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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中，司法的腐败属于最危险的腐败，因为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也被突破，那么受到伤害的就不仅仅是当事人，而且还有我们司法机关的形象、法律的尊严和人民对这个国家的信心。
恶劣的行径
司法人员本应以维护社会公正、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为天职，本应成为遵纪守法的楷模，但近几年一些司法人员警容不整，语言不洁，一副歪瓜劣枣的形象，全无政法干警的模样。有人称他们为“三公”干警：“办案时脸黑得像包公，酒桌上脸红得像关公，从娱乐场所出来摇摇晃晃像济公”。有句顺口溜也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前门抓、后门出，积到严打邀功劳。”而老百姓对他们则是“远了骂、近了怕，到了跟前忙着递烟陪酒说好话”。
在当今社会中，有些司法干警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简直与流氓土匪无异。宁夏盐池县公安局交警队原任队长余谦，虽然有11年党龄和18年的警龄，但确是一个土匪加流氓式的司法败类。他在任交警队长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常嫖娼，滥施暴力，横行霸道，肆虐妄为，其恶名远播陕甘宁晋蒙5省区。陕西定边县司机赵怀亮途经盐池，余谦以灯光不全为由，上去便是一顿毒打。赵欲将口中鲜血吐出，余谦硬是逼他咽到肚子里。罚款400元后，余又将赵铐在一棵树上长达5小时，致使赵双手浮肿，半个多月不能开车。余谦的种种劣行，令许多司机嫉恶如仇。有些司机甚至想以极端手段取余谦的人头。这位余队长不仅滥施暴力，还特别喜好嫖娼，而且不分时间、不讲地点、不顾及影响、不回避上班和执行公务，甚至借手中的权力调戏、要挟、奸污前来办事的妇女。案发后，余谦拒不交出枪支和汽车，还闯入副县长家中以死威胁。
广西隆安县前公安局长陆世长也是一个典型的流氓。他利用职权，收受索要贿赂7万余元，同时以办“农转非”和帮助安排工作为手段，先后强奸妇女2人，奸淫妇女9人49次，而且有1/3的兽行是发生在革命烈士陵园的墓碑下。在陆世长的公文柜里长期放着一副淫秽扑克，百看不厌，对公安部门缴获的各种淫秽录像带，以审片为名，每片必看，且如醉如痴。他随身不离三件“宝”：手电筒、塑料布和避孕套；他还当着幼儿及其家长的面，公然调戏幼儿教师，并秽语淫言、动手动脚；更令人发指的是，陆世长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一名年仅5岁的小女孩一把抱起，钻进路边的空置小屋，不顾路人驻足目睹将其强奸！
山西绛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人称“三盲院长”（文盲、法盲、流氓）。张口骂人、伸手打人、抬脚踢人是这位副院长的“常规动作”。据调查，姚晓红任职两年多时间，非法拘禁数百人之多，且经常采取戴铐、吊打等多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对本院的干警稍不如意也出手就打，就连上级法院的办案干警也敢打。绛县的群众称他为“活阎王”。后来，姚晓红听说喝人奶对身体有好处，便命令干警四处寻找，每天喝两瓶，一喝就是两个月；有段时间，姚听说吃蝈蝈能防治糖尿病，于是绛县法院先后派出20余名干警为他去抓蝈蝈。别看姚晓红不识字、没文化，可他神通广大、关系网极宽，案发后对他的审查先后4次“流产”，直到江泽民、罗干等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后案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就是在一审期间，姚晓红还能以保外就医的方式住进高干病房，随便与涉案人员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较之陆世长、余谦、姚晓红犯罪性质更为恶劣的也大有人在。河北霸州市康仙乡派出所原副所长杜书贵、山东莱芜市公安局莱城派出所原副所长郭桂林、河南禹州市交警大队公路巡警三中队原代理指导员刘德周、云南省森林公安局北郊派出所原民警房建云就是典例。以杜书贵为例，在霸州，他这个小小的派出所副所长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杜书贵平时嫖娼淫乱，刑讯逼供，无恶不作，是当地人见人怕的恶棍，霸州人对他的评价是“牲畜不如”四个字。2000年6月4日，霸州市供电局司机牛亚军驾驶工程车行至112国道市区太平桥附近时，一辆红色大发面包车从左贫路口小道斜插过来，强行超车后一个急刹车挡住工程车的去路，从车上跳下人称“母老虎”、“三天不打人就不舒服”的佟建华（杜书贵老婆），口吐秽语，上前将坐在工程车上的职工穆涛就是一记耳光，穆的同事李焕厅上前劝阻，佟转手对他又是几个耳光。在佟建华吆喝下，杜书贵窜出面包车，口喊“他妈的，老子就不信霸州还有比我牛×的！”边嚷边掏出手枪对着在旁发愣的司机牛亚军头部就是一枪，牛应声倒地死亡。杜还挥舞着手枪叫嚣：“妈的，谁敢在老子面前牛×，老子就一枪打死谁！我就不信这个邪！”而后骂骂咧咧，大摇大摆驾车驶离现场。
贪婪的胃口
90年代初，司法队伍爆出了两桩贪污受贿大案，一南一北，震惊全国。南方发生的是广东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洪永林特大受贿案，洪在审批走私汽车入户和审批到香港定居人员时，大肆收受贿赂，案发后检察机关在其家中和办公地点搜出个人财产人民币64万元、港币187万元、美金3152元、万事得旧轿车1辆、进口摩托车5辆、空调机5部、彩电9台、摄像机2台、录像机7台、金首饰55件、手表11块（其中劳力士名表5块）、名酒647瓶、高级香烟411条、熊胆1只……其涉案总额达459万元。北方发生的是辽宁锦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赵国利特大贪污案，赵在创办经济实体为公安局创收的过程中，隐瞒经营情况，伪造假收据扩大成本，少报盈利，截流收入，总计贪污公款2019.5万元，创政法系统干警贪赃之最。
江苏常州市原公安局长周顺安贪污案发后，检方从周家查获名贵洋酒和茅台酒316瓶、金首饰48件、高级手表15块、名牌时装92件、高级工艺品20件，另有戒毒金卡、色情影碟和巨额存单。3天后检方从周的另一窝点又起获一批总价50多万元的存折、金器等赃物。
浙江杭州市江干区公安分局原局长吴伟虎较之周顺安毫不逊色，他在行使办案、办车牌、解冻资金和被扣物资等职权的过程中，将手中的权力充分地物化，索贿受贿的总额达160余万元，案发后他带着情妇携款潜逃广东，被捕后又企图脱逃。在审讯中吴伟虎说出一句官吏发财致富的实话：“我的手中之权便是本钱！”
贪赃的多少不完全在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主要在于贪婪之口张的大小和对权力运作的技巧。江苏丹徒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兼交警队队长卞建中，案发后经检察机关查实，其贪污人民币277.6万元、美元2.6万元、港币19.8万元，尚有80.6万人民币、2.5万美元、19.8万港币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山东省菏泽地区公安处原副处长王文献，也是一名兼有交警支队队长之职的司法败类，他利用办理走私车落户手续和机动车更换牌照等机会，索贿受贿75万元，贪污11万元，挪用公款30万元。菏泽的百姓为他算了一笔账：王文献受贿、贪污的款额如果依其工资收入，即使不花不用也要积累100多年，若按当地农民的年均收入计算，相当于一个农民600多年收入的总和。
贪婪之口一旦张开，便很难合上，也很难满足。广东江门市司法局原党组书记兼局长伍仕华就是这样一条贪得无厌的“大鳄”。他先把财务管理搞乱，然后乘机混水摸鱼，手法相当拙劣。一审法院认定他贪污145万元、挪用公款279万元，伍仕华就是拿着这些人民的血汗钱，与情人合办公司，购买豪宅、写字楼和小轿车，挎着情人天南海北周游挥霍。广西柳州市曾是一个腐败的重灾区，柳州市公安局原有一窝赃官，从原任局长于丁，到副局长梅柳城、李玉章、吕广平、郭长仁，一正四副，五个局长一个更比一个贪。主管财务和交警的副局长李玉章索贿受贿94万，“局座”于丁家中的3张大额存单即达126万元，而分管治安的副局长梅柳城胃口更大，检察机关在其家中搜出的财产达千万元之巨，其中金锭13块3.5公斤、金玉首饰宝物百余件、名贵手表15块、名贵相机5部、名牌进口轿车3辆、房产证书5本、现金40万元（包括外币）、银行存单总额210万（包括外币），经查证落实，梅柳城在任职期间共受贿人民币127万，港币243万！
权力的含金量在一般情况下是有限度的，但在“不一般”的情况下就很难予以估量了，有些司法败类在利用职权敛财方面简直是红了眼、发了狂、豁上命！广东化州（县级市）原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曾胜，便是一个经常在“不一般”的情况下挥动权力魔杖的腐败分子。他就任公安局长仅14个月，期间还有3个月在外学习，案发后检察机关即在其家中先后搜出现金、存款、借据、信用卡等共计人民币340多万元、港币7.68万元。化州的百姓为他简单地进行推算，算出曾胜平均日吞万金，如果按小时算，则440元/小时。然而一审期间检察官在他家一件羊毛衫衣领内又搜出存单4张，款额113万元。这样一来，曾胜受贿就远不止“日吞万金”了。
淫乱的生活
贪官难过女人关，企业巨蠹是这样，金融硕鼠是这样，政界赃官是这样，司法败类也是这样。南京市公安局车管所原所长查贵今不仅涉案贪赃125.6万元，而且肆无忌惮地玩女人。据办案人员统计，仅1994年查贵今就参加各种宴会、舞会近400次。他年近六十，“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乐趣是找女友。”他在日记里写道：“《红楼梦》中只不过写了金陵十二钗，我已有金陵十三钗。”在“十三钗”中，查贵今最中意的是王小凤，他为挽留小凤不去日本与“鬼子”结婚，一次就甩给她210.5万日元，又用20万元人民币为她购置三室一厅的住房，过起金屋藏娇的淫乐生活。查贵今混迹各种娱乐场所和“十三钗”之间，可以长达3年不回家睡觉，他花在女人身上的费用高达70余万元，有相当一部分在其控制的康宏公司报销。案发后查贵今被判处死刑，其结发妻子说：“他有这一天也是罪有应得！”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王德伟也是一个好色之徒。1998年8月6日，涉嫌诈骗人民币4500万、港币3000万的犯罪嫌疑人范起明被移送海口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范的妹妹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德伟，请求他帮助范起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王看上了范妹妹的姿色，便批条让她到看守所见了范起明。之后的一天晚上，范妹妹打手机约王到海口市黄金大酒店见面，范见到王便失声痛哭，问他什么时候才能给范起明办取保候审手续，王德伟马上安慰范妹妹，表示尽快想办法。并采取手段，当晚就与范的妹妹在这家酒店开房，钻进了被窝。之后不久，范起明就被解除羁押，取保候审。
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原院长黄松仁的枉法贪色更为恶劣。1993年9月的一天，连云区法院开庭审理连云港远洋公司供销科科长蒋玉春挪用公款一案，黄松仁在休庭时与旁听开庭的被告人妻子杭维宁相遇。这位身材苗条、容貌清秀的少妇使黄松仁的眼睛顿时一亮。为了讨好杭维宁，黄松仁将蒋玉春的案卷复印，把其中的180多页机密材料交给杭维宁，以备其夫翻案之用。该案在黄松仁的作梗下，连云区法院判决蒋玉春无罪，予以释放，后经检察院抗诉才改为判一缓一。此后，杭不仅成为黄公开的情人，而且多次介绍和接受贿赂，通过黄的“后门”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成为连云区法院名符其实的“编外院长”。
湖南邵东县司法局原局长刘玉槐与情妇的“事儿”传扬以后，在单位呆不下去了，组织上将他调任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为了达到与情妇长相厮守的目的，刘玉槐先后采取投毒、用车冲撞等手段欲致其妻于死地而未果，又出钱雇请武林高手欲用烈性炸药炸死结发之妻。那天，刘玉槐正与情妇逍遥，听到爆炸声后欣喜若狂。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死者不是他的妻子，而是杀手失手引爆自亡，刘玉槐也因此落了个被判处死缓的下场。
弄权的把式
一些司法败类枉法弄权，确实将案件办成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1995年11月29日，安徽省检察院向新闻界披露了一则爆炸性新闻：阜阳市法院副院长袁明、经济审判庭庭长王福勤、审判员范哲宏、助审员孙乐标、邓继伟等人，在办理一件经济纠纷案件中，收受贿赂，枉法判决，被依法逮捕。此案涉嫌犯罪者达20余人，有14人被立案侦察，其中法官8人、律师2人、其他4人。类似这样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贪赃枉法的现象在公、检、法部门时有发生，1998年11月17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公开审理的一起司法腐败案又是典型一例。此案号称建国以来河北省最大的一起司法腐败案，惊动中央，轰动全国。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9名法官、3名行政执法人员在收受贿赂、尽享宴请和“三陪”服务之后颠倒是非，数次作出枉法判决和调解，不仅使行贿者获利上百万元，而且使“败诉方”不得不为行贿者支付水电煤费12万元。
在民事案件中，专权弄法者可以使行贿人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刑事案件中，专权弄法者则可以让犯罪嫌疑人不受法律的惩罚，悠悠然逍遥法外。发生在河南桐柏高寨村的贾付元杀人案就是一例：1998年3月30日，村民贾付元与其叔父叔母发生争吵，当场用钉耙将二人活活打死，而后到公安部门自首。几个月后，贾付元突然患有“精神病”，桐柏警方说他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要予以释放。此案经死者家属艰辛的上访，终于查清是一起杀人犯家属、办案警察、精神病院负责人串通一气、权钱交易、出具伪证、庇护罪犯的大案。1995年7月，安徽省六安市歹徒王兆清在光天化日之下带领5名“兄弟”连续在6辆公交车上实施疯狂抢劫。次年12月17日，负案在逃的王兆清在上海被抓获，1997年1月7日六安市警方依法将其逮捕，但到同年2月6日，王兆清即被取保候审，晃晃悠悠，四处闲荡。同年4月17日，六安市中院以抢劫罪判处王兆清有期徒刑4年，但判决的当天，王即以患有肝炎病予以监外执行。几天后，抢劫惯犯王兆清又在六安城南镇潇洒自在地开起了饭店。他还逢人就说：“在六安，没有我王兆清摆不平的事。”后来查明，之所以发生这些怪异现象，是王兆清在被逮捕之后用糖弹将公、检、法三家的办案人员和法医统统击倒，从而为自己铺就出一条逍遥路。
专权弄法者也可以使犯罪嫌疑人重罪轻判。1997年12月27日晚，湖南永顺县罗宜农、张顺、陈少华、王波4个烂仔劫持17岁少女杨某到一家旅社，对其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轮奸。案发后，该县检察官陈治林主动请缨，提前介入此案。他与该县刑警大队副队长张远高伙同罗、张的父母一起四处活动，并将二犯的年龄改小为17岁。次年4月27日，县法院依据案犯的年龄从轻判处罗、陈有期徒刑各10年，判处张有期徒刑8年、王7年。之后，陈因身有残疾改为监外执行，罗、张在关押数月后竟被释放，做起了生意。此案历经曲折，终于在1999年7月得以纠正，12名涉案人员落入法网，湘西中院改判罗宜农死刑、张顺死缓。
专权弄法者甚至还可以使无罪者罹获罪名！原南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曾新民身兼三职，大权在握，更是一名弄权于股掌之上的老手。1996年年初，曾新民向与南昌市公安局合办酒店的私营企业老板雷献强索贿30万元未果，便怀恨在心，于是滥用职权，罗织罪名，必欲致雷于绝地而后快。他先是派人以“侵占罪”将雷从海南秘密拘押回南昌，又以“赌博罪”将雷逮捕并判缓刑2年。这还不解气，又动用大批干警四出“调查”，采取诱供等违法手段网罗雷献强的所谓“流氓”证据，还将雷从看守所提押到特警大队，在窗户上吊了三天两夜，逼迫其承认犯有“流氓罪”。与此同时，又派人代表公安局强行接管久负盛名的“狮子楼大酒店”，并将其财产超低作价瓜分。
沉重的思考
尽管一个个司法败类被惩办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惩办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的目标应当定位在防范司法败类产生、逐步消除司法腐败滋生的土壤上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把好司法队伍的进人关。现在虽然制定了《警察法》、《检察官法》和《法官法》等法律法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来执行，更何况我们的法律在有些地方还抵不上领导的一张纸条或一个电话。我曾经接触过几个基层市县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这些单位，进人根本不是依据有关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吸纳，而是看谁有关系，看谁有背景，看领导写的条子或打的招呼。这种现象在全国基层司法机关带有普遍性，因而司法队伍中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有的人昨天还是社会上的一个混混，今天就成为司法机关的一名干警。因此，要防范司法败类的产生，巩固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就必须正本清源，从人员进入司法队伍时就严格把关。
其次是要从严治理，从制度上作出保障。司法败类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现行制度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司法队伍的自身建设至关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抒滨、原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司法部部长高昌礼等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说了就要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上，要严到实处，要有切实的制度和纪律予以保障。比如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制，过去只要进了司法队伍，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而设定竞争考核机制，违法乱纪、干得不好、处于末位者，就得走人。这样就形成一种压力，而压力又可以变为动力，对于廉政建设肯定会有促进作用。
第三是要增强透明度，将警务、检务、审判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过去公、检、法办案，搞得神神秘秘，一桩案件、尤其是当事人有背景的案件，上面批示的多，领导打招呼的多，办案人员暗箱操作的多。一些案件还未开庭，判决就有了“内定”，开庭只是走程序、走形式。就笔者所知，有一位审判长曾在一个上午就不同案件连开四个庭，而且还能将各个案件的开庭程序都“走完”，可见办案之草率；还有一位审判长打了一夜麻将，迷迷糊糊走上法庭，将宣布“现在开庭”宣布为“现在开杠！”足见办案之马虎；至于司法人员在办案中明显地偏向一方、庇护犯罪嫌疑人、枉法判决等等情形那更是不胜枚举。要避免和减少司法腐败的产生，就必须增强透明度，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外，应当大张旗鼓地提倡和实行警务、检务、审判公开，将其置于舆论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第四是要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现在我们的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别说有些基层干警，就连一些带“长”字的官员法律知识也少得可怜，法律意识同样低得可怜。国人尽知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姚晓红是个法盲，其实全国还有不少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司法局长并不懂法，他们的前身是政法系统外的干部，是从别的单位调入司法机关，有些则是从部队转业到政法部门，他们对业务不熟悉，又不刻苦学习和钻研法律，因此在执法中经常闹出笑话来。前文提到的曾胜就是一例，他在任广东化州市委常委兼公安局局长期间，公安局抓获一名全国通缉的要犯，由于案情复杂，刑事拘留期限已过，因此办案人员向曾胜请求将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曾胜一听便冒傻了：何必搞那么麻烦，七天后还不得放人？把他交给发案单位看管就得了。这一句话里有两个常识错误，一是将刑事拘留期限视同为监视居住期限，以为都是7天，其实监视居住时间最长可达6个月；二是发案单位根本无权“看管”犯罪嫌疑人。曾胜的笑料颇多，检察机关在对他本人采取拘捕措施时，他以为自己的问题只能由纪委管辖，于是对着检察官吼道：“我是市委常委，你们无权查我的问题！”1998年春他在被检察机关审查期间，居然对办案人员说：你们跟检察长求个情，对我免予起诉。他根本不清楚，早在1996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就已取消了“免予起诉”的条款。司法实践中类似曾胜的官员还大有人在，笔者就不止一次地听到有的检察长、公安局长对下属指令：先把那狗日的抓起来再说！抓与不抓，是看你有无确凿的证据，证据不足，你绝不能“先抓起来”然后“再说”！这不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吗？足见这些“长”们法律意识的淡薄。还有一些干警，明知刑讯逼供违法，但为了尽快结案，就硬是使用这些违法的手段，结果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当然，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不仅仅限于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还应当特别强调不断提高办案能力和个人人格的塑造，作为一个司法人员，要有为维护社会公正、维护法律尊严而献身的精神，要塑造自己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
恶劣的行径
司法人员本应以维护社会公正、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为天职，本应成为遵纪守法的楷模，但近几年一些司法人员警容不整，语言不洁，一副歪瓜劣枣的形象，全无政法干警的模样。有人称他们为“三公”干警：“办案时脸黑得像包公，酒桌上脸红得像关公，从娱乐场所出来摇摇晃晃像济公”。有句顺口溜也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前门抓、后门出，积到严打邀功劳。”而老百姓对他们则是“远了骂、近了怕，到了跟前忙着递烟陪酒说好话”。
在当今社会中，有些司法干警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简直与流氓土匪无异。宁夏盐池县公安局交警队原任队长余谦，虽然有11年党龄和18年的警龄，但确是一个土匪加流氓式的司法败类。他在任交警队长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常嫖娼，滥施暴力，横行霸道，肆虐妄为，其恶名远播陕甘宁晋蒙5省区。陕西定边县司机赵怀亮途经盐池，余谦以灯光不全为由，上去便是一顿毒打。赵欲将口中鲜血吐出，余谦硬是逼他咽到肚子里。罚款400元后，余又将赵铐在一棵树上长达5小时，致使赵双手浮肿，半个多月不能开车。余谦的种种劣行，令许多司机嫉恶如仇。有些司机甚至想以极端手段取余谦的人头。这位余队长不仅滥施暴力，还特别喜好嫖娼，而且不分时间、不讲地点、不顾及影响、不回避上班和执行公务，甚至借手中的权力调戏、要挟、奸污前来办事的妇女。案发后，余谦拒不交出枪支和汽车，还闯入副县长家中以死威胁。
广西隆安县前公安局长陆世长也是一个典型的流氓。他利用职权，收受索要贿赂7万余元，同时以办“农转非”和帮助安排工作为手段，先后强奸妇女2人，奸淫妇女9人49次，而且有1/3的兽行是发生在革命烈士陵园的墓碑下。在陆世长的公文柜里长期放着一副淫秽扑克，百看不厌，对公安部门缴获的各种淫秽录像带，以审片为名，每片必看，且如醉如痴。他随身不离三件“宝”：手电筒、塑料布和避孕套；他还当着幼儿及其家长的面，公然调戏幼儿教师，并秽语淫言、动手动脚；更令人发指的是，陆世长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一名年仅5岁的小女孩一把抱起，钻进路边的空置小屋，不顾路人驻足目睹将其强奸！
山西绛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人称“三盲院长”（文盲、法盲、流氓）。张口骂人、伸手打人、抬脚踢人是这位副院长的“常规动作”。据调查，姚晓红任职两年多时间，非法拘禁数百人之多，且经常采取戴铐、吊打等多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对本院的干警稍不如意也出手就打，就连上级法院的办案干警也敢打。绛县的群众称他为“活阎王”。后来，姚晓红听说喝人奶对身体有好处，便命令干警四处寻找，每天喝两瓶，一喝就是两个月；有段时间，姚听说吃蝈蝈能防治糖尿病，于是绛县法院先后派出20余名干警为他去抓蝈蝈。别看姚晓红不识字、没文化，可他神通广大、关系网极宽，案发后对他的审查先后4次“流产”，直到江泽民、罗干等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后案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就是在一审期间，姚晓红还能以保外就医的方式住进高干病房，随便与涉案人员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较之陆世长、余谦、姚晓红犯罪性质更为恶劣的也大有人在。河北霸州市康仙乡派出所原副所长杜书贵、山东莱芜市公安局莱城派出所原副所长郭桂林、河南禹州市交警大队公路巡警三中队原代理指导员刘德周、云南省森林公安局北郊派出所原民警房建云就是典例。以杜书贵为例，在霸州，他这个小小的派出所副所长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杜书贵平时嫖娼淫乱，刑讯逼供，无恶不作，是当地人见人怕的恶棍，霸州人对他的评价是“牲畜不如”四个字。2000年6月4日，霸州市供电局司机牛亚军驾驶工程车行至112国道市区太平桥附近时，一辆红色大发面包车从左贫路口小道斜插过来，强行超车后一个急刹车挡住工程车的去路，从车上跳下人称“母老虎”、“三天不打人就不舒服”的佟建华（杜书贵老婆），口吐秽语，上前将坐在工程车上的职工穆涛就是一记耳光，穆的同事李焕厅上前劝阻，佟转手对他又是几个耳光。在佟建华吆喝下，杜书贵窜出面包车，口喊“他妈的，老子就不信霸州还有比我牛×的！”边嚷边掏出手枪对着在旁发愣的司机牛亚军头部就是一枪，牛应声倒地死亡。杜还挥舞着手枪叫嚣：“妈的，谁敢在老子面前牛×，老子就一枪打死谁！我就不信这个邪！”而后骂骂咧咧，大摇大摆驾车驶离现场。
贪婪的胃口
90年代初，司法队伍爆出了两桩贪污受贿大案，一南一北，震惊全国。南方发生的是广东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洪永林特大受贿案，洪在审批走私汽车入户和审批到香港定居人员时，大肆收受贿赂，案发后检察机关在其家中和办公地点搜出个人财产人民币64万元、港币187万元、美金3152元、万事得旧轿车1辆、进口摩托车5辆、空调机5部、彩电9台、摄像机2台、录像机7台、金首饰55件、手表11块（其中劳力士名表5块）、名酒647瓶、高级香烟411条、熊胆1只……其涉案总额达459万元。北方发生的是辽宁锦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赵国利特大贪污案，赵在创办经济实体为公安局创收的过程中，隐瞒经营情况，伪造假收据扩大成本，少报盈利，截流收入，总计贪污公款2019.5万元，创政法系统干警贪赃之最。
江苏常州市原公安局长周顺安贪污案发后，检方从周家查获名贵洋酒和茅台酒316瓶、金首饰48件、高级手表15块、名牌时装92件、高级工艺品20件，另有戒毒金卡、色情影碟和巨额存单。3天后检方从周的另一窝点又起获一批总价50多万元的存折、金器等赃物。
浙江杭州市江干区公安分局原局长吴伟虎较之周顺安毫不逊色，他在行使办案、办车牌、解冻资金和被扣物资等职权的过程中，将手中的权力充分地物化，索贿受贿的总额达160余万元，案发后他带着情妇携款潜逃广东，被捕后又企图脱逃。在审讯中吴伟虎说出一句官吏发财致富的实话：“我的手中之权便是本钱！”
贪赃的多少不完全在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主要在于贪婪之口张的大小和对权力运作的技巧。江苏丹徒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兼交警队队长卞建中，案发后经检察机关查实，其贪污人民币277.6万元、美元2.6万元、港币19.8万元，尚有80.6万人民币、2.5万美元、19.8万港币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山东省菏泽地区公安处原副处长王文献，也是一名兼有交警支队队长之职的司法败类，他利用办理走私车落户手续和机动车更换牌照等机会，索贿受贿75万元，贪污11万元，挪用公款30万元。菏泽的百姓为他算了一笔账：王文献受贿、贪污的款额如果依其工资收入，即使不花不用也要积累100多年，若按当地农民的年均收入计算，相当于一个农民600多年收入的总和。
贪婪之口一旦张开，便很难合上，也很难满足。广东江门市司法局原党组书记兼局长伍仕华就是这样一条贪得无厌的“大鳄”。他先把财务管理搞乱，然后乘机混水摸鱼，手法相当拙劣。一审法院认定他贪污145万元、挪用公款279万元，伍仕华就是拿着这些人民的血汗钱，与情人合办公司，购买豪宅、写字楼和小轿车，挎着情人天南海北周游挥霍。广西柳州市曾是一个腐败的重灾区，柳州市公安局原有一窝赃官，从原任局长于丁，到副局长梅柳城、李玉章、吕广平、郭长仁，一正四副，五个局长一个更比一个贪。主管财务和交警的副局长李玉章索贿受贿94万，“局座”于丁家中的3张大额存单即达126万元，而分管治安的副局长梅柳城胃口更大，检察机关在其家中搜出的财产达千万元之巨，其中金锭13块3.5公斤、金玉首饰宝物百余件、名贵手表15块、名贵相机5部、名牌进口轿车3辆、房产证书5本、现金40万元（包括外币）、银行存单总额210万（包括外币），经查证落实，梅柳城在任职期间共受贿人民币127万，港币243万！
权力的含金量在一般情况下是有限度的，但在“不一般”的情况下就很难予以估量了，有些司法败类在利用职权敛财方面简直是红了眼、发了狂、豁上命！广东化州（县级市）原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曾胜，便是一个经常在“不一般”的情况下挥动权力魔杖的腐败分子。他就任公安局长仅14个月，期间还有3个月在外学习，案发后检察机关即在其家中先后搜出现金、存款、借据、信用卡等共计人民币340多万元、港币7.68万元。化州的百姓为他简单地进行推算，算出曾胜平均日吞万金，如果按小时算，则440元/小时。然而一审期间检察官在他家一件羊毛衫衣领内又搜出存单4张，款额113万元。这样一来，曾胜受贿就远不止“日吞万金”了。
淫乱的生活
贪官难过女人关，企业巨蠹是这样，金融硕鼠是这样，政界赃官是这样，司法败类也是这样。南京市公安局车管所原所长查贵今不仅涉案贪赃125.6万元，而且肆无忌惮地玩女人。据办案人员统计，仅1994年查贵今就参加各种宴会、舞会近400次。他年近六十，“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乐趣是找女友。”他在日记里写道：“《红楼梦》中只不过写了金陵十二钗，我已有金陵十三钗。”在“十三钗”中，查贵今最中意的是王小凤，他为挽留小凤不去日本与“鬼子”结婚，一次就甩给她210.5万日元，又用20万元人民币为她购置三室一厅的住房，过起金屋藏娇的淫乐生活。查贵今混迹各种娱乐场所和“十三钗”之间，可以长达3年不回家睡觉，他花在女人身上的费用高达70余万元，有相当一部分在其控制的康宏公司报销。案发后查贵今被判处死刑，其结发妻子说：“他有这一天也是罪有应得！”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王德伟也是一个好色之徒。1998年8月6日，涉嫌诈骗人民币4500万、港币3000万的犯罪嫌疑人范起明被移送海口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范的妹妹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德伟，请求他帮助范起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王看上了范妹妹的姿色，便批条让她到看守所见了范起明。之后的一天晚上，范妹妹打手机约王到海口市黄金大酒店见面，范见到王便失声痛哭，问他什么时候才能给范起明办取保候审手续，王德伟马上安慰范妹妹，表示尽快想办法。并采取手段，当晚就与范的妹妹在这家酒店开房，钻进了被窝。之后不久，范起明就被解除羁押，取保候审。
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原院长黄松仁的枉法贪色更为恶劣。1993年9月的一天，连云区法院开庭审理连云港远洋公司供销科科长蒋玉春挪用公款一案，黄松仁在休庭时与旁听开庭的被告人妻子杭维宁相遇。这位身材苗条、容貌清秀的少妇使黄松仁的眼睛顿时一亮。为了讨好杭维宁，黄松仁将蒋玉春的案卷复印，把其中的180多页机密材料交给杭维宁，以备其夫翻案之用。该案在黄松仁的作梗下，连云区法院判决蒋玉春无罪，予以释放，后经检察院抗诉才改为判一缓一。此后，杭不仅成为黄公开的情人，而且多次介绍和接受贿赂，通过黄的“后门”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成为连云区法院名符其实的“编外院长”。
湖南邵东县司法局原局长刘玉槐与情妇的“事儿”传扬以后，在单位呆不下去了，组织上将他调任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为了达到与情妇长相厮守的目的，刘玉槐先后采取投毒、用车冲撞等手段欲致其妻于死地而未果，又出钱雇请武林高手欲用烈性炸药炸死结发之妻。那天，刘玉槐正与情妇逍遥，听到爆炸声后欣喜若狂。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死者不是他的妻子，而是杀手失手引爆自亡，刘玉槐也因此落了个被判处死缓的下场。
弄权的把式
一些司法败类枉法弄权，确实将案件办成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1995年11月29日，安徽省检察院向新闻界披露了一则爆炸性新闻：阜阳市法院副院长袁明、经济审判庭庭长王福勤、审判员范哲宏、助审员孙乐标、邓继伟等人，在办理一件经济纠纷案件中，收受贿赂，枉法判决，被依法逮捕。此案涉嫌犯罪者达20余人，有14人被立案侦察，其中法官8人、律师2人、其他4人。类似这样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贪赃枉法的现象在公、检、法部门时有发生，1998年11月17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公开审理的一起司法腐败案又是典型一例。此案号称建国以来河北省最大的一起司法腐败案，惊动中央，轰动全国。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9名法官、3名行政执法人员在收受贿赂、尽享宴请和“三陪”服务之后颠倒是非，数次作出枉法判决和调解，不仅使行贿者获利上百万元，而且使“败诉方”不得不为行贿者支付水电煤费12万元。
在民事案件中，专权弄法者可以使行贿人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刑事案件中，专权弄法者则可以让犯罪嫌疑人不受法律的惩罚，悠悠然逍遥法外。发生在河南桐柏高寨村的贾付元杀人案就是一例：1998年3月30日，村民贾付元与其叔父叔母发生争吵，当场用钉耙将二人活活打死，而后到公安部门自首。几个月后，贾付元突然患有“精神病”，桐柏警方说他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要予以释放。此案经死者家属艰辛的上访，终于查清是一起杀人犯家属、办案警察、精神病院负责人串通一气、权钱交易、出具伪证、庇护罪犯的大案。1995年7月，安徽省六安市歹徒王兆清在光天化日之下带领5名“兄弟”连续在6辆公交车上实施疯狂抢劫。次年12月17日，负案在逃的王兆清在上海被抓获，1997年1月7日六安市警方依法将其逮捕，但到同年2月6日，王兆清即被取保候审，晃晃悠悠，四处闲荡。同年4月17日，六安市中院以抢劫罪判处王兆清有期徒刑4年，但判决的当天，王即以患有肝炎病予以监外执行。几天后，抢劫惯犯王兆清又在六安城南镇潇洒自在地开起了饭店。他还逢人就说：“在六安，没有我王兆清摆不平的事。”后来查明，之所以发生这些怪异现象，是王兆清在被逮捕之后用糖弹将公、检、法三家的办案人员和法医统统击倒，从而为自己铺就出一条逍遥路。
专权弄法者也可以使犯罪嫌疑人重罪轻判。1997年12月27日晚，湖南永顺县罗宜农、张顺、陈少华、王波4个烂仔劫持17岁少女杨某到一家旅社，对其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轮奸。案发后，该县检察官陈治林主动请缨，提前介入此案。他与该县刑警大队副队长张远高伙同罗、张的父母一起四处活动，并将二犯的年龄改小为17岁。次年4月27日，县法院依据案犯的年龄从轻判处罗、陈有期徒刑各10年，判处张有期徒刑8年、王7年。之后，陈因身有残疾改为监外执行，罗、张在关押数月后竟被释放，做起了生意。此案历经曲折，终于在1999年7月得以纠正，12名涉案人员落入法网，湘西中院改判罗宜农死刑、张顺死缓。
专权弄法者甚至还可以使无罪者罹获罪名！原南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曾新民身兼三职，大权在握，更是一名弄权于股掌之上的老手。1996年年初，曾新民向与南昌市公安局合办酒店的私营企业老板雷献强索贿30万元未果，便怀恨在心，于是滥用职权，罗织罪名，必欲致雷于绝地而后快。他先是派人以“侵占罪”将雷从海南秘密拘押回南昌，又以“赌博罪”将雷逮捕并判缓刑2年。这还不解气，又动用大批干警四出“调查”，采取诱供等违法手段网罗雷献强的所谓“流氓”证据，还将雷从看守所提押到特警大队，在窗户上吊了三天两夜，逼迫其承认犯有“流氓罪”。与此同时，又派人代表公安局强行接管久负盛名的“狮子楼大酒店”，并将其财产超低作价瓜分。
沉重的思考
尽管一个个司法败类被惩办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惩办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的目标应当定位在防范司法败类产生、逐步消除司法腐败滋生的土壤上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把好司法队伍的进人关。现在虽然制定了《警察法》、《检察官法》和《法官法》等法律法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来执行，更何况我们的法律在有些地方还抵不上领导的一张纸条或一个电话。我曾经接触过几个基层市县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这些单位，进人根本不是依据有关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吸纳，而是看谁有关系，看谁有背景，看领导写的条子或打的招呼。这种现象在全国基层司法机关带有普遍性，因而司法队伍中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有的人昨天还是社会上的一个混混，今天就成为司法机关的一名干警。因此，要防范司法败类的产生，巩固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就必须正本清源，从人员进入司法队伍时就严格把关。
其次是要从严治理，从制度上作出保障。司法败类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现行制度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司法队伍的自身建设至关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抒滨、原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司法部部长高昌礼等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说了就要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上，要严到实处，要有切实的制度和纪律予以保障。比如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制，过去只要进了司法队伍，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而设定竞争考核机制，违法乱纪、干得不好、处于末位者，就得走人。这样就形成一种压力，而压力又可以变为动力，对于廉政建设肯定会有促进作用。
第三是要增强透明度，将警务、检务、审判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过去公、检、法办案，搞得神神秘秘，一桩案件、尤其是当事人有背景的案件，上面批示的多，领导打招呼的多，办案人员暗箱操作的多。一些案件还未开庭，判决就有了“内定”，开庭只是走程序、走形式。就笔者所知，有一位审判长曾在一个上午就不同案件连开四个庭，而且还能将各个案件的开庭程序都“走完”，可见办案之草率；还有一位审判长打了一夜麻将，迷迷糊糊走上法庭，将宣布“现在开庭”宣布为“现在开杠！”足见办案之马虎；至于司法人员在办案中明显地偏向一方、庇护犯罪嫌疑人、枉法判决等等情形那更是不胜枚举。要避免和减少司法腐败的产生，就必须增强透明度，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外，应当大张旗鼓地提倡和实行警务、检务、审判公开，将其置于舆论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第四是要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现在我们的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别说有些基层干警，就连一些带“长”字的官员法律知识也少得可怜，法律意识同样低得可怜。国人尽知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姚晓红是个法盲，其实全国还有不少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司法局长并不懂法，他们的前身是政法系统外的干部，是从别的单位调入司法机关，有些则是从部队转业到政法部门，他们对业务不熟悉，又不刻苦学习和钻研法律，因此在执法中经常闹出笑话来。前文提到的曾胜就是一例，他在任广东化州市委常委兼公安局局长期间，公安局抓获一名全国通缉的要犯，由于案情复杂，刑事拘留期限已过，因此办案人员向曾胜请求将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曾胜一听便冒傻了：何必搞那么麻烦，七天后还不得放人？把他交给发案单位看管就得了。这一句话里有两个常识错误，一是将刑事拘留期限视同为监视居住期限，以为都是7天，其实监视居住时间最长可达6个月；二是发案单位根本无权“看管”犯罪嫌疑人。曾胜的笑料颇多，检察机关在对他本人采取拘捕措施时，他以为自己的问题只能由纪委管辖，于是对着检察官吼道：“我是市委常委，你们无权查我的问题！”1998年春他在被检察机关审查期间，居然对办案人员说：你们跟检察长求个情，对我免予起诉。他根本不清楚，早在1996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就已取消了“免予起诉”的条款。司法实践中类似曾胜的官员还大有人在，笔者就不止一次地听到有的检察长、公安局长对下属指令：先把那狗日的抓起来再说！抓与不抓，是看你有无确凿的证据，证据不足，你绝不能“先抓起来”然后“再说”！这不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吗？足见这些“长”们法律意识的淡薄。还有一些干警，明知刑讯逼供违法，但为了尽快结案，就硬是使用这些违法的手段，结果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当然，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不仅仅限于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还应当特别强调不断提高办案能力和个人人格的塑造，作为一个司法人员，要有为维护社会公正、维护法律尊严而献身的精神，要塑造自己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