视着重点目标方向，根本没有一点睡意。直到整个悼念活动结束，也没有发生阶级敌人破坏事件。
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8年2月，我又转点到大山区百德公社工作队。队领导认为我是一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老队员，有一定工作经验，分配我管兰家寨、后头寨两个生产队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我被安排住兰家寨生产队张队长家。张队长是一名老党员、当时已经50多岁了，但工作积极性仍然很高。我到后，分别在两个生产队召开群众会，讲清了工作队的任务。
根据上级的要求，安排了春耕备耕工作，同时强调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具体来说，就是谁家在集体的荒坡上开荒种了庄稼，在田边地角开荒种了蔬菜、辣椒等，不论多少，一律按资本主义尾巴论处，统统收归集体所有。我经过摸底调查，兰家寨生产队确实有几户群众开荒种了小麦、蔬菜。
我亲自上门做户主的思想工作，这几户群众虽然内心舍不得将自己种的小麦、蔬菜交给集体，但他们还是从执行政策的角度出发，主动告诉我在什么地点开了荒、面积约多少、种了什么等。我马上从挎包里拿出本子和笔，详细地作了记录，并向工作组长钱永兴汇报。过了几天，组长带着皮尺来到兰家寨，叫上我和生产队的干部、户主到田边地角、山坡上量面积，并当众宣布由生产队收小麦、蔬菜并统一分配。
恢复高考
1977年“三秋”（秋收、秋种、秋粮入库）大忙时节，有一天，我到县城办事，意外地得知要改革招生制度，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消息。
回到长坝子，我激动得一宿无眠。第二天一早，我就与大队党支委和生产队长商定了抓紧完成“三秋”生产任务的工作，然后赶回100多华里外的家中，找回高中课本、作业本，在房东家旁边树林里的石头上放一块石板、砌石块当桌凳复习了一个星期。
很幸运的是，我的考分上了大学招生录取分数线。不久，我接到体检的通知，到县里填了招生志愿表、接受了体检，然后回长坝子抓完了“三秋”生产。
1978年3月26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我去百德公社参加工作队的会议。在街上遇到我父亲的老朋友、区公所秘书谭百周，他告诉我被贵州民族学院录取了。至此，我离开了兴仁县委驻百德公社工作队，于4月5日到贵州民族学院报到注册，开始了4年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生活。
（摘自《文史天地》2012年第8期，方家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