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凯硕先生，曾任职新加坡外交部长达30余年（1971~2004），还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对新加坡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亚洲人会思考吗？》和《新亚细亚半球：全球力量不可抗拒的东移》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系统阐发了亚洲价值观，他的著述论说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世界他成为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中国崛起与亚洲价值观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东南亚的邻国产生了什么影响，亚洲价值观的思想和制度内涵是什么等，就这些问题，本刊委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杨辰起先生对马凯硕先生进行了采访。
　　
　　关于亚洲价值观
　　《文化纵横》：有观点认为，亚洲的发展并非由于亚洲的传统价值观发挥了作用，而是因为亚洲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不是亚洲的传统价值观体系，而是被打破了的传统价值观碎片促进了亚洲的发展。就亚洲社会的发展历程而言，这种观点在事实上是否具备更充分的说服力？
　　马凯硕：许多亚洲的传统价值观束缚了亚洲社会的发展，这是事实。我在《亚洲人会思考吗？》（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探究了为何在公元1000年时，亚洲可以领先欧洲非常之远，而在公元2000年时又落后于欧洲非常之远。聪明的亚洲人为什么失去了整整1000年？简单的答案就是亚洲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延误了亚洲社会的发展。
　　在印度，僵硬的种姓制度阻碍了社会底层民众聪明才智的开发和利用。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统治者的选择依据的是出身血统而非个人贤能。因此，亚洲社会在重新崛起之前，必须摧毁嵌入在种姓制度和封建制度里面的传统亚洲价值观。
　　亚洲社会必须接受某些西方价值观才能取得成功，这也是事实。在《新亚细亚半球：全球力量不可抗拒的东移》一书中，我阐明了亚洲社会在运用了西方智慧的七根支柱，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和掌握科学技术之后，为何能取得今天的成功。
　　实用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的西方价值观。亚洲社会必须谨慎地判断哪些价值观可以在亚洲社会适用，而哪些不能。全盘照搬从来都是不可取的。戈尔巴乔夫所犯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就是同时实施了经济改革和公开性。他本应该在实施公开化政策之前先搞好经济改革。亚洲人不应犯同样的错误。
　　
　　《文化纵横》：您认为在背景各异的亚洲国家中强调亚洲价值观会带来同样的后果吗？对于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某些亚洲国家来说，过于强调亚洲价值观是否偏离了发展主题，甚至带有负面影响？在不同的背景下强调不同的价值观应该如何把握平衡？
　　马凯硕：当我们观照亚洲价值观时，我们应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价值观之间作区分。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领域而言，亚洲人应明智而审慎地借鉴西方价值观。但是在社会和思想领域，我们应该设法保存某些亚洲价值观并使它们适应现代社会。
　　以家庭为例，所有的亚洲社会不管是儒家、印度教还是穆斯林社会都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多数亚洲人的子女都愿意照顾他们上了年纪的父母。这是一种很好的行为。照顾家庭成员的价值观有积极的一面，但是这也曾带来了裙带主义等负面行为。许多亚洲社会和组织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们的管理者是凭借作为关键领导人的亲属而非他们自身的贤能登上管理地位的。如果亚洲社会要想获得成功，裙带主义必须予以根除。
　　随着亚洲社会的成长和繁荣，这些社会将重新发现传统价值的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解释说，尽管在理论上西方社会欣然接受了“宽容”这一价值观，但在实践中，西方社会过去曾经相当不宽容。在印度，最伟大的宽容践行者是统治古印度（公元前273~232年）的阿育王。随着我们正由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单一文明走向包含多个成功社会的多元文明，宽容这一亚洲价值观需要得到加强。
　　
　　
　　《文化纵横》：西方的价值观，诸如民主、人权和法治等，都是有相关制度作支撑的，比如选举制度、《人权法案》和司法独立等。亚洲价值观也有与之相关的制度作支撑吗？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如何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得到保持和发扬？
　　马凯硕：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些政治价值观始于西方，但现都已成为所有社会认同的普世价值观。《联合国人权宣言》得到了所有联合国成员的支持。
　　在判断这些价值观的实用性和重要性时，我们应当忽略它们的起源。这些价值观是被西方人抑或是亚洲人创造出来并不重要。以市场经济价值观作为例子，亚当·斯密是苏格兰的经济学家，他阐明了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但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在所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并非仅限于西方社会。这就是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智慧所在。所以，如果起源于西方的民主、人权价值观能有助于提升亚洲社会，我们就应欣然接受。
　　但是，我们在接受这些价值观时也要保持谨慎。西方急于向南斯拉夫、卢旺达和伊拉克输出民主失败了的现实表明，这些社会在接受民主之前需要作充分的准备。长远来看，所有的社会无疑都将走向民主。近期我们则需要小心翼翼地应对民主转型。
　　
　　《文化纵横》：在您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七根支柱”方案中，民主似乎被故意地忽略了。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同意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民主可以被忽略（或无法负担得起）。但是没有民主制度下的发展可以持续多久？非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是否终将无法容纳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马凯硕：我在列举亚洲社会必须采纳的“西方智慧的七根支柱”中，有意略去了民主，因为民主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容易被接受。
　　即便是成功的西方社会也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建立全面的民主。美国被世人看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可是，尽管美国的开国者们在1776年就宣扬男女政治平等的观念，但美国几乎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取消了奴隶制，150年的时间才给予美国妇女选举权，200年的时间才给予黑人选举权。在美国民主选举中，所有的美国公民获得有效的选举权用了200年的时间。
　　当然，这一经验也显示了所有社会的发展方向——走向全面民主。民主以多种方式创造出政治稳定。首先，每一位公民都有一种对其所在社会的归属感。他或她成为政治稳定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其次，民主选举可以发挥一种“冲刷机制”的效用，用于剔除那些腐败和无能的领导者。第三，民主选举中的辩论可以让新的思想浮出表面。民主发展取得显著进步的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印尼近期获得的成功表明，即便是多元社会也可以发展出成功的民主制度。
　　
　　
　　关于中国的崛起
　　《文化纵横》：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
　　马凯硕：西方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感受非常不同。中国的崛起让许多西方的战略思想家忧虑，但印度的崛起没有带来这种情况。
　　印度的崛起没有给西方带来忧虑，这里有很多原因。首先，印度有一个兼容的政治体系——民主制度。其次，西方正在经受伊斯兰世界的惊扰，印度被视为一种制衡的力量。第三，因为印度曾被英国统治达数百年，许多印度人可以说很好的英语，再加上许多印度人在诸如英、美等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里取得成功，这就在印度人和西方人之间造就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舒适感。第四，因为许多西方人惧怕中国的崛起，他们指望印度可以在地缘政治上抗衡中国。因此他们乐见印度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成功。
　　但是，上述一切都不意味着印度会让自己变成西方的地缘走卒。许多印度的知识分子都还记得，在冷战时期西方是如何抛弃“民主的”印度而与巴基斯坦的军政府站在一起。所以，印度将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不会与西方自动结成联盟。
　　
　　《文化纵横》：为什么甚至一些亚洲国家也担心中国的崛起？如何才能让他们确信中国的崛起并非是个威胁？
　　马凯硕：亚洲国家，如日本、越南和印尼，也担忧中国的崛起。有一些担忧是自然的。统观历史，大国的崛起让邻国担忧，因为大国传统上总是欺凌他们的弱邻。中国曾有这样的经历。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侮。在20世纪，中国受到日本的入侵，并在冷战中经受了苏联的威胁。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也欺负它的邻国。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古巴、危地马拉，都曾受到美国的欺负。所以，中国不应为亚洲邻国的担忧而惊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采取有力措施让邻国们确信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在某些方面，中国已经这样做了。中国与邻国广泛分享了它的繁荣。1990年冷战结束时，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是160亿美元，与韩国是38亿美元，与东盟是71亿美元，与印度是2.6亿美元。到15年后的2005年，这些数字分别是2133亿美元（日本），1110亿美元（韩国），1304亿美元（东盟），200亿美元（印度）。中国与邻国以及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激增本身就是一个显著的发展。中国提议、谈判并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了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智慧而精明之举。
　　东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受到广泛的尊重。中国和东盟之间热情、友好和建设性的关系将向世人表明中国可以做一个好邻居。另外，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积极评价还会极大地帮助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塑造正面形象。
　　
　　《文化纵横》：今年发生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事件暴露出中国与西方世界在认知上的巨大差距。您作为旁观的第三者会给双方什么建议？中国和西方之间如何建立真实有效的对话？
　　马凯硕：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误解，这是个事实。我担心这种误解可能还要增加。中国是自一百年前日本崛起后第一个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讲，西方的担忧也属自然。
　　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重新崛起的大国一直保持低姿态是明智的。但是，如同奥运火炬传递事件所表明的，低姿态外交是不够的。中国必须采取更大的努力来与西方关键的才智人士进行深入接触。
　　当中国试图与西方的才智人士进行深入接触时，将会遇到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多数西方的思想家都认定西方的才智人士是“开放的”。实际上，许多中国的思想家也认定西方的才智人士是“开放的”。但我在纽约出版了两本书之后，我得到的一个教训是，西方的才智人士不愿意接受任何损害西方政策的真实批评。事实上我已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即许多西方思想家甚至无法接受西方也要为其造成的许多世界性难题担负责任的可能。
　　中国的思想家们因此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你们应对的可能是一些“封闭的”西方才智人士。实际上西方真正的两难困境是，它是“开放的”社会，又是“封闭的”心态。在过去十年里我曾试图让这些封闭的西方才智人士开开窍，但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我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必须要有耐心。
　　
　　关于亚洲的未来
　　《文化纵横》：即便是深具城府的西方批评家也认为您对亚洲的发展前景过于乐观了。毕竟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化道路上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如政治问题、环境问题）。您对这些怀疑作什么反应？
　　
　　马凯硕：我赞同西方批评家的观点，即亚洲的成功并非是有保证的。亚洲社会将不得不克服许多障碍和危机。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当亚洲国家过于自信时将会发生什么。
　　但是亚洲国家能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起来，这也表明亚洲国家正在经历的是一场长期、世俗和具有上行趋势的增长。同样重要的是，亚洲正在经历向正常状态的回归，而不是偏离。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20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和印度。在近两百年中，西方社会例外的成功是对正常状态的偏离。回归正常状态总是比偏离正常状态容易，所以亚洲社会回归到此前在世界上的正常地位要比西方社会保持在世界上异常崇高的地位要容易。
　　即使是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中国和印度将再次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根据高盛公司著名的金砖四国研究报告，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甚至印度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这些并非我个人的预言，也不是中国或印度经济学家的估计。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创始于1869年的美国著名公司的估计。