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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促的赫尔辛基之行
中国的体育组织早在1922年就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共和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按照奥委会章程，本应该顺理成章地参加奥运会，但是由于一些敌对势力的干扰，国际奥委会迟迟不邀请中国参加奥运会。几番努力下，我国的正义要求得到了奥委会中正义人士的支持。1952年7月18日，第15届赫尔辛基奥委会终于发出了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派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的通知，这是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第一次邀请。可是当邀请电发到国内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只差几个小时了。这真给中国全国体育总会来了个措手不及，当时任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荣高棠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讨论。有人主张去，荣高棠则不大主张去，一个重要理由是，新中国刚建立，运动员水平落后，在1951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就没拿什么成绩，在奥运会上肯定败北，会给新中国抹灰。
荣高棠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马上紧急报告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第二天，中央批件传达到荣高棠手里，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墨笔字，那是他熟悉的笔迹：
要去。请主席、少奇同志阅
周恩来
再一看，毛泽东、刘少奇也已圈阅。
尽管对这结果很感意外，但荣高棠毫不犹豫立即执行。于是火速拟定名单，调兵遣将。3天后，新中国第一个赴奥运会的代表团组成。团长是荣高棠，副团长是黄中和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的吴学谦、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教授。法文翻译是当时只有23岁的何振梁，英文翻译王裕禄、程镇球，俄文翻译康维，运动员只有足球、篮球两支队伍和一名游泳选手吴传玉。
7月24日凌晨，荣高棠等人在中南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恩来对大家说：“……到达赫尔辛基正式比赛赶不上了，可以多进行友谊赛，要积极参加友好活动。要通过你们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去宣传新中国……总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当时乘坐的飞机非常小，只能白天飞，连续飞了5天才赶到赫尔辛基，距离闭幕只有5天了，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到来，仍受到芬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奥林匹克村，12时半，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数百名他国的运动员和新闻记者赶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友好。足球选手张邦伦，荣幸地成为升旗手。但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来得实在太晚了，大多数比赛项目结束，唯有吴传玉赶上参加第二天的百米仰泳预赛，但由于旅途疲劳和时间差，吴传玉没有打进决赛。足球队和篮球队只进行了一些访问比赛。我体育总会代表还参加了国际足联、国际篮联、国际泳联的代表会议和体育教育会议。
回到北京，荣高棠汇报了参加奥运会的情况，提出加强中国体育工作的具体意见。在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决定，在政务院下增加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新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崎岖而辉煌的历程正式开始了。
遗憾的巴黎之行
1955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应邀派有关人员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两个会议。
6月11日，当时的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和秘书长荣高棠在国际奥运会执委会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允许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拥有合法地位是在搞“两个中国”，是违法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却以“这是政治问题”为由，没有对中国的抗议进行任何表态。
第二天开会前，荣高棠叮嘱参加会议的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及翻译何振梁说：“我们没有经验。有问题要同苏联老大哥商量，千万按总理的指示办！”到了散会，董守义和何振梁神色凝重地走出来。一丝不祥的预感猛地掠过荣高棠的心头。
董守义和何振梁汇报说，在主席布伦·戴奇的支持下，台湾来的委员王正廷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委员在会上极力鼓吹“两个中国”，他们商量后曾三次准备站起来发言，但苏联委员安德里昂诺夫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奥委会中占据少数，惹出事来对我们不利”为由，加以阻止。
听了他们汇报后，荣高棠气鼓鼓地说：“这是原则错误!回国等着挨批吧!”回国之后，荣高棠如实写了报告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阅后果然提出严厉批评。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曾使新中国的年轻运动员怦然心动、摩拳擦掌。国家体委在广州建立了训练基地，选拔运动员，准备出征。但是当时奥运会组委会搞“两个中国”，同时也邀请台湾所谓的中国奥委会。中国抵制了这届奥运会。1958年，令人更加遗憾的事情发生了，为了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从1958年6月至8月间，先后退出了1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当时的中国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毅然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
艰难的破冰之旅
在以后的20余年里，中国都无法参加许多国际体育比赛。为了打破这层坚冰，中国团结第三世界的体育力量，开始了漫长的破冰之路。
第一个突破是在1962年夏天。印度尼西亚举办第四届亚运会，拒绝了台湾以中华奥委会的名义参加。为此，一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取消了印度尼西亚的会员资格，禁止其参加奥运会。面对这样的现实，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提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GANEFO）。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于1962年9月在雅加达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派出了一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比赛。在本次运动会上，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
第二个突破口是被广为流传的“乒乓外交”。由于“文革”，中国没有参加第29届和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在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位置被台湾占有。1972年在中国、日本和朝鲜乒乓球协会的支持下，一个名叫“亚洲乒乓球联盟”的机构成立，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拥有合法的席位。这是在“两个中国”的斗争中，中国赢得的又一大胜利。
此时，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在逐步地改善。到了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名古屋举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与中国运动员互相交换纪念品，而双方官员之间更是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当本届世界锦标赛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北京访问。4月1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运动员。就这样，乒乓球和体育为中美最后建交拉开了序幕，也为中国最后成功重返奥运会大家庭打下了基础。
作为“乒乓外交”的硕果，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同年，国际奥委会迎来了一位新主席、爱尔兰人基拉宁。基拉宁和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在1977年9月和1978年4月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政府加深了了解。1979年，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关于解决中国合法席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基拉宁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赞同。同年11月，国际奥委会以通讯表决方式让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投票，结果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执委在日本名古屋做出的有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奥委会在参加奥运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同时允许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席位，以“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出现。
这一决定，最终扫清了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障碍。从此，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密切的合作关系。
(责编：孙展)
中国的体育组织早在1922年就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共和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按照奥委会章程，本应该顺理成章地参加奥运会，但是由于一些敌对势力的干扰，国际奥委会迟迟不邀请中国参加奥运会。几番努力下，我国的正义要求得到了奥委会中正义人士的支持。1952年7月18日，第15届赫尔辛基奥委会终于发出了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派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的通知，这是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第一次邀请。可是当邀请电发到国内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只差几个小时了。这真给中国全国体育总会来了个措手不及，当时任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荣高棠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讨论。有人主张去，荣高棠则不大主张去，一个重要理由是，新中国刚建立，运动员水平落后，在1951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就没拿什么成绩，在奥运会上肯定败北，会给新中国抹灰。
荣高棠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马上紧急报告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第二天，中央批件传达到荣高棠手里，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墨笔字，那是他熟悉的笔迹：
要去。请主席、少奇同志阅
周恩来
再一看，毛泽东、刘少奇也已圈阅。
尽管对这结果很感意外，但荣高棠毫不犹豫立即执行。于是火速拟定名单，调兵遣将。3天后，新中国第一个赴奥运会的代表团组成。团长是荣高棠，副团长是黄中和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的吴学谦、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教授。法文翻译是当时只有23岁的何振梁，英文翻译王裕禄、程镇球，俄文翻译康维，运动员只有足球、篮球两支队伍和一名游泳选手吴传玉。
7月24日凌晨，荣高棠等人在中南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恩来对大家说：“……到达赫尔辛基正式比赛赶不上了，可以多进行友谊赛，要积极参加友好活动。要通过你们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去宣传新中国……总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当时乘坐的飞机非常小，只能白天飞，连续飞了5天才赶到赫尔辛基，距离闭幕只有5天了，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到来，仍受到芬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奥林匹克村，12时半，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数百名他国的运动员和新闻记者赶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友好。足球选手张邦伦，荣幸地成为升旗手。但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来得实在太晚了，大多数比赛项目结束，唯有吴传玉赶上参加第二天的百米仰泳预赛，但由于旅途疲劳和时间差，吴传玉没有打进决赛。足球队和篮球队只进行了一些访问比赛。我体育总会代表还参加了国际足联、国际篮联、国际泳联的代表会议和体育教育会议。
回到北京，荣高棠汇报了参加奥运会的情况，提出加强中国体育工作的具体意见。在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决定，在政务院下增加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新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崎岖而辉煌的历程正式开始了。
遗憾的巴黎之行
1955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应邀派有关人员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两个会议。
6月11日，当时的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和秘书长荣高棠在国际奥运会执委会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允许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拥有合法地位是在搞“两个中国”，是违法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却以“这是政治问题”为由，没有对中国的抗议进行任何表态。
第二天开会前，荣高棠叮嘱参加会议的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及翻译何振梁说：“我们没有经验。有问题要同苏联老大哥商量，千万按总理的指示办！”到了散会，董守义和何振梁神色凝重地走出来。一丝不祥的预感猛地掠过荣高棠的心头。
董守义和何振梁汇报说，在主席布伦·戴奇的支持下，台湾来的委员王正廷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委员在会上极力鼓吹“两个中国”，他们商量后曾三次准备站起来发言，但苏联委员安德里昂诺夫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奥委会中占据少数，惹出事来对我们不利”为由，加以阻止。
听了他们汇报后，荣高棠气鼓鼓地说：“这是原则错误!回国等着挨批吧!”回国之后，荣高棠如实写了报告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阅后果然提出严厉批评。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曾使新中国的年轻运动员怦然心动、摩拳擦掌。国家体委在广州建立了训练基地，选拔运动员，准备出征。但是当时奥运会组委会搞“两个中国”，同时也邀请台湾所谓的中国奥委会。中国抵制了这届奥运会。1958年，令人更加遗憾的事情发生了，为了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从1958年6月至8月间，先后退出了1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当时的中国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毅然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
艰难的破冰之旅
在以后的20余年里，中国都无法参加许多国际体育比赛。为了打破这层坚冰，中国团结第三世界的体育力量，开始了漫长的破冰之路。
第一个突破是在1962年夏天。印度尼西亚举办第四届亚运会，拒绝了台湾以中华奥委会的名义参加。为此，一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取消了印度尼西亚的会员资格，禁止其参加奥运会。面对这样的现实，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提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GANEFO）。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于1962年9月在雅加达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派出了一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比赛。在本次运动会上，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
第二个突破口是被广为流传的“乒乓外交”。由于“文革”，中国没有参加第29届和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在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位置被台湾占有。1972年在中国、日本和朝鲜乒乓球协会的支持下，一个名叫“亚洲乒乓球联盟”的机构成立，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拥有合法的席位。这是在“两个中国”的斗争中，中国赢得的又一大胜利。
此时，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在逐步地改善。到了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名古屋举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与中国运动员互相交换纪念品，而双方官员之间更是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当本届世界锦标赛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北京访问。4月1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运动员。就这样，乒乓球和体育为中美最后建交拉开了序幕，也为中国最后成功重返奥运会大家庭打下了基础。
作为“乒乓外交”的硕果，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同年，国际奥委会迎来了一位新主席、爱尔兰人基拉宁。基拉宁和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在1977年9月和1978年4月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政府加深了了解。1979年，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关于解决中国合法席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基拉宁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赞同。同年11月，国际奥委会以通讯表决方式让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投票，结果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执委在日本名古屋做出的有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奥委会在参加奥运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同时允许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席位，以“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出现。
这一决定，最终扫清了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障碍。从此，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密切的合作关系。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